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罗那4
我把关于这个话题的思考写在了笔记本上，每天早晨大声朗读，提醒自己不要因为卢多的存在而卸下戒备心。即便如此，在那次初会后，我们像情侣一样在公寓里度过了周末。周一的时候，卢多继续留了下来，他一整个星期都和我待在公寓里，只简单出一下门，买些面包、奶酪和咖啡。但是有一天晚上，卢多在**中对我说出了“爱”这个字—至于他是否意识到，我不清楚。第二天早上，我向笔记本寻求神谕，然后提醒他不要再在我面前提那个字。他不说话，转眼看向别处，整个人蔫了下来。他漫不经心地把羊角面包沾上咖啡，塞进嘴里，然后闷闷地说道：“谁说 ‘爱’字了？”
我勃然大怒。
“你说了，”我断然回答道，“但如果你觉得欺骗自己会让你更好受，那就尽管说吧，你随意。”
一阵尴尬的沉默。卢多坐在桌边，噘着嘴，吸了吸鼻子，将眼镜推到鼻梁上，低头看着他的咖啡杯。他不够男人的那一面开始占据主导—小心眼，黏人，过于关注世俗道德，事情出其不意时他就会呆住，事情如其所愿时会一脸骄傲（典型的例子是：用一个胜利的笑来庆祝他让我**迭起的伟力），并且具有一种异常喜欢胡思乱想的癖性，我将此归咎为以上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我开始意识到，他虽然住在流亡金字塔里，却完全不了解被历史碾压是什么感觉：被碾成原子，碾成灰尘，碾成粉末，碾压成一个单一的平面，变得薄如纸片，变得二维，不再拥有一丝真正的力量。而那些仅被历史的火焰轻轻掠过的人，神气活现地招摇过市，心脏里流淌着新鲜、多氧的血液。更不用提历史的胜利者们，那些喧闹的少数，他们点燃了火焰，全然不考虑谁会遭受炙烤和闷烧，也不去思考剩下的负极空间—即虚无—里会有何种引力。一个将吸收更多死亡的黑洞，一个无底洞，幸存者会想跳进去，为了和死去的家人在一起，为了恢复过去。
卢多·本博一副委屈的样子坐在那里，就好像我冷落了他似的。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告诉他：“你根本不知道被冷落意味着什么！”
他的嘴唇在颤抖，像是要哭了起来。
他说：“我下去再买些羊角面包来，你一个都没吃。”
我感到难以置信。他觉得委屈是因为我没有吃东西？我扯下一块羊角面包的尖尖，咽了下去。然后，我问他，有没有觉得他跟桑丘·潘沙是一路人，桑丘·潘沙总是为填饱肚子而操心。卢多的下巴掉了下来。我又扯下一块面包，充满爱意地放入他的嘴里。
“一个人一个喜好，”我说，“但你要知道，我与堂吉诃德，那位哭丧着脸的骑士，是同类。他对食物深恶痛绝，因为他像我一样，以语言为食。”
卢多坐在那里，穿着**，胳膊肘支着桌面，肩膀拱起，头发凌乱，眼镜污浊，我塞进他嘴里的那片面包挂在他嘴边，像从煮熟的螃蟹身上卸下的鳌。
“你怎么不嚼？”我逼问道。
他把面包吐了出来。
“你不可理喻。”他说，然后忍无可忍，吐出了一连串意大利话。我听到了圣母，然后是intrattabile[55]，随后是这个词的远房亲戚inquietare[56]，之后是mamma mia[57]， mamma mia， mamma mia。他说了“mama”好几次，透着深深的绝望和忧郁，我开始好奇他是不是和我一样失去了母亲。
我跟随他进了厨房。显然，我需要为他理清一些事情，还原我遭受毁灭的始末，一次捡起一粒微尘，将我黏合起来，以便向他展示我这一操作方法[58]的起源和条件。于是，我把我的文身甩在他面前，告诉他，我—AAA家族的最后成员—是反爱的。我还让他知道，我是一具由各种四散的灰尘粒子组成的躯体，由于人总是要走在尘土上，所以我常常被践踏，从而遭受更进一步的碾压。我告诉他，我对自己的不幸毫无办法，只能退隐到文学母体内。在那里，我说，我的头脑可以自由自在地游**，变得极其纯净，变成一个超意识。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接受使用‘爱’这个词了吧？”
一段漫长而消沉的沉默紧随而来。我在想，他一定是在斟酌一个恰当的回答。但事实证明，是我想错了。
“你为什么盯着我？”卢多最后说道。
“因为我在等你露出好奇的表情。”
“好奇？对这样一段长篇大论？”
“你都不想追问吗？”
“追问你的反爱宣言？”
“是的。”
“你愿意概述一下我们在哪些情境下才能被允许喜欢对方吗？”
“我可以问你同样的问题。你想把你的爱强加于我身上吗？
“强加？”他愤然说道，重重地放下了手里的咖啡杯。
我不敢相信。这个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共情能力。我该如何让他的榆木脑袋开窍呢？
“我们再来捋一遍。”我说。
“再来？”
“时间比我们想的更加线性，”我撒谎道，“唯一能理解它的方式是回到我们这次争论的起点，把整件事再过一遍，虽然在复原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一些微不足道的盲点—并不严重，但毕竟也是漏洞，小的伤亡，我们之后不得不加以考虑。”
他看着我，哑口无言。
我决定继续说下去：“少数对爱不信任的人很清楚，正如帕斯卡尔曾言，‘假装有爱会让你变成一个爱人’；或者如优雅的佩索阿所言，‘爱是一种想法’。这些人有责任确保人类中的其他弱者能持续收到这样的提醒：爱是一种无意义的臆造，是为了让我们脱离自我而量身打造的，因为一旦所爱之人死去，我们就会感到茫然无措、不知所向，像迷宫里的老鼠。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沉迷于虚假的感觉中，以为那就是永恒，但爱无法让任何人存活。因此，它是有欺骗性，短暂的。所以你看，多愁善感的卢多呀，爱是一种毫无用处的情绪，除了将两个人卷进一条剧烈冲突的轨道上，再也无法恢复如初外，它一事无成。”
我感到脊背一阵寒凉，双手在颤抖。我看得出，我毫无征兆地把我人生的毒烟暴露在卢多面前，让他有些退缩，他变得愈发沮丧和生气。他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吗？消失名单里又要再添一位吗？
“我受够了。”他说，步子重重地走出厨房，一边喃喃自语：“不可理喻，不可理喻！”
我跟随他进了过道。托特再次来到我的脚边。
“你为什么把什么话都说两遍？”我几近崩溃地问道。
他起先并不说话，然后转过身来，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说道：“因为意大利人就是这样！”
“是本博家族都这样吧？”
他的耳朵快要冒烟了。他匆忙地穿戴好，牙没刷，脸没洗，就这样出去了。我告诉自己，他会回来的。像卢多·本博这样的男人，如果没有好好梳洗一番，绝不会在外面待太久。况且，我们之间的温存欢愉让他沉迷，我知道光这一点就足以在一小时内把他带回我的门口。
我在过道尽头探出窗外，看到他行走在灰色的人行道上。他看起来那么僵硬，如同纸板做的。我这样告诉他：
“请再僵硬一些，卢多·本博，这样别人就会把你错当成一个假人！你就是99.9%中的一员。”
他没有听见，并且已经拐到了另一条路上。我站在窗前，感到空落落的。激烈的争吵让我头晕目眩。我环顾四周：我又一个人了，与世人远远相隔。我坐在卧榻上，抚摸着三个结痂的罅隙。正午的钟声敲响，过了一会儿，父亲在我体内有了动静，这一周里我想到他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发现，他的胡须长了—一个人即便死了，身上的毛发依然会生长。人的毛发天生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就像不断发生突变、不断增加的自我。他的胡须末端像扫帚一样蓬松地垂着，拖拽在我空寂里的地面上，扫过那片深渊。他举起手杖，敲打我头脑的基石，说：“孩子，把你祖先的智慧进一步完善。完成佩索阿的箴言。既然他写了‘爱是一种想法’，那你就用‘爱是一种不值得拥有的想法’来续写他的诗句。”话音刚落，他再次退到了空寂中的黑暗角落里。我看着他慢慢沉下去，仿佛正被一池流沙吞噬。他的胡须在沙面上飘浮了片刻—长长的白色胡须，一缕光线照射着—随后，也跟着消失在黑暗中。托特不见了。
卢多消失不见的时间远比我预料的要长。等待他回来的日子里，我在过道上来回踱步，手里的书换了一本又一本。一个小时后，我设计出了一套方法。我浏览基姆·蒙索的书架，挑出了姓氏以字母B开头的作家的书。这是对卢多·本博的双重致敬，他的姓氏毫无疑问是以B开头的，而且他似乎喜欢把关键词说两遍。据此，B作为字母表中的第二个字母，就与他有了双重的呼应，因为它优美地补充了他语言上的抽搐。
一开始，我随意地向挑选出的作家—博尔赫斯、巴特、贝克特、布朗肖—问询，毫无章法。每当我想起要读一个句子时，我就打开手边的书，随意翻到某页，随意挑选一个句子。我不做停留，顾不上去细想每一句话的语法中蕴含着何种神秘启示。我得抓紧把错过的时日补回来。与卢多在一起的那几天，我一次也没有问询文学母体。伟大的流亡之旅没有任何进展。我背叛了侯赛尼家族，让色欲蒙了心，偏离了轨道。但事已至此，犯下这样的过错，我有责任从晦暗的文学褶皱中提炼出所有我能发现的关于卢多·本博的信息。我有责任去问：他在我悲惨、苦命的人生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我继续踱步，直到命运，或者说理性，或者说一缕清风夹带着尼采的汗味—行动的馨香—最后把我截下，逼迫我去重新思考。我意识到，我的计划需要更具几何形态，它缺乏构架。
思索片刻后，我总结出，我应该每走到第二步、第二十步、第二百步、第两千步时就问询一本书。如果我的行为有违对“双数”的致敬，那么书籍就会拒绝向我提供理解卢多·本博所需的信息。它们会变得拘谨，沉默，有所保留—成为生硬的文本，和被动的读者随意拾起的那些书一样，它们将不再能发挥神谕的功能。
我的方法一进入正确的数学维度，那些启示就开始源源不断地向我涌来，那么殷勤，那么欢欣。这也证明，文本渴望我，在我和我选择的书之间存在着一条双行道，一条明渠，一个清晰而明澈的交流渠道。这足以证明，文学，如我父亲所诲，是唯一慷慨大度的东道主，唯一慈善的伴侣。这说明我虽然一时色欲迷心而走偏，但我正在一步步实现目标，消除所有存在于我自身与那些无边无际、无中心的镜子迷宫—也即文学母体—之间的界限。走到一百步时，我在过道里停下来，思索并做了总结：卢多·本博虽然无知透顶，过分缺乏理解力，但在我伟大流亡之旅的行进路上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继而也会影响我笔记本的书写进度。我的笔记本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份记录，其正在浩大宇宙的游丝中不断开辟自己的一片角落。
可是，卢多·本博会有何象征之意呢？我毫无头绪，好在我认定他还会回来，我们将再次燃起炽热的**，让对方溃败。我为此感到暂时的宽慰。宽慰？我揣摩这个词，再次警觉起来，怀疑占了上风。我感到我的空寂在膨胀，疼痛让人难以招架。我的情绪来回打转，为了转移注意力，我继续在过道里踱步。我要走到两百步，以便再次寻求文学的神谕。
第二百步时，我获得了来自贝克特，那位语言独行侠的礼物：“所有悲苦过后还剩什么？[59]”我大声读出贝克特的话，此时托特出现在我脚旁，开始跟随我一起踱步，像一只忠犬。我不得不放慢脚步，好让托特跟上。
第二百二十步时，我问询到的是博尔赫斯，他的头脑就像文学母体的翻版：“命运偏爱重复、变奏和对称。[60]”我更加坚信了自己的怀疑：卢多会回来。走到二百二十二步时，我已累得双腿乏力，我的视线落在巴特这位顽皮的反系统主义者的如下引言上：“我无法发疯，无法屈尊于神智健全，我是神经官能症患者。[61] ”
白昼一点点退去，夜晚漫无边际的黑暗慢慢逼近。我低头看着地面，注意到那只鸟看起来比以往更加桀骜不驯。我怀疑他是不是吸收了我的父亲，怀疑我父亲死后的青烟是不是鬼使神差地从我毛孔中飘散出来，进入了鹦鹉的身体。我的肺部像是灌满了水，我瘫倒在红色卧榻上。我需要哭一场，不，“哭”是一个太过柔和的词。我需要呜咽，我需要号啕大哭，但我不能。干涩的泪水刺痛着我的眼睛，最后我睡着了。我在破晓前醒来，那是一天的初始，大地笼罩在柔和的光线中，太阳初升，银白的曙光渐渐染上淡淡的黄色。有人在敲门，是卢多·本博。我肺部的**不见了，我又能照常呼吸了。我透过锁眼看着他的一头鬈发，他手里捧着一摞书。有那么片刻，我满怀希冀地认为他出去学习了，他想通过阅读打开自己，了解宇宙的冗赘本质。但我突然想起张牙舞爪的冰人，那个女吸血鬼，我感到一阵反胃，如鲠在喉。我怀疑他是不是跟那个女人睡了，为了排解他的压力，为了释放他膨胀的性欲。我也怀疑这些书只是一个借口，为了掩盖他和她这段时间一起厮混的事实。我敲了敲门，让他知道我就在门这边。
“你在呀。”他温柔而有些急切地说道。
“你是和那个张牙舞爪的冰人在一起吗？”我用预先设计好的漠然语气问道。
“谁？”他哼声问道。
一个骗子，一个无聊的人。
“那个冷冰冰的女人，长鬈发，穿着性感的高跟鞋，你在市场上亲过她。”
“你看到了？”
“我看没看到，你很清楚。这是我第二次发现你在自我欺骗，而且两次相隔时间很短。”
我们透过厚厚的木门说着这些话，声音闷闷的，听起来那么遥远。“我去了图书馆，”他声明，“然后见到了我的朋友浮士塔。她是一个经营稀有书籍的书商。”
“浮士塔，女版浮士德，和歌德有什么关系吗？”我饶有兴趣地问道。
“你硬是要那么想，我也没办法。” 他低低的声音从木门板另一边传来。
他求我打开门。透过锁孔，我看到他眼里含有蔑视，同时又夹杂着悲观、 无助和疲惫—一个在性事过后萎靡的男人。我告诉他，我不想开门。我告诉他，他不在的时候，我看透了一些事情。首先，他是一个有双重本质的人。换句话说，他的躯体包裹着两个版本的自我，但他不愿像我一样承认多重自我，而是逼迫自己有意识地把其中一个自我藏于另一个自我中，因为他拒绝安然对待性格中的自相矛盾。我提醒他，这会成为他最大的弊病—拒绝自身的多重性。如果他继续这样不停更换面孔，时而严苛时而温柔，时而冷酷时而热情，他将永远给人以虚伪的错误印象，尽管他与我同属一类，是一个在流亡中走过无数悲惨岁月的苦命之人。否则，他为什么会被我吸引呢？我接着告诉他，很显然，他需要接受某种治疗。我向他讲解道：苦命的人获取力量的方式是变得柔韧、勇敢、疏离和难缠。换句话说，要同时具有多重身份。我向他保证，虽然他在接受碎片化的自我以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确信他终会通过勤勉顺利抵达。我告诉他，我很乐意一路为他提供援助。这番话如此自然地从我嘴里流出来，如此有温度，我看得出他受到感召。他在门的另一边仔细倾听，耳朵紧紧贴着门缝，不住点头。我看到他的鬈发在上下跳动。我提醒他往边上去一点，我要开门了。
我们立刻缠绵在了一起，这是我此生最销魂的一次**。我与他同时体验着一阵长长、甜蜜的**，它将我带到了肉体之外，而后又带了回来。我们结束时，他在持续的快意中说了句话。
“天，”他说，“啊，天，太过瘾了。”
我不得不向他发出第二条警示。我尽量显得温和，尽量简洁明了。我通过尼采引用了司汤达的话。
“上帝唯一的可原谅之处就是他并不存在。”
“这只是一个比喻。”他说。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卢多来得越来越频繁，总是在这里过夜。他时常把课程取消或者请人帮他代课。我不知道是谁，很可能是那个张牙舞爪的冰人。我在市场上目睹的那短短一幕足以说明，她急切地想获得他的关注。毕竟她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跟圣诞树似的。在我看来，她完全有可能驱车60英里，赶到他那些脸色苍白的学生面前，为他们讲解词源学，只为取悦他。卢多·本博，一个不可思议的男人，按照我的分析，他的脑子被分成了数个容器，这样设计是为了避免思想、感觉和冲动以各种形式交叉感染。一个拥有惊人自控力的男人，一个耗费大量精神能量来否定空寂，与自己内在的文学志趣相矛盾的男人，一个和伊尔德方斯·塞尔达如出一辙的男人。
尽管如此，他还是被我吸引，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变得多重，让他像苦命的人一样，在矛盾、悲观和痛苦中挣扎。他被一个同样经历过流亡的人所吸引。那个人是众多津津有味地咀嚼粪料—地球上最黑暗的体液所在—之人中的一员。他们聒噪、混乱，满足于自相矛盾的生活；他们活着，但早已死去；他们由千万个闪耀的碎片组成，同时又如幽灵般柔软。那些时常出现在追捕者脑海中的人。
于是，在矛盾的征兆下，在理性与无常的拉扯下，卢多·本博和我继续着爱的日常：我开始对他的习性习以为常，往咖啡里放糖时，他会足足搅拌5分钟，确保所有细小的颗粒都已融化；他会在用餐时配上好酒—格拉巴酒[62]、果子酒、意大利柠檬甜酒；怀旧伤感时，他会喝科尼亚克酒[63]；他每天都刮胡子，一缕一缕地打理头发；他熨烫衣服，清洁耳朵；他喜欢在**之后抽烟斗，像一个旧世界的绅士；他知道如何生火，如何添加柴火；他也懂得如何做精美的酥皮糕点。更重要的是，他习惯在**后把他的家伙来回从一条大腿挪到另一条大腿上，这种平衡的动作会持续好几分钟。一天晚上，我们躺在**，我要他解释这样做的动机。卢多相信我们之间的恋情会畅通无阻地奔向未来，而我却偶尔会因为他的存在感到无法呼吸。如果我没有足够的空间让自己的思想在文学母体中游**（当他在身边时我是无法做到的），那些已然被飘**在我空寂里的死亡青烟浸润透的思想就会威胁我，要把我从里到外都毒化。我需要打开一个阀门，让那臭气散出来。于是，有一天晚上，我跟他摊牌了，我故意激怒他，好让他给我留出空间。
“你为什么要把那玩意儿从两条大腿上挪来挪去？”我问。
“因为我相信文艺复兴的理念。”他回道。他继续告诉我，人体应该始终保持平衡，左右两边要一模一样—头，双肩，腰，臀，都要始终成比例。“如果我只把它放在左边，像很多不知情的男人那样，”他怪里怪气地说道，“我的右边就会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我认真听着。显然他是在拿我寻开心。这我可忍不了。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我久久停顿后，说道，“你想先听哪个？”
“好消息？”他迟疑地说道。他把眼镜推至鼻梁，吸了吸鼻子。
“你有一张亲切而柔软的嘴唇”—听闻此，他舔了舔嘴，笑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有一种镇定自若的精神。”
他凑过来吻了我。他的嘴唇的确柔软。
“坏消息呢？”
“坏消息是，”我不动声色地说道，“你缺乏想象力，你的头脑跟棍子一样硬。没有必要为了取悦我而生造一些似乎高深的传闻。我宁愿你直接说明你这样做的动机，这势必会比你刚才提供的解释更能说明重点。你的解释我是拒绝相信的，因为你非常清楚，本博博士。”—我从未这样称呼过他，所以我别无选择，只得把声音抬高一度—“人不会在一夜之间就获得荒诞感。如果人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你我之间就会更加和谐。”
我听到他呼吸加快，像一只气喘吁吁的狗。
“除非是遭受了折磨，而你，本博博士，一夜快活，哪里遭罪了？”
他从我身旁移开，交叉双臂，抬头看着天花板—他不高兴了。他拉长了脸，做出标志性的噘嘴。他的姿势笨拙，头低垂着，看起来很难为情。他拒不看我。
“沉默是一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说。
“大规模？只有你一个人。”他怒气冲冲地说道。
“只有我一个！”我直起身子，气呼呼地说道。显然他丝毫不了解我。“那我的父亲，我父亲体内我母亲的余烬，我体内承载的这一切呢？”
他的脸耷拉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看起来像弹力十足的生面团，他的眼睛里噙着泪水。
“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让你高兴！”他像个孩子一样哭诉道。
我不屑地哼了一声，很快他的脸收缩回来，再次变得僵硬。他牙关紧咬，僵硬得如同木乃伊。我深呼吸，告诉自己要打起精神，保持冷静，像平静的湖面上行驶的帆船。就这样，我恢复了镇静。
我好言劝道：“卢多·本博，请容许我解释。”我已经不记得引发这场辩论的起因了，但我继续说道，“你的现实主义和冷酷的逻辑，你的迂腐，这些都需要彻底改造。”木乃伊转过头来，像杀手一样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但更加紧要的是，”我继续说道，不顾他惊恐的凝视，“我建议你调整一下对待爱的方式。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一再好心劝你爱情是一种致命的毒药，你依旧顽固不化，那么容易感性和依恋。”我突然想起了我们之间冲突的起因—他虚假的模仿。这大大促使我说出了最为致命的话，“假装我们之间心意相通。”
“木乃伊”大发雷霆，从模具中挣脱出来，回到了那个动态的自己，起身，穿戴好。“又来了！”他吼道。他傲然地盯着我，大步迈出了卧室，亚麻布背心上松掉的线在地上拖着。我跟随他到了门厅。
“我会回来的！”他说道，声音很有威慑力，然后砰地关上了大门。
我严肃地端详着面前紧闭的门。我又一个人了，终于可以专注于我毫无进展的思绪。我呼唤着鹦鹉，没有回应—托特再次失踪，我和他分享欢乐时刻的唯一希望也没了。我一个人身在基姆·蒙索这些沉默不语的物件中。我往四周看了看。我每看一次，就仿佛在以全新的方式审视这套公寓。我注意到门厅里一处不起眼的角落有一座铜制公牛雕像，藏在一摞积满灰尘的书籍后面。那是一只正要发起进攻的公牛：鼻孔张开，高贵地低着头，牛角冲向天空，预示着将要出现的杀戮。人、动物、昆虫，我们都知道吞噬与被吞噬时的快意和不安。
我往另一个方向望去，扫视了一眼房间，看到靠过道的那排书架上放着三个迷你马桶模型。我迅速看了一下，发现其中一个马桶里装满小块粪便，另一个装着尿液，最后一个里是呕吐物。我想，马桶和公牛，两者加在一起，共同暗示着生命几乎不值得存续，同时也说明需要对基姆·蒙索的公寓做一番检查。我做好笔记，要把他散放在各个角落里的达达主义物件列个清单，好一劳永逸地从这个简陋的居所里提炼出所有我注定要提炼出的东西。我开始相信，基姆·蒙索的每一个物件都在激发一种我注定要记载下来的深刻领悟，唤醒我内在的某些古老、陈旧的东西— 我生活在母亲和父亲以及他们的母亲和父亲的温情回忆中，他们的驴子被历史的犄角吞噬，除了自己的体液，他们没有任何赖以存续的补给— 我必须将其抄写在我的笔记本里。
我走到卧榻那里躺下，抚摸着三处被烟头烧出的窟窿。我想到我自己，想到我已死去的那些部分，像我早已死去的母亲和新近死去的父亲那样。我哭了，眼泪在我眼睛里打转。我的胸口感到压力，仿佛有一块镇尺压在了心头，用力挤压着。我把每个窟窿里都滴了些泪水，自然界的湖就是这样形成的，填满人世间的泪水。我想到了乌尔米耶湖和湖面上漂浮的水禽。我想到了穆罕默德·礼萨·沙阿·巴列维，那个自封的“万王之王”。他的妻子身着丝绸袍子，全身珠光宝气，懒懒地卧在一张天鹅绒躺椅上。我说：“堕落，衰败的同胞兄弟。”我听到父亲在我的空寂中鼓掌，但他刚一出现就立时消失了。
我沮丧地继续思索。就连卢多·本博也承受不了与我相伴的恶果，即便他带着似火的热情进入我的身体，他吮吸我的**如同啜饮甘泉，他嘴里说出“爱”这个词似青蛙从池塘里跃出那般轻松。一个苦命的人，对无尽的痛苦报以歇斯底里的笑。一阵寒意穿过我父亲刚刚现身的那个负极空间，我感到能量尽失。我想：我丑陋，不讨人喜欢，没有价值，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没有人的耳朵能足够宽容或耐心到去聆听一个不祥之人讲述他的生存故事，讲述在流亡金字塔底部被碾压的感觉。我不得不独自承受过去的重量。
这个地球上充溢着鲜血、尸体和干草，就像一台会自动清洗的烤炉。被埋葬的不会一直葬在那里。他们变成鲜花，变成滋养我们食物的肥料。他们为我们提供养分，同时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不肯散去。换句话说，有升必有降，那些下降的终将重新浮现，开始再一次往上爬升。
不久之后，我开始盼望卢多·本博回来，或者托特再次出现。躺在卧榻上等候他们是没用的。正如新世界里那些闭目塞听的人所说，我感到忧伤。
我想要走出来。我对自己说，是时候开启另一场流亡的朝圣之旅了。如果你在巴塞罗那感到忧伤，那就去毕加索博物馆，看看色彩是如何在这个天才的画作中渐渐减少的：从明朗的黄色、绿色、红色，转变成忧伤的蓝色—“蓝色时期”这个名字十分贴切。还有比这更好的选择吗？我决心已定，十头牛也拉不回来。我穿戴好，洗了把脸，往门口冲去。我从文学母体那里收到一条信号：“一个人如果试图去靠近自己被掩埋的过去，就必须像一个挖掘者那样行动。[64] ”啊，瓦尔特·本雅明，再次让我记起了自己的使命。我漫步在这座城市里，只怀揣着一个目标：在艺术和建筑的熏陶下，检视我过去的伤痛。仅仅浏览这座城市是不够的；我必须深入挖掘它最具象征性的元素。必须将它的各个部分消化吸收。我把这次漫步命名为“残忍挖掘的朝圣之旅”，然后继续上路。
我走过哥特区煤气灯笼罩下的灰色迷宫，嶙峋的石头，狰狞的滴水兽，然后继续往东穿行。时值十一月。天空一片灰蓝，点缀着几处苍白的云朵。远处，温暾的太阳闪耀着，柔弱的光线难以穿透街道上迷雾般的海风—一场秋日的小型暴风雨正在蓄势待发。这种暴风雨过后，海水很快就会将腐烂的木头和紫色的水母冲到潮湿的金色海岸上。
穿过莱埃塔那大街[65]上紧邻海梅一世地铁站的一排烟尘覆盖的建筑时，我感到有东西在我体内翻滚。我父亲，我记起来了。我们旅居巴塞罗那时，每次行走在莱埃塔那大街上，他都会停下来，撩起胡须尖，对着旧时的警察总局啐一口。就是在那里，佛朗哥将军下令把一个又一个人押过来审讯，我苦命的同僚们很可能被撂在了屋顶，像水蛭一样遭受雨淋。我诅咒那个愚蠢的翻版希特勒，诅咒两个同样的嗜血狂。“呸！”我大声冲那座楼喊道，“佛朗哥将军，连你的胡子都那么懦弱！你的毛发都够不到你那张臭嘴的两边。” 这很讨我父亲欢心，我的肠胃平复下来。
我拐到一条曲折的主巷，踩在狭窄的鹅卵石路面上，日光很快从街面上消失了。我这是到了里贝拉区[66]，一个古老的商业区。身处这些交错的街道间，世界似乎缩小成了一个纸板做的微型舞台。我想把这一片街区都握在手中，把它像魔方一样来回转动。
我来到街上一处小的宽敞地带，天空又能看见了，天空发紫，飘散着铅灰色的云朵，像受伤了一样。我站在海上圣母玛利亚教堂前。我推开刻有浮雕的木门，壮起胆子向里面的黑暗走进去。
这座教堂让我想起了卢多。教堂外部装饰着雕像和花体格言，柔软、高贵，精心修饰过。但到了里头，黑暗、冷酷，肃穆的寂静将我吞没。除了几处彩色玻璃窗，教堂内部宽敞而阴沉。人和教堂一样，都有两面：上一秒严苛死板，下一秒就变得诗意，甚至多愁善感。
我在中殿里来回走动，吸入浓浓的香火味。我的视线躲避着十字架上的耶稣画像。我一旦看了，父亲就会在我体内大发雷霆。他会在我肚子里猛烈抨击，冲那个人可怜地耷拉着的脑袋说：“活着是一种牺牲。算了吧！”
我系统地继续进行我的思考。我双眼始终看着地面，欣赏脚下坟墓上雕刻的一具具骷髅，认定这座教堂和卢多·本博互为分身。是的，千真万确，不可否认：卢多是一座加泰罗尼亚的中世纪建筑—他外在的自我自由地释放出温柔、诗意的姿态，而内里则隐藏着一个苛刻、理性、拘谨的第二个自我。换句话说，卢多·本博—我把脚踵深深陷入泥尘中，做出了推论—是一个受伤的人，他把伤口深深地隐藏起来，连自己都看不见。这样就能以最快的方式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我在心里做好笔记，打算如是告诉他。
“伤口，”我边走边念道，“注定要被看，要接受审视。否则它就会溃烂，带来灾难，像酸性**一样刮扯你肠胃的内壁，卢多·本博。你随便问哪个医生，无论多平庸的医生，他都会告诉你同样的答案。”
有个导游正倚靠在中殿里冰凉潮湿的石墙上，赞许地点着头。他正看着一群脸色苍白、肥头大耳的俄罗斯人，他们在圣坛附近交头接耳，不停拍照。我无视他的存在。
走进毕加索博物馆宽敞的内院时，我明白了另一件事：和卢多不同，我是一座高迪式建筑—由瓷砖碎片和玻璃组成的马赛克，色彩斑斓，具有颠覆性。一个超越了各部分之和的整体。如果我不是超凡的，那我就是无用的。我—一张由我自己组成的拼贴画—头脑里揣着这个想法，走进了博物馆。
我开始进入正题。我在一幅又一幅画前驻足。我走进毕加索蓝色时期主题的场馆内。我需要看一些比蓝色更加阴郁的东西，否则我会哭出来。我感到我肺部的水面再度升起。我看着几幅描绘巴塞罗那屋顶的油画。但是，据我所知，巴塞罗那的屋顶一般是米黄色、红色、橙色、赭色的。黄昏时分，来自马拉加的毕加索坐在巴黎的画室里，画出了巴塞罗那的印象。在著名的蓝色时期，他就住在巴黎。也就是说，他画的与巴塞罗那实际的样子相隔两重障碍。一个地方通过虚假的记忆棱镜去诠释后，会和它本来的面貌有偏差，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不过这一点并不足以解释毕加索所谓的蓝色时期。我很肯定，这些屋顶画不单是他对记忆中巴塞罗那的呈现—看起来那么亲切、魅惑，充满忧郁和渴望，但同时又极其自信果决—而是一种情绪缺陷产生的结果，只不过他后来更正了这种缺陷。我想，最甜蜜的思考到来时，就像风吹过鸽子的脚后跟。
为什么毕加索的情感变得扁平了呢？为什么他突然成了一个单一色彩的人？因为他一开始无法掌控他的多重自我—他最初从马拉加退隐至巴塞罗那，而后从佛朗哥镇压下的西班牙退隐至一个充满电流的巴黎，在这过程中，他获得了多重自我。看一眼毕加索用大胆、粗野、鲜艳的线条对委拉斯凯兹《宫娥》的复现，看一眼他笔下的公主玛丽亚·特蕾莎[67]，她过于巨大且极度扭曲的脸—这个矮小人像的后代腓力五世，冷血的波旁皇族，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血洗加泰罗尼亚，为佛朗哥将军系统化地镇压残余势力铺平了道路—看看一系列几何状碎片，看看交叠扭曲的人像，看看画作前景中从天花板垂下的残忍钩子，看看它如何以网状的构图重现委拉斯凯兹对没影点—也即时空连续体的无限特质，尼采称之为“永恒轮回”—的严肃思考，我对毕加索作为一个人和一个艺术家的演变所做的推论很快就有了支撑：他不得不学会承受多重性之伤、碎片化之伤，承受摇摆不定的曲线—由于长期的孤独、厌世，以及对自然界的敌对之美的领悟，高迪很早就掌握了这种曲线。但是—我兴奋地来回晃动着—毕加索无法放开自己去面对多元性之熵，直到他被那个幼稚的暴君佛朗哥将军推到无路可走的边缘。他对《宫娥》的模仿是在西班牙内战后，蓝色时期则在内战前。这就是典型的例子。
突然，出于一些我无法理解的原因，我略感不适，感到一阵轻微但很明显的眩晕。父亲在我幽深的空寂里低声说了些什么，他的声音比以往更加微弱。我用手指塞住耳朵，屏蔽掉其他参观者的声音。我把注意力转向我内部的耳朵。父亲用细弱的声音说道：“瞧，这个人，瞧，这个人。”他在提出请求。《瞧，这个人》，历史上被复制次数最多的画作，也是尼采最伟大作品的标题，更不用说它还是侯赛尼戒律的第一条。我沿着画廊往回走，来到毕加索的《瞧，这个人》。秃头、身短、长着啤酒肚的毕加索把自己放在了画面的中央，取代了耶稣的位置，并在他的肖像周围安插了艺术界人士和几个毛发旺盛、丰满、卖弄风情的女人，她们正用手像拨开剧院的帷幕般拨开自己阴唇上的褶皱。我父亲大笑起来。他用手杖数次敲打我空寂中的地面，充满爱慕地抚摸着胡须。他的眼睛在眼皮下转动。为了让他平静下来，我不得不走开。
我还没走多远就想起了一件事，这迫使我又停了下来。在那片灰色的无人地带里，父亲曾在一处石堆旁停下，告诉我：“孩子，每一个事件都是有前因的。你看看这里，毕加索的《佛朗哥的梦想与谎言》。”我记得祖国的尘土被风吹起，在我们周围四处飘散。我记得风中透着彻骨的寒冷，天空黑压压的。我记得我那么虚弱，双脚疼得厉害。父亲在最难走的道路上一直努力把我扛在肩上，但是他也在漫长的征途中耗尽了气力。他从我们拖拽了一路的手提箱中抽出一张毕加索的迷你复制画。他的手开裂了，手指在颤抖。“毕加索著名的《格尔尼卡》就起源于这些明信片大小的图画。为了理解未来，你必须把自己送回到过去。这样你最终会明白历史的邪恶本性：过去与未来互为镜像，现在即历史本身。”他把画作在凹凸不平的石头上展开。我俯身凑过去，在微弱的月光下审视着这些画。我在一幅画里看到佛朗哥被一头牛抵着；另一幅画里，佛朗哥有着巨大的阴茎；第三幅，佛朗哥坐在一头猪的背上，挥舞着手里的长矛；最后一幅，佛朗哥正在吞食一匹腐烂的马。我读了毕加索在画作下方的题字：不祥的水螅虫。“把这几幅图记清楚了，”父亲命令道，“这样，你就会知道我们将赶赴的地方的过去。”那时已接近拂晓，我们几乎走不动了，连续几天没有吃东西了。我们倚着石头蜷缩在一起，迎着冷酷的风，等待即将来临的白昼慢慢退去。
“出什么事了？”他用加泰罗尼亚语问，随后坐在了我旁边。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会心的善意，他是一名艺术的守卫者。
我对他吐露了真言：“我哭是因为佛朗哥的邪恶和浮夸的阴茎，这个长着酒窝的小脑袋想尽办法残害了整个民族。”
保安苦笑了一声。他说：“你这人的舌头不长毛！[68]”
“没错，”我表示赞同，“我是个直肠子！”
我向他解释了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一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事。我告诉他，我直言不讳是因为，为了活下去我必须时刻工作，以弥补我失去的时间，因为作为这个微不足道的人世间一个苦命的公民，我不断遭受历史袭击，因为我的文人先辈一直在训练我用文字的功效去对抗这些暴力袭击带来的心灵和情绪伤痛所导致的迟钝影响。语言是我的利剑，我告诉他，历史的触角或许会抵住我，但我会用文字的轻柔利剑刺向它，让自己脱生。我没有赢，但我能够让自己仍处在起跑线上。我存在下去是为了留下证词。
“我不会表达，但我能理解，”他说，“我们加泰罗尼亚人尊重直率。我们不像拜金而且俗气的西班牙人，他们会编织一张错综复杂的网，就连生活在南极附近、离这里十万八千里的阿根廷人也被卷进了网里。”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面丝巾手帕，上面饰有加泰罗尼亚独立旗帜。他把手帕递给我擦眼泪，我用四道血纹的地方擦了擦脸。
我告诉他，在我的故乡，当我们对别人说的事感到震惊时，我们通常说“我舌头长毛了”，来表达惊讶之情。
然后我说：“你看，朋友，世界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更加紧密相连。如果从你家乡来的某个舌头不长毛的人跟我家乡的人说话，他们的舌头上立马会长毛！”
我们俩都笑了。我安心地吞下了眼泪，然后打道回府。啊，艺术的守卫者，“我们就像指甲盖与指甲肉一样”。这是我和父亲多年前在加泰罗尼亚时常用的表达，现在我再次用了它。
为了更深入地探究过去，为了凿穿我的遗忘，促使我被掩埋的记忆重新浮现，我走到了城堡公园。我曾多次和父亲漫步到那里，那是胜利的徒步。腓力五世在西班牙继承人之战中建造的堡垒已被加泰罗尼亚人推倒。他曾将大炮对准加泰罗尼亚人，用直直的枪杆瞄准他们。他摧毁了波恩区，将它夷为平地，驱逐那里的居民，让他们像瑟瑟寒风中的蚂蚁和蟑螂那样匍匐在倒落的石头下。几个世纪之后，加泰罗尼亚人收回失地，将它变成了一座壮丽的花园—城堡公园—一片充满感官愉悦的土地。我坐在一张长椅上，望向四周，思索着。我得出了如下结论：为了获得生命的乐趣，人必须凿穿悲痛的沉积岩；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从长满椰枣树和木兰的林荫小路上抬起头，看到圣心圣殿教堂的轮廓坐落在远处提比达波山的山顶上。天空一片墨色，几缕靛青色横亘其间。在这片天空掩映下，提比达波山如丝绒般柔软，像一张婴儿床。我起身，向瀑布喷泉走去，那里有标志性的瀑布和环绕瀑布的池塘。几只鹅在薄荷绿的池塘水面上慵懒地漂动着，靠近瀑布边缘时，它们会带着心知肚明的眼神转个弯然后折回来，以360度的视角观察周遭的景致。看着眼前的景象，我突然明白：它们比任何人都更懂得观察之道。它们总是在视察自己所在的空间，留意着周遭的事物。显然我也必须做同样的事情。我必须踏上洞察力的朝圣之旅。
我为何会做出一个如此耐人寻味的决定？因为眼前的景色让我认清了这样的事实：新世界与旧世界被白人帝国主义者用沾着鲜血的手强行缝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续完整的织物。毕竟，视野狭窄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公海航行到他眼中的“未知”海域之后，又回到了巴塞罗那港口。因而，我有义务借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臀部的恶臭来训练我的鼻子，以探测到即将从远处乃至从偏远地带而来的袭击。我是一个活死人，极度的伤痛将我的心碾成一片薄纸，历史的刺骨寒风又让这张纸变得易碎如寒冰，我需要尽可能多的时间来实现计划，需要所有我可以依仗的优势。
我走下蒙锥克山，来到港口。我走进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纪念碑，付了4欧元—物超所值—搭乘直梯来到顶端。我站在那个圆形、肛门形状的房间，往外看着这位脸部臃肿的探险家那只弯曲的手指，据说它指向的是所谓的新世界。等我回过头再看这座城市时，夜幕已经落下。天太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仿佛光线永远从宇宙中消失，被粗暴的手揍回了老家。
我重新乘坐直梯来到地面，想起父亲的话。“孩子，”他曾对我说，“你须借文学来悼念你母亲的死。我们苦命之人一旦开始哭泣，就极可能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是在冒生命危险。那样我们能获得什么呢？人生苦多，岁月无情，人唯有在自身的需求不受威胁时方能维持文明体面。一秒也不能再多。如果你任由他们行事，他们会吸食你的骨髓。”我也记得，听到这些话时，我瘦小的身躯被一股空洞的刺痛攫住，感到背叛的针头在刺扎我的空寂。为了抚平这伤痛，我低声念了伟大诗人皮塔亚[69]的话，这些话后来又被小说家罗伊格引用，这两位作家我父亲都曾翻译并抄写过。我说道：“Al fossar de les moreres no s'hi enterra cap tra·dor！[70]”—战死者墓地纪念广场[71]上没有埋葬任何叛徒！1989年9月11日，我们抵达巴塞罗那的那年，里贝拉区一片空旷的广场上，皮塔亚的话被刻进了一座凹陷的金属纪念碑。在那座细长、弧形的纪念碑顶端，一把火炬日日夜夜燃烧着，以纪念1714年9月11日在西班牙继承人战争中为守护遭受围攻的巴塞罗那而陨落的加泰罗尼亚英雄们。我想起了9·11，想起将我们所有人联结起来的暴力之线：1697年9月11日（残忍的森塔之战，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覆灭）；1973年9月11日（黑暗的一天，智利政变，致使皮诺切特上台—对此，我向莫拉莱斯致敬）；最后，9月11日，2001年（“基地”组织袭击美国，红脸斜眼的布什在我苦命的辽阔故土发动了一场战争，这不过是一连串永无休止的战争中的又一场）。每年9月11日，世界上有那么多地区在哀悼，这就证明了存在的相互联结性，正如侯赛尼人所知，暴力通过折磨我们这个可怜的物种，将这种联结性快速凸显出来。复述完这些臭名昭著的日期时，我的眼泪几乎冒了出来。我往后仰起头，将咸涩的泪水逼了回去。我的器官被侵蚀了吗？我在想。电梯门开了，我走出纪念碑，还未来得及反应，就再度被这座城市浸没，走在没有任何前景的街道上。
我已在巴塞罗那掘出了我此次前来要挖掘的东西。毕竟，通过悼念父亲的死去，我发现了母亲的余烬。我借助我的意识，展开了时间的纱线。这一经历向我示意，空寂和它固有的空虚一直都在—处于一种潜伏的状态—只是在我父母逝去时，才突然显现。于是我竭尽全力往下沉，沉入流亡的空寂里的某个地方，它对应着巴塞罗那，炸弹之城，火中玫瑰。我上下打量卢多·本博，思索着，下一步我将去往何方？
“这是个不错的消息。”卢多心不在焉地说道。他坐在我对面，手指敲打着餐桌。我刚才说的哪一点让他觉得不错？我上下审视着他，继续思索着。他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他随意地倚靠在椅背上，变得老成了，那副自信沉着的样子是我从未见过的。他穿着一件短袖衬衫，上面套了件开襟羊毛衫。他每次伸展双臂，我都能看到羊毛衫下的短袖褶痕。在那之前，他一直穿的是长袖。还有什么是他认为不当的？这种突然的转变是一面红旗。事实上，不是一面，而是两面：一开始固守着严苛而过时的装扮，最后突然毫无征兆地放弃了那样的穿衣风格。我走出餐厅，来到卧榻上，以便更清楚地看看他。我注意到我回答时他有些昏昏欲睡，而且肢体语言显得满不在乎—显然，他一直以来是，且未来也会是一个被划分了区间的人，他的脑子被隔成了数个首饰盒大小的盒子。事实上，理智来讲，他退化了。一个生活在流亡中的人—却害怕走到深渊的边缘一睹究竟—随时有落在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手里的风险，因为他忘记了他的伤口，与他苦命的同类断了联络。一个这样的男人如何值得信任呢？然而，也许，这并非事实。或许，尽管乍看并非如此，他的举止也可能是潜意识里设计好来保护自己的，不让自己承认我们之间充满陷阱的互动，也即那场让他像一具狼狈的木乃伊气冲冲地离开公寓的争吵。我想，他明知被我的想法耍得团团转，却拒不承认，这样的自欺倒是起了些作用，让我们得以继续满足各自的**之欲。结果就是，我再也无法心无杂念地怀疑他的恶劣本性了，因为我渴望他温暖的怀抱，渴望他**的那道弧线。我站在那里盯着他，头脑里一片混乱，没办法清晰地思考。
“我怎样看着你了？”我反问道，重新倚靠在卧榻上，抚摸着那三处窟窿，将手指探进被灼烧的孔洞里。
“怎样？你坐在屋子的另一头，眯缝着眼睛死盯着我！”
这就是他跟我和好的方式吗？如果他打算继续这样玩失踪游戏，把盐撒在我祖先去世时在我心口留下的侯赛尼形状的伤口上，那么我别无选择，只能把他赶走。终于，我突然想清楚了。
“眯缝着眼？这有什么。”我说，“孩子，我有个故事要跟你讲！你真该看看我前几天在邮局见到的那个女人。她又矮又胖—这样说还不够贴切，应该说，她圆滚滚的—以至于她的胳膊像是在往两边飘动，因为那里长了好大一团肉，把胳膊撑起来了。她带着一个极小的粉色钱包，估计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挂上胳膊的；钱包牢牢贴着她的手臂，就跟粘上去的似的。等叫到她的号时，她从等候室的椅子上一溜烟起身，摇摇晃晃着去了窗口，像一只装在钱包上的轮子。”
“那和我们谈的事有什么关系？”他催问道。
“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好笑吗？”我问。
“是好笑，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关联。”
“笑一笑，我就告诉你。”
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双唇间冒出一阵微弱的咯咯声。我本来期望他能心甘情愿地笑出来，但也只能作罢。
“关联在于，”我用一种外交官式的口吻宣称，“两件事都在说明当事人感到身体不适：我眯缝着眼，邮局里那位女士圆滚滚的。”
他似乎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或者说他已经厌倦，准备换一个话题。我说不准。他问我去邮局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去称我的笔记本。他似乎不感兴趣。我已经看不懂他这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