阿尔班亚
我如何在比利牛斯山脉青翠的山谷里
为我的多重头脑注入氧气
并与自然展开苏格拉底式对话
第二天早晨，我对卢多憎恨透顶，想将炙如热炭的怒火投向他，但如果我这样做，就会烫到我的病手，我不确定它还能承受多少痛楚。我想好了，最佳的行动方案是消失一小段时间。况且，贝纳德特的房间虽然是一个黑暗而潮湿的洞穴，但毕竟离卢多太近，不是个可以思考的地方。我需要沐浴在森林中，吸收富氧的空气。
那天下午，我顶着难忍的头疼，登上了一辆开往菲格拉斯的巴士，那是个曾让八字胡天才达利流连忘返的地方。我在那里转了车，然后往北去了阿尔班亚，一个位于比利牛斯山脉东边山谷里的小村庄，坐落在木噶河沿岸。木噶河穿过博阿德拉·伊莱斯·伊斯科拉斯和卡斯特利翁·德·安普里亚斯，然后继续将寒凉的河水经玫瑰湾注入“泯灭的希望之海”。
破旧的大巴艰难地往北穿行时，我意识到自己的思考能力已大不如前，这都是因为卢多破坏力十足的进攻—撤退战略，因为他反复开启和斩断我们的关系，更遑论他对托特悲剧命运的无动于衷。我设想，卢多的阴晴不定起源于诸多因素。最首要的是，他与文学和死亡之间的纠葛未得到厘清，继而让他与祖先之间也生发出一些纠葛，所以他既被我这个侯赛尼家族的独苗所吸引，又对我反感。与我近在咫尺时，他同时也在解决这些纠葛，这是他渴望做的—因而有了爱的告白—伴随而来的是被这一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不安所困扰—因此他才会突然退却，并在随后变得麻木。所以，关于爱的虚妄与入侵本质，我教会了他什么呢？没有。我犯傻了，我的抵抗在他面前土崩瓦解。我径直走入了爱情的陷阱里。此刻的我感觉仿佛被人掏空了五脏六腑。
大巴抵达圣母山（Mare de Déu del Mont） 和普奇·德·巴瑟戈达山（Puig de Bassegoda）高耸的山顶。阿尔班亚陡峭的悬崖和幽深的峡谷进入眼帘时，我想起了和父亲一同跋涉过的那片山峦起伏的无人地带，想起我们历尽艰辛的出逃。我看着劈天入云的山峰，绝望地想：爱和家都无法让一个人活着。
我走下大巴。阿尔班亚空****的，目之所及一个人也没有。一只流浪狗懒洋洋地躺在一条石子路的尽头。几头猪正在他身后的泥地里嗅来嗅去。一只孤马站在畜栏的边缘，摇晃着尾巴。我想象卢多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你究竟在哪里？”他问，很快暴露了他的恼怒。
“我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一处出租的房子！”我告诉他。
“在阿尔班亚，在因特网上？”我听到他疑惑不解地问。
“World Wide Web， World Wide War[91]!”我说道。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然后，他就没话了。
我走到石子路的尽头。那只白色杂种狗抬起头，漫不经心地叫唤了一声。我敲响了农舍的门，那农舍掩藏在一排雪松后，从大路上看不见。一个男子开了门，他圆圆的脸刮得很干净，脸色苍白。他低声说了些话，几乎听不清，兴许是太腼腆，兴许是喝醉了。他腰肢粗壮，眼睛看起来肿肿的。租房广告上写的是：鳏夫出租农舍，在宁静的阿尔班亚。他领我进了客厅，两眼一直盯着地板上铺开的地毯，仿佛正在搜寻掉在地上的几枚硬币，眼神满怀希望但有些矜持。客厅后面有一座落地式大摆钟，嘀嗒嘀嗒地摆动着。我看着玻璃钟匣里金色的指针，然后扫了一眼四周的墙面。墙纸是绿色的，上面印着生机勃勃的花卉图案，有牡丹、**、玫瑰、松果、肉桂蕨。真是毫无品位可言的大杂烩。
我那圆脸的房东眼睛一直盯着地面，一说话脸就变得绯红。他告诉我早餐是咖啡和一只煮鸡蛋，包含在住宿费里。他继续说道，脸红得跟李子似的，如果我要求，他可以加一片吐司面包和一些他去年储存的桃子酱，但我没有这样要求。
他立刻带我去了我的房间，一间四四方方的小房间，坐落在一座木质旋转楼梯上，里面配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套儿童桌椅。我仿佛回到了孩提时代，看到幼时的自己坐在桌前，父亲高大的身影耸立在我旁边。
“我们这个可悲的国家的主要和次要城市有哪些？”父亲问道。
“伊斯法罕、设拉子、德黑兰、库姆、大不里士、阿瓦士、马什哈德、阿巴斯港、克尔曼、扎黑丹、亚苏季、哈马德、伊兹赫、贝巴罕。”我听到自己回答道。
我嘴里有个甜蜜而柔软的东西，是里海附近我们家树上的椰枣。
“我们是谁？”他又问，那时他的胡须还是黑色的，那是青春的颜色。
“自修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我答道。
“好孩子！”他叹道。说完，椅子空了。
羞涩的主人早已离开。我们直到第二天早餐前都没再打照面。
那天夜里，在入睡前，我大声自言自语道：“我来到阿尔班亚，是为了耙平我空寂里的地面，让自己能自发地思考，避免被卢多·本博的睾丸出其不意地打扰。”我咽了咽口水。我很饿，但我拒绝进食。绝食能让头脑变得清醒，我坚信，并且坚持了下来。我拿出沾满墨迹的笔记本，上面已经写满了流亡作家的预言式宣言。那些书写死亡和非连续性的作者，他们的文字暗示着一种精神上的反叛，他们的句子在无边无际的浩瀚母体中亲密地交谈。这些作家的语句将我置于未知的边缘，远离平庸而令人反感的现实，即他人所指的人生。
我的手指急不可耐地钻进笔记本里，仿佛它是哈菲兹的神谕。我的笔记本里现在已盈满从我父亲珍藏的加泰罗尼亚作品集中抄写下来的句子，那个作品集本身就是一长串对罗多雷达、达利、普拉、贝达格尔[92]、罗伊格和马拉加利的抄写。“啊，马拉加利，那个失败的无政府主义者。”我嘟哝着。在悲惨周的爆炸以及修女尸体被亵渎事件后，那个人已经变得柔软。他成了中产阶级的保护者。同时我的笔记本上充溢着再度抄写的句子—那是我父亲抄写过的马拉加利从法语翻译过来的尼采作品，因为享有诗人中的“La paraula viva[93]” 美誉的马拉加利一点也不懂德语。La paraula viva，活的文字，我想。我歇斯底里地笑起来，直直地坐起身，将笔记本重重地摔到了床垫上。
“难不成还有死的文字！”我对着夜晚迷雾般的空气说道。在房子的某个角落里，壁炉被点燃，加了木料，余烬飞舞。
我望向窗外青翠的山谷。枝头闪耀着月的光华，在漆黑的夜空里看起来白得像头盖骨。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时间，那个无情的窃贼。但是，在我头脑的深处，我知道无论现在是几点，我都没有准备好打开我的笔记本。我还不够饿，也不够清醒。为了消磨时间，我站起身走出了房间。没有走廊，我便开始在楼梯上踱步低语，在嘎吱作响的木阶上来来回回，将各种鼓动人心的句子抛向空中。
“我要用我的病手，抓住文学母体。”第一趟下楼时我说道。
“我要一头扎进这世间的无意义中去。”上楼时我接着说。
来到楼梯最上面以后，我大喊：“我要将我的空寂抛在生活面前，那空寂承载着文学的尖矛利剑，以及我多重自我的苦痛。我，一个文学恐怖主义者，将迫使生活终止对我的抵抗。”
我重又往下。
“我，斑马，空寂女士，将向世人表达我的欲望、奥秘、妄想和热情。”
我停下，闻了闻灼热的空气。
“斑马万岁！”我喊道。这时，房主出现在我眼前，炉火把他圆圆的脸烤得红扑扑的。
他的眼神里有一丝慌乱。你这个死了老婆的人，你说—存在是什么？我想这样问他，但我忍住了，反而向他鞠了个躬。他刚才在吃东西。他把嘴里剩下的晚餐大声咀嚼完毕，然后十分犹豫地问我是否能把这些活动限制在卧室里。我想这个男人一定遭过罪，便一一听从了。
我回到我租下的那个小房间—写作的房间、幽灵的房间，透过窗户遥望乡间。我听到犬在吠叫，马在嘶鸣，泥地里那些猪发出粗重的鼾声。我轻抚沾满灰尘的笔记本。夜色笼罩下，那些树看起来像打了褶子的绸子。低垂的月亮表面坑坑洼洼，如同一轮奶酪。一阵寒风从门窗的缝隙中透进来。是时候了。突然，我一冲动，打开了笔记本。如下预言冒出来了：“即便是对一件艺术作品至臻完美的复制也缺乏一种元素：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在场，它在其偶然所在的场所的独特存在性。”
“啊，本雅明，思想的殉道者，文学母体中崇高的一员！”我自说自话。一个酷似巴特、博尔赫斯、布朗肖和贝克特的男人—字母B开头的作家。在卢多第一次出走的那个夜晚，他出现在基姆·蒙索的过道里。托特，死亡的侍从，在那个夜晚一直跟在我脚边行走。“他现在在哪里？”我呼喊道。我感到心脏上紧密交织的组织被拉扯着，延展着，在为另一种缺席腾挪空间，那是锥心刺骨的疼痛。我任由自己痛哭着。哭罢，我的注意力回到本雅明身上，他和卢多·本博不一样，他敢于将烛灯举向夜空，以丈量我们周围无边的黑暗。
我细思着本雅明的话。那些灵巧的文字下掩藏着什么样的启示呢？我经历了一系列狂风巨浪般不着边际的想法：和我一样，本雅明也对他多舛的命运极度敏锐。他被困在了布港，在加泰罗尼亚领土的边缘结束了自己的生命[94]。就在他自杀的第二天，西班牙向那些逃离希特勒追捕的人敞开了边境。希特勒，那个邪恶的暴君，一个充满离奇苦痛的人，他的行径让这个潮湿地球上的我们永远受到伤害。这让我转而想到了穆罕默德·礼萨·沙阿·巴列维，那个自封的“万王之王”，他行走在波斯波利斯的废墟中，身上珠光宝气，像一个斗牛士。腐败的气味从我童年灰尘漫天、尸横遍野的景象中升起，让我鼻子发痒。悄然间，父亲鬼魅般的声音在我的空寂—那个存在于我体内，且被我注入了无数文字的文学回声室—里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加泰罗尼亚人反对斗牛，”我父亲庄严地说道，“这是他们高尚的标志，是在佛朗哥手下经历了太多的苦痛后练就的。”他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继续说道：“佛朗哥，那个留着希特勒胡子的大骗子，为了反抗他，我蓄起了尼采式胡须……”
他的声音像出现时一样突然间消失了。
“父亲？”我大声呼唤，将我的声音像探照灯一般投掷到我空寂的深处。
父亲没有应答。他已经化为尘土。他被宇宙的头脑吸收了，那才是他最终的归宿。他离去了。母亲的余烬也随他一同去了吗？眼泪堵住了我的嗓子眼。
我躺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闭上眼睛，想象着瓦尔特·本雅明双手抱头坐在布港的样子，随后用同样的姿势坐起身来。几个小时后，我振作起精神，在黯淡的灯光下反复朗读那个神秘的句子—“即便是对一件艺术作品至臻完美的复制也缺乏一种元素：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在场，它在其偶然所在的场所的独特存在性”。我思考这个句子及其思想共同体越久，就越发觉得自己仿佛遇到了从我多重头脑里掉落的一根线，它被玷污、碾压、固定在了纸上。
父亲不在了，我的思想开始冻结，如同夜晚的空气。它们开始聚集，变得极其庞大。我也是一个复制品。我的意识遭受过多重流亡的接连打击，是对儿时自我的一组扭曲式再现。换句话说，我就像一件复制艺术品，已经与传统的领域脱离，被驱逐出我的家乡，放逐于我的本源之外。如同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我已经与肥沃的土壤和阳光隔绝，失去了绿意，被抛进了阴暗的废墟堆里。要是莫拉莱斯在身边该多好，这样就可以与他分享我获得的启示。但我如何才能将本雅明的想法继续深化呢？我如何才能借他的思想为我所用，将我的空寂—那文学的羊皮卷，以及我多重、层级分明的自我—抛在生活面前，以同时暴露其无限的多重性及虚无本质？当然，本雅明在他的时代已经做得很超前了，但自他出生和去世后，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好几十年。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纪，21世纪，一个长着毒牙的世纪，它深受其过来者—20世纪的影响，习惯于从我们这些可怜的渺小鼠辈身上吸食大量鲜血。
我坐在床边，毫无头绪，但同时很确定，一个惊天动地的想法正呼之欲出。我尽情沐浴在那个阈限区域的欣喜中，那是处于思想的萌发与收获之间，充满潜在可能的幸福空间。粗糙的床单磨着我的脚。房间里的风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大。我浑身颤抖。我望向窗外，看到窗玻璃上我的影子。我透过那影子看着天空中运行的一轮月亮。睡意袭来，我一心想着第二天即将如瀑般喷泻而出的捉摸不定的想法，在阿尔班亚这个偏远，有着冰河、花岗岩和板岩的村庄。
清晨像纸卷那样徐徐展开。我坐在餐桌前享用咖啡和煮鸡蛋，而我的房东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静静地凝视着东边的窗外。我们背对着背。
“这是昨天的咖啡吗？”我问。
他转过身，点了点头。在清晨朦胧的光线下，他的脸像大理石般僵硬。他看起来比昨晚更加丧气。
“你老婆是早上去世的吗？”我问。
他不慌不忙地进到厨房，拿着一壶咖啡回来，往我杯子里倒满了这种**焦油。
“她是拂晓时分去世的。”他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这话时，脸耷拉着。
我请他节哀。我看着他意志消沉的样子，心里明白用不着问他是否通过转世吸收了她，他的身体或头脑都不可能容纳下两个人。
“今天无风也无云。”他回到窗边，透过明净的窗玻璃看着山谷边缘的山石，声音低沉地说道。
“最美不过晴空万里。”我回答，然后喃喃自语道，“那是空寂的化身。”
接着，我想起了本雅明，我告诉他，我得走了，因为我还有正事要做，因为我的人生由一系列出现与消失（我丝毫没有提到托特）组成，由于这种方向感的极度丧失，我一直在回溯我流亡的曲折道路，只为在纸上画下我徒劳遭受的苦痛。因为一直以来我都在等待自己—不，是多重的自我—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笔记本里，到目前为止，这件事迟迟没有结果，被一个未曾料到的陷阱弄得偏离了轨道：我被一个男人—一个如此牢固地依附于理性的男人，一个头脑多变的男人，一个头脑直得跟木棍一样的男人，一个“随时准备好拒绝自己的直觉的人”—套住了，我愤怒地向那个人重复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一个文学门外汉，他的想法全是别人的，没有一样是他自己的，如同大部分学者—他们大体上就是一群既无思考能力也无智慧可言的异教徒，他们用理智的头脑来理解文学，仿佛头脑是一种技术工具，是全然机械的。我那腼腆的房东看起来既惊愕又厌烦—或许后者占了上风。我吞了口唾沫继续说道，好消息是，我已经来了阿尔班亚，以重归正途。我坚信，在这片绿意盎然的偏远山谷里，我将能探清事实的真相，最终进入这罪恶之旅—我称之为“伟大的流亡之旅”—的炽烫中心。
他用湿润的双眼看着我，没有说话。他瞧了瞧我的杯子，看我是否喝完。我喝完了。他拿走杯子和放过鸡蛋的空盘子。我明白了，漠然是他性格中赖以存在的驱动力，他的妻子可能是因为厌烦而自杀的。我擦了嘴，冲出门，那颗闪亮的煮鸡蛋在我肚子里蹦来蹦去。
我过了桥，来到镇上的公墓。我看着那些逝者的遗迹，每座墓石旁都有些小花瓶，沾满灰尘的容器里装有各式各样的粉色和白色的塑料花，叶子经过日晒雨淋，变得薄如纸片。尸体的腐臭味从墓墙中透出来，一种浓烈的细菌味，让人想到蘑菇、腐肉、胆汁和排泄物。等到待够了，我便开始往回走。我站在桥上，宝石蓝的寒涧从桥下穿过，随后往两边延展，汇流成一口水晶般的小潭。我在山石林立的景致中瞥见一处豁口，于是穿过一簇树丛往前走去。到了那里，我坐在山石岸边，将光溜溜的石头掷入碧绿的溪水中，准备将我最富有想象力、最多变的想法一股脑发散出来。
每扔下一颗石子，我就口头复制一句本雅明的话。我一遍又一遍地复制着，直到自己陷入狂乱。我思想的种子正在抽芽。昨夜向我显现的启示有了一个更加精妙的版本：通过将空寂抛在生活面前，我，斑马，要将各个分裂的自我，将与她们有关的那些似乎遥远的“现实”—现代与传统，新世界与旧世界，人生与文学—放在一条冲突的轨道上。
我向树木、天空和丛林中的鸟儿倾诉着我的思想。
崎岖的山林中传来一声应答，我大声重复，好让整个世界都听到：“你将继续复制你自己，借这个方法维持流亡的非连续性，直面那些非流亡者的自我满足与无知，但你也要再次深深地扎进传统，扎进你儿时自我的深处。”
“如何做到？”我问。
“将你的多重头脑缝合到孕育它们的景致中。”
“那我用什么来穿针引线呢？”
“用你未来四处跋涉连成的流亡文学之线。”
我正在与大自然展开一次苏格拉底式对话，正在对自然的诗性意识说话，而自然在回复我。风在吹拂，树枝在低首，鸟儿啁啾，水沿着石径泛出涟漪。大自然的每一个动作，都让我都更加确信我走的路是对的。我继续加把劲。
最后，本雅明的言外之意揭晓了。那声音从东比利牛斯山光滑的花岗岩中发出，进入我头脑中错综复杂的走廊里，而后像一只落入迷宫的老鼠蹿来蹿去：“用重新抄写来代替复制这个词，”那山峰似乎在说。我打开笔记本，写下：重新抄写还缺乏一种元素：时间与空间中的在场。
霎时间，一切豁然开朗。移位式抄写将不再适用，需将约瑟·普拉的文学作品重新抄写在它所代表的地方和空间里，即赫罗纳和帕拉弗鲁赫尔，依此类推，霍安·马拉加利在巴塞罗那，瓦尔特·本雅明在布港，雅辛·贝达格尔在去往加尼格山之巅的路上。我不得不重溯父亲和我在流亡走廊里走过的那段漫长的旅途，以就地抄写文学。这种精确，这种地理上的严丝合缝，会带来什么呢？机会，将我复杂且多层的空寂的真相强加给任何非流亡者的机会，他们将与我走上同样的路线，体验一种枯燥平庸的文学旅行，妄想确实有一种所谓的原始的、单一的自我，一种一以贯之的“我”在引领一种可感知的人生—这卓尔不凡的妄想归属于新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们，归属于所谓的进化理论。毕竟话说回来，瓦尔特·本雅明或者乌纳穆诺或者梅尔塞·罗多雷达在哪里？这些作家既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他们的意识—即被他们赋予生机的句子网络—从这样或那样的文本中被复制、剽窃和偷盗，然后灌输回这个世界。通过将这些句子就地抄写，我将创造出一线渺茫的希望：那些肆意盲目之人，那些非流亡者，那些将与我在同样的文学路线上艰难前行的人，终将鼓起勇气去观察，而不只是看。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微笑。我已经敲开了那扇门。胜利在望。现在的我清清楚楚地明白：随意将移动美术馆四处拖动是不够的。那是一个草率的想法，是一大疏忽！我记起站在父亲的身边，凝视着约瑟·普拉描绘过的景致：帕拉弗鲁赫尔的软木橡树，从村庄湿润的红土里冒出头的花椰菜，渔船上锈迹斑斑的桅杆在风的吹拂和浪的拍打下缓缓摇动着。我看到未来的自己回到了帕拉弗鲁赫尔，当大半个欧洲再次如少年普拉所经历的那样，像一座破旧的建筑般崩塌瓦解，当他写下这些文字时的帕拉弗鲁赫尔。我壮起了胆，充满力量，被无数个过去的我托举着。我想，我是一个能同时存在于多重时间平面上的人。这真是一个让人欣喜不已的想法！我在心里反复念着，然后大声说出来，好让这话被林莽、天空和自由穿梭于空中的禽鸟吸收。
整个赫罗纳省就是普拉的领地，这是不容置喙的事实。正如卡达克斯（Cadaqués）、利加特港岛（Port Lligat）和十字架海角是达利的领地一样。而出现在那个多灾多难的人生尽头的布港，则是瓦尔特·本雅明的。
我专注思索着：显然我需要重启我的朝圣之旅。我不得不为这些作家—我父亲的加泰罗尼亚作品集中的主要作家—中的每一位制定个性化的文学线路，为了就地将文学母体的超自然体验及其档案网与一种物理体验结合起来。我再次随意打开笔记本，以确保我已经做了足够深入的思考。
“但丁，如同任何流亡艺术家那般怀恨在心和严苛，”我读道，“使用永恒作为一个清算旧账的场所。”
是谁说的？我想不起来了。我的思绪进一步深入。我正要触及空寂的最底端，那是位于我生命核心的冰冷而滚烫的中心地带。我在那里发现了什么？一种原始而野蛮的痛楚：排斥、屈辱、绝望。这世界已经将其无情的种子种在了我体内。如同但丁一样，我将清算所有的旧账；不同的是，我的地点在加泰罗尼亚。我将上演一场精神叛乱，宣布我在这个渺小宇宙里与其他存在物一样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如果我离群索居，与生活疏离，不为他人所见，我又如何能奏响侯赛尼的警钟？我不能继续这样让大家像对待透明人一样无视我。如果我，空寂女士，沿着文学路线行走，身后拽着移动美术馆，一路担任文学的抄写员，谁还会忽视我，或者忽视文学呢？那些非流亡者和帝国主义者，所有将我生生逼成野兽、一种高尚而可怕的生物的人，将不得不带着敬畏和害怕站在我面前。他们将不得不停下来，直视我的痛苦。
我终于明白，这就是我发明移动美术馆的初衷。我将在每一次朝圣中将那座迷你博物馆物尽其用；我将使用装在里头的所有破旧的写作机器，用文学来污染人生，用传统来污染现代，用旧世界来污染新世界。我穿过树丛，走回桥上，手里拿着鞋。这景色所暗示的文字开始一股脑儿地从我嘴中流溢而出：“我是一个流浪的、善于思辨的边境智者，我在这片土地上游**，靠我的智慧而存活。如同伊本·阿拉比、松尾芭蕉、奥玛·海亚姆和巴迪·阿尔-扎曼，这些孤独的徒步者，出口成章的哲学家，文学骗子，塞万提斯、卢梭、兰波、波德莱尔和阿克的明智而邪恶的祖先。”我的空寂里燃起了火焰。我将像气球一样腾空而起，飞向外太空。我的脚紧紧贴着地面。沥青路面冷冷的，有些硌脚。和任何优秀的精神导师一样，我所需要的只是一些朝圣者，这世上被边缘化、被流放的一群流浪者—另外的0.1%—他们不像卢多，他们会明白我的窘境，明白我连绵不断的寂寞的痛楚。
“为什么？”我听到树林在问。
“因为独自反抗是毫无意义的。”我回答道，想到了加缪，“但如果遭遇不公的人团结一心，联合起来对抗邪恶者和暴君的荼毒，反叛就意味着一切。”
我蹦跳着走过阴沉的路面，因这汹涌而来的思绪而精神奕奕。走到半路时，我在路边一根劈开的木头上坐下，聆听大自然的声音。大自然的一呼一吸包围着我，而我的呼吸与它同步。天空滋润着我的头脑。我轻轻地吸入几口空气，然后屏住呼吸，让大气进入我的细胞。很快，我的脑袋里酝酿起了革命。我打开笔记本，闭上眼睛。我不加思考，由着我的病手在纸页上任意移动。我写下：“我，斑马，空寂女士，深信只要我开启一系列朝圣，这个世界将向我揭示它的秘密。这些朝圣需要我身体力行游历旧世界，与此同时穿越旧世界的文学幻影，浸润于文学的激进宗谱中，是的，但同时要复制它的书卷，掘出过去的尸骸。”我的手发痛，仿佛书写的行为是在抛洒我墨色的血液。“据我所知，风景，”我坚持道，“已成为我的图书馆，一座将时间的潜在之意展露无遗的档案馆，我需要挖掘出缠结于其中的意义，以便发出响彻而清晰的侯赛尼的警钟。”
我合上笔记本，睁开眼。空中雾气浓郁，几乎看不清道路的尽头。在这片山区，天气变化得真快，如同风云变幻的历史。我起身，走回农舍。“我的下一步行动，”走过那匹马时我宣布道，“就这么定了。”那只畜生在迷雾中拍打着尾巴，猪为我让道，狗向我颔首。我的存在感已然增加，我与宇宙的头脑同步思考了我的思绪。第二天，我迎风吹着口哨，回到了赫罗纳。在那里，我将执行我的计划：绘制出我的文学路线，找到我的空寂朝圣者同胞。
[91] 英文，意思是“互联网，满世界的战争”。
[92] 贝达格尔：雅辛·贝达格尔（1845—1902），被视为“19世纪最伟大的加泰罗尼亚诗人”。
[93] 西班牙语，意为“活的文字”。
[94] 本雅明于1933年逃至法国躲避纳粹迫害，1940年法国沦陷后，他仓皇出逃，在穿越西班牙国境时，因患病且听说自己即将落入盖世太保手里而绝望自杀，年仅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