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罗纳
迷你博物馆的创造始末
以及我与卢多·本博的
同居故事
几个星期后，在一月里一个潮湿的下午，我永远离开了基姆·蒙索的公寓。
雨下了一整天，浓浓的紫色雾气笼罩着巴塞罗那。大道两旁的树木在摇晃，风吹落树叶，将它们带到视线之外。黑色的水帘从天空倾泻而下，又从地面上蒸腾起，形成一团团云雾。去往火车站的路上，一道强劲的闪电劈过来，迫使我藏在了一处屋檐下。托特坐在我肩上。我把这只鸟偷走了，买了一只假鸟，一只木制凤头鹦鹉，把它放在了基姆·蒙索的公寓里，固定在托特平常休息的那盏可旋转壁灯上。真正的托特正气喘吁吁。他的喙半张着，不停眨眼，或者不安地啄我的耳朵。他的羽毛竖起，一脸瘆人的表情。这副样子很讨人厌。我如是告诉他。他似乎生气了，立马用右爪抓住了我的耳朵，把指甲扎进我的皮肤里。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耳朵从脸侧被扯下来，像四处飘散的树叶顺着风飘到了远处—这不过只是我的想象。
“你要是再不住手，”—我鄙夷地瞧了托特一眼—“我就把你塞进移动美术馆里。”那鸟斜了斜眼，意识到自己可能要被我父亲刺鼻的死亡气味淹没。
离开公寓前，我把木柜状手提箱改造成了一个迷你博物馆。为了填满父亲缺席后的空间，我把我们过往的青烟转化成了艺术，在那口石棺里填满各种物件。除了我的书，父亲的书，这座迷你博物馆里还装着断了血脉的房间里的物件，以及基姆·蒙索公寓里的物件，它们就像我父母和我当初所遭受的那样，被强行与其所在的环境割裂。
我徒劳地对托特说：“我被剥夺了家园和故土。这些物件使我认识到我不幸命运的种种起源和阶段，倘若失去它们，我在这世上还剩下什么呢？”那鸟一言不发，依旧抓着我的耳朵。
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巴塞罗那像座被抛弃的空城。我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世界之外往里窥视。过去几周内发生的事件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古怪：如新生儿般焕发生机，同时又沧桑、老朽、饱经风霜。我往四周望了望。扩展区的建筑外墙在人行道边一顺溜排开，让我想起一场漫长而艰辛的战争过后的战士。我扫了一眼空旷的街道，隐约觉得这座城市的潜力曾被粗暴地截断，仿佛我看到的是一个遥远的、被暴力摧残过的巴塞罗那残像，是这座城市纷繁复杂的过去的可怕投影：佛朗哥的巴塞罗那，内战中的巴塞罗那，悲惨周[78]的巴塞罗那，西班牙继承人之战中的巴塞罗那，收割者之战[79]中的巴塞罗那。这座城市经历过多少次自我改造？她死过多少次？又有多少次死而复生？她有多少次自我放逐？这座城市似乎被自己过往之幽灵困扰着。然而，如同侯赛尼人一样，她坚持了下来。
我浑身湿透。风将雨幕吹得东摇西晃。我把背紧贴门廊，看到一楼窗户上我的影子。我看起来像一名逃犯，身上附着一只固执且反复无常的鸟，鸟的喙半张着。我也张开了嘴，热气从我口中冒出来。我久久地凝视肩上扛着托特站在那里的我。窗玻璃上的鸟儿和我变得扁平，似乎正从一张老照片花掉的薄膜上难以置信地回望着自己。
终于，雨势变小，最后停了下来。冬日里苍白的阳光冒出来，将温和的光线投射到窗户上。托特和我从窗玻璃上消失了。街道上开始人潮涌动。人们来去匆匆，想要躲过下一场倾盆大雨。我重新踏上前往火车站的旅程，一路上擦肩而过的有彩票小贩，清洁工，身着修身黑色西装和熨烫齐整的白衬衫的商务人士，披着色彩鲜亮的直筒外衣的中年女人—这外衣让她们活像等待包装的礼物；此外还有公司职员，穿着双排扣套装的鸡尾酒吧侍者，套着蓬松羽绒服的小年轻。这些年轻人脚上穿着用泡沫和橡胶做的鞋，看起来很适合在月球上行走，他们发暗的脸上长着粉刺，让我想起基姆·蒙索公寓客厅里那张红色卧榻上的窟窿。这些人都有地方可去，也有人爱。要是他们没有到达要去的地方，爱他们的人可能会生气、担忧或者失望。在他们旁边，我感觉自己像一只野生动物，无牵无挂，无所羁绊。我的嘴里同时品尝到了孤独的甜蜜与酸楚。我看着他们，突然意识到，如果我注定要在生中消亡，那么我起码应该拥有一张思考的座椅。要是把红色卧榻也偷来了该多好。
在火车上，我想着卢多·本博。自从他那天离去，把我丢在浴缸里，害我泡得全身皱成了西梅干，我就一直在计划要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家门口。他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抛弃了我，这加深了我对人性的不信任，他是在侯赛尼形状的伤口上撒盐。一个小时后，我就会到达他在赫罗纳的家门口。我会强行进入他的生活，正如他通过干涉我的笔记本强行进入我的生活一样。
我闭上眼睛，估量着卢多离去后的这几周里我有过的种种想法。我记起来，有那么几天，我觉得强行进入他家是一种行为艺术，是安德烈·布勒东[80]的译者们所说的“对非理性之爱和爱的非理性”。在基姆·蒙索的过道里踱步时，我随意问询了布勒东的一本书，他的文字从书页中跳出来，以立体的形态悬浮于书本上方，这赋予了它们一种寓言般的特质。布勒东的文字很快与我父亲的话分庭抗礼：不要爱任何事物，除了文学—出自侯赛尼戒律的第一条。
这两句话驻扎在我的脑海里，就像一对随时要卷入纷争的敌人—一个要引领我去靠近卢多；另一个则正好相反—让我内心生发出一种宁静的忧伤，几近欢喜和愉悦。我越去思考这两种选择，越感到沉醉和欢欣。正是在那种状态下，我推理出了如下结论：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卢多的住所并且—应该怎么说呢？—做好搬进去的准备，这样做会给他一个教训。什么教训？如下教训：如果爱是非理性的，而且一个人爱非理性，那么就可以说这个人—即卢多·本博—爱“爱”；当一个人爱“爱”时，他就有可能变得不可阻挡，成为其爱人—即我，卢多爱的对象—的精神杀手。我将搬到赫罗纳，强行进入他的生活，借此向他展示爱的破坏性和入侵本质，这样我就执行了布勒东的使命，同时又相当矛盾地证明了侯赛尼戒律第一条的内在智慧。通过这样的方法，使我脑子里的两方阵营进入一种复杂的休战状态。借助文学来揭露爱的谎言，证明爱的无条件大度和善意不过是虚假的遮掩，我会再次证明文学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宇宙中唯一慷慨大度的东道主。不仅如此，我还要当着卢多的面做这件事，虽然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错过了这样的机会。
我感觉饿得慌。离开巴塞罗那前，我数了数莫拉莱斯给我的钱还剩多少—已经用掉一半了。这样一来，我的口粮又要再度缩减。为了转移注意力，我睁开眼睛，看着移动美术馆。我把里面的东西列了个清单：打字机、电话、防毒面具、公牛铜像、迷你塑料马桶、幽灵地球仪。在我看来，我没有偷任何属于基姆·蒙索的物件。我只是重新打造了它们。我将它们变成艺术品，从而为它们注入了新的生命。基姆·蒙索虽然是达达主义者，但并没有把这一爱好发挥到极致。是我，这个未曾享受人世间任何恩赐之人，以杜尚的意志创造了手提箱里的盒子[81]，把这位文学批评家的财产带到了它们理当拥有的结局中。
我花了数小时设计手提箱的内部构造。我把一个可伸缩的木十字架装在盖子里边，将《吊凫》固定在上面。现在，我只要打开行李盖，展开十字架，那幅画就会自动打开，庄严肃穆地挂在其他物件上方；侯赛尼的咒语—世之妄也，吾等以死护己生—不祥地悬在这座美术馆的展品上方。
我为迷你马桶、公牛铜像和幽灵地球仪安了个架子，把便携式图书馆安排在行李箱的最底部。我把锈迹斑斑的茶壶和地毯也塞了进去，又在地毯上面放了打字机、电话和防毒面具。最后这三样物件经历过世界大战的摧残，平日里看起来破破烂烂的，一摆在行李箱里，倒有了几分艺术品的高贵与庄严。
火车前进着。我们经过平整的麦地、葡萄园，还看得到一些杆子和高塔。我摆着人体模型的姿势坐在那里，以外科手术般的精度回顾了移动美术馆的功能。我做了两张可折叠的桌子，可以固定在箱子的两边。我想象自己坐在放有打字机的桌子前，通过抄写五句话—分别献给侯赛尼家族的五名成员（包括我）—来践行非理性-实用主义方法，然后移到另一边摆着电话的那张桌子前；我会拿起听筒，聆听电话另一端的寂静，时长是五分钟。我认为，这响亮得足以为人听到的寂静，是世界各地的流亡者遭受**后留下的白噪音—在失败的宪法运动、世界大战、独裁、政变以及反革命运动的轮番上演中，我们这些流亡者的命运一再受到威胁。换句话说，通过将非理性-实用主义方法与抄写的艺术结合起来，我促成了一场达达主义现场表演的诞生。基姆·蒙索对此会说什么呢？我沾沾自喜地思忖道。
一天傍晚，我坐在基姆·蒙索的红色卧榻上，沐浴着朦胧的暮色。我抬起悲痛的触须，从文学母体那里接收到如下启示：既然我比常人对文学在人生的总体问题方面的价值有更凝练的感知，我就有责任将这世界的可怕面目揭示给疲惫不堪、装腔作势的世人。为此，我要进行一系列表述性的抄写，目的就是将我们徒劳遭受的苦难展现出来，揭示唯一存在的真理：文学的真理，一种用美丽的谎言伪装起来的丑陋真相。我想，我有责任去警告这个世界，我们尚未触及谷底；我们，21世纪的成员，所谓的“现代人”，即将陷入一种幽深而漫长的无意义，它将青出于蓝，成为前所未有的无意义。没有人能幸免。战乱四起，一场时断时续的无情战争将任意地出现和消失，扩散至世界的各个角落。想到这里，我从红色卧榻上腾地站起身，大声宣布：“蠕动的渺小鼠辈们，只要我们中有一个是不幸的，迟早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将变得不幸。砰！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这是我们听过的最大谎言。”我重又坐下。
在这段顿悟过后，我给木柜状手提箱装了轮子和把手，这样就可以轻松挪动移动美术馆，再没有什么到达不了的地方。如果我打算发出警示，我必须毫无偏袒和遗漏。它传达的启示是面向所有人的，即便住得再偏远的人也要被顾及。理当让他们知道真相。而移动美术馆具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传达这一真相的功能。我的笔记本虽然已经写得满满当当，却并不足够。那些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的人呢？谁会为他们敲响侯赛尼的警钟？我需要为我的笔记本做一个可视模型，一座三维塑像，它会一把将我们过往之幽灵拉拽到现在，并问：为何“现在”—也就是历史本身—没有被提及呢？
火车开始放慢速度。我望向窗外。车就要停在赫罗纳站了。很快，我就要再见到卢多了。我感觉我心上的田野里万马奔腾。火车在高架轨道上停下，车门砰地开了。我下车，走上粉色光线笼罩下的站台。我到了：昔日自我的幽灵，赫罗纳的双重外来者，再度异乡人。托特收紧了踩在我肩上的爪子，死死地抓住我。
我走出车站。外面下着雨，我在附近一家商店的雨棚下站了一会儿。蓝色的大巴车在停车场上转悠，一圈圈烟刚从排气管里飘出来就被湿稠的空气压到了地上。我转过身，看着火车站的外墙。一面巨大的圆钟悬挂在车站上方，扁平状，奶油色，两根指针粗壮而坚硬，透着法西斯分子的严厉，让我想起佛朗哥那张可笑的脸，冷淡、缄默如月的脸。
我感到体内有东西在动。是父亲。他在漫长的隐蔽之后终于露面了。他的出现让我恢复了元气，也壮起了胆。他向来喜欢赫罗纳。我记得他曾兴奋地侃侃而谈：“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的文学和政治边陲，而它的首府巴塞罗那在世界上享有美誉，是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的摇篮，也吸引了很多人才慕名而来。巴塞罗那是地中海的曼彻斯特，炸弹之城，火中玫瑰。而赫罗纳……赫罗纳是一个温室，是流亡者的输出地。”
的确如此。赫罗纳地处法国和巴塞罗那之间，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流亡者来往加泰罗尼亚的必经走廊。
“然也！”我明媚地对父亲说道，能再次看到他捋胡须的样子，我高兴得手舞足蹈。他把胡须末端缠在一根手指上，挠我痒痒。
“愚蠢的法西斯分子！愚蠢的钟！”他骂道，咯咯笑起来。
尽管父亲出没的时间无定，我却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规律：随着一天天过去，他变得越来越没有条理。死去的他在衰老，在慢慢消解。他的指甲、结成团的毛发和身上的死皮会掉在我空寂里的地面上。他每次现身时都会把这些东西搅起来，使得这些来自他身体的碎屑在我体内的沙漠中肆意飞扬，如同风中的风滚草。他的呼吸似乎比以前更加急促。看到他一副要垮掉的样子，我感觉自己也可能会突然间蒸发，消融在虚无中，成为过去的一声回响。我的病手又痛了起来。
“父亲？”我徒劳地问道。没有回答。他再次沉入了我的空寂中。
我开始独自穿过赫罗纳，没有他的陪伴，我感到沮丧，闷闷不乐。纵横交错的街道一点一点、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回到我的意识里。我没有带伞，一路上只好紧挨着建筑墙面前行。托特挪到了我的右肩上，那边淋不到雨。等我到达佩德拉桥—一座悬挂在翁亚尔河上的石拱桥，是老区正中心的地标—时，雨已停了，傍晚的天空中溢满澄澈的光辉。
我在桥上坐了一会儿，盯着青苔色的平静水面。雨把水底的煤渣和泥都搅了起来。水面看起来十分沉闷，那是黑暗与毁灭的象征。达利的一句话钻进了我的头脑：“我从未否认我富饶、灵活的想象力是最为精确的调查工具。”
我发出一阵苦笑。“最为精确的调查工具！”我重复道。
我想，我的头脑比达利的还要更天马行空，更伸缩自如。我的头脑和文学母体一样柔软而有韧劲。而文学母体本质上是一张为空寂文学绘制的尚未完成的地图，其本身就是无边无际的。我怎么可能拥有那样一个头脑呢？一个不断延伸、从不停止的头脑，一个容纳所有文学的头脑？
我直视前方，望着风景延伸消失的地方。远处的河面上桥梁无数，色彩斑斓的建筑在堤岸上紧挨着依次排开，墙上的窗户酷似一排眼睛，阳台上凸出来的铁栏杆像肿胀的嘴唇。这些建筑默默地回望着我，每栋的颜色都不尽相同—橙红色、珍珠母色、薄荷色、焦黄、橄榄绿、白色、芥末黄、开心果绿、红色、哑光橙。
雨云快速从头顶飘过，天空中的明丽散去，傍晚粗粝的光线钻了出来。我行走在渐渐暗下来的街道上，往老区的深处走去。我走上路面铺着石子的集市，穿过鹅卵石巷道。远处昏暗的餐馆门窗中传来交谈的低语，弥散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每个人都在吃吃喝喝，一如既往地生活着。玻璃上我的影子相互重叠：我看起来邋遢、狼狈、寒酸。我眼睛和嘴唇周围的皮肤绷得紧紧的，我的嘴唇抿得像刀片一样薄。嫉妒让我面色铁青。玻璃另一边的人过着优渥的生活，尽情享受着欢乐和幸福，而托特和我—以及这座移动美术馆，由我昔日的尸体演变成的未来—行走在这条路上，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我们的存在。
我继续走着，路上经过一道道嵌壁式木门，上面钉着锈迹斑斑、造型酷似滴水兽的门环，经过装了护栏的窗户，煤气灯，以及过去用来拴马的金属环。我想到了我们死去的驴子，想到它的骨灰飘撒在那片无人地带，我的嫉妒失去了活力。我抬头看去。天空成了一条孤寂的黑色带子，和路面一样狭窄。我想，这就是那种会让太阳死去的街道。太阳经过时会猛地往这条冰冷的狭窄小路砸下来。当我拖着身体穿过那条阴森的隧道时，卢多·本博在想什么呢? 想着我快要躺倒赴死，或者想着我如丛林下的野兽那样舔舐伤口？想着我无法说话，无法抵抗，无法反击，无法将这个世界和它的臣民，包括他，加诸我的不公反手扇回去？
的确，我，作为流亡金字塔里的中层成员，从未有过塑造自己人生—屈服于无数个独立变体的人生—的意志力，更不用说将自己作为一种力量加诸他人的生活。但是现在情况变了。被困在金字塔里的人终要走出来，用他们的力量影响这个世界，让这个贪婪的宇宙看清自己狰狞的面目。我就是那些人中的一个—一颗崭露头角的新星，斗志高昂，一名文学恐怖主义者。我拖拽着我躯体的所有部分以及各自对应的物件沿着陡峭的街道攀爬，心想，这个奸诈的地球待作家和思考者太不友好，对AAA成员更是如此。它对我冷酷无情，视我为仇敌，但我善意地忍受这个世界太久。我已经被**得好战，被强加于我们国土之上的无休止的战争，被文化刺杀—说得好听点就是流亡。将自己强加给他人，以便教化他们，是我的本分。而卢多·本博，文学的门外汉，流亡金字塔里不够决断的成员，正需要一次教化。他是流亡者中的叛徒，是本博家族遗产的耻辱。
到达卢多门前的台阶上时，我感到既害怕又愤怒，耳朵火辣辣的。我一边敲他家的门一边暗自想：万一他拒绝我的陪伴怎么办，或者万一他请我进去呢？我的思绪开始旋转、延展。我又敲了敲门，没有人应答，一时间感到有些挫败。
我只得在卢多·本博公寓外的长椅上度过这一夜。长椅固定在一处小土丘上，那里种着几株悬铃木苗。从土丘上能看到山脚奇异的景观。比利牛斯山闪耀着一种异常的光华。山上黑黝黝一片，那是幽深的沟壑、山脊和爬满青苔的石头，上面笼罩着一层薄雾—水汽蒸腾，似有光从背面照射过来。我和托特坐在那里，凝视远处，直到夜幕降下。天空变成紫色，而后落入黑暗。
“我遭遇的窘况本质上是什么？”我问托特，“我从无处来。无家可归，漂泊无依，不知所措，因无穷无尽的疏离而失去行动能力。”
托特不住点头表示赞许，表现得沉着而有耐心，像一个被困了一辈子的人。他也在一天的奔波中累坏了，疲乏将他变成了一个礼貌得体、极力配合的生物。
“那样的本质成就了什么样的我？”我问道。
他扇了扇翅膀，似乎在说：我哪里知道？
突然，我听到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你好似目光锐利的爱德华·萨义德，是一个善于思辨的边境智者！父亲沉闷的声音从我空寂的深处飘过来。我几乎没有认出是他。
萨义德的名字让我陶醉，温暖了我墨色的血液。的确如此。和往常一样，父亲再次一语中的。我，斑马，虽然被持续的流亡摧残得遍体鳞伤，但这种无家可归让我感到自在。我体内流淌着的血液有着各自千差万别的身份认同，但我拒绝让它们融合。我拒绝创造一个单一的、整体的自我，缺乏间隙和裂缝的自我，一个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少麻烦的存在。不仅拒绝，我，空寂女士，还要继续居住在一个阈限空间里，那个有利的位置会让我对思想的形成做出新的展望，让我生活在日常经验的边陲之外。
我很快起身，站到了卢多·本博的家门前，门上有一只手形金属门环。我盯着那只病态的手，感知到一种预言的气息。苔藓绿的门环上锈迹斑斑，像是血溅在了上面。我低头看着我的双手，手指又痛了起来，我和卢多**时它这样疼过；母亲去世后，我用手轻摇昏迷的父亲时，它也这样疼过。我感到痛苦，退到长椅那里，看着紫色的雾气缓缓飘向山峦起伏的边境。
白天的雨将父亲的死亡气息激**起来。我往后靠在椅背上，将双脚搁在迷你博物馆上。我安慰自己，卢多·本博终究是要回来的。不久后，我就要厚起脸皮向他的朋友们做自我介绍。我在地上发现了一条沾满泥土的旧绳子，便用它将托特绑在了长凳上。我的肩膀累了。我走到悬铃木苗那边，发现它们还没有在陶土盆里扎根。我把它们当成阿加莎、费尔南多和贝纳德特，向它们做自我介绍。
“你好，”我对第一株树苗说，抓住一把细软的树枝，摇了摇，“我是一个正在入侵西方领土的非西方人。”
我重新思量了一番。“一个正在入侵西方领土的非西方人”，这个表述不足以表达我想说的意思。这是一个近乎准确、不完整、被缩减和简化了的想法。它没有涵盖这样的事实：当我还在东方时，西方侵犯了我。西方加诸我的这种侵略和文化刺杀迫使一个痛苦的、心理上遭受摧残的我穿过茫茫大地来到西方，用它一手造成、如今却拒绝承认的扭曲来污染西方的土地—说到这里，最典型的例子是，西方正在对我实施煤气灯式心理操控[82]。是的。我经受过帝国主义列强的煤气灯式心理操纵。但是，这棵树苗和新世界一样太过幼小，还无法理解我的话，它什么应答也没有。我轻轻踢了它一脚，然后走开了。
托特扯着绳子在长凳的边缘上蹦下跳，抒发着内心的欢乐，虽然他的命运比被劫持的人质好不了多少。
“你好，”我说，抚摸着第二株幼苗的柔软枝叶，“我，斑马，正在第二次穿越我曾穿越过的边界，为了绘制出空寂文学的地图，为了一劳永逸地证明，任何值得记载在人类可悲历史上的思考都存在于一个流亡者、移民和难民的头脑里，”—我的头脑和嘴唇开始完美地达成联盟—“存在于那些逃离迫害之人，以及，或者说无家可归之人的头脑里。”
那株树苗点了点头。
“居于西方思想宝库中心的，”树苗的善意让我大受鼓舞，我继续说道，“是那些曾遭受过排外主义、西方军事法西斯分子及其东方傀儡折磨的人的痛苦。”
我盯着那棵树。它受到了感染，正闷闷不乐，枝头无力地垂向地面。
“西班牙，当然也不例外，”我告诉这可爱的树，“西班牙是罪魁祸首。它应为所谓的新世界的建立、为西方的诞生负起全责。过去的西班牙人是刽子手，是宗教裁判官，他们全体都是。”
这时，月亮现身了，从坐落在这边山脚下的犹太人历史博物馆升起来，光线中带着柔和的赛法迪犹太人的怅然若失与渴望。赫罗纳圣母玛利亚大教堂的钟声敲响。
“如此渴望脱离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人，为什么会口口声声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当作他们中的一员？为什么会在巴塞罗那港竖起一座纪念他的雕像？是自负在作怪！”我说，重新开始我的宣讲，“自负！它让我们所有人都变得自相矛盾！”
树苗再次点头。我从未遇到过比它更毕恭毕敬、更具道德正义感的树。它是崇高的，有着超越其年龄的智慧，注定要在高级知识分子那里占据一席之地。我决定不去费劲招惹第三棵树。我想，为什么不破一次例，让这个夜晚愉快地收工呢？
我瞥见了月光下的一块岩石，把它捡起来，正适合做枕头。我在长椅上躺下。托特在我两腿间安定下来。虽然我们都睡得不安详，但毕竟也睡着了。
几小时后，我在昏睡中隐约听到卢多无奈的叹息声。他一来就耍起了坏脾气。
“妈妈咪呀，妈妈咪呀。”他像个孩子那样哭哭啼啼的。
我睁开眼睛。他正绕着长椅来回打转。他的双手不停地往头顶挥舞，手指焦躁地一会儿揉搓他的鬈发，一会儿拉扯耳垂，然后像木棍一样落回到身侧。我随他这样，等他累了自然会停下来。最后他终于消停，瘫坐在长椅上，双目圆睁，凝视着远方。
“这是什么？”他指着托特，终于无可奈何地问道。
那天天气阴沉。头一天夜里，雨时断时续，把地面浇得坑坑洼洼。我的体温不停地下降、回升，折腾了一夜。我半睡半醒地盯着托特，他看起来越发野性难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这？”我糊里糊涂地答道，“这是托特！”
“它怎么看起来像只掉进水沟的老鼠？”
“是‘他’。”我纠正道。
卢多翻了个白眼。清晨的阳光下，老区的石结构建筑成了白垩色，麦秆的颜色。
“而且，你的推测不符合常识。你见过长着黄绿色羽冠的老鼠吗？”我转头对着托特说，“让他见识见识。”
那鹦鹉有些费力地展开了羽冠。空气太湿，他的羽毛黏糊糊的。
“瞧，”我对卢多说，“你要是有兴趣，可以把这羽冠带到弗拉明戈演出现场当扇子用。一只老鼠！”我愤愤地说道，语气中带着轻蔑，同时揉了揉太阳穴缓解头痛。夜间我微微有些发烧。
几名醉汉东摇西晃地走进了土丘附近正对着卢多家门口的停车场。
“我们走吧。”卢多低声说道。他已经没招了。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和他相处的短短这些天里，我已经认清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他的杯子一直是满的，随时要溢出来。
“你从张牙舞爪的冰人那里过来的？”我责问道。他的头发蓬乱，毫无发型可言，显然是和她发生了冰冷而机械的性关系。
他的头脑立刻捕捉到了我的意思，因为此刻他的舌头恶作剧般地顶在了门牙间的罅隙上。我已经忘了那个缺口，那个通往空寂的窗口，就在那张宽而英俊的脸的中央。
“不是。”他撒谎了，目光在闪躲。他把眼镜推到鼻梁上，再次看向我时，舌头已经干净利落地放在了舌**。
“棺材里的一具尸体。”我咕哝道。
“什么？”
“我指的是你的舌头，”我说，“我们得让它再次动起来。”
其中一个醉汉向空气中吼了些莫测高深的话，他圆圆的脸涨得通红，眼睛又小又亮，看起来就像是上了一层漆，被挤扁了似的。
“Mannaggia a te[83]!”卢多说，“一群游手好闲的人！”
那醉汉的朋友，一个满脸皱纹的精瘦男子，把裤子往下一扒，屁股往两边一展，用加泰罗尼亚语大声喊道：“有本事对我的屁股说呀！”
我很高兴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洞和裂缝，这是个好兆头。我来到卢多跟前，问：“你不打算请我上楼去吗？”
“上楼？”
“我可不是你的玩物。”我说。
“我的玩物？”
“说你自己的语言，”我命令道，“这样才能聊下去。”
我感到他的身体变得僵直。他肌肉收紧，下巴低垂。这是他一贯的样子。
“听好了，”我说，“在基姆·蒙索的公寓里，你可没少在我**里进进出出。这你当然记得吧？”
他勉强点了点头。那个精瘦的醉汉见我们没反应，便把裤子提了起来。
“体面的做法是邀请我上楼，送上一杯茶，将我引荐给你的朋友。我可是冒着大雨，日夜兼程赶过来的。”
“这里离巴塞罗那只有一个小时。”他严肃地说道。
“啊，”我说，“你总是那么精确。”
那个面部肿胀、满面红光的男人又大吼了一声，像一只午夜时分的狼。但现在是早晨，白天才刚刚登场，而我们这些人在它还没来得及用死亡的重量将我们拖垮时就先给了它一刀。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说道。
一阵难堪的沉寂随之而来。
卢多低声说道：“你拒绝了我的爱。”这话不经意地从他嘴里溜了出来。他似乎为自己的坦白，为自己突如其来的失控感到难堪。他神情严肃地坐在那里，两眼瞪着地面，嘴角在颤抖，把我吓了一跳。他一副要哭了的样子，我感到于心不忍。
“我改了。”我撒谎道，虽然我知道这话归根究底说的是事实。毕竟，我不只是想要重新教育这个男人，我也思念着他；当我从浴缸里向他伸出手时，他没有抓住我的手，为此我连续苦闷了好几个星期。鉴于他对我的笔记本、对我人生的干涉，我实在无法信任他，但即便如此，我知道在那些破碎的自我中，至少有一个是愿意相信他的。
卢多不说话。他噘着嘴，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我解开了托特脚上的绳子。那鸟交替着伸了伸两边的爪子，用喙梳理着身上的羽毛。卢多依旧没有动弹，他需要更进一步的劝导。
我起身站在他面前。我试着让他打起精神，用我父亲在无休止的战争中对我用过的方法。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来吧，收起你的铜剑，插入鞘内，”我声情并茂地念诵道，不敢相信这些话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让咱俩前往睡床，躺倒**，在欢爱的床笫，”—我看着那棵聪明的树，敬畏地鞠了个躬—“或许可建立你我间的信任。[84]”
“你为什么这样说话？”卢多说，眼皮半耷拉着。
我站在那里，将他的脸看在眼里。我的出现带给他的震惊已然退去，他的表情中开始流露出强烈的痛苦。看到他这样，我的脸不由得耷拉下来，有些茫然。我的情绪像过山车一般，让我难以捉摸。我参透了其中的玄机—我头脑里的滑车将我的情感高高举起，储存在我错杂的意识里的隐秘角落，等到我状态恢复到足以应对，等到它们像变质的牛奶一样发酸时，再提取出来。卢多的眼睛湿润了，他的脸上一副无望的表情。我听到父亲的低吼在我的空寂里回**。我想到母亲去世时他痛苦的模样。我记起，为了让父亲动起来，想办法把那些石头从母亲身上移走，我赶走了内心所有的情绪。难不成我还有别的选择？谁又能有什么选择呢？我自问道。我们不能轻易失掉斗志。我看到卢多将眼镜取下，揉了揉眼睛，这才意识到他还在那里，在等待我的回答。
“《奥德赛》 ，”我听见自己说道，“读一读它，你就好了。”
卢多小心翼翼地笑出了声，伸出手抓住我的手。我们重又恢复了心照不宣的宁静。不知不觉间，我们已推开大门，把那几个吹着哨子的醉汉抛在了身后。我们进到大楼里黑黢黢的底层。他帮我把移动美术馆搬到了楼上。
他打开门，室友们都齐刷刷地站在门口：阿加莎、费尔南多、贝纳德特。阿加莎和费尔南多在意味深长地挤眉弄眼。显然，卢多已经跟他们说了我俩的那点事。贝纳德特背对着我们站着，我只看得到她的后脑勺。
卢多放下迷你博物馆，看着贝纳德特，然后把嘴凑到我耳边。
“一个怪胎，”他迫不及待地告诉我，然后转过身对着这三个人，说道，“各位，这是斑马和她的鹦鹉—托特。”
“斑马？”他们齐声问道，场面立刻欢悦起来。
“是的，斑马。”
听他的声音似乎是又找回了自己：强大、镇定，梦幻般的眼睛清澈而警觉。我也恢复过来，为有了栖身之所而感到满足。
“谢谢你，卢多。”我说，“听到我的名字被重复了这么多次，我很高兴，因为你知道，我拥有多重的自我。”
卢多翻了翻白眼。
贝纳德特转过身来。她的脸像粉笔一样苍白，眼睛又大又黑。她似乎被吓到了，立刻开始沿墙壁侧身移动，背贴着墙面，像一只螃蟹。她消失进房间，静静地关上了门。
“她的脸真白净。”我说道。
“是的，”阿加莎柔声答道，“她非常纯洁，一个十足的天主教徒。这时候，她大概已经跪地，在和教皇对话。”
我对阿加莎有了好感。我看向过道尽头处贝纳德特的房门。过道两边的石柱上晾着几尊阿加莎的陶土半身像。我猜是出自费尔南多之手，我知道他是一名雕塑家。这些半身像有的是仿照她现在—约莫32岁—的容貌做的，有的设想了她年老时的样貌，是对她未来的畅想：淡淡的皱纹，脸颊松弛，眼睛不那么有神。我注意到她温柔而性感的身姿。我用鼻子就能猜得出，阿加莎是一个打扮时髦的人；她身材纤细，性格倔强，身上的味道很好闻。她的皮肤中散发出若隐若现的香草和薰衣草味。难怪费尔南多会有复制她脸蛋的冲动。
“费尔南多不会说英语，”阿加莎亲切地说道，或许是在解释为什么他皱着眉、看起来一头雾水地站在她身边。然后她问道：“你从哪里来？”
“这可说来话长了。”我镇定自若地回答道。
“我有的是时间。”她边笑边说道。
费尔南多的眼神变得凌厉。他那双乌黑的眼睛闪烁着，透着一股令人不安的力量。他的脸上似乎永远一副困惑和厌世的表情。一个有着严格的道德心，沉默、高尚，讲原则到极致的人。
阿加莎抓住我的胳膊，领我往过道走去，带我到了客厅。客厅地上铺着粉色、白色、黑色的瓷砖，拼成了精巧的几何形图案。柔黄色的墙面裂了缝，天花板高高的，狭窄的石头露台上安了绿色百叶窗。阿加莎立刻打开百叶窗，一丝寒风吹进来，送来那几名醉汉喧闹的吵嚷声。从这里能一睹赫罗纳的风貌和山间景致，比那个小土丘的视角还要好。卢多和费尔南多跟在后面。我听到他们在过道尽头低声说话。我听到他们打开移动美术馆的盖子，惊恐地倒抽了一口气。《吊凫》和防毒面具这对可怕的组合把他们吓得不轻。
我将注意力转回到阿加莎身上。这世上敏感体贴的人那么稀少，我又何苦要再兜圈子呢？阿加莎显然就是这类人，而且她还那么美。她拥有淡紫色的眼睛，高高的颧骨，大大的嘴巴，两排整齐的牙齿如珍珠般亮白，仿佛在对全世界微笑。
“我现在告诉你我从哪里来。”我说。
她睁大了眼睛，露出高兴的神色。
“洗耳恭听。”她说，透着一种古雅的魅力。她伸出手抚摸托特的头。那鸟儿扇了下羽冠。
“我来自那个无所归属的国度，它在所有国家的边境之外，”我满不在乎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你的家就是我的外围。”
在短暂的温柔之后，他又回复了严厉。阿加莎的好奇和好客天性似乎让我也乐观起来，我不想破坏它。于是，我安慰自己，我一直在寻找的两个卢多·本博又回到了我的生活中，一个严厉，另一个浪漫得要命。
阿加莎在沙发上坐下。她窝进沙发的花纹布面，闭上眼睛，深深思考着我刚才说的话。卢多穿过客厅，走到外面的露台上。我环顾四周。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装饰。有一棵濒死的绿植从房梁上垂下来，一张临时拼凑成的桌子，书架上摆满书和纸，很多都沾了灰。墙上光秃秃的，裂缝中积满沙砾和尘土。我注意到沙发旁边的咖啡桌上有一口脏兮兮的鱼缸，玻璃内壁上附着海藻和污泥，浑浊的水里有个橘色的东西在游动。我决定去露台上和卢多一起。他紧握着栏杆，指关节都白了。托特依然栖息在我的肩膀上，张开嘴，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气。
“你过来做什么？”他问，“我一连好几个星期都没听到你的消息。”
“我要搬进来跟你一起住。”我说。
他什么也没说，但我注意到他紧握的手松了下来。
远处，天空开始拉开帷幕。夜间积聚的浓浓雾气正在一点点散开，翻山越岭，在风的推力下往海边移去。
“你这样做不觉得方式有点怪异吗？”他问道，眯着眼，死死地看着我。
“或许吧。”我说，“不过谈到怪异，我可跟你比不了。我的怪异是表面的，你的怪异才是深藏不露。我为你的方法鼓掌，真是勤勤恳恳，又小心翼翼。但我提醒过你，与自己的多重自我隔绝，只向世界展示一面，而让其他的自我藏在体内，这必然会带来危险。”
“咱俩半斤八两。”
天空露出一片金黄，天尽处云雾缭绕，残留的晨雾在那里徘徊。
“我们可以一直不依不饶、相互怪罪下去。但这样真是很无聊。”我说道。
“行，我们换个话题。你过得怎么样？”卢多用精神科医生般的精确与冷静问道。
他的问题在我耳边回**。我过得怎样？我看着天空，心里泛起了一丝警觉。从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怀疑他是否在假意关心，其实是想探听他不道德地干涉我的笔记本的后果。我决定引用尼采的话，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武器。
“总的来说，”我说，“我是健康的；从某个角度、某个特性来讲，我是一个颓废的人！[85]”
“你就不能出示一个自己的回答吗？”卢多皱眉，把手从栏杆上拿开，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
“出示？”
“是的，”他说，“出示。”
楼下传来断断续续的哀号，那几个醉汉一定是出事了。
“圣母马利亚。”卢多叹道，眼睛看向别处。
“你信教？”我问。
“不，”他说，“不是，你看。”
他指着那群醉汉，他们正围着一具尸体打转。外面一片**，但我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听不清。这时，贝纳德特从房间里出来，身上穿着一件毛茸茸的粉红色连体服。她迈着重重的步子走来走去，粉色连体睡衣下的手臂甩动着。她关上了所有的窗户和百叶窗，把窗帘也拉上了，把整个公寓遮得死死的。
楼下，那几个醉汉发出一声悠长、平稳的号叫。之后又传来一声更加微弱和哀戚的号叫，似乎是躺在中间的那个人发出的。那人仰躺在地，上方围着几个油腻腻的脑袋。
我趁乱潜进了贝纳德特的房间。房间窄窄的，没有窗户，很沉闷，跟我高祖父沙姆斯·阿巴斯·侯赛尼在《吊凫》中刻画的那个房间十分相似。我只需要一根绳子和一只死鸭子，就能将那幅画3D还原。我觉得这足以证明，贝纳德特的房间就是“我的”房间。这件事再清楚不过了。我仔细看了看房间。橱柜里是空的，桌上什么也没有。贝纳德特已经将她的东西用箱子打包好，摞得整整齐齐的。她马上要搬出去了。唯一可见的个人物品是一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主教拉辛格的照片，她把它钉在了墙上。照片下方摆着一张窄窄的床，白色床单整齐地窝进一张薄薄的床垫里，看起来像医院里的轮床。
我回到卧室，宣布：“卢多，我可以住贝纳德特的房间。那样你都不会察觉到我在这里。”
费尔南多突然出现，冲着贝纳德特尖叫道。
“Ma che fai? [86] Ma che fai?”他从客厅的另一边走过来，拦住正在关百叶窗的贝纳德特。
“Lasciala stare！[87]”阿加莎从沙发上喊道。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卢多。
“费尔南多在告诉贝纳德特不要关百叶窗，阿加莎叫费尔南多不要管贝纳德特。”他愤愤地说道。我正准备提醒他我不需要一个翻译员，因为我父亲和莫拉莱斯都尽心尽责地教了我意大利语，我需要的是背后的故事。这时，他补充说：“费尔南多需要足够的光线来完成他的雕塑，而贝纳德特喜欢在绝对的黑暗中午休。”
“这才早晨。”我说。
他皱了皱眉。“这完全让人匪夷所思。”
我看得出他又柔软了下来。周围的喧嚣让我们成为一对在浮动的叶片上相爱的虫子，就连托特也似乎变得更加温柔了。贝纳德特挣脱了费尔南多的手，她非要做到不可—把整个房子遮得密不透风的。
“我觉得是的。”
这是我们难得意见一致的时刻。
“你刚才指着什么？”我问。
“你没看到吗？一个醉汉从墙上掉下来了，”他说，“我觉得他死了。”
听闻此，他的室友们都原地呆住了。
“Un morto? Ma che dici?[88]”三人不约而同地问道，像一个意大利旅行合唱团。费尔南多似乎明白“dead”[89]这个词的意思，尽管他不懂英语。我开始像喜欢阿加莎那样对他有了好感，这种感觉让我惊讶不已。我惊讶的是自己还能对别人有好感。或许是因为我们同样流落他乡。我想象着将自己的人生—当然，这是一种活生生的死亡—与他们的人生缝合在一起。
阿加莎冲到露台上，猛地推开百叶窗，我们纷纷探出头去。是真的。其中一个醉汉从墙上滑下来，脸着地摔到了停车场的水泥地面上。他手里那盒唐西蒙酒摔破了，红色的葡萄酒在停车场地面的裂缝中蜿蜒流淌着。他的朋友们不见了。
“他真的死了吗？”我问，想起我父亲死后皮肤苍白，肌肉变得僵硬。我感到我的脸又耷拉下来，变得茫然，没了表情。
“我想是的。”阿加莎说，有些难过。
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那个人和我父亲一样，会发现另外一种继续存在的方式。即便死气沉沉地躺在那里，他似乎也固执得像块木头。
“我们不能都站在这里，”阿加莎说，“从露台上看不出什么。这样的景象是要付出代价的。”她说着往我这边看过来，然后绕过我，看着脸朝下躺在地上的那个男人，之后又往更远处的比利牛斯山望去，浓浓的晨雾已然散去，山上的景致尽收眼底。
“是哪个醉汉？”我问。
“脱了裤子露出屁股的那个。”卢多略显迟疑地说道。
一只狗蹿上了露台。
“贝提塔！”阿加莎说道，俯下身在狗的额头上亲了一下。真是个可怜的小东西。托特一看到她就大笑起来。在那只患了疥癣的狗旁边，他看起来像一位精心打扮过的王子。
这时，邻居们都冲到了各自的院子和露台上，一只手将手机举到耳边，另一只手向我们做手势，只有我们这边能俯瞰现场。
“发生什么了？”人们用加泰罗尼亚语纷纷问道，此起彼伏的声音从这个区的每个角落里传出来，在空气中回**着。“他死了吗？”
卢多急忙穿过过道。不久后，他回来了，手里拿着手机。
“不，警官，”他冲手机嚷道，“他不是睡着了。他—死—了！”
他满脸通红，一直红到了耳根。我从未见他如此情绪激动地说出一个词。他取下眼镜，扔到了沙发上。
“你告诉他了！”我说。
卢多的眼里流露出一丝无助。离开了眼镜，他的视线受阻。他双眼迷离，犹豫地在房间里搜寻，仿佛无法看清哪个身影是我。
他差一点笑了。他挂了电话，两只手在沙发上摸索着，想要找回他的眼镜。
“圣母马利亚！”费尔南多激动地说道。停车场对面的邻居们纷纷在各自的露台上探出身。住在停车场旁边的那家人将椅子搬到了院墙边，站上去探听外面的情况。
事态再度恶化。死者的其中一个朋友回来了，正在我们门前暴躁地来回踱步。
“我的天，”阿加莎用富有韵律感的嗓音说道，“那个瘾君子回来了。”
那狗在我脚边绕圈，抬头望着鹦鹉。“别碰这狗。它可是个跳蚤窝。”卢多提醒道。他的视线又恢复了正常。“你看到我门上的那些锁了吗？我安那么多把锁就是为了防止这个行走的跳蚤窝进我房间。可我回来的时候还是会发现地毯上有狗粪便，或者**有一袋撕开的米。”
“可你居然还是没有学乖？”我说着打开了门，“为什么不让这里成为一套没有边界的公寓，一个没有边缘的家呢？这就是那狗要教会你的。世界如此无常，为什么要设置这些障碍，给自己添堵？想想吧：谁能保证你或我今天不会突然翘辫子呢？对动物来说同样如此，贝提塔、托特—甚至那只可怜的金鱼也是如此。”
卢多站在那里，低着头，双唇抿紧，衡量思索着。浑身粉扑扑的贝纳德特像只火烈鸟一样静静地站在费尔南多身后，仿佛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守护者和朋友。
“所以你确定？”卢多问，“确定你想搬进来？”
“是的，”我说，“我留下了。”
“行。”他径直说道，重新回到客厅。我看到他的唇角泛着一丝笑意—他也想念我。
我决定占好地盘，宣示主权。我拖着移动美术馆进了贝纳德特的卧室。我得先把她那一堆箱子挪到一边，好为我的迷你博物馆腾出位置。这事做完后，我看着拉辛格的脸—严肃、神秘、坚定—然后察觉到贝纳德特正在我身后慢慢靠近。我转身，用纯正的意大利语告诉她，如果我想出手，我可以比费尔南多更快将她扳倒在地。我说：“为什么唯独我就应该做那个没有食物、没有温暖的人呢？”她像螃蟹一样，沿着墙壁侧身溜走了。卢多的话原来确实不假，她就是那样。我惊呆了。
我回到露台，警察终于到了。那个瘾君子两手拍打着车的顶篷。他的头发竖起，像一个油腻腻的拖把头，不知道的还以为他遭受了电击。
“请大家都待在自己家里。”警察用扩音器说道，但于事无补。
停车场对面有一座狭窄的石头建筑，一个中年妇女正站在屋顶将白色床单晾晒在一根绳上。这些浆洗过的床单就像我父亲入葬前身上裹着的白布。
“她在经营一家旅馆吗？”我用意大利语问卢多。
阿加莎走到我跟前，说道：“她有些迷恋卢多！”
费尔南多朝她责备地看了一眼。
“啊，我说的是实话！”她说。
护理人员把死者用箔纸包好，抬上一张轮床，系好安全带，然后将尸体运走了。很快，他也会被这片土地吞噬，被宇宙的头脑吸收，具体取决于他脑电波的频率。那醉汉的朋友们已经回到了事发地点，正在停车场里四处徘徊。其中一个说了些叫人不安的话；另一个也口出狂言；第三个人脑袋足足有排球那么大，被这话气得脸红脖子粗；最后一个人走到死去的朋友坐过的那堵墙边，独自滔滔不绝地私语了老半天。一边的警察们对这出戏漠不关心，正忙着将那个瘾君子推进警车后座。他们把他带走后，现场就只剩下散漫的脚步声，教堂传来的钟声，以及冬天的寒风吹动树叶的沙沙作响。
对于所有牵涉其中的人来说，这都是一场令人瞠目的表演。瞧，人生的戏剧如此粗暴地上演，提醒我们自己依然活着。在死亡的背景幕中，一切都是绝美的。山上冒出一束阴冷的光，迅疾地投射到窗户上。如此明亮的光线下，我们都感觉浑身**裸。那天余下的时间里，没有人说半句话。
第二天，贝纳德特搬了出去，我住下了。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没有人在乎。卢多·本博心情大好—这真是难得—他一边用食指把眼镜推到鼻梁上，一边模仿她像螃蟹一样横着穿过过道的样子，逗得我们哄堂大笑。阿加莎开玩笑说贝纳德特这时候可能在梵蒂冈的某棵树下，就着味道寡淡的茶吃一顿清淡的午餐—面包配蛋黄酱，或者面包棒配花生酱—还不忘将被风吹起的裙子拉至膝盖下方。
接下来几个星期，我开始对每个人的生活有了大致的了解。我记住了邻居们的名字，看着他们来来往往，东游西逛，去圣丹尼尔的青山上往空罐子里装满溪水；看着他们购买日用杂货；看着他们笑或哭，相互安慰或叫喊，每天都不同。我在他们之中感到格外安全—比独自一人住在基姆·蒙索的公寓里时安全多了。楼下住着面包师伊斯特，我们每周都从他那里订购面包；还有梅尔塞，总能看到她出现在屋顶露台，一边从晒衣绳上取晾干的床单，将新洗的衣物晒上去，一边偷窥街坊邻里的动静；还有阿涅丝，总是傍晚时分出现，手里拿着一张带长杆把手的渔网。她用那个来捕捉街坊里的流浪猫，几天后再把捕捉到的猫放回停车场。被释放的猫会嗖的一下消失，比夜空里的彗星还要迅速。阿加莎告诉我，阿涅丝相信这种捉放游戏可以改造猫的头脑，有效地抑制它们野性难驯的DNA，让它们过上更加快乐的生活。看到总有猫来无影去无踪，其他猫会晕头转向，无法参与到持续的争斗中，或者无法形成敌对阵营。
费尔南多拒绝在工作时说话，通常在完工以后他也拒绝开口，尤其是当半身像上的表情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时。他只在有了庄严的幻影时才会说话；他称他的梦境为“庄严的幻影”。一天晚上，他梦到一个秃头，满脸粉刺，穿着破烂工装裤的孩子。这个表情沧桑的孩子住在他们的卧室里，那是公寓尽头一个黑黢黢的房间，有一扇小窗，俯瞰隔壁邻居家的院子。
“那孩子叫什么名字？”我站在厨房里问道，肩上扛着托特。我已经开始直接用嘴喂他了。这是唯一能让那只鸟吃东西的方法。我嚼了一片面包，然后把舌头伸向鹦鹉，他立刻将这团嚼烂的东西叼走了。
“他的名字叫费尔南多。”费尔南多说。
“费尔南多？”我用手指把嘴里残留的面包屑抠出来，我讨厌它们粘在我牙齿上。
“费尔南多。”他重申道。
就是这样。从那天起，这房子里就住了两个费尔南多：有血有肉的成年雕塑家费尔南多，以及鬼孩子费尔南多。按照第一个费尔南多的说法，那孩子经历了可怕的死亡。为了帮助那孩子康复，阿加莎放了几碗盐在他们卧室的周围。
“盐能吸收负能量，”她说，“颗粒越大，吸收得越多。”
我告诉她，这显而易见，没有必要解释。阿加莎在一家健康食品商店工作，卖延年益寿的产品，熏香、草本浸液、盐灯、茶。那天晚些时候，她下班回来，给我带了一份礼物—一袋喜马拉雅盐，她坚持让我放在枕头下，以清除贝纳德特的余烬。我告诉她，我为余烬而活，虽然不见得是贝纳德特的。这番话让客厅对面的卢多翻起了白眼，他坐在沙发上，双腿优雅地交叉着。
卢多最初是宽厚的，甚至也许是喜悦的，在过去几周里却别扭起来。他变得暴躁、无情、严苛，难以捉摸。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接近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些事。他每天都做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清楚。他确实在大学里教课，但他常常一大早就出门，夜里才回来，一副疲惫的样子，气呼呼的，满腹牢骚，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没有**的兴致。
我不得不在夜晚给他做工作，调动他的**。这里是他家，他的地盘。在基姆·蒙索的公寓里时，我过去的刺鼻青烟总是突如其来地拜访我，吸引我的注意力，让我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现在轮到我忍受卢多的喜怒无常了。在这里，他的举止显得很怪异、神秘、微妙。如果我问他问题，他会选择性地回答我。我发现他会完全避开一些话题：死亡、疾病、强权的少数施加于悲惨的大多数身上的不公，任何与这些相关的事情他都避而不谈。有几天里，他阴郁的脾气让我感觉自己上一秒还是可见的下一秒就遭到忽视，仿佛我不断地在人生的舞台上出现、消失。这种体验勾起了我昔日熟悉的感觉，并将它重新上演，直到我感到自己被抹去—意识到自己“迷失在一片幽暗的林中”。我被他起伏不定的心情牵动着，有些晕头转向。在人性的深渊里，我看不清自己是在跌落还是上升。
一天夜里，我把托特留在酷似监狱牢房的房间里，关上门，独自去了卢多的房间。我全身**，没有敲门就进去了。他正在读一本用奥克语写的书，我看不清书名。他墙上的镜子照出了我的身影，我看起来很瘦弱，但实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我的眼睛里闪烁着一个叛逆者势要达成目标的决心，我准备用一次狂野的发泄来表达整个支离破碎的自我。卢多把书放在了胸口。
“你不该一丝不挂地走来走去。这公寓里还住着别人，你知道的。”
我看到他裤子那里肿胀起来。
“别这样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我说着跪在了他**，端详着他那一头精致的鬈发。我伸出手，摘掉他的眼镜。他的瞳孔下意识地放大了，以适应没有眼镜的状态，看起来茫然且无助。
“如果你看不清我，是不是会好些？”我打趣道，温柔地将手放在他鼓起的器官上。
“你把我折腾坏了，”他说，“我摸不透你的心情，我很疲惫。”他一边说一边移开了我的手。
我的心情？我想。我很惊讶，但我不想沉溺其中。我说道：“舍勒有句话说得好，‘仇恨是一种自体中毒—是邪恶的分泌物，在一个密封的容器里，长期无能。’”
“谁是舍勒？”他用不耐烦的语气说道。
“谁是洛根丁！谁是舍勒！”我话里带刺。
“你觉得这样有魅力吗？”他说着伸手去拿眼镜，重新戴上，透过镜片看着我。他鼓胀的那个地方已经瘪了下去。
“管它呢！”我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心情？你自己的心情就跟烂泥一样，兴许这是你设计好用来转移我注意力的，不让我发现你其实有一颗肮脏的心。”
“肮脏的心？”他质问道，感觉受到了冒犯，就好像他从未干涉过我的笔记本似的。
“是的，肮脏的心。”我重复道，然后起身离开了。几个小时后，我把一张写有inquietare的纸条从他房间的门下面塞了进去。我愿意给他的线索就这么多了。
“你的**为什么如此美妙？”他叹道。
他嘴里有另一个女人的味道。**落下时，我想，是那个张牙舞爪的冰人。我的怀疑最后得到了证实：在我们没有见面的那几个星期里，她，不动脑子的乌合之众中的一员，回到了他的生活中，给他带来了简单的快乐。他从一个女人—张牙舞爪的冰人—那里寻求慰藉。相对于我来说，那个女人承受着更少的痛苦，她的欲望与艺术、文学或者人生的总体问题毫无干系。想到这些时，我常常感觉我的空寂里飘来一股冰冷的风，刺痛着我薄如纸片的心脏—它才刚开始加厚，开始有了维度，有了温度—一种完全失去方向的感觉。
第二天早晨，我困惑而伤心地回到了卧室，寻找托特。我需要他的陪伴来求得安慰，但我哪里也找不着他。那只鸟消失了。在基姆·蒙索的公寓里消失和在卢多·本博的公寓里消失完全是两码事。我组织起大家来帮忙寻找，请阿加莎负责查看每间卧室里的角角落落。
“别漏过了枕头套。”我吩咐道，“里面塞了枕芯的也要看看，那只鸟懂得乔装。务必看看床底下，柜子里的羊绒毛衣后面，还有带手柄的抽屉，他能用喙勾着手柄把抽屉拉开。”她一如既往地开朗，一边展开搜寻，一边将她宽慰人心的气息散布在公寓内。
我请卢多负责搜查厨房，他变得越发暴躁了。“打开所有的橱柜，看一看水槽下面，检查锅碗瓢盆，尤其是你用来煮面的那些大锅。”
“你是指意大利面。”他粗暴地打断我。
“务必不要忘记往冰箱里和洗衣机里看看。托特可能需要打个滚，或者在冰箱的凉爽空气里独自坐一会儿。”
卢多站在那里，盯着餐厅里光秃秃的蓝色墙面。光是这迟钝的神经元就让他做不了一名称职的士兵。
“你做事能专心一点吗？”我问道，把他往厨房里推。
令我无奈的是，他开始煮咖啡了，他打算慢慢来。我看着他用敏捷的手指打开摩卡咖啡。外面，屈拉蒙塔那风在街上呼啸，吹得门窗咯吱响，百叶窗咣当个不停。一支行刑队的噪声，我想，同时望着窗户外多样的色彩，黄绿色的地衣爬满邻居家的陶土屋顶。那颜色让我想起加泰罗尼亚旗，一面夺目的金黄色旗帜，上面印着四道血纹。
他挑衅地朝我瞥了一眼，点燃炉子，将摩卡咖啡放在烤架上，然后取下眼镜，若无其事地用睡衣的边角擦拭镜片。
“鉴于这项任务的荒唐性，我只能尽力做到这样了。”他不带一丝感情地回答道，将眼镜重新戴上。
我望着窗外那只眼睛浑浊的鸽子，多希望它能变成托特。它粉色的羽毛在冬日寒冷的太阳下闪耀着。现在是二月。我听见狂躁的风怒吼着席卷而过。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暗自怀疑。我到底在做什么？咖啡沸腾，淡淡的水汽在厨房里蔓延开来，夹杂着巧克力、柠檬皮的香味，还有一丝牛粪的味道。爱。爱是什么？是我心头那个鸟状的洞吗？我看着卢多。
“我不想听到你嘴里再说出一个‘爱’字，”我厉声说道，“你什么也不懂，这是明摆的事实，明晃晃的事实。”
“什么也不懂？”他用一种势要问出个究竟的表情问道。
“什么也不懂。”
我走开了，差一点哭出来。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快乐的人。我的手和嘴唇同时在颤抖。托特在哪里？有人把门打开了吗？把窗户打开了吗？他不会飞。他的翅膀剪得太勤，不肯长回来了。但他可以爬墙。他是遭受了幻影羽毛综合征吗？我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无声地哭泣。我诅咒我多灾多难的人生。我看着镜子。“这是我吗？”我问。我看着镜子里我的嘴唇，说出这几个字。父亲沧桑的胡须在我空寂里的黑色海面上飘过。托特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踪迹。“难道我接触过的一切都注定要消失吗？”我喃喃自问。我低头看着那只病手，将它覆在嘴上，将呼之欲出的痛声呐喊堵了回去。
几个小时后，我终于平静下来。我想到了谁？费尔南多。费尔南多在哪里？我冲出浴室，四处找他。他在客厅里，正在钻研另一张阿加莎的假脸。时间一晃而过，已经到了下午三点左右。通向露台的玻璃门开着，我旋即将它关上了。我站在那里，透过窗户看着西梅色的天空。灿烂夺目的天色让人屏住呼吸。清晨透亮的蓝此时已变成一片闪亮的紫，冬日的阳光闪耀着冷峻的光芒。远处的比利牛斯山宛若一排银针，准备用那紫色天空的华丽面料来缝制衣装。我转向费尔南多。
“费尔南多，”我先稳定了情绪，冷静地说道，“托特不见了。”
“Sparito[90]？”他夸张地问道。
这段时间里他去了哪里？卢多和阿加莎在哪里？没有人来敲浴室的门，他们甚至没有告诉我他们要走。
“Sparito。”我语气沉重地答道。
他把凿子放下。我告诉他，我需要他坐在餐厅里，闭上眼睛，在他庄严的幻影里追踪托特的行迹。我告诉他：“那只鸟像狗一样会四处走动。”然后，我看着蜷缩在沙发上的贝提塔，她的耳朵立刻竖了起来。是不是她把托特吃掉了？我走到她跟前，拉起她垂下的上嘴唇，闻了闻，她的口水里一股金属味。我强行把她的嘴掰开。她是无辜的：没有羽毛，没有血。我放开她，让她继续睡觉。
“他现在在哪儿？”我问，俯身趴在餐桌上，手掌感觉到木头桌面的凉意。
“我不清楚，”他说，“我看到的只有黑暗，一片漆黑。”
我想把头往墙上撞。我想扇他一耳光。
“托特？”我尖声喊道，希望那鹦鹉能出现在我脚边。但他没有。
下午过去，夜晚来临。卢多和阿加莎不知什么时候会回来。我满怀希望地想，说不定他们正在街上找呢。我不想离开公寓。我想留在这里，万一托特回来了呢。天空成了天鹅绒般的黑色。我感到沮丧，觉得自己真傻。我告诉自己：与他人在一起，只会带来更多的失去，更多的苦痛。我感到屈辱。我拿起笔记本，望向四周，想寻到一处洞或者裂缝钻进去，独自面对无尽的愁思。
[78] 1909年7月26日，巴塞罗那工人掀起总罢工。罢工演变成了一场内战，动乱慢慢波及其他省份。西班牙政府决定镇压，大批军队开进巴塞罗那。7月的最后一周成了血腥的一周。
[79] 发生于1640至1659年间，加泰罗尼亚为反抗西班牙腓力四世的税收政策而发起的一场战争。在法国的保护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宣告成立。1659年，西班牙与法国缔结条约，加泰罗尼亚重归西班牙。
[80] 安德烈·布勒东（1896—1966）：法国诗人和评论家，超现实主义创始人之一。代表作品《超现实主义宣言》《磁场》。
[81] 此处暗指杜尚的《手提箱里的盒子》系列。杜尚1935年开始创作这一系列作品，1941年完成，总共有300个，以不同的版式面世，里面收藏了他最重要作品的微型复制版。最初的20个盒子都放置在皮手提箱内，故被称为《手提箱里的盒子》。
[82] 煤气灯式心理操纵（gaslighting），指在个人内心或团队中播下怀疑的种子，试图让对方质疑自己对事实的理解、记忆或观点，从而造成自卑心理或认知差异，以此实施心理操控。该词源于英格丽·褒曼主演的电影《煤气灯下》，片中女主角被其丈夫暗地里实施心理控制，濒临发疯的边缘，总是看到屋里的煤气灯忽明忽暗。
[83] 意大利语，意为“该死的”。
[84] 荷马的《奥德赛》第十八卷中喀耳刻对奥德修斯说的话。此处译文选自陈中梅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上下册）》。
[85] 出自尼采的《瞧，这个人》。
[86] 意大利语，意为“你在干什么？”
[87] 意大利语，意为“别管她！”
[88] 意大利文，意为“有人死了？你说什么？”
[89] 英文，意为“死”。
[90] 意大利语，意为“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