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罗那2
那天夜里，我梦见我走在一条灯光刺眼的隧道里。我又渴又累又饿，但还是坚持一步步往前。我害怕如果不继续走下去，我会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我这样坚持着，把隧道抛在了身后，眼前出现一栋丑陋、毫无特点的建筑，是一座丧葬管理大楼，楼身的混凝土板上烟尘覆盖。大楼的正面只有几扇连在一起的窗，全装了金属安全护栏，在玻璃上投下几何状的影子。我依次推开入口处的两道门，走进一个狭长的等候室。有人坐在木质长椅上，长椅的形状像是给空气停滞的房间通风的扇子。所有人都身着黑色丧服，一动不动地，像人体模型。我仔细观察着他们的脸，才意识到他们是我的祖先，达利尔·阿巴斯·侯赛尼、阿尔曼·阿巴斯·侯赛尼、沙姆斯·阿巴斯·侯赛尼都在那里，还有我的母亲和父亲。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滴血在我的纸片心脏上散开。它翻滚着，拍打着，就好像被一阵暴躁的狂风一路拽着穿过这世上的大街小巷和重重峡谷。我往前冲了过去，此刻除了将他们紧紧抱住外我别无他求。但等我来到他们坐着的地方时，他们已经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张纸片载着沉甸甸的血沉入我的空寂，消失在遗忘的空间里。
他们不见后，一名安保人员出现了。他人高马大，有很浓的口臭。
“死亡证明？”他问道。
“有。”我答道，目光焦急地在屋子里搜寻。大楼后头的一面墙上装了窗户，透过窗口能看到成排的椰枣树和桉树。树间肥沃的曲径上空飘散着一层薄雾。我想我听到了里海在远处翻滚的声音。
“你看看，”保安说，“这里没有人。临终之时，大家都是独自一人。”
“但我应该跟他们在一起！”我哀号道，再次看着家人待过的那个地方，然后望向外面，看着窗外的那些树。
保安用一只胖乎乎的胳膊架起我，把我带到了另一个房间里。有个女秘书坐在办公桌前。她涂了橘色的口红，张嘴说话时嘴唇像小口吸气的金鱼一样张张合合。她递给我一个数字，示意我坐下。我找了一个位置坐好。
“我这是在哪里？”我问秘书。“伊朗？”我质问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凡城？安卡拉？伊斯坦布尔？”
她叫我闭嘴。
我们头顶的电线上岌岌可危地挂着一排扩音器，此时那些扩音器里传来了我的名字，“斑马！”一个机械的声音叫道。
我看向秘书。她正忙着磨指甲。
“过来。”她凶巴巴地低声说，呆滞的蓝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走到她的桌旁，她告诉我，我得去楼上报道。
我走上台阶，进了电梯。电梯往上，在一处昏暗、沉闷的过道前开了门。墙上有水迹。秘书示意过我要敲第二扇门，我看到那扇门就在尽头，但我每次试图靠近，门似乎都会往后退。有弹性的过道，我每走一步，它就延伸一段，永远没有尽头。我疲惫地倚靠在墙上，全身被汗湿透。过了一段时间，第二名保安出现了，看起来就像是第一名保安的同胞兄弟。
“请出示签证。”他命令道。
“可我已经死了。”
“你需要有签证才能得到死亡证明。”他说。
“签证？”我叫道，感到不可置信。我在脑海里数着这些年里我们申请了多少签证和护照。头顶上亮起了一盏灯，这对那保安来说不是一件好事。灯光下，我清楚地看到了他的样貌：嘴唇肥厚，牙齿掉落后留下黑色的牙根，光秃秃的头皮上还残留着几缕油乎乎的碎发。
“又是签证，我受够了！”我暴跳如雷地说道，看到他的气焰消了下去。
他一动不动地呆立在原地，守卫着过道，气焰明显在消退。接着是一段漫长的寂静。我在过道里来回穿梭着，感觉自己那么渺小无助，仿佛正走在一座吊桥上，吊桥的两边分别有一扇门，无论过了哪扇门我都无处可去。我是宇宙中浩瀚的走廊里的一名流亡者。时间一点点流逝，我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数年，乃至数十年。保安头发变白，成了个老人。他瘫坐在椅子上，沉沉睡去。我终于能从他身边走过去了，但我也变老了。我走到门前，扭动了门把手。
门通向一群密密麻麻的洞穴。岩壁上乱影浮动。我从一个洞口走到另一个洞口。每个洞穴上都标了一个字母—从A到Z—凑在一起够出一本识字教程了。我在字母间绕来绕去，最后进了字母Z。“Z是斑马（Zebra）的意思！”我叹道。Z之后就什么都没了，只剩空寂，纯粹而简单的空寂。
一个身材瘦长、戴着圆边眼镜的男人出现了。他坐在洞穴尽头的一块石头上。我告诉他：“我是来拿死亡证明的。”
那人点头，摘下眼镜。他的眼睛浑浊，充满红色血丝，似乎就要从脸上掉下来了。
“你来这个伤痛之穴做什么？”他问。一团浓雾在他身边升起，遮住了他的面容。
“我需要死亡证明！我是侯赛尼家族最后的血脉，我的家人全都在这栋楼里。”我解释道，几乎是在哭喊。他没有理会我的请求。我再次张开口，但声音太过微弱和绝望，几乎听不见。那人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什么，递给我。我念道：“Raphèl maì amècche zabì almi。 ”我知道这句话。这是巴别塔的建造者宁录在但丁的地狱里冷冰冰地说出的话。我从未感到如此孤单和疲惫，我想到了不同语言的诞生，想到人类世界随后出现的混乱和交流不畅。我暗自想，我会说那么多语言，却连一个懂我的人也没有。我总是被疏远，被抛弃。我能在多个语言系统中游刃有余，却依然无人做伴。雾气变得更加黏稠了。
我在极度的混乱中苏醒，身上汗水淋漓。一开始，我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确定睡了有多久。我爬下床，在公寓里走动。炽烈的晨光透过过道尽头的窗户照进来，出现铅灰色的天空。我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影子，我记不起自己多大了—可能处在任何一个年龄。我既是年轻的，也是苍老的。我看着楼下的街道，卢多·本博就是在那里把我放下的。街上空无一人，看起来很阴森。突然，我意识到自己尴尬的处境：我孤独地漂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笔记本做伴。我要追溯过去给谁看呢？即便我把过去支离破碎的残片拼凑起来，即便我那些迥异的自我—它们见证了生活的任意击打—出现在笔记本里，也没有人与我分享这一切。我环顾四周。公寓里充溢着微弱的光亮。我走进厨房，喝了口水。我抓起一把刀，又抓起我的笔记本，在皮革封皮上刻下了我的宣言的标题—“总体哲学：文学母体”。电话响起，我任由它响着。我在想是不是卢多·本博，又或者是基姆·蒙索从希腊打过来的。我四处寻找托特，但那只鹦鹉依然没有踪迹。
我重新回到**，很快又坠入了另一个梦里。我漂游在一片墨水的海洋里，爬到了一块石头上。我那木柜状手提箱打开着，在石堆附近冒着泡。箱子里有一张地中海地图。我想知道父亲是不是就躺在那张地图下面，但我直起脖子去张望时，箱子已沉入墨色的海底。我抬头看向天空。天上一片黑暗。一些书本悬浮在空中，像夜晚的星辰。墨水从书中滴落到海里。我就这样驻留在石头上，直到太阳出来，直到我浑身湿透，浸满文学的血液。
清晨，在即将清醒之际，在睁开眼之前，我想到：书本就像存在于这世上的一座座地下墓穴，装载着人性的废墟。我反复咀嚼着“人性”这个词，它让我感到恶心。
来巴塞罗那的第一个星期，我迟迟未能鼓足勇气走出公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我的思想沾染了梦中朦胧的光泽，在旋转中跌跌撞撞。我害怕我走在这座城市里时，会在人流的拖拽下变得乏力，步态不稳，最后跌倒在地，被毫不留情的脚践踏。谁会把我从这座城市的阴沟里捡起来呢？没有人，我断定。我便一直待在基姆·蒙索的公寓里，严格按照侯赛尼家族的书香传统，用文学来锤炼我的头脑。
我白天睡觉，夜晚读书，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我在笔记本上忙碌着，没见到任何人，包括杂货店老板和卢多·本博；我也从未见到那只鹦鹉。我严格遵照图书馆的作息：把时间按四小时划分，在这四小时里，我，死亡的正式管家，通过高强度的阅读和冥想来接受虚无的训练。在学习的间隙，我会停下来去找鹦鹉。我把床下、坐垫下和厨房的橱柜里都翻遍了，可他始终不见踪影。我继续阅读，目的是把我头脑中关于加泰罗尼亚的那部分从混沌中拖拽出来；做到这一点后，父亲头脑中的相应部分也跟随着出来了。我获得了他对加泰罗尼亚文学的感悟，他头脑中的那部分是在我们过去流亡巴塞罗那的年月里形成的。
那个星期快要过去时，我的宣言有了质的飞跃。我从萨尔瓦多·达利偏执狂般批判的手法出发，创造了一种非理性的实用主义方法，也就是以系统化的方式进入流亡的空寂，并为之吞噬，以此产生写作行为。这种方法需要用黑布蒙住眼睛，以五分钟为单位进行写作。每次这样做，我都会体验到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我看到我的家人，侯赛尼族人的脸，和我在梦里见到的一模一样。他们会出现在我眼前，神色安详，笼罩在一种奇异的光亮里，直到被周围的黑暗吞没，留下我独自面对夜晚可怕的静谧。布条是从基姆·蒙索的衬衫上撕下来的，以致敬我父亲的黑布条，当初他是用黑布条遮住我的眼睛，带我越过了边境进入土耳其；五分钟是为了致敬侯赛尼血脉中最有影响力的五位成员，从我开始，一直回溯至我的高祖父，沙姆斯·阿巴斯·侯赛尼。我写五分钟，然后歇五分钟。在休息的五分钟里，我从文学母体那里接收到关于下一段写作的信号，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很多词条。
不过几天的时间，我读完了基姆·蒙索藏书室里所有我能想起来的受父亲推崇的加泰罗尼亚作品。我挑出来的作家都是父亲在刚来加泰罗尼亚的年月里翻译过的。那时候，母亲毕毕·卡鲁恩的猝然去世在他心头留下阴影，久久散之不去。如今我明白，正是这股力量推动着父亲往文学深渊的更深处探寻。父亲承受着悲痛—并且巧妙地假装成是因为我们这些苦命的人为了存活，不得不忍气吞声—然而却像我后来吸收他那样，把我母亲吸收了。想到这里，我眼前不禁出现了一家团聚、其乐融融的画面：既然我吸收了我的父亲，那我借此也吸收了父亲早已吸收的毕毕·卡鲁恩的遗迹。我热情地迎上去，将母亲的余烬领进了我的意识。我向她致意。“啊，头脑的转世！”我向黑暗的夜空一再说道。母亲的余烬就在我面前，这让我有一种既怪异又兴奋的感觉，一种不同寻常的欣喜和轻微的狂热灌注我全身。我感觉仿佛时间还未逝去，但不知怎的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时间是一个无法解答的谜题，我这样想着，走进卧室，直直地坐在**。我内心涌起千头万绪：吞掉自己的悲痛，并把死亡的家人吸收，这样做其实加重了我们的不幸。我为自己感到可怜：我继承了一堆散发着恶臭的垃圾，继承了所有无法言说的情绪，侯赛尼人世世代代摒弃的东西一个不落地都被我继承了。他们未得到代谢的痛苦，正在我空寂里那些不断扩大的巨壑中腐烂。难怪我常常不觉得饿。在觉察到这一点后，我多重头脑的每个幽穴中开始同时回响起一个问题：我死了以后，吸收我的人又会是谁？已经没有人了，我是我们家族的最后一个。我抑制不住地抽泣起来，直到泣不成声，我用床单擦干了脸上的泪水。
破晓时分，我在濒临绝望之际从**挪到了红色卧榻上。我想，除了文学，我还能去哪里寻求治愈良方呢？
一轮橘色的太阳升入高空，像一团火球，我的眼睛透过窗玻璃紧盯着它。我静静地坐在那里，陷入沉思。几个小时后，我的头脑变得务实起来，记起了父亲的译作—不是为了糊口翻译的书，而是他私人珍藏的一些手抄本，里面的文本是他像中世纪的抄写员那样逐字逐句抄写下来的。
我父亲从未向我解释过这些手抄本背后的原理，但我的头脑已经得到足够的锤炼，能自动接收到文学母体发送的信号，所以我很快推导出了他的初衷。显然，抄写行为事实上是助益他记忆的一个附加工具，确保他能胜任未来的抄写员。但是，更让我惊讶的发现还在后面：倘若父亲没有视力受损，倘若他继续了这样的实践，抄写的艺术将会把他带到一种理想的境界，一种涅槃，而资质平庸之人唯有通过鸦片才能企及。
正午时分，阳光刺透窗户照进来，将屋内的一切都染成了棕色。我的思绪被秋日里红褐色的光芒滋润着，溢散成一张错综交杂的网。手工复制文本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人为过失，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复制版本都必定与前一个版本有细微的分别，手抄者得以从中意识到人生无穷无尽的多重性，以及它永恒的自我循环。我由此推断，这种意识反过来又能让手抄者从两个基本事实中获得慰藉：一，人性是相联结的（我们都错误地被别人复制过，我们是别人的低配版复制品）；二，存在是虚无的（即便与其他数百万鲜活的个体联结着，我们依然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结束生命。更何况，与我们联结的人往往并不能助我们路途顺畅，因为他们忙着规避不幸，忙着滥用职权、争权夺利，忙着行损人不利己之事，无暇他顾）。我用从深渊中撷取来的智慧，扩充了侯赛尼家族的戒律。我的宣言长出了翅膀！
第二天夜里，我重读了父亲旅居加泰罗尼亚期间抄写的大部分作家：约瑟·普拉（一个极度直率的人）、萨尔瓦多·埃斯普里于（一个拥有迷宫般的头脑，热爱编码的人）、梅尔塞· 罗多雷达（一位双刃天才，表面迟钝，实则情感上锋利无比）、米格尔·德·乌纳穆诺[25] （一个有着百科全书般感知力的男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26] （一位抒情的色情者）和他的朋友萨尔瓦多·达利（古怪，超现实主义者，煽动者，他的作品我永远看不够）、霍安·马拉加利[27] （一个被古希腊化的呆子，半道成了反无政府主义者，但鉴于他从法语译介过来的尼采作品十分精彩，我愿意原谅他—这个人可是一丁点儿德语都不会），以及蒙特塞拉特·罗伊格[28] （雄辩，优雅，善于在对话中见缝插针，深知建筑学以何种方式吸收历史的悲痛）……他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经历过流亡。我把父亲从这些作家那里抄下的文字一页一页地记在了我的笔记本中。
完成列表后，我合上了笔记本。这时候已是深夜。我用那只病手抚摸着封皮上刻下的标题。而后，我开始在过道里来回踱步，很快，我听到了一个声音：“遗忘是唯一的复仇，也是唯一的宽恕。”这句座右铭让我发笑。因为恰恰相反，我正在经历一种由遗忘带来的失去。我逆向行走在流亡滋生的一系列自我中，慢慢找回记忆的碎片、情感的碎片，它们都已不再完整，它们都在时间的**威下变得面目全非。我灵光一闪，有了结论。肯定是有一轮满月在我头脑里兴风作浪，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波澜。我透过过道尽头的窗户往外望去。看，一轮巨大的银盘挂在扩展区上空。我抬起悲痛的触须，下定决心：我已经追回了父亲在我们旅居加泰罗尼亚的时光里抄写下的文字，我要立刻去我们曾经一同走过的路上重新走一遭。我必须离开公寓。
我又在过道里站了一会儿，想起我和父亲在那片无人地带的漫长跋涉。突然，我的脚疼了起来，瘦弱的膝盖骨感到刺痛。我记起刺骨的寒冷，记起冰封的地面，记起最后那些日子里鬼魅般降临的雪。父亲一路上一直拽着手提箱，同时还背着我，我的背上盖着他破烂的外衣。他累得气喘吁吁，将我放在一块冰光闪闪的石头上。我记得当我抬头看着他时，我看到了他眼睛里的我。我们的嘴唇发紫，眼窝深陷，眼珠突出。营养不良让我俩瘦成了皮包骨，成了一对活死人。
我坐在红色卧榻上，看着月亮掩映在一团飘过的云朵后方，黯淡下来。我闭上眼睛，对自己说：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要去寻找自己被掩埋的过去。这时，我猛然醒悟：我此次回到巴塞罗那，就是为了开启一系列漫步—不，不是漫步，是流亡的朝圣之旅—在此期间，我会把自己当成一个挖掘者，即便反反复复做同一件事，我也不会畏惧。我意识到任务的艰巨，慌张之下差点打算放弃。我连吸了几口气，为了镇定下来，我告诉自己，文学作品中相互联结的句子网络将护送我，把我带到一片广阔的寂静领地，带到位于我生命中心的空寂里，带到宇宙的黑暗褶皱中。“啊，本雅明，思想的殉道者。”我嘟囔着走回卧室，将笔记本放在了床头柜上。一个星期过去了，这是我头一次在晚上睡着。我的任务完成了。
然而，第二天早上我的计划被耽搁了，究其原因，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那只鹦鹉终于出场了。好一只杂种鸟，他在啄食我来公寓第一天扔在**的那块面包。卧室里一片黑暗，因为这屋子没有窗。我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上一个和我说话的人还是杂货店老板。自从卢多·本博把我送来以后，我就没有出去过。我感到自己被困住，变得不真实，离世界很远。我端详着墙面，感觉自己可能会死去，消失，被屋子里的物件吸收。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不在了。没有人，我重新想了想，除了基姆·蒙索的鹦鹉。
黑暗中，白色鹦鹉的轮廓如同黑洞的边缘。我伸出手，打开台灯，天花板映入眼帘。天花板中间是下陷的，这让我回忆起曾经看到的一幕：在残破不堪的无人地带，村庄里的树上挂着一袋袋酸乳酪，风裹挟着空气中的腐臭呼啸而过，那些袋子垂头丧气地摇晃着。我伸出手在鸟的背上抚摸，幻想如果这个房间是黑洞，那我的手和鹦鹉就处在事界[29]的边缘，是某种意义上的悬崖。“啊，黑暗的狂喜。”我大声自言自语道。
鹦鹉扭过头，用右侧的眼睛觑我，看起来十分桀骜不驯。我看起来又是什么模样呢？我只知道我的脸是一片空寂—象征着将我召唤过来的流亡深渊。到达巴塞罗那以后我还从未照过镜子，很有可能我已经消瘦得只剩下一只病恹恹的手了。这只手除了我的笔记本，什么也不知道。想到这里，我无助地大笑起来。
我抚摸着鹦鹉。他身上的一部分羽毛向上膨起，摸起来有些扎手。我记得照片里他那睥睨天下的表情、在空中张开的爪子，以及直挺挺的站姿。
“这里—这里—”我对那只鸟说，一边继续抚摸他，“让我变得平静。”
我的话得到了回应：我变得破碎。[30]托特像旋转门一样，迅速把头抬向一侧，猛地张开嘴，啄了一下我的手指。我发出一声尖叫。我看到他的喙上沾了一滴血，那滴血在台灯昏暗的光线下闪烁着。突然，我记起梦里在我的纸片心脏上散开的那滴血。我往后一步，躲开那只鸟，托特也开始后退。他把毛茸茸的脑袋往后一甩，嘴里哼哼唧唧的，退到了床的另一边。然后，他停下来，把爪子埋进床单里，展开翅膀，左右摇晃着。
“托特！”那只鸟不耐烦地尖叫了一声，然后打起精神，出了房间。
我怀疑这公寓是不是病了。我也怀疑那个退休的文学教授基姆·蒙索去希腊是不是为了摆脱秩序，或许他正在进行某种熵之旅，一场真正的无序生活之旅。
黑暗静悄悄地拽住屋内的物体，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卷入其空洞的领地，台灯微弱的光线温顺地抵抗着。我感觉思路变得清晰了。我想到，这套凌乱且很可能已病入膏肓的公寓，实际上是一家医院。我从潮湿的床单下蹿出来，缓缓沿着过道走去。我想去面对公寓里的余下空间。不，不是面对，我走出卧室时纠正了这个措辞；我想从中汲取信息。我走过装满书本和遗产的木柜状手提箱，闻到了父亲死亡的气息。我沿着过道，沿着流亡走廊—我头脑里漫长而漆黑的走廊，独自行走。我一边踱步一边想，在徒步穿过巴塞罗那之前，我必须看护好这套公寓里的无意义和鹦鹉的无意义—它们与这世上的无意义并没有什么不同。人们总是拒不承认这种无意义，因为他们的意识被虚假的历史哄骗，成了一个单一的平面。虚假的历史！这个词带给我别样的快感。
我在淡淡的欣喜中走进厨房，冲了咖啡，倒入一个脏脏的杯子里，拿到窗边。街对面大楼上悬挂的加泰罗尼亚旗帜看起来无精打采，一副吃了败仗的样子。四道红色的横纹成了红褐色，跟干掉的血似的。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十分冷清—现在是清晨，还很早。窗户边放着一台收音机，我打开它，听到：“整个世界就是一处潜在的前线。我们都是步兵。”我关掉了收音机。一个穿着围裙的丰满妇人出现在街对面的一扇窗里，她探身出去，开始用扫帚柄拍打她家的旗帜，片片灰尘掉落到浓稠的空气中。钟声响起，隆隆声渐渐退去，消失在极远处。
我起身，挪步至红色卧榻上。在客厅里，我注意到一只之前从未留意到的瑞士布谷鸟自鸣钟，钟摆在左右摆动，发出有规律的嘀嗒声。在过去的一周里，公寓的各个房间开始显现出各自的本色，把它们原本掩藏起来的部分一一向我展示。这种感觉就像在委拉斯凯兹的《宫娥》里。正对窗户的那面墙上有一面镜子。我从镜子里看到了钟摆微弱的影子、卧榻上的弧形靠背、镶嵌在天鹅绒布接缝处的黄铜饰扣、窗外的木百叶窗，以及窗叶间透出来的一条条蓝色天空。云朵飘走了，太阳光芒四射。
我抚摸着卧榻上的红色天鹅绒软垫。绒面上有几处被烟头烧出的窟窿，结成了硬壳，看起来像微型火山口。我想起了萨罕德山。“那头昏睡的野兽！”我大声说道，同时止不住大笑起来。我感到时间放慢脚步，停了下来。无论我往哪里看，满眼都是洞穴、洼地和壕沟。在橘黄色的朦胧光线下，公寓里的物件似乎变得愈渐浓稠，正把我往它们那边拽。我再一次觉得，这套公寓就是一个黑洞。基姆·蒙索，不管他是谁，已经跳进去了。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跳一次：跳入空寂，跳入流亡的虚无。我已经做好准备，我要走进巴塞罗那的大街小巷，再次成为一个异乡人。或者比异乡人还要糟，一个二度异乡客，双重外来者，她已准备好去面对自己被掩埋的过去。
这时我蓦然想到，我可以把文学母体当作一个黑洞：一道没有边际的深渊，一片伸缩自如的空寂。它吞噬一切，没有什么能逃脱，唯有一星半点余烬能从中放射回人世间—一个非场所[31]，时间在这里崩塌，成为幻象，并因此最终变得真实。我想到，如果母体是一片可伸缩延展的空寂，能消化掉整体，那么其结构就与未来相似，而未来和黑洞相差无几，是一片广袤而空旷的虚无，凡靠近者皆为之网罗。我对自己说：“文学是放射回人世间的昔日余烬。”随后，我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个想法，并有了结论：过去中包含着未来的一丝踪迹。那踪迹如同一条传送带，人可以借助它提前感知到未来的景象，获得先见之明。
我看着卧榻红色布面上的三个黑色硬壳，想象热气从火山口中升腾起来。我意识到，这套公寓正在养育我—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它用日复一日积攒起来的凌乱，向我暗示：直到现在我一直飘浮在母体周围。直到现在，我一直在代谢文学。但当我看着空中冒出的热气时，我又想到：如果是文学在代谢我呢？我想象自己被母体反刍，我的躯体作为文学的余烬放射回人世间，在旧世界的体表扩散开来，而旧世界本身就是一幅残像，一抹余烬。我为自己感到非常满足，为我的计划中蕴藏的非理性对称感到欣喜。我意识到，毫无疑问，我正在接收文学母体传来的私密信息：天才的信号，达利式信号。我，斑马，正处在我梦寐以求的位置：在遗忘之地，在存续之地，在未来的悬崖上，即将进入过去。很快，我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担得起斑马之名。
我走到过道尽头的窗边，打开窗户。新鲜的空气如泉水般涌入公寓，从百叶窗的木制叶片间轻快地流泻进来，闻起来有沙丁鱼和腌制鳕鱼的味道。街道苏醒了。人行道上人来人往。我透过百叶窗看到他们摆动着四肢，似乎微小又遥远。一股电流从上往下穿过我的脊柱。我吸入温暖、咸咸的空气，告诉自己：“要发生可怕的事了。”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一种预感：对世界造成根本影响的残酷事件—政治自杀，自发爆炸-—很快就会积聚成一股势不可挡、杀伤力十足的力量，惨案将无可避免，留下恐惧的污点。“即便是爱也拯救不了我们。”我向紧闭的百叶窗低声说道。爱！如果爱不能拯救我们于死亡的利刃之下，它又为何被称作“爱”呢？
骤然间，我看到自己变成了儿时的样子，正躺在父亲的怀中。我感到头脑里发痒，父亲的唇髭紧贴着我的空寂。我听到他的低语：“给我读读你笔记本上写的东西！”他一定知道我的笔记本已渐入佳境，上面写满引言，用意大利语讲就是“in stato interessante”[32]。想到这里，我意识到我至今没有收到卢多·本博的任何音信。他的不闻不问让我就此确信，他实际上属于那0.1%；他的生性多疑更加彰显了他的文学特性。若非如此，他早已经出现在基姆·蒙索的家门前。但我心里的某个部分又希望他出现。关于那一部分的我，我只能用三言两语简单地描述：它渴望卢多能中断我残忍的哀悼仪式，阻止我继续愁肠百结地将支离破碎的思考与记忆串联起来。
我和父亲的双重头脑构成了一道穹顶覆盖的迷宫，父亲瘫坐在迷宫里的一张椅子上，用手杖敲打着地面，他失去了耐心。“读给我听！”他重复道。我把笔记本拿出来，按照侯赛尼家族的占卜传统，随意翻开到一页。我将一长串从父亲珍藏的加泰罗尼亚作品集中随机抄写下来的引言和座右铭读给他听。我宣读道：“‘人们不再满足于那些离谱的地图，绘图者行会绘制出了一幅与帝国版图一般大小的帝国地图[33]’—博尔赫斯。”我绕圈踱步，记诵着这句话。父亲似乎得到了安抚。很快，他在我的空寂里消失，被文字代替。仿佛“离谱的地图”这几个字就坐在他刚腾出的那张椅子上，盘着腿，威严、得体。
父亲再次被折叠进层层晦暗的记忆中，我走进厨房，倒了杯水。那只阴森的鹦鹉在那儿。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他走在柜台上，喙不停地啄来啄去，一会儿把咖啡弄洒在地上，一会儿又去剥蒜瓣。我低头看向笔记本，眼睛落到了如下句子上：“有一天你的八字须会把世界凿出一个洞来！”出自我父亲珍藏的作品集！约瑟·普拉常常对达利说的一个笑话：我把“八字须”三字划掉，用“喙”代替。有些句子真是格外好用。“有一天你的喙会把世界凿出一个洞来！”我警告托特。那畜生听到这话吓得往前一扑，把头扎进了基姆·蒙索留在炉子旁的糖碗里。
我往后退了一步。达利的偶然出现提醒了我，我从达利式“偏执狂般批判的”视角思索了一番，托特那似乎再寻常不过的姿态开始产生了某种意义。那只鸟从碗中退出来后，把羽毛丰满的头扭过来，用顽皮又坚定的眼神看着我。我看到白糖表面有一处柔软的凹陷。在我的脑海中，糖碗里的窟窿很快与基姆·蒙索公寓里浮现出的其他凹痕并置在了一起。卧榻上的火山口、清晨悄悄潜入的黑洞、状若排水口的卧室天花板—我将它们逐个回顾，有了新的推断。综合起来看，这些接二连三出现的洞穴其实暗示着这样的事实：托特绝非普通的鸟；不，他是乌纳穆诺的智慧鸟（pájaro sabio）的真实化身。一生热衷于折纸艺术[34]（反折、折叠和沉折的发明者）的乌纳穆诺曾不无嘲讽地借助那只闻名的折纸鸟来诠释柏拉图对爱和政治的观点。因拒绝让意识形态干涉精神生活，乌纳穆诺遭受了两次流亡的重创。[35]换句话说，他是一位侯赛尼式英雄。
“可怜的乌纳穆诺！”父亲在我们双重头脑的穴室中叹道，“他受尽佛朗哥那个蠢货的折磨，只因他拥有对人生的悲剧性感知！”他的声音回**着，仿佛是从古老的岩岫中冒出来的。
“可怜的乌纳穆诺，”我赞同地回应道，“他用脍炙人口的文字告诉人们思考虚无的意义所在，这种思考活动在人世间已备受冷落，只在那些被曲解和被剥夺权利的人中还有一席之地，但它正是开启伟大流亡之旅的轮子！”随后，我告诉父亲，“请听这一句—最深层的问题：蟹之永生不朽[36]。”
父亲用手杖使劲敲击着我空寂中的岩壁，大声笑了起来。我纸片般的心随之沙沙作响。他的笑声如同良药，治愈了我的伤口。
我感觉自己受恩准进入了一个充满崇高平行与吉祥的偶然世界。我站在那里，倚靠在厨房的柜台上，做着白日梦，想着螃蟹的永生不朽[37]，直到教堂的钟声敲响11点。两个一。这是成对的时刻，是二元的时刻。在逐渐散去的隆隆声中，乌纳穆诺分身了，获得了第二个自我。
“请接受吧，佛朗哥将军，”我骄傲地说，“你将永远困在坟墓里，因为你缺乏想象力，因为你不容许你的头脑折叠，像花儿一样对着太阳绽放，因为你是一个堕落的文盲，因为你没有用心去培养你的意识，因为鉴于上述理由你已无法向死而生。你，”我继续说道，“将在坟墓里断气，而乌纳穆诺将像其他归属于我们无意义世界的诚实作家那样，在未来作家的笔下分身成两个、三个、四个，这些作家将呼应乌纳穆诺对人生的悲剧性感知，抄袭他的句子，从而一次又一次将他的遗产深深嵌入人世间。”
停顿了片刻后，我大声叫道：“乌纳—穆诺，乌纳—穆诺！”
我神气十足地抬起病手，在“智慧鸟”的头上拍了拍。那只鸟冲我眨了眨眼，依旧在柜台上走来走去。
“啊哈，”我在笔记本里写道，“终于，鹦鹉和我达成了共识。”
我合上笔记本，闭上眼睛，伫立在厨房里。我调动悲伤的神经末梢，从文学母体的深潭中接收到无尽的数据。仁慈的卢梭向我传来如下启示：“是时候去孤独地漫步了。[38]”
“是的，”我庄重地说道，“流亡的朝圣之旅！”是时候了，漫步的想法在我头脑里生了根。我琢磨着该进行一次什么样的漫步。最后我决定好了，应该以一场“碎片中的建筑学朝圣”开启我的巴塞罗那漫步。我要离开死气沉沉的扩展区！流亡摧毁了我的身份，用劈天盖地的悲伤折磨我，让我时常感到头晕目眩。我迫切需要换换眼，领略千奇百怪的楼宇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构造。这是唯一能触发那些深埋已久、与我的意识相分离的回忆和感觉的方法。我希望这些遗忘的碎片能从我头脑的粪料中破土而出。
“我应从哪里开始呢？”我一边问自己，一边睁开眼睛，走到卧榻那边。
“就从安东尼奥·高迪著名的古埃尔公园开始吧。”我自答道。
我想象着公园里的景象：向上的斜坡上挂着羊肠般缠结的小径，海滨灌木丛和坚硬的石头点缀其间。
“没有人可以否认，”我断定，“高迪公园里的小路模仿了那个无家可归的流亡者行走的死路，这些道路激发她各部分的自我重新浮现，就像在漫长无道的战争中被吸收的榴霰弹一样。换句话说，”我一边盯着托特，他迈着八字走在客厅的地板上，将翅膀上的糖抖擞下去，忙得不亦乐乎，“安东尼奥·高迪的古埃尔公园应该改名为‘流亡的精神花园’，这样更合理！”
我又想到，万事万物有升必有降。要想向上漫步至“流亡的精神花园”，我就不得不屈从于物理定律，一路往下降到这座城市的另一端—港口—而且到了那里以后，我要郑重地向地中海，“泯灭的希望之海”致敬。几乎就在下一秒，我意识到，贯穿于“流亡的精神花园”和“泯灭的希望之海”之间的主干道就是传说中的格拉西亚大道。巧合的是，这条大道上有一个特别路段，人称“不和谐街区”。还有什么比这更圆满呢？我似笑非笑，感觉自己仿佛从阴影中走了出来，进入光明。
我想到了瓦尔泽[39]这位忠实的漫步者和作家贤哲，然后宣布道：“是时候离开基姆·蒙索这套鬼魅丛生的公寓了。”我洗了把脸，穿好衣服，抓起笔记本，夹一支笔在耳后，打开了门。就在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用欢快的语调说道：“你上次也没有说清楚。你提着手提箱准备跑去哪里？”
是卢多·本博。我几乎不敢相信。他终于找到这里来了。这几个漫漫长夜里积聚起来的不安似乎一股脑全释放出来，促使我在他面前站立不稳，感到一阵眩晕。他站在门外，白色的衬衫袖子卷起，外面套着一件亚麻布背心。和他去机场接我的那天一样，他脸上的表情带着淡淡的忧虑，但心情似乎有了变化。现在，他的胆怯—如果可以称作胆怯的话—和他询问时充满挑逗意味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
“嗯？”他继续问道。
“摩洛哥。”我开玩笑道。我告诉他，要是他不来，我可能就安排一头驴子去机场接我了。“我会骑着那头畜生穿过西班牙的沙漠，到达港口城市塔里法后，那时已经饥肠辘辘、瘦若竹竿的我就把死去的驴子推入水中，让它像筏子一样载着我穿过海峡去到北非。”我告诉他，我会像被恶心感纠缠的洛根丁[40]那样，真真切切地在文学的深渊里探索，我会坐在死驴的肚皮上，双脚垂在清澈的水里，任由波浪载着我来来去去。
“谁是洛根丁？”卢多问道，低头看着他的脚。他的鞋是由编织皮革做成的。
他有些不悦，反驳道：“我是语言学家！”
“为什么一个语言学家连可爱的洛根丁是谁都不知道？他可是为萨特背负着十字架的人啊！”
“因为我日常的研究对象是词典。”他嘀咕道。
“啊，”我说，“所以你的主业是润饰文字咯！”
这似乎让他放松下来。
“你这人真有意思。”他说着随意倚在门框上，丝毫没有泄气。
我也倚在了门上。我们之间相隔那么近，稍微一动就能吻到对方的嘴唇。两个0.1%的人，我暗自想，只消稍加训练，我就能把卢多·本博变成一个文学恐怖主义者。想着能有他做伴，我顿时感到胸腔里充盈着纯净的空气。
“卢多·本博，”我说，用一种疏离、富有哲理，如丝绸般温柔的语调，“你该知道，‘没有什么比忧愁更加有意思[41]’。”
让我惊讶的是，他发出了一声会心的笑。对比上次见他时，他似乎更加懂得变通，也更加豁达了。我在想，这样的卢多·本博上次去哪里了？这个卢多与我在机场见到的那个焦虑、拘谨的卢多截然不同，他如此冷静，头脑灵活，充满好奇。
我们站在门厅处，一动不动地盯着对方。一个老太太提着一篮子刚切好的芦笋，摇摇晃晃地爬上楼梯，她望过来的眼神里透着一丝天真烂漫的坦率。等老太太一走远，卢多就主动发话了：“我昨天在镇上过夜。我……我想我应该在动身回赫罗纳前来看看你。”
“你整晚在干什么呢？孤独地漫步吗？”我打趣道，想到了卢梭的箴言。
“不是，”他郑重地说道，目光望向别处，“我在一个朋友家里过夜。”
我从他的声音里察觉到一丝**过后的忧郁，而且他的头发乱糟糟的—显然，他昨晚和别人睡了。我往前凑过去，在他身上闻了闻，他身上有一种蕨类的味道。他从门框上直起身，往后退了退，不安地拿起插在背心胸前口袋里的烟斗。
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去波盖利亚市场[42]吃一顿，告诉我今天是圣梅尔塞节。我想起来了，节日当天有一系列庆典，会有烟花和列队，附近街区的年轻人们会装扮成魔鬼的样子，手拿干草叉，挥舞着火把四处乱转。我同意稍后会去见他，但同时告诉他我有事要先出去一趟。
“什么事？”他追问道。
“我要开启一场‘碎片中的建筑学朝圣’，”我一本正经地说道，“等完事以后下午就去见你。”
他看着我，神情严肃，眼里透着渴望，这暗示着很快我们就要在**交缠起来。他凝视着我，这样仿佛过了很久。然后，他打趣道：“你居然会吃东西？”他把双臂交叉在胸前，歪了歪头，鬈发落在了脸上。
我不由自主地说道：“我宁愿不吃。”
“这事好办，”他说，“我会告诉你如何像一个真正的地中海人那样大饱口福。”
一阵怡人的清风从门里吹过来。我记得我们在乱石中翻找母亲的尸体时，每搬起一块石头，父亲就会诵读一句马克思的名言“改变世界”。随后，是里尔克的“你必须改变你的人生”[43]。这句话不但呼应了马克思，也呼应了尼采，它点亮了文学母体中的一个三角。改变！我思索着这个词，同时上下打量着卢多·本博。词里隐含着轻微的焦虑。伟大的流亡之旅中有他的一席之地吗？我害怕他会让我偏离路径，离目标越来越远。我要把我的家族徒劳遭受的苦难记录在笔记本上，这比人世间的任何事都更急迫。我死去的父亲把分享家族故事、为世人敲响警钟的职责传给了我。这项重任如此耗心费神，我不得不舍弃所有的基本需求：食物、睡眠、他人的陪伴。然而，我的心里又是矛盾的，因为我知道，倘若没有另一个人将我固定在这个渺小的宇宙，我将全然消失在太空中，湮灭进虚无里。
卢多伸出手，紧握住我的手。
“这是一只病手！”我告诉他，试图以此浇灭我的欲望。但欲望就像一只凤凰，在灰烬中再次抬起了头。
我们走进中午橘色的阳光下。分开前，我们商量好下午在波盖利亚市场侧门的水果摊那里见面。我看着卢多消失在扩展区冷酷的街道上。然后，我走到街角的新闻报刊亭，老板是一个脸胖乎乎的、眼神和善的中年女人。我买了份报纸，看看是否有伟大的流亡之旅的消息，指不定莫拉莱斯已经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呢。我站在那里，一页页地浏览。什么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新闻中有一起谋杀合并自杀的凶案、几艘在地中海上漂浮时搁浅的难民船、国王和女王、政治家和他们的妻子。
“游客？”老板大声问道，伸长脖子从报刊亭的小窗口中探出头来，指着一排排精心摆放的廉价首饰、旅游指南和城市地图。
“不是的，”我用加泰罗尼亚语不耐烦地说道，“是一个回归的流亡者！”
她把头缩回到了报刊亭的隔板后。
我拿起一张巴塞罗那地图，在指尖摩挲着。这是一份袖珍口袋本折叠地图，用起来十分方便。如果没有乌纳穆诺，这些西班牙人如今会在哪里？是他为他们带来了折纸术。我买了下来。然后，我想起了博尔赫斯的话，便问那个胖脸女人，她觉得我买的这份地图离不离谱。她假装什么也没听见，于是我又重复了我的问题。“离不离谱？”但她还没来得及回答，电话响了，她走到报刊亭的另一头去接电话。
我把报纸折起来，塞进笔记本里，然后打开地图，在上面寻找我所在的街道—赫罗纳街。找到以后，我指着它，同时一只脚跺着地面，用这样的方式向这座城市里纵横交错的空间说明：我—斑马，空寂女士，和天线一样善于接纳—已经做好了去传输信息的准备。我的双重头脑是一片肥沃的土地，里面包含着多个次级头脑，每一个次级都被各自的语言驱动着，能够接收到从时间的羊皮卷发来的信号。毫无疑问，时间的羊皮卷也包含在文学母体中。我接收到的第一条私密信息善意地建议我将这份地图连同下面这句话传给另一个人：“小心点！这张地图和所有地图一样，是个谎言。文学是世上唯一真实的图表。”
我把这条启示抄写在地图的边缘，然后走向杂货店。杂货店老板一看到我，脸上就现出哈巴狗似的不满表情。
“我带了礼物过来。”我说。
我刚一开口，杂货店老板的脸就耷拉下来，涨得通红，就像被人剔了骨，放在烧烤架上烤了一番。我把地图放在柜台上，告诉他地图里包裹着一条来自文学母体的启示，实际上是出自赫赫有名的博尔赫斯—文学母体中才华横溢的一大伟人。我还告诉杂货店老板，应该把这当成一件幸事，因为我选定他这样一个头脑简单、吝啬、毫无文学涵养的人为这条启示的领受者。“打开地图，读一下我抄写在边缘的文字。”我命令道。
稍许犹豫后，他打开了地图。我看着他用沾了核桃的粗大的手指翻开折叠地图的边缘，把地图放在玻璃柜台上展开，就着落满灰尘的头顶灯的黄色光亮仔细查看着。他研究了有一会儿，然后像个迷失在海上的人，自言自语道：“ 小心点，这张地图和所有地图一样，是个谎言。文学是世上唯一真实的图表。”
“妙哉，”我说，“讯息传达完毕。”
杂货店老板看起来满脸迷惑，像是刚吃了一记耳光。我无视他脸上山峦起伏般微妙的表情。他需要反思一些事情，才有望从愚昧中超脱出来。为了笼络他，我指着他店里那幅达利的《记忆的永恒》，对他的艺术品位夸赞了一番。之后，我告诉他，他要是无视博尔赫斯的话，那他就是个蠢蛋，因为关于主动与非主动记忆的错综本质，博尔赫斯能教会我们很多，更不用说历史记忆与个人记忆。弗洛伊德也对这些主题甚为关切—我在用我宣言里的声音说话—他曾经大胆地提出这样的疑问：“当一个想法被忘记时它会去向何方？”
这些话一出，杂货店老板被逼急了。他用恶狠狠的鼻音告诉我，他很清楚我是遭受了某种无药可治的缺陷，并要求我立刻滚蛋，否则他会忍不住抄起家伙朝我砸过来。说到最后时，他忧伤地看着那堆黑色核桃，这使我不禁开始猜测那堆核桃对他来说有何象征之意。他的猫出现了，身上有橘色条纹，尾巴竖在空中。这似乎让他冷静下来，至少暂时是这样。
接下来，自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走出杂货店，周身萦绕着一股沉郁的寂静。离开前，我转头透过玻璃门看向店主和他的猫。他变了一个人。他和他的猫都似乎变得温顺了，仿佛意识到了自身的渺小，意识到在生命的宏大格局面前自己是如此无力。但那种对黑暗面的领悟将很快开始在他们身上起作用，因为黑暗就是这样，人一旦踏足，它就会眉开眼笑，向其幸存者—不幸的幸运者—施以隐秘的报复。我停下来，最后看一眼玻璃门后面。我不再能分清哪个是店主哪个是猫，他们好像融在了一起。
教堂的钟声敲了一下。等到隆隆声消失在了远处，我才重新出发，开启“碎片中的建筑学朝圣”。
我穿过对角线大道[44]，往古埃尔公园的方向走去。宽大的街道上喧闹无比，一群群游客从我身边蜂拥而过。一个男人驾驶着一辆老旧的蓝色沃尔沃，对一个骑在小型摩托上的女子按响了喇叭；女子截住他前方的路，继续轰隆隆地往前开着。她头上戴着一顶红色头盔，整个人看起来像一颗巨大的跳动的心脏，毫无防护地穿梭在大马路上。
突然，我的思绪像星星的尖角聚拢在了一起。我想到，一本书如果能唤起我们意识中的受伤区域。换句话说，如果阅读这本书能让我们受伤，那它才能算作一位好的谋士。我想到“星星”（star）这个词与“伤疤”（scar）只一个字母之差，这让我更加坚信：波德莱尔，那个令人爱戴的花花公子，没有足够有力地去对抗以弱者为代价换取自身稳固的资产阶级。没有。因为一本书若要成为好的谋士，它必须越过一个危险区域，必须以身试法，腾空而起，迈过某种禁令。我往下进到地铁站，登上车厢。“一本好书，”我对自己说，“是食人的。它能唤起我们的昔日幽灵，促使我们思考未来世界挥之不去的无常变迁。”
门关了。车厢沿着轨道往前。突然，一个女人的声音透过扩音器从人群中飘过来。“谁是敌人？”她问。有人回道：“敌人无处不在。”另一个声音说：“我们面临着群龙无首的反抗。”我往周围望了一圈。一群瘦长结实的青少年表情阴郁地倚靠在门上，车厢的其他地方只看得到汪洋一片的人头。我听不出声音是从哪个方位飘过来的。
在这个非场所，在城市的排水沟和地下通道里，我体内悲痛的黑暗空间突然被唤醒，难以割舍的失去、无法痊愈的伤口带我从西向东、一站接一站地回溯人生旅途。我在那里再度思考一桩桩黑暗事件，或者说，那些曾图谋毁灭我的无意义现象。我在努力寻回从我记忆中消失的一块碎片。我闭上眼睛，觉得自己像个幽灵。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已消失，我独自一人站在那里，发出一声关于黑暗与毁灭的警告。
我听到：“不幸之人尸堆里躺着的另一具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