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罗纳1

我如何与空寂朝圣者

一起穿越数条流亡走廊

然而，我的计划再次被一些奇怪的事件耽搁了。第二天上午，我回到了卢多·本博的公寓。我一打开门，就听到过道里飘**着低低的法尔西语[95]。我很久没有听到这美妙的声音了，我的耳朵发烫，双膝酸软，头脑感到天旋地转。我从楼里退了出来，直愣愣地站在鹅卵石小径上。我仔细看了看嵌壁式木门上的手形门环，确定没有走错门，然后沿着灰尘满布的台阶攀上楼。

我小心翼翼地跨过门槛，继续沿着过道走去。是他们：卢多和阿加莎盘腿坐在瓷砖地板上，模仿着我母语的声音。他俩在传看一本书：《给意大利人的波斯语指南：一场通往未知的旅程》。

他们那么专注，丝毫没有留意到我进来了。我像个幽灵一样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卢多的睡衣外面套了一件条纹绸缎袍子，头发没有梳理。他的鬈发通常梳理得一丝不乱，此时在静电的作用下飘了起来，像戴了一轮光圈。他正拿着书。

“有没有餐车？”他用法尔西语问道，将书重新递给阿加莎。

“这趟列车什么时候出发去伊斯法罕？”阿加莎问道。她也穿着家居服：厚运动裤，一件紫色棉衫，上面套了一件绿色羊毛衫。她温柔地将书回传给卢多。

“这趟车会在赫拉特停吗？”卢多问。

他们的发音很难听，像是嘴里塞满了石子。我想阻止他们继续作践我的母语。我的母语，我想象着母亲在她的临时墓穴里翻动。我的眼睛湿润了。

“可否指引我去桥上？”阿加莎问道。

万一一阵强风吹来怎么办？万一她的身体被暴露在外，躺在那座倾倒的房子的废墟旁呢？我站在那里，既说不出话，也无法动弹。我钙化了，成了石头。

卢多将书从阿加莎那里拿走，放在他的膝盖上。

“怎么了？”他用意大利语问。

“她来了！”阿加莎叫道，朝我这边点点头。

“谁来了？”卢多耸耸肩。

“斑马！她像座雕像一样站在那里。”

这话把我从悲惨的童年回忆里拉回现实。我？一座雕像？那她和她的那些半身像又是什么呢？卢多转过身，睁大了眼睛，头发蓬松。

“你回来了。”他高兴地说道，仿佛我们是和和气气分开的。然后，他开始用法尔西语对我说话。他把书随意翻到一页，念了眼前出现的第一个问题。“你有打火机吗？”他问，把烟斗从长袍上取下放进嘴里，举手投足间充满魅惑。

“我没弄明白！”

“法尔西难道不是你的母语吗？”他困惑地问道。

他的眼神游离。他困惑的时候，脸总是看起来肿肿的。想一想，卢多错失了多少怜惜我的机会：我们第一次共进晚餐，我提到我过世的母亲时，他沉默了；他曾把我抛在了温热的浴缸里；托特失踪时，他也没有尽心去寻找。他还有什么资格问我母语的事？有什么资格说出“母语”这个词？连我都还没有准备好说出口，更不用说听到这个词从两个旅居国外的意大利人口中说出来。那两个字是留给我独自去思考的。

“不管你是叫它波斯语、法尔西语还是帕西语，总之，这种语言，”我训斥道（声音如同脱缰的野马），“是留给我长着八字胡的父亲的。卢多·本博，你一个流落西班牙—准确地说是加泰罗尼亚—的意大利人，究竟想用它做什么？”

他看起来像吃了我一耳光似的。我继续告诉他，在我的家乡，有内在和外在的形态之分，支配我内在状态的规则没有必要与支配我行为方式的规则相一致。“你明白吗？”我喊道，“法尔西语属于后者，这你是知道的，”我提醒道，“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阿加莎走出客厅时，轻轻地握住了我的胳膊，用祈求的目光看着我，好像在说：我发誓是他让我这样做的，都是他起的头。

“把那本书给我。”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了，我命令道。我看着书名，嚷道：“未知与伊朗有什么关系？未知不是一个国家，无论那个国家多么反复无常，无论它的形状改变过多少次！”

卢多从地上起身。他不为所动。他的嘴唇往下撇，眼睛和眉毛都耷拉着。

“有关于托特的新消息吗？”我问，嘴唇艰难地说出这几个字。

“没有，”他说，“我们一整个周末都在家，但他一直没有出现。”他看起来很自责。“你知道吗，”他说，“你一点空间也不留，一点被理解的空间也不留。”

一片可怕的沉寂在我们之间展开了翅膀。我看他拖着步子出了客厅。他出去时，我嗅了嗅他身上的味道，闻起来像血橙、薄荷、桉树、沙子、腐烂的西瓜皮、盐和雾。他闻起来像里海，像“书的绿洲”。我轻蔑而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突然意识到，那些不为历史所累的人所遵从的法则，我永远也无法理解。这让我败下阵来。

我望向窗外。云层在膨胀，载着满满的雨。我久久站在那里，独自一人，手里拿着那本写满波斯句子和习语的书。我听到卢多和阿加莎在厨房收拾餐具，听到费尔南多回家了。我暗想，沉下去，沿着绝望的峭壁滑下去，沉湎于我的不幸，不再去对抗不公的洪流和邪恶的狂潮，那将是最容易的事情。就在这时，云层迸裂，释放出大颗大颗的雨点。窗户上蒙了一层白雾。我听到阿加莎声音甜美地说道：“雨季来了！”这空气闻起来也像我失去的童年里的里海。

记忆的碎片飘过雾蒙蒙的客厅。我看到母亲站在角落里，头埋在两手间。然后，我看到她站在里海边我们的厨房里。村里的渔民跪在陶瓷地板上，在清洗一条刚捕获的鲟鱼，而她正将血扫进排水口。她看起来很衰弱，面有菜色，没什么活力。我看到自己跑过修剪齐整的树篱，寻找那三只狗，却发现它们的尸体躺在一棵椰枣树下。它们被人投了毒。我逐一抚摸它们，它们的尸体还是热的。我蹲伏在狗的身边，用双手擦拭它们的鼻子。我膝盖上沾了泥，手上沾着血，跑回母亲身边。

“谁会做这么残忍的事？”我问。

“问你父亲。”她悲痛地说道，父亲的身影出现在房间里。

“人生充满了失去，”他说，“是战争干的。一直是战争在作祟。战争已经成为一种思想状态。我们的同胞已经把矛头转向我们。倒不如把这件事当作一条警示，它告诫我们如果不离开，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

在那之后，他带我去椭圆形藏书室，继续给我上课。他问：“孩子，一名自修者、无政府主义者、无神论者一直以来的使命是什么？”

“划分区间，”我背诵道，“并继续下去。这是一件勇敢的事。”

一阵惊雷响起。我看向窗外。那画面自行消解了。记忆像烟雾般消散在空气中。我听到一群人从街上跑过，歇斯底里地笑着。我站在赫罗纳的这间客厅里，久久凝视远方。贝提塔慌慌张张地走进来，向空气中闻了闻。我垂下手，抚摸她的头。她的眼睛变得迷离，充满睡意。现在，该做什么呢？我想，不安地看着她。我想到了那些难以割舍的失去，那些无法痊愈的伤口，它们引领着我跨越半个地球，来回溯我过去的脚步。出于什么目的呢？

我回到房间，在黑暗中摸索着我的笔记本。我的病手总是知道该如何找到它。我打开台灯，用几十年来一直在使用的方法打开书，寻求安慰。歌德的话从纸上冒出来：“我的胸膛里栖居着两个灵魂，一个灵魂扎根于大地，寻觅着粗野的**；另一个灵魂用力抖掉灰尘，飞向它高尚祖先的王国。[96]”

有人敲门。

“进来。”我说。

是阿加莎。她站在那里，身边是我们楼下的邻居，面包师和她的女儿。

“我们在订购每周的面包。”她温柔地说道。

我下了订单。我看着那个孩子。她轻飘飘地穿过过道，一副低沉、无精打采的样子。“通过爱，人生得以重生。”我听到这句话。是谁说的？那孩子回来时我想，人生最初是令人恐惧的，现在正在自我复制。那女孩将脸埋在母亲的裙子里。

一个小时后，我敲响了卢多的房门。我打算伸出橄榄枝。不然我还能做什么呢？

“进来。”他说。

我松开那几把防贝提塔的锁，走了进去。但我一看到他，就改变了主意。他看起来冷漠而疏离，仿佛离我很遥远。他躺在**，头枕着一叠天鹅绒枕头，身上依然披着那件绸袍子，真是一副好模样。他惬意地抽着烟斗，头上的光圈不见了。屋子里蒸汽萦绕；柔软的晨雾微微遮住了他的面容。我打量着他的身姿，心想，一个穿得人模人样的门外汉在接触文学。一个花花公子。他的**散放着一些纸张和几本字典。

“你唯一缺少的是滑车上的一只打火机。”我告诉他。

“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个？”他责备地问道，甚至懒得抬起头。他吸着烟头，把烟憋在胸腔里。

“不，”我说，试着打破我们之间误解的恶性循环。我们又能承受多少次来自彼此的无谓伤害呢？“我是来表明心迹的。”

他从鼻孔里呼出烟，活像一头在霜天里喘着粗气的牛。

我说出了我的真相。我把从歌德那里收集到的句子分享给了他。

他静静地思考了片刻。房间里昏暗的灯光照亮了床后的墙面，将周遭的一切投上阴影。我仿佛站在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明暗对比部分—某种形式的天使报喜图。他坐起身，将烟斗放在木质床边桌上，让它也在灯光下仰卧着。我看着他房间里所有的木质家具，看着涂成淡黄色的墙面。他的脸再次镇定下来，看起来那么严肃。这个人马上就要发表他等待已久的判决了，他还舔了舔嘴唇。

“同时做两件事，”他阴阳怪气地说道，“就意味着两件事都没做。”

啊，普布里乌斯·西鲁斯：伊拉克思想家，曾沦为罗马人的奴隶，我的远亲。我走进屋，坐在他的床边，交叉双腿。

他往后靠，再次把烟斗放进嘴里。在我的脑海里，我看到身着掩护服的战士排成一列，行驶在里海岸边的一座沙包墙后。一块被遗忘的记忆碎片从第一块碎片的废墟中冒出来，把这画面压下去了。

“你看起来很疲惫，”卢多说，暴露了不苟言笑的外表下暗自流淌的一线温柔，“你应该睡一觉。”

我转过头看着他。他正把烟斗从充满**的嘴边拿出来。房间里的水汽消散了，或者说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里头虚假的烟雾装饰。

“到了三十岁，‘每个人都有一副自己应得的面容’。”我说，看着他眼睛里的我。奥威尔。他也去过加泰罗尼亚。他曾与共和党人并肩作战。为了什么呢？不公总是会自我复原。我的倒影在卢多的眼睛里缩小。一秒钟过后，他眨眨眼，我彻底消失了。我坐在那里，阴郁、沉默、卑屈。卢多·本博不习惯我悲伤的样子，尽管这似乎是他一直以来想要的，他终于开口了。

“你想要陈词滥调，那我就给你陈词滥调：‘任何不以爱为出发点的人都永远无法理解哲学的本质。’”

又是柏拉图。那是卢多关于爱的虚假修辞。

“别光说得好听。”我说着离开了房间。

同往常一样，过道里看起来像一座古希腊神庙。我停了片刻，仔细端详着那些陶土半身像。在那奇怪的间歇，尼采的声音传到了我耳边：“整个欧洲心理学都患上了古希腊的肤浅病！”数量庞大的阿加莎半身像既是复制品，也是对人生的溶解。我站在那里，凝视着一尊尊半身像，迷失在那昏暗的过道里。我的思想在缠绕、旋转。爱。什么是爱？我得到过爱吗？我不敢肯定。

在那之后，我把公寓当作一家供我疗养的医院，在书里寻求庇护。我需要重新恢复元气，需要提升悟性，强化意志力。不然，我还能怎样执行在阿尔班亚时大自然的诗性意识向我的多重头脑揭示的计划呢？

一天清晨，我继续打磨我的计划。大家在吃早餐，我开始像儿时在椭圆形藏书室里那样绕着餐桌转起了圈。我边走边用阴森的口吻低声念诵但丁的诗句。

他们三个—阿加莎，卢多，费尔南多—低声交头接耳。“她成了一头山羊。”费尔南多冷冷地说道。

“她像一瓣蒜[97]！”阿加莎滑稽地说道，表示同意。

他俩说的是意大利语，但夹带了西班牙俗语，话里话外无不表明他俩一致认为我已经失去心智。

“我？我无话可说，”卢多愤恨地说道，“在这件事上，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他把糖加进蒸馏咖啡里，搅动着细小的颗粒，直到咖啡表面看不到一点疙瘩。难道他也想那样对我？把我磨碎，加以雕琢，直到我所有的棱角都消失？

“你们的话，我可听得清清楚楚！”我对他们说，“既然你们喜欢用西班牙俗语，我这里就有一个：我比梨还健康！”

刹那间，我想到了奥尔特加·伊·加塞特[98]的话：这个国家如若不是沉迷于模仿他国，“本可以像西班牙那般珍贵”。我想到，这就是加泰罗尼亚人的特别之处。“他们不是模仿者。”我父亲可能会说。就在这时，伊赫桑·纳拉吉[99]—我曾在父亲收藏的非无神论书籍里见过这个人的作品—的话像瀑布一样顺着我空寂里的石壁倾泻而下：“要怎么做才能让东方国家，尤其是伊朗，意识到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存在，成为‘独立的自己’，对西方模式既不盲目模仿，也不陷入极端的抗拒呢？”

紧接着，是一阵惊涛骇浪。防洪闸打开了。等大家都离开了公寓，我开始在过道里来回走动，啜泣了数小时。想到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我不禁泪流满面。什么时候伊朗才能亮出本色，秀出它光辉灿烂、层级分明的多元性呢？我暗自感叹，一边吞下了咸涩的泪水。

我隐隐感觉，我的人生不是来得太迟就是来得太早。想到我中道而废的旅途，我渐渐明白：回溯流亡路线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了。我可以一路抵达凡城，向山石嶙峋的伊朗边境致敬，但我最多也只能走到那里，否则我会立马被杀掉，罪名是一个女人不该单独出门，或者被当成西方间谍。我，一个善于思辨的边境智者，会做西方间谍？这种极可能遭受的侮辱会让未来的我义愤填膺。与母亲一起葬在那片无人地带，对我来说有什么益处呢？对这个世界又会有什么用处？

活下来的冲动和求生的巨大能量突然攫住了我，让我猝不及防。我意识到，空寂朝圣者们需要我—他们的空寂女士—处于最佳状态。我需要穿过睡眠的透明领地，在死亡的清醒中训练我的头脑。我回到那个寄居的房间里疗养，里面依然散发着贝纳德特的味道，散发着乳香和马桶清洁剂混合在一起的奇怪味道。我把自己隔离在**，连睡了几日。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完全清醒了。我顾不得饥肠辘辘，开始疯狂地制定计划。我画出了好几条路线，对流亡走廊上的朝圣之旅做好了规划：记忆之人（约瑟·普拉）的朝圣之旅，大眼天才（萨尔瓦多·达利）的朝圣之旅，加泰罗尼亚复苏器（雅辛·贝达格尔）的朝圣之旅，思想的殉道者（瓦尔特·本雅明）的朝圣之旅，不屈不挠者（梅尔塞·罗多雷达）的朝圣之旅，以及不知疲倦的挖掘者（蒙特塞拉特·罗伊格）的朝圣之旅。这是一份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的名单。

之后，我为移动美术馆擦去灰尘，给它做了番养护。我制作了传单，号召有意向者前来参加空寂朝圣者的第一次会晤，时间定在三月，地点是约瑟·普拉儿时学校的遗址，紧挨着卢多·本博公寓楼下的停车场。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居然直到前一天才发现墙上的匾额：“此处曾是约瑟·普拉的母校”。令人肃然起敬的匾额！

在一个凉爽的清晨，我离开公寓，把传单分发给救济站的常客、大学走廊里的学生，以及在大教堂台阶上来来去去的人们。我寻找的是一直苦苦追寻却始终无法填补内心的空寂，愿意对内心的疑问做深入思考的那些人。除了其他一些必要的信息，我还在传单上加了以下内容供思考：“你愿意被质询淹没吗？独自反抗是毫无意义的！”

我期待着满载而归。

这样的情况持续几天后，卢多终于敲响了我的房门。他不等我应答便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盘浇有黑色墨鱼汁的米饭，一份芝麻菜拌萝卜沙拉。他把食物放下，搁在我桌上。

“你得吃点东西。”他说，一脸关切的表情。“我可以给你拿点酒来。你想喝酒吗？”他问。

“好，给我拿点酒来吧。”

我想打发他走，因为我正在思考。我在想，文学诞生于历史之前，是一种预知。不然我的笔记本为什么会如此巧妙地发挥神谕的功能呢?

卢多回来，站在我面前，静静地看着。最后，他问道：“你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待着呢？”

他在我床前俯下身，低头盯着我。他看起来那么巨大，扎根在地板上，仿佛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卢多从他脚上分身出来钻进了土壤，将他牢牢固定在这微不足道的圆形空间里。相比之下，我则总是被喜怒无常的时间吹得四处飘摇。我曾丧命于历史这头公牛的犄角下。我需要更多的温柔，而不只是一盘食物和十分钟的疼爱。我需要拥抱。我需要新鲜的皮肤来包裹我未愈合的伤口。我需要一个不轻易退缩的人告诉我如何回馈他的爱意。

我深深地思考着，控制住我的声音。

“因为我的鼻子能闻出一个人的性格，能闻到仇怨，”我说，没有看他，“我能闻到任何人体内聚集的粪便。”

他再次变得一本正经，冷冷地盯着我，像一座岿然不动的大理石雕像。他以为他是谁？上帝的化身？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从我的心头升起，像冰湖上升腾的雾气。

最后，我咕哝了一句：“上帝是一个反对我们这些思考者的下流货。[100]”

“你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吼道，然后消失在过道里。

我把那盘食物往门上摔去，借此关上了他身后的门。

几天之后，三月初，我终于时来运转：托特出现了。我相信，他的主动重现是一种征兆，说明我为伟大流亡之旅选择的方向得到了宇宙的头脑的肯定，因而也得到了父亲的青烟的肯定。我在房间里一待就是一上午，弓着背伏在贝纳德特的旧桌子上，反向抄写马拉加利的尼采译本，从右至左，一改我以往采用的西方式阅读与写作顺序。我这样做的目的何在？是为了寻回我母亲去世时可能被我吸收的青烟。换句话说，既然我的母语得到揭示，或许我同样也能发现我的母亲。我思索着：谁能说我父亲是唯一吸收了她的人呢？谁又能说，我既已通过父亲吸收了她寥寥无几的遗迹，我应该就此感到满足呢？毕竟，我曾亲历过她的死亡。我那双为她刨土挖坟的手依然能感到灼痛。况且，我不可能有机会将她排出体外，因为在我将父亲排出去前，我与他有过对话，他的声音在我的空寂里回**；而我死去的母亲从未这样过。我由此推断，她的青烟依旧栖居在我的意识里，等待我去发现。而且我想让她一道踏上流亡的朝圣之旅，带她呼吸一下地中海咸涩的空气。

我回顾着她的一生，毕毕·卡鲁恩的命运是全然绝灭的：精神上遭受祖国混乱无常的政治摧残—放女人自由！让她们生活在奴役中！把她们遮起来，但请让她们接受教育！女人是我们的战士！她们如果行为不端，就必须被吊死！倘若她们不露出身体，不赞同西方式进步标准，就必须进监狱！—她的身体被那栋倒塌的房子压垮，那时她正在尸横遍地的无人地带寻找食物；而心理上，即便死后也依旧受制于我父亲的绝对权威，受制于那个她爱戴的自修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我们家族的首领。

我继续反向抄写，不但寻回了儿时自我中一些包含我母亲的片段，还寻回了我父亲的青烟，他最后的余烬。皮屑、结成团的毛发、指甲。我想起，所有这些都是我母亲替他打理和修剪的。有一刻，父亲的右耳浮现在我空寂的表面，围绕着我深渊里的黑暗褶皱上下晃动，像开阔的海面上一只被弃置的小舟。我母亲是谁？我问，但他的耳朵已被侵蚀，软塌塌的，瞬间倾覆，消失不见了。我在一句话的开头写下一个句号，然后进了厨房，给自己沏茶。没有人在家。我对着那些阿加莎的半身像大声说起话来。

“我母亲是毕毕·卡鲁恩，”我说，“一个懂得持久忍耐、步态不稳的女人。我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

阿加莎的半身像点头微笑着表示同情。

“斑马万岁。”它们低声说道。

我打开橱柜，抓起一只玻璃杯，一个勺子，一些糖。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我在餐具中间发现了托特。他栖息在一只银盘里，像一只由罗马大厨烹饪好的异国珍禽，等着被敬献给尤里乌斯·恺撒。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托特！”我尖声叫道。

他抬起头，深吸一口气，狠狠地看着我。他的头上锃光瓦亮。我把盘子端起来，放在厨房的柜台上。他的整个身体都锃光瓦亮的。

“你做了什么？”我惊叹地问道。

那只鸟喜滋滋地看着我，神采奕奕。他这是往羽毛上抹油了吗？我想起曾经无意中听到卢多一本正经地向阿加莎和费尔南多灌输橄榄油的恰当用法，那是他从稀有工艺品手艺人那里买来的，他们在埃特纳火山上种植作物。“那种冷压初榨橄榄油一般存储于暗室中，”他说，“以免阳光照射破坏了品质。”他停下，然后坚定地说道，“所以它才会色泽鲜亮，闪烁着接近荧光绿的光彩！你们知道那油的价值吗？那些树随时都可能被爆发的熔岩烧成灰烬啊！”阿加莎和费尔南多都无力反驳，因为费尔南多向来慎言，而阿加莎性格和善，这样的性情足以驯服一头凶煞的野猪。“我们不怎么做饭，卢多，”她说，语气甜得仿佛加了蜜，“大部分时间都是你在做饭。”我记得卢多最后说道：“我用橄榄油总是很小心。”

我似乎真的时来运转了。托特这段时间无拘无束地浸润在—可能是在夜里—卢多·本博珍贵的橄榄油里，享受着水疗度假的惬意，而卢多不在家，没有发现。我站在那里，观察着托特。他是如何进到橱柜里的？他一直待在哪里？他消失的这段时间里躲过了多少次死亡？又体验了多少种生活？显然，他在放纵自己。然而，在他纵情于一场奢侈的全身精油浴前，又经受了什么？我将永远无法知道。

我站在那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托特一定就是我的母亲。这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想法。不然他为什么恰好在我正要寻觅母亲的余烬时重新出现了呢？她一定是转世成了这只鸟，基姆·蒙索一直在为我抚养她，却浑然不知。也可能是，当我在基姆·蒙索的公寓里释放父亲的青烟时，同时也释放出了母亲的一些青烟，而这只鸟通过转世的力量吸收了它们。所以，我不是平白无故把他偷走的。

我把托特从盘子里掏出来。他抗议着，哀叫着，但我没有理会。我得在卢多回来前把他清洗干净，我要保护好他体内残存的母亲。我把他塞进我的衬衫里，将他紧紧抱在胸前。我回到卧室，关上门后才敢把他松开。在屋里，我训了他一番。我告诉他，作为我唯一剩下的信仰，他不许再消失。他生气了，蹲在桌上，身上油乎乎的羽毛鼓起，像针一样竖起来。

“你看起来像一只豪猪。”我说。他转过身，看向别处。

我把他放在一碗温水里浸泡了几次，用野燕麦洗发水为他揉搓。他似乎喜欢泡澡，愉快地把这当作这段时间躲起来做水疗的延伸。他咕咕叫着，用头蹭我的手。我将此视为思念我的信号，正如我思念他的陪伴，他的桀骜不驯和勉为其难，还有他低沉的声音。我走进阿加莎的房间，抓起一条干净的毛巾，在她的首饰中翻找，直到发现一只琥珀手镯，那只手镯很小，戴不到她的手腕上。

我把托特擦干，将手镯戴在他脖子上。这护身符可以保护他，同时也保护了我母亲的青烟。

“你这样真帅。”我对他说。

“你真美。”我对包含我母亲的那部分他说道。

托特扬起头，张大了嘴巴。我挠了挠他的脖子。

片刻过后，他们都回家了。我向大家宣布了这个好消息。很快，卢多和阿加莎推出来一只巨大的鸟笼，装饰华丽，生了锈，是他们在古玩市场上买给我的礼物，为了防止托特再次消失。显然是阿加莎说服卢多去买的。她大步往前，推着鸟笼行走在起伏不平的地板上，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而他不苟言笑地走过来，表情严肃，沉默不语，胳膊弯曲，表达着一种他难以承受的善意。他的想法清清楚楚地写在脸上：他觉得那只鸟侵犯了他作为人的权利。他要与那只鸟展开正面交锋，而阿加莎追寻的这种爱的练习把他逼到了一种窘迫的境地：将那只鸟留在我们身边，让他们两个有机会继续斗智斗勇，赢取我的关注。真是个幼稚的男人！

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陶土半身像，费尔南多远远地注视着。“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边说边让他们看看托特焕然一新的样子。

“啊，我小时候的手镯，”阿加莎说，“他戴着真好看！”

我想告诉她我母亲的事，但我没有。母亲从未见过加泰罗尼亚人或西班牙人，更不用说生活在西班牙的意大利人。我想保护她，不让陌生人的怜悯目光伤害到她。

他们把笼子放进我的卧室，齐声说（阿加莎肯定事先跟卢多打好了招呼）：“Voilà![101]”

我知道这些都是提前排练好的，但我仍然给了卢多一个吻，为他所做的努力。我紧握他的手，就像我们第一次一同外出时的那个夜晚里他握紧我的手一样。我感到他的肌肉在我的触摸下放松下来。

两人见我陷入深思，便从我房里出去了。房间里再次只剩下托特和我。我和母亲独自待在一起过吗？父亲即便是死后也无处不在。我看着那只笼子。一想到要把托特关进那里，我心头一紧。如果母亲被困在那个华丽的牢笼里，她会怎么办呢？

我在房子里找到了一团毛线和一些装饰用的铃铛。我把毛线的一端系在床架上，另一端系在托特的右爪上，把铃铛也安在了右爪上。我让他在公寓里自由活动，于是他整晚都在四处乱窜。贝提塔紧跟在他身后，嗅着托特一路散发的燕麦香。她是一只性格平和的狗，身体里没有一点儿刻薄的细胞。

我关注着他们富有节奏的动作，看着托特交叉步子在公寓里来回穿梭—步履交叠，身后拖着一条线，像是用画笔将星辰串联起来，如同文学母体本身。我看得入迷。

随着托特的失而复得，命中注定的一天，朝圣者会晤之日，终于来临。我清点了手里的钱—已经花掉了三分之二—叫楼下的面包师给我烤了一些带三个字母A的面包片，还买了些盒装的唐西蒙酒。

那天狂风大作，是个不同寻常的春日。我站在那具尸体倒下的地方，等待我的门徒们出现在停车场上。除了精神食粮，我分发的传单上还包含以下信息：空间文学调查局在寻找有兴趣终身从事文学探险的参与者。会晤定在三月十七号下午四点，在克拉韦里亚大街附近的停车场。参与者必须同意被称为“空寂朝圣者”。先决条件如下：被剥夺公民权、被异化、被遗弃、被放逐、被排斥，自愿或非自愿流亡，经济上或心理上一贫如洗（后者的定义是，能量会不自觉地经由断裂的意识中的裂缝排泄出去，是前面提到的那些经历直接导致的结果），以及，最后不得不提的是，身体流亡（定义是，头脑与身体之间不协调）。我把侯赛尼家族的图标印在了底部，三个字母A，后面紧跟着我们永恒的座右铭：世之妄也，吾等以死护己生。

我提前一个小时抵达，以防有积极的候选人趁我不在的时候聚在一起，说一些关于我们集体目标的闲言碎语。我想让他们从远处过来时能捕捉到我正在沉思的身影，这样他们会更容易视我为首领。为了保暖，我在那个露屁股的醉汉倒下的地方踱来踱去。我依旧能闻到他死亡的青烟。但这不妨碍我欣赏周围的风景：长着青苔的屋顶；德维萨公园里轻柔地摆动着枝干的树木；邮局绿色的圆顶；土丘那边的三株小树，几个月前我曾对它们吐露心声；还有坐落在约瑟·普拉母校附近的那个角落里的一座修道院，外观朴素，里面永远困着一群自我憎恶的修女。学校没了屋顶，里面长起了树木。

这时，几名门徒到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涌进了停车场。打头的是一个脸颊深陷、梳着中分头的女孩。她自诩虔诚，一边做着自我介绍，一边亲吻了脖子上挂的银色小十字架。她的名字叫雷梅迪奥斯，鼻子塌软，眼睛水汪汪的，下面的皮肤又红又憔悴。显然是个无趣的人。

在她之后，来了一个名叫格奥尔基的醉汉。我见过他。他是那个死去的醉汉的朋友，卢多的仇敌。卢多和他吵过一架，因为格奥尔基有一次喝醉后站在停车场的墙上，对着卢多的车顶盖撒了尿。格奥尔基头发稀疏，脸圆滚滚的，耳朵看起来像是被摁在了头的两侧。他说话时结结巴巴，圆圆的双下巴很有肉感，上面长了一颗黑痣。他磕磕巴巴地说话时，第二层下巴会不自觉地跟着抖动。

随后到的是梅尔塞，那个留着棕色短发，喜欢在屋顶边晒床单边窥视邻居的中年女人。按照阿加莎的说法，他迷上了卢多。她看起来比他老了三十岁。没有了床单，她就躲藏在手后面，透过指缝说话。在交谈间歇，她时不时展开手指，窥视与她对话的人。然而卢多一来，她的脸立马变得神采奕奕。我已经给了他最后的通牒：要么成为一名朝圣者，要么我俩从此互不认识。他有所保留地默许了。他在学着跟随我的脚步。

卢多看起来对这次朝圣既入迷又生气。他嘴巴噘起，但眼睛保持着警惕，眼神意味深长。他向梅尔塞打招呼，举手投足间透着纨绔子弟和绅士般的温暖与优雅（她脸唰地红了，放下双手，像扇子一样放在她的嘴上，好让他看到她的眼睛），然后冲格奥尔基投去挑衅的目光。格奥尔基丝毫不记得自己醉酒后的劣迹，冷不丁遭到攻击，他紧张地晃了晃双下巴作为回应。卢多继续走到雷梅迪奥斯面前，用一声苦笑向她致意。

阿加莎和费尔南多紧接着也到了。我等了五分钟，看有没有晚到的人，但是没有。就这些了—一群格格不入的人。我数着他们油乎乎的脑袋—有六个人，算我的话就是七个。

“都到齐了？”我问。

没人应答。

“这是传销组织吗？”梅尔塞冲她的手掌低声说道。她不久前被卷进一个传销组织，仅有的那点积蓄都打了水漂。

我向她保证，这不是传销。然后，我越过眼前的人头，凝视着远处的地平线，一副演说家的派头，说道：“这是一场疗愈行动，疗愈的对象是不幸者、受压迫者和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像你们这样的人。你们有意或无意地生活在一个精神的贫民区里，世人称之为流亡金字塔，它的构造形似但丁笔下的三角形炼狱。”

炼狱这个词一出，我听到了赞许的喘息声。教堂的钟声响起。

我告诉他们，在流亡金字塔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立无援的，没有人有资格向他人伸出援手。

“这个世界很懂得让弱者屈服于自己的弱点，同时鼓励强者进一步依附于他们觊觎的对象。”我宣布道，“但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决不能屈服，不能成为他们手中的棋子。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去反抗加诸我们身上的不公！现在，哪位能告诉我流亡的定义？”我问，在那个屁股上长满毛的醉汉死去的狭窄场地里来回踱步。我谦卑地低着头，看着地面。

阿加莎一脸率真地说道：“是一种消沉的精神状态。”

“不错，”我说，“还有谁？”

梅尔塞渴求地看着卢多，说：“没有爱的人生。”

格奥尔基受到了鼓舞，走上前，磕磕巴巴地说：“一—个—可—怜—的—人。”

那个眼睛水汪汪的女孩说：“凡间的生活。我们都被天堂拒之门外。人生就是一场远离神圣而全能的造物主的流亡之旅。”

“卢多，”我继续用寻根究底的语气问，“你有何看法？”

他摆出一副古板又傲慢的样子，似乎随时准备闪人。然后，他开始卖弄学识，对这个词的词源做了一番概述，显然是在照搬字典上的东西：“exile（动词）约 1300年，源自古法语essillier—‘流亡、放逐、驱逐、赶走’（12c.），该词源于晚期拉丁语exilare/exsilare，”—他的语气愈渐倨傲起来—“源自拉丁语exilium/ exsilium‘放逐，流亡，流亡之地’，而这个词又源自exul‘被放逐之人，源自ex-—离开（见ex-）’；据沃尔特斯所言，这个词中的第二个元素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al- (2)‘流浪’”—他把每个逗号、左括号、右括号和星号都读了出来—“（那也是希腊语alaomai ‘去流浪，迷失，漂泊’的词源）。”

费尔南多对知识有着持久的热爱，卢多的词源分类在他眼里就是圣言。他低垂的脑袋耷拉在肌肉强健的身体上，闭上双眼，支棱着耳朵，听得入神。格奥尔基、雷梅迪奥斯和梅尔塞似乎不为所动，都没听明白卢多的意思。卢多注意到了，便改用一种更加浅显随意的说法。“走出去的人。”他说，“换句话说，就是被赶出去的人。”说到这里，他挑衅地盯着我这边。

“走出去的他、她和他们，[102]”我纠正卢多的话，“这，”我在这个死亡现场挥动着双手，告诉他们，“是一个安全的空间，欢迎所有被边缘化的人。”

卢多不屑地把目光移到了别处。他的臭脾气又上来了。他无精打采地站在那里，整个人僵硬得像具木乃伊。这是他的专长。

早些时候，我和阿加莎一起把移动美术馆从楼上搬下来，放在了一处停车位上。它看起来像一副带轮子的棺材。里面有些葡萄酒和面包，当然还有托特，我在箱子上给他打了几个可以呼吸的小孔。我把迷你博物馆推到站成一圈的朝圣者中间，打开盖子，放托特出来。他立刻攀上我的胳膊，站在我肩上，凶恶地盯着那些朝圣者，弄得大家都凝神屏息不再吱声。为了缓解紧张的氛围，我开始分发面包和葡萄酒。

“一个小礼物。”我说，给每个人发了一片面包和一盒唐西蒙酒。

教堂的钟声再次响起。隆隆钟声穿透了时间，穿透了岩石，也穿透了整个大气层。我们在那里待了有一阵子。天空开始变紫，空气中泛起瘆人的冷意。我拿起《吊凫》，将早前装在手提箱上的四块可折叠玻璃板展开，每块玻璃板上都装点着一张地图，分别是我人生中的四个坐标—伊朗，土耳其，加泰罗尼亚和美国。我摆好小桌，把打字机和电话摆在上面。那副防毒面具出现在大家眼前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把面具递给梅尔塞，让她往下传。她的脸不得不暂时放弃躲藏，露出了苍白的脸颊和红红的鼻子。卢多虽然依旧一脸冷淡，但已经不再是一副随时要逃走的样子。防毒面具轮转到阿加莎手里时，她像孩子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蹈。她把面具戴在头上，透过圆形玻璃镜片看着我们每个人的眼睛，然后摘下面具，娇憨地说道：“这里头真难闻！”

“如何做到？”梅尔塞说这话时差点被自己的唾液呛到，遮在脸上的手指在颤抖。

“不管你信不信，”我说，“这一切都归结于流亡和漫步之间的关系，卢多已经尽职尽责地为我们概述出来了。”我直勾勾地瞪着他。

让我惊讶的是，他居然冲我眨了眨眼。可能是葡萄酒在起作用—卢多已经喝下了半盒—但不管怎么说，他终于肯正眼看我了，还有点神魂颠倒。我看得出他有些感触。他的肩膀放松下来，头上的鬈发恢复了弹力。我也冲他眨了眨眼，他发出一声性感的叹息。

之后，我捡起一根叶子稀疏的树枝。用来做上好的手杖再合适不过了。我拿它指着可折叠玻璃柜上的地图，是时候让大家了解我了。“我是斑马，空寂女士，”我说，手上回溯着我从伊朗到新世界的流亡路线，“我母亲去世后，我在流亡中漂泊，父亲阿巴斯·阿巴斯·侯赛尼是我的旅伴。为了纪念他毕生的心血，我专注于严肃的阅读、听写、记忆和对所读材料的戏剧化想象，以此润滑我的头脑，一台存档的机器。”我的手沿着相反的方向游走在地图上，将我的流亡路线折叠。最后我若有所思地说道：“要知道，风景和文学相互缠绕，如同DNA上的螺旋。而我们，”我调整语调，换了一种更加令人信服的音色，“将共同穿越这些地带，开启流亡走廊上的朝圣之旅！”我用手杖指着恩波达峰（Alt Empordà），然后抬起手杖，越过一片片平坦的沃土，指着前比利牛斯山脉的崇山峻岭。“为什么？”我朗声问道，“为了回溯流亡作家的旅途—从巴塞罗那一直延伸到布港，他们曾在这些地方居住或短暂停留—用这台打字机实地抄写下属于他们的文学。”

我用手杖指着那台写作机器，扫了一眼朝圣者们的脸，有的满面红光，有的一脸困惑。他们眉毛紧锁，额头泛起皱纹。卢多和往常一样，觉得有必要让自己看起来与众不同。他既着迷，又困惑，同时又很兴奋。

“大家或许会问，我们这些空寂朝圣者为什么要着力于流亡者笔下的文学？因为‘被流放的诗人会使一种旨在否定尊严的情形变得客观化，并赋予其尊严’，”我借助萨义德的话告诉他们，“通过抄写这些作家的文学作品，我们不仅将恢复文学的尊严，同时也将恢复我们自己的尊严。更何况，这样回溯既往的过程也是在为昔日的伟大作家重拾尊严，算是一种世后救赎。”我的语气变得沉重。我看着雷梅迪奥斯，她听得那么入迷，手终于闲了下来，不再理会脖子上渗血的疹子。

有几个人开始来回走动，好让血液流动起来。天气一分一秒地冷下来。夜晚的空气像一座穹顶，被一股力量拖拽着，慢慢罩在了我们头顶。我坚持着，双手互搓，然后左右手交换着捂住托特毛茸茸的身体。我们必须留在约瑟·普拉的母校旧址附近，吸入他的青烟，让我们的意识为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