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罗那1
我如何跳进流亡的空寂
与文字的润饰者
卢多·本博纠缠在一起
波音747隆隆作响，在跑道上滑行一阵后腾空而起，飞向灰蒙蒙的天空。飞机顶着强烈的侧风，吭哧地穿过大片云层。升入空中后，一名空乘人员出现在光线昏暗的客舱里。她摆着超级英雄般的姿势沿着过道走来，双腿分开以保持平衡，双臂抬起，扶着头顶的行李架，显然是为了防止飞机上出现剧烈晃动。她用尖细的嗓子喊道：“请系好安全带！”随后俯身看向我的邻座—一个脸颊圆润的中年女人，她已经迅速睡着了—确保安全带已经系好。
空姐一副严肃冷酷的模样：薄薄的嘴唇，嘴角往下，显得有些刻薄。她的眉毛细如刀刃，方下巴。她的脸让我想起很久以前和满脸胡须的父亲一起穿过的那片无人地带，想起那里尸横遍野的沙漠。那是一片把万事万物都拽向自己，但从不会有所归还的土地，也是埋葬我母亲的土地。我望向窗外，苍白的天空就像父亲被放进棺椁前周身包裹的白布。我突然想到，再也没有“我们”这个词了，只有孤零零的我。
就在那个时刻，飞机右引擎传来一阵令人惊恐的声响。这几秒的插曲足以在客舱里引发大**。每个人都不安起来，唯有我的邻座仍在呼呼大睡。大家透过窗户望着一望无际的白色天空，然后转过头相互对视，看着飞机。有人举起双手晃动着；有人紧张地坐着，屏住呼吸。我可以看到从他们嘴里和耳朵里冒出的水汽。我想，这是战争的水汽。我伸长脖子，去观察周围人脸上焦虑的神情。想着要是有个人坐在这里，身上捆着炸弹或者鞋子里塞了炸药会怎样呢？一个渴望去死，并想让所有人为他陪葬的人。
我重新坐了回来。机长通过对讲机无奈地宣布道：“请注意，我们的飞机遭遇了风暴。”我听到客舱里响起此起彼伏的低语，一时间变得闷热难耐。大家用不同的语言嘟囔着，哭喊着，握住邻座的手。这些人是另外的99.9%，是笨蛋，是这个世界的门外汉。我和这些人关在同一架飞机里。我想到了卢梭。“那我呢？”我低声说道，“孤立于这些人，也孤立于其他一切，我是什么？”
我坐在那里，思考了一会儿这个问题。我是什么？我有几个选项：畜生，可怜的生物，虚无。然后，我听到父亲低沉的声音从远处传来：“那0.1%。”要是他老人家还活着，他一定会一把抓住我的脖子，说：“孩子，孩子！冷静面对死亡！”
父亲的一番话让我精神一振，整个人恢复了活力。我从座椅兜里拿出航班杂志，放在眼前开始翻阅。飞机摇摇晃晃地穿梭在空中，我依次浏览着光滑页面上的一张张图片。我看着宽阔无比的泳池、被洪水淹没的医院、泛着荧光的脑部结构图、摆放精巧的分子食物、可生物降解的棺材。父亲的棺材是用廉价材料做成的—混凝纸？硬纸板？再生纸？我又从何而知呢？想到他的躯体被埋在那个畸形的新世界，我的心刺痛起来。我看着邻座。她死了吗？她的胸脯在起伏。她还活着，只是睡着了，像一块石头那样一动不动。
我一一审视着周围这些99.9%的人，目光捕捉到一名蓄着胡子、头发稀疏的男子，他坐在过道另一边的座位上，神情威严，仿佛从文艺复兴时期来的。他很紧张，手不住颤抖，摆弄着胡须。他身上的香水味很浓，我闻到了薰衣草、鼠尾草和薄荷的味道。我为他感到难过。这个人应该知道真相，生活的真相。他的胡须正在召唤真相的到来。况且，既然可以借此机会让他获得见解上的飞跃，我为何要任自己的智慧，从文学的壕沟中费力捞来的智慧，就此埋没，无人知晓呢？
我效仿父亲的语气。“生活，”我对那个人说，“是残忍的、野蛮的，它会把你消磨殆尽。”短暂地停顿后，我恢复了自己本来的语调。“你随时可能遭受无常的厄运鞭打。”他又摸了摸胡须（他的嘴张开了，我看到他的嘴唇又薄又干，有些开裂）。“像你这样长着两条腿的鼠辈，身在这样无常的世界，除了从堆满无用之物的泥潭中跳出来，还能做什么呢？”
他露出一口四四方方的大黄牙，指着自己，轻声问道：“你在和我说话吗？”
“没有。”我违心地说道，对他浅浅地笑了笑。想要帮他注定是无望的。我往旁边的座位低下身，向过道对面的这个人说，“我在对另一个留了胡子的人说话。”
他四处望了望。没有其他有胡子的人。我用眼角的余光看着他。我又等了一会儿，然后把声音抬高。“放弃吧！”
我看到他睁大了眼睛，瞳孔散开。
“放弃什么？”他着急地问。
我没有回答。我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了。
几阵强气流袭来，飞机颠簸不稳。肾上腺素的短暂效用过后，我感到既挫败又沮丧。我们身处的这架背部拱起、捉摸不定的金属飞行物正被一位随性的驾驶员驱驰在空中。我估摸它有一半的概率能安全飞过大西洋。我把手伸进包里，掏出笔记本。我抚摸散发着霉味的纸张，嗅了嗅封皮。要是飞机不能安全着陆呢？既然我们像每一个不管是先于还是晚于我们去世的人那样，都将葬身于历史的冷漠大地，将化为灰烬、残渣，成为别人花园里的一抔肥料，那又有何担心的呢？我又看向那个有着一副文艺复兴面孔的男人，他正焦急地摩挲着面颊上的须发。我深吸了一口他胡须上带着尘土气息的草本香水味。他脸色苍白，毫无血色，仍然大睁着眼睛。
不久之后，飞机遇到气旋，下降了几千英尺，仿佛在坠入无底的深渊。我打起嗝来。我听见自己说：“沉入文学母体吧，它和宇宙一样浩渺、柔韧而神秘。”我往窗外望去，看看那个虚伪的新世界是否还在眼前，但我什么也看不到。飞机被一大片白色的云团包裹着。这里是高空。我暗自想，最后看一眼那片土地又有何意义呢？那里的人勾画着自己未来的生活，妄想历史的残忍魔爪永远不会敲响他们的大门。
飞机开始重新往上空逼近。副驾驶员的声音出现在广播里。“很抱歉刚才出现突发急降的情况，”他说，“再次遇到了风暴。我们见过比这更糟糕的天气。大家不用担心。”
他的声音并不能让大家安下心来。
飞机在空中侧飞。我们很快再次遇到一大片云团，驾驶员的策略似乎就是任由机身在气流中漂浮。轰隆一声，我差点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紧接着，飞机滑向一侧，然后摆正。头顶上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隆声。引擎开始呼哧作响，发出一阵尖利粗暴的响声。我望向四周，每个人都一脸哀求。不可思议：在短暂的解脱后，有的连声叹气，有的不安地动来动去，有的则在默默祈求各路神仙。我的邻座却酣睡如常。此刻，她正在磨牙，口水漫过粉嫩的嘴唇，从嘴角流了出来。我想象和邻座对话，在脑海里上演了一场戏码。
我告诉她：“我，斑马，能够直面死亡的出击，能够照亮眼前一览无余的废墟。”
“为什么？”我听她问道。
“因为我生活在文学母体中。”
我的邻座**了一下，差点从座位上掉下来。她一定是嗑药了。
“不介意我继续说下去吧？”我问。但我还没来得及开始，就被打断了。
那位空姐突然来到客舱，疾步穿过过道，坐到空乘专用的临时折叠椅上，清了清嗓子。我往邻座那边靠了靠，向过道尽头望去。空姐面对我们坐着，一副在看管俘虏的姿态。她习惯性地用手背掸了掸直筒裙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唰唰唰，双腿交叉，系上了安全带。动作精确得像个军人。
我的邻座在座位上动了动。我终于看清了她的脸。她脸色红润，扁扁的鼻子泛着油光，稀疏的头发盘至头顶。她的头歪向一边，双下巴中间夹着一颗花生米。我看了看她的手，她正握着一袋打开的什锦杂果。我从袋子里掏出一颗花生米和一些巧克力，塞进了嘴里。副驾驶员的声音再次传来，通知大家前方会再次遭遇气流。
他说：“保持镇定，引航前进。”他自顾自地大笑起来。
我的头脑里突然不合时宜地冒出了关于朝圣者但丁的记忆。我想，在生活中保持镇定并不难，但要像一个迷路的朝圣者，一个流亡者那样，面对非此即彼的境况，在生与死之间，在记忆与遗忘的双重纠缠之间逡巡，那可绝非易事。至少朝圣者在发现自己被驱逐到流亡的黑暗森林，与世隔绝时，他已经处在人生的中途。而我在遭受双面夹击，本就匮乏的人生资本不复存在时，我连一半的人生路都未走完。我感到父亲母亲的逝去在那片空寂中升腾起一缕缕毒烟，胃里一阵难忍的翻江倒海。
飞机开始加速。远处的云层渐渐散开，离广阔清朗的天空只剩最后一段路程了。我听到引擎在奋力恢复，机翼颤抖着展翅向前。我的手心开始冒汗，顺手在瘦削的膝盖上擦了擦。要是飞机坠毁了，谁会是最先死掉的那个？我可不像邻座那样有一身肉当衬垫。霎时间，一切陷入沉寂，仿佛飞机在上空失去重力，即将坠落。空姐依然系着安全带，坐在折叠椅上。她两眼一动不动，木然地注视着前方，看起来像个人体模型。飞机急速向一边倾斜。
“大家扶好！”人体模型大声说道。一阵强风呼啸而过。
一辆放好的餐车挣脱开来，滑到了过道上，被一个男人用毛发旺盛的双手一把抓住了。他的手猛地从旁边伸出来，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那样子让我想到了父亲诵读文学字句时挥动双臂的情形，然后我又想到但丁，这位流亡的诗人和朝圣者，在穿过向下盘旋的地狱，来到冰冷的宇宙中心的过程中所目睹的那些身体扭曲的男男女女。我想把这些告诉我的邻座。我想告诉她，流亡已经将我生命的意义清扫一空，让我一无所有，让我别无选择，只得去追寻虚无，那是死亡的虚无，归根结底，它又是文学的精髓与特权。我又拿出笔记本闻了闻，默念道：“迷失了正确的道路。”
“失去。”我念出了声，舌头啧啧作响。
“听听这句话，”我扭过头，对邻座说道，“‘我在一片幽暗的林中醒来，因为我已迷失了正确的道路。’但丁，约1320年。再听这句话：‘在一个叫拉曼查的村庄，我无力记起这个名字。’塞万提斯，1605年。”这两本书的开篇语变成了我旅途的某种口号。诵读这两句话，让我的胃平静下来。
“你看到其中的联系了吗？”我问。然后，我做出了一个夸张的手势，说道，“你看，这些书在破裂和创伤中应运而生。它们讲述的是身份的丧失，是死亡。”
她在座位上动了动，头重新垂向另一边，眼睛暂时睁开了。我倚过去瞧了瞧。她的眼睛是灰蓝色的。她抬高声音，继续打起了呼噜。我离她的脸很近，闻得到她呼出的怪味。我想象着森林里的昆虫从她头上的那个鸟窝里爬出来。
“算了。”我说，往后坐好。
我转身背对着她，望向窗外。天空一片澄澈。我们成功到了风暴的另一边。先前从远处看到的闪耀着金色光芒的蓝天，终于就在眼前。就在片刻之前，它还是遥不可及的未来，现在我们已安全到达。飞机在柔和的大气中安详地行驶着。我转头看着被我们甩在身后的那片黑暗，向过去的深渊致敬。我思考着在我生命中不断重演的流亡，它像一个冷笑话，像一个充满恶意的永恒轮回，摧毁了我的灵魂，留下一片风声呼啸的空寂。
驾驶员说：“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能抵达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我想象着佛朗哥将军的脸：肉鼓鼓，有些婴儿肥的脸颊；漠然严厉的眼神；棱角分明的唇髭；总是高高抬起的下巴，仿佛在得意地检视他辛苦夺来的财宝—他有着成年人的外表，内心实则住着一个愤怒而苦恼的孩子。我记起父亲说过，我们像加泰罗尼亚人一样，在死亡的迹象和被抹去记忆的威胁中幸存下来—不，是繁荣起来。所以，我们才会逃到巴塞罗那：因为据我父亲说，加泰罗尼亚人是我们的同胞，巴塞罗那—炸弹之城，火中玫瑰，地中海的曼彻斯特—是自修者、无政府主义者、无神论者的港湾。我闻到了父亲的气息。他身上散发着香柠檬、小豆蔻和桉树的味道。就在这时，一大片瀑布状的云团飘到机翼上空，眼前壮丽动人的画面让我想到尼采的八字须，转而又想起了父亲。我看着云团滑过飞机上空，脑海里涌现出达利的一句话：“他的胡须是瓦格纳式胡须，是一个忧愁之人的胡须。”他讨厌尼采的胡须。
云层很快便消失不见了。我在脑子里勾画着达利笔下那些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加泰罗尼亚景致，瞬间记起曾和父亲一起徒步行走在加泰罗尼亚的白色海岸，爬上一座巨大的花岗岩悬崖顶端，那里生长着软木橡树和海松，像从悬崖上冒出的无数只角。地中海懒洋洋地躺在山崖下；紫色的水面之上，黑色的鸟儿像子弹一样划破傍晚的天幕。我记得岸边的我们一路上被寒冷的屈拉蒙塔那风推搡着，强风过境，留下一片光洁、清澈、毫无虚饰的天空。我想让那空无—那片被屈拉蒙塔那风冲洗得明净、一览无余的蓝色天空—每天都能悬挂在我的头顶。那片空寂和父亲用黑布条将我眼睛蒙上带我进入土耳其时，我所体验到的空寂是一样的。我要将文学安放在那片天空之下，它代表着我不幸人生中的虚无，流亡的空寂。
空姐起身拿起对讲机，木然地看着我们，用冷冰冰、不带一丝情感的口吻说道：“大家可以在客舱内自由活动了。”
自由。我嘴里咀嚼着这个词—自由。我想起自己在父亲的葬礼过去几周后悟出的那条数学法则：自由等于死亡，等于虚无，等于文学。我想把那道公式铭刻在邻座女孩身上，好好教育她一番。这些知识从文学母体中喷涌而出，而后降临到我身上，应该让其他人也从中受益才对。我们这些苦命之人如果不能为同胞擦亮混沌的双眼，让他们看清自己的任性盲目，那我们又有何存在的意义呢？我从行李中找出一支红色圆珠笔，在她手上将那道公式写下来，画成一个圆环，看起来像一块癣斑。
抵达巴塞罗那的第一天晚上，我见到了卢多维科·本博。他到机场来接我，多亏了莫拉莱斯—这位流亡的智利人、共产主义者，用大学发给他的资金来资助我的流亡之旅；这位有着高高的额骨，我至爱至亲的文学大师，还替我去拜托他人。
莫拉莱斯告诉我，卢多维科·本博，人称卢多，是一个从意大利落跑的语言学家。他曾经在莫拉莱斯一个老朋友的门下学习文学。那位老朋友告诉卢多·本博要尽快从贝卢斯科尼的阴影下逃脱出来，因为—她的逻辑和我父亲的相似—一个被小丑统治的国家不再是一个可以思考的地方。在离开之前，我自己也亲自调查了卢多·本博的情况，发现他出生在一个颇有文学渊源的家族。他的祖先不是别人，正是彼得罗·本博—16世纪著名的文学学者、诗人、彼得拉克鉴赏家，圣殿骑士团的一员。彼得罗·本博的父亲贝尔纳多·本博曾在拉韦纳建造了一座但丁陵墓。据我了解，拉韦纳被俄罗斯象征主义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称为“死亡的领地”，是豪放不羁的奥斯卡·王尔德诗句中“但丁长眠，拜伦乐于栖居”[18] 的城市。结合这些来看，我推断，这位卢多·本博和我一样，属于那0.1%。
我走在机场里，想象着卢多·本博正站在马路边一排棕榈树下，呼吸着黄昏时分巴塞罗那带着海水味的空气。我告诉自己，虽然卢多·本博，一位被流放、旅居加泰罗尼亚的意大利人，属于这世上的不幸之人，但他并不像我这般不幸。我想起了离开新大陆时构思出的一座“流亡金字塔”。我的位置在金字塔的中间层，我下方崎岖的平台上是一群数量庞大、挤作一团的悲惨鼠辈，我的上方则是像卢多·本博这样略微幸运之人，他们占据着这个梯级构造的顶层。
“这是你的最终评断吗？”我自问。
“是的，卢多·本博属于流亡金字塔的顶端，”我自问自答，“因为他和我不一样，我遭受了历史奸诈之手的一再背叛，而卢多·本博只是被迫往西移了移步，离他的故土佛罗伦萨不过一拳之隔。我时断时续地从东向西穿行，频繁的辗转让我昏昏然，什么也记不清。不，也并非全然不记得，”我纠正自己，“记忆的碎片随时会从我头脑里那些潮湿的潟湖中迅速飞将出来，在我意识的皮肤上刺出新的伤口。”
片刻过后，我站在行李领取处的传送带旁，感到父亲的头脑正在我头脑内盘旋。他遣词造句，在坟墓的另一端向我传送信息。我听到他的声音，单薄而微弱：“这世界的废墟隐藏在光天化日之下，”他轻声说道，“战争的工厂会无休止地制造未来的流亡者。”就在那时，运送过父亲尸体的那只木柜状手提箱从斜槽上掉下，落在光溜溜的黑色传送带上，如同一只弃置的运尸袋。我俯下身，迫不及待想取回满载着遗憾的昔日残痕，但转而被某种情绪，一种忧郁的迷惘攫住。我退后，深情地看着它在运转的传送带上急速移动，嗖嗖作响。我就这样注视着。手提箱中飘来阵阵苦涩，是父亲死亡的腐臭味。我每吸一口，鼻端就感到灼烫，我的空寂也随之膨胀。
传送带停止旋转，传送机的声音渐渐逝去。我听到一个小孩在傻里傻气地大笑不止。我低下头，见一个身着粉色裙子的小女孩正冲着我大笑。“这是具棺材！”我冲她叫道，使了个眼色。她退到站在一旁的母亲身后，神色惊恐，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我从传送带上取下手提箱，拖拽着它往前走。自动门一扇扇开启，我听到它们在说：“斑马，诚然，你父亲已逝，你母亲的尸骨躺在无人地带里那棵孤零零的椰枣树下，你们的驴也不幸曝尸荒野，但不要忘记，你从你父亲墨迹斑斑的手上接过了一张通行证。你该知晓自己享有的这份荣耀。伟大的流亡之旅欢迎你！”
如我所料，卢多·本博就站在机场外的马路边。我知道他通晓多国语言，英语说得跟母语般流利。他看起来很机敏，一副蓄势待发的模样，像个随时待命的值勤人员。他手里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接何塞·埃米利奥·莫拉莱斯的朋友。我扫了一眼他的脸，意外地发现他十分俊朗。一头鬈发，戴着圆框眼镜，鼻梁挺拔若峻岭，门牙间竖着一道迷人的罅缝（他盈盈笑着）。他身着西装，胸前口袋里缀有一支钢笔和一面手帕，俨然一位出身名门、货真价实的绅士。我细细玩味，他的气质里有种古老而华贵的东西。这是一个能量场里充盈着文人先辈—即本博家族的列祖列宗—的残膏剩馥之人所应有的气质。
卢多向我招手。我注意到他的双手，纤细、娟秀、灵敏。我想象那双手游走在我的腿上。我想象自己告诉他我生活的真相：我叫斑马，别名空寂女士，我所处的境况比朝圣者但丁所经历的还要恶劣，因为我从未邂逅过正确的道路。我的人生从一开始便偏离了正轨，极度的伤痛将我的心碾成了一片薄纸。我本可以这样忠厚地介绍自己，未曾想嘴里竟冒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来—紧张让我不知所措，变得语无伦次。“你占有过我吗？”[19] 我指着他手里的牌子问。
他在牌子上方伸长脖子，疑惑地问道：“占有你？”然后，他看了看我，眼睛不由得眯起。他转身往车那边走去，是一辆破旧的1980款双开门菲亚特。他清了清嗓子，把眼镜推至鼻梁，一番调整后才精神奕奕地伸出手来和我握手。
“我是卢多维科·本博。你可以叫我卢多。幸会。”他一本正经地说道，然后俯身，对我行了个吻面礼。
我看到我俩的脸庞之间冒出无数个本博家族人的微型图像。那些微小的人儿齐张开嘴，说着：“怀有愿想不足为道；我们要以极度的热忱来渴望达成目的。” [20]我记得这句话，是彼得拉克引用的奥维德之言。我往前迈一步，试图引导卢多开窍。
“从技术层面来讲，”我说，再次指着他手里的牌子，“想要‘收回’某个东西的前提是：你曾经‘拥有’过它。”
可惜换来的是一阵沉默。
在这令人窒息的时刻，我仔细观察着他的脸。他的表情显得既兴致盎然又不无防备。我看得出他头脑里的轱辘正在打转呢。我想告诉他我们的祖先—他的和我的—自远古时代起便一直在文学母体中不断交融汇合。从精神层面来讲，他和我处在同一座流亡金字塔里，只不过他拥有比我更优越的地位。他不但能呼吸到更多的氧气，而且享用着像我这样的底层人给予的恩惠，是我们用肩膀扛起了他。想到这里，我看到那栋石头房子轰然倒塌，向母亲的头顶砸下来，母亲被埋在了碎石断瓦中，她的声音在远处回**。“谁会愿意娶她？等我们哪天一命呜呼了，谁还能养她？”我差点脱口而出：“现在万事俱备，一场包办婚姻该有的天时地利我们都有了！”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卢多这个轴性子的家伙就抢先打起了官腔。
“你在飞机上睡觉了吗？”他问。他利索地从我身边绕过去，穿行至车尾，每个动作都那么精确，显得自信满满，如同事先计算好的。
“飞机？”我没好气地说道。他竟如此迅速地成功转移了话题，真气人！我想起一路上沉闷的天空，便抛给他一句话：“我是乘着驴子飞过来的！”
他干巴巴地笑了笑，我就此判定他是个无趣的人。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严肃反而使我欢欣鼓舞，因为这样一来，他与本博家族那群凄凄惨惨的诗人之间的关系就得到了证实。周围人来人往，倏忽间，一只燕子从空中滑落，砸中马路对面的一棵棕榈树，随后掉落在地，死了。
“你看到了吗？”我问卢多。他在后备厢那里不知道在鼓捣些什么。
“鸟总是会死的。”他说，那无动于衷的沉闷语气，仿佛出自一名行政官员之口。
我抬眼看着天空。黄昏悄然而至。死去燕子的同伴们出现了，它们黑压压地盘旋在那里，勘察死亡现场。没过多久，鸟儿们放弃努力，飞走了，在天空中留下一串墨色的斑点，上面写着：卢多·本博之于斑马，正如桑丘·潘沙之于堂吉诃德。我无所顾忌地开怀大笑起来。最后的离场让我历尽磨难，此刻的我感到头晕眼花，力倦神疲，同时又惊讶地意识到自己居然成功逃离了那个夺去我父亲生命的卑鄙的新世界。我的眼睛模糊了。卢多从后备厢抬起头，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我绕到菲亚特后面，急着要把问题重新提出来，将话题引回到那块牌子上。“你占—有—过我吗？”我问。
卢多倚靠在后备厢上，他的嘴巴看起来像一个封好的信封。我非要打开它不可。我说：“卢多·本博，我，斑马，请求你—要么立马开口说话，要么永远保持缄默！”
他的嘴唇终于开启了。“我收到的可不是这个名字。”他简明地说。他的腮帮微微鼓起，活像鱼鳃。
“别担心，”我说，“这是我最近收获的新名字。”我感到无数个往昔的我从空寂中分身出来，这感觉让我惊慌失措。我疾步跑到他跟前，好分散注意力。“现在告诉我：你占有过我吗？”
他把头埋进后备厢里。那片幽深的空寂里飘来一个微弱的声音：“它只是一个牌子！”他用疲惫的声音嘟囔道，听起来像个失去了肺的人。
“既然只是一个牌子，为什么不能开开玩笑呢？”
他再次抬起头。我费尽心思想把他带动起来，看来收效甚微。
“据我所知，我，卢多·本博，在此刻之前从未拥有过你。”他的语气虽然坚定，但透出隐隐的疲乏，就好像被传唤到了法庭上的证人席。
我笑了。很快他的脸上也绽出了笑容。这笑容有些迟疑，有些勉强，但毕竟也是笑容。他慢慢上道了。
“所以你这是在认错咯？”我问。
“当然。”他说，重又把一头鬈发埋进后备厢。我看他正把一个千斤顶和几本书推到一边，为我的手提箱腾出地方。
身着荧光背心的安保人员挥手，示意我们离开。此刻我就站在卢多的身后。他的臀部就在我眼前，像一盘秀色可餐的水果。我听见他朝那辆菲亚特咕哝了些什么。一个安保人员向我们走来，命令我们离开。他满脸通红，蓄着山羊胡，嘴上有一道口子。卢多抱歉地点了点头，然后弯下腰提起我的手提箱。
“准备好了吗？”他问。
“嗯，不过你得仔细了，”我回答道，指着我的手提箱，“这可是我昔日的尸体。”
我看到他的脸色微微沉了下来。
我们进到车里，彼此都不说话，陷入一片死寂。我想着如何解释清楚，如何告诉卢多·本博，“我昔日的尸体”是一个转喻，代表着“我的图书馆”。但我又想到，这话要是一出，我们之间的氛围在短暂的破冰之后势必要顺着目前的僵局一条路走到黑。于是，我只好安静地坐着，静观其变。我看到卢多·本博往烟斗中塞了些烟丝，摇下车窗。他把头靠在座椅上，吸了一口烟，从嘴和鼻子中吐出烟气。他的眼睛看起来柔和而性感，双唇湿润。然后他坐起来，把车调到一档，出发了。
我透过侧后视镜看着机场慢慢退入黑暗。抬起头时，我看到了蒙特惠奇山。我和父亲曾经一起攀登过那处山岭。我记得他告诉我，加泰罗尼亚的思想家们遭佛朗哥的手下射杀后，就被抛尸在那里；他们被扔在废弃的采石场，在风吹雨打中慢慢腐烂。此时此刻的我该料到，这山岭暗示着我和卢多·本博未来充满艰难险阻的旅程。
我们连续转了几道弯，最后终于上了公路。我们经过一座座制造厂和金属加工厂，穿过一条条高速公路。天空渐渐暗了下来。我再次感到父亲的头脑在我的头脑中盘旋。他对我轻声低语：流亡是历史的食人族。我发出一阵阴沉而无奈的笑。
“什么事这么好笑？”卢多问，湿润的双唇夹着烟嘴抽吸着。
我想告诉他那些文学引言，它们正是我此次“伟大的流亡之旅”的口号。我想告诉他，我在嘲笑流亡的命运，为了生存，流亡者必须开拓出一种既非与过去脱节又非对过去的虚假复制的未来，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在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人唯有两种选择：像堂吉诃德那样失忆，或者像朝圣者但丁那样热切渴望和怀念。我想告诉他，流亡者的选择要么是绝对遗忘，要么是向历史的魔爪彻底妥协。两者都会带来不满以及一种自生自存的暴力循环。但是这些话我都没有说出口；我不确定卢多·本博是否能听懂。我坐在那里，看着他透过圆圆的银边眼镜望向前方的路，直到他冷不丁向我这边看过来。他这一瞥迫使我又撒了谎。或者说，我给了他虚晃一招。我说：“‘我愿在欢声笑语中迎接衰老的皱纹。’莎士比亚的金句。”
“所以，你笑是为了老得快？”
“是的，”我回答，“像一颗腌好的泡菜！”
他不温不火地哼了一声。
我们看着对方，他的嘴唇那么湿润，却依然成功挤出了一个干巴巴的、僵硬的笑，本博家族特有的笑容，他那些长着胡子的祖先的各式肖像上都摆着这种笑容。我决定回报他的努力。
“如果你非要知道的话，我也不妨告诉你，我笑其实是因为我设计了一个绝妙的理论。”
“什么理论？”
“流亡金字塔理论。”
卢多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做出在安静思考的表情。“继续。”
“想一想拉韦纳，”我说，“但丁在流亡中去世后就葬在那里。被人遗忘，抛弃，放逐。他住在金字塔的底端。不是在地下墓穴—那是为比但丁还不幸的人留的—但毕竟是在底端。而你，”我说，“处在金字塔的高层。你是自愿流亡的，能接触到最多的氧气。你在山峰的尖顶，你的肺部充盈着纯净的氧气。你没有意识到，你每迈出一步，都在重重地践踏脚下那些不幸之人的脑袋。我就是这些不幸之人中的一个。”我继续说，“我生活在金字塔的中端，我的下面是不计其数的难民。这座金字塔以鲜血为食。”
“顶层？”他回道，“不赖嘛。”他似乎对这一安排很满意。
我们连续拐了几道90度的弯，在被削去四角的八边形街区里绕行。最后他找到了我给他的地址：赫罗纳街，37号。我从一个叫基姆·蒙索的人那里租了个房间。我们在扩展区那阴沉的街道上， 那个城区的设计者是伊尔德方斯·塞尔达[21] ，一个蓄着络腮胡、沉迷于几何线条的男人。我透过车窗看着那些方方正正的19世纪建筑：精美的铁质窗台，安装着木百叶窗的落地窗，高耸的门楣给人以机敏、智慧和平静之感。
“就是这里了。”卢多说，把车停在一排悬铃木下的空地里。他打开头顶上的灯，在一张纸上写下他的电话号码，递给了我。“我大部分时间在大学里教课，但随时可以找人为我代课。”他把手搁到我腿上。我任凭他这样放着，感受到他手掌中流窜出的一股热流。我发现他的拘谨刻板在慢慢退去，让步于一种渴望，一种深沉的柔情。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产生牵连是多么容易呀。随后他抬起手，把我的头发往耳后拨去。我就此可以确定，我的一番话已经把他扭转过来，让他恢复了生气。于是，我继续说下去。
“我想知道你住在哪里。你已经知道了我的住处，算是占了上风，这不公平。不过在你回答之前，”我说，伸出一只手不让他说话，“我想申明，这是一个滑稽可笑、毫无深度、缺乏想象力的问题。它隐藏着一个错误的假设—人能在空间里占有一个实在的、单一的位置，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做到。‘你住在哪里？’”我用半讽刺半生气的口吻说道，“我们应该问，‘你会在哪些地方度过你多重的人生’，或者说‘你的内心世界处在哪个地理方位’，因为我们虽然喜欢把人生严格沿着内在与外在的分类线进行划分，但却并不能做到，因为每一个表面都由其他交织的平面组成。也就是说，生活大体来讲是一种混乱而模糊的体验。让我们再回到但丁。想一想《神曲》的开篇：‘我已迷失了正确的道路。’模糊、迷失。”
他丝毫不为所动，只说：“我住在赫罗纳[22] 。欢迎你过来做客，亲自看看那里的路是直的还是弯的。”
“终于，”我说，“一个全面的回答。”我没有告诉他，很久以前我和父亲一起去过赫罗纳。我这样说只是想称赞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步调。
他看起来像是喉咙里卡了只癞蛤蟆。我心烦意乱地往四周张望。一排排汽车沿路边停放，小型送货卡车一辆挨一辆挤在角落里，人行道上修剪过的悬铃木间散放着自行车和小型摩托车。我看到几个醉醺醺的人从一家咖啡馆里跌跌撞撞地走出来。夜晚展开黑色的翅膀，在它的抚摸下，巴塞罗那渐渐安睡。我转向卢多。
“所以你大老远从赫罗纳过来就为了接我？”我问。
“我们一路还人情还到了这里。似乎是我的导师欠你导师一个人情。”
“你这样还人情多久了？”
“世世代代。”他说。
“那我正好借这个时机告诉你，我所有的亲人都死掉了。除了莫拉莱斯，在这个偌大的鬼魅般的宇宙中，我再无相识之人。”
我想到我的手提箱。我把父亲从箱子里拖出来时，他的胡子已经变形了。我不得不一只手盖住他的嘴，用另一只手梳理他长而浓密的胡须末端。想到这里，我的胸口一阵发紧，仿佛有人将我心脏的纸片折叠起来，沿着折线撕成了一片一片。
“哦，”卢多冷漠地说，而我则坐在那里回忆起我死去父亲的胡须所经历的磨难，“好在你可以生育。”
我用一只手摁住胸口，缓解剧烈的疼痛，将记忆驱赶到一边。然后我告诉他，我不相信生育，我不会做任何让人类这个毫无价值的种族存续下去的事。“但我相信为性而性，如果我们之间要发生那档子事，我准备在上面，毕竟从精神层面讲，我已经把你扛在肩膀上了。”
他满脸通红，把脸别了过去。很显然，这个男人需要我一步步去引导。我从车里出来。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什么可做的了。我关上车门，把脸贴在车窗上，再次看着卢多·本博。他看起来生气了。他的五官—鼻子、嘴、眼睛、眉毛—挪到了一起，在脸的中央挤作一团。我从车前绕过去，敲了敲他那边的车窗。
他摇下窗户。看得出，我突然从车里窜出去，把他惹恼了。但他依然自制地保持着和善：“我帮你拿箱子。”
一个得体的绅士。他走下车，把我的手提箱从后备厢提出来，放在地上。然后他俯身凑过来，吻了我两边的脸颊。那是我第一次从他的眼睛里看到我自己。我伫立在他瞳孔的黑暗中心，手里拿着笔记本，看着外面的自己。我对自己的影子挥了挥手。卢多·本博也回应地挥了挥手。我从远处看着自己的影子。我孤零零地站在那片废墟中。
而实际上，几个月前我曾在纽约的塞万提斯学院遇到过作家基姆·蒙索，他是讽刺高手，是高超的文学逗乐家。退休的文学教授基姆·蒙索叫我从大楼附近的杂货店里取他公寓的钥匙。他去了希腊，向希腊群岛道个别。他在邮件中写道：“去对文明的摇篮做最后的致意，那里正经历着另一次衰败。”
我轻松地找到了他说的杂货店。黄色的街灯映照着玻璃店门上的灰尘。我推开玻璃门，走了进去。基姆·蒙索向我保证过，杂货店老板是个老实人，信得过。他把老板当成了自己人，因为老板自打基姆·蒙索有印象起就一直是那里的老板，而基姆·蒙索自打老板有印象起就一直住在杂货店附近的大楼上。实际上，杂货店老板在成为老板前，是上一个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基姆·蒙索一提到这个杂货店老板就有说不尽的话，他把这个词重复了很多次，以至于我开始怀疑这或许是某种密码，或者至少那个杂货店老板跟某些神秘事件有牵连。我刚走进那面脏兮兮的玻璃门，还没站定，我的猜想就迅速得到了证实。
我把手提箱放在了入口，用纯正的加泰罗尼亚语告诉老板—一个身材结实，头发稀疏，长着圆圆的红鼻子的男人—我是来取基姆·蒙索的钥匙的。老板从锈迹斑斑的收银机里取出钥匙，递给了我。这过程持续了不到一分钟。他什么也没问，只是低声咕哝了一下，挥挥手，示意我离开。他的手指又粗又黑。柜台上堆着核桃壳。玻璃陈列柜里的灯已经熄灭，奶酪和肉在黑暗中慢慢变质。老板的身形—粗壮，笨重，岿然不动—证实了基姆·蒙索的话，杂货店老板扎根在这个社区，他生在这里，将来也会在这里入土为安。
老板家的猫不知藏在哪里，这时候突然跳到了柜台上，把那堆核桃壳弄得到处都是。老板举起黑乎乎的手抚摸猫的脑袋，倏忽间，我想起了薛定谔的猫。我想到，我们所有人都住在薛定谔的那个密封容器里，无论何时，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死去。
耳边响起我从未听过的钟声。我站在这里多久了？我已经没了概念。我开始用长柄勺把米往一个干净的袋子里舀。我看着杂货店老板，发现自己和他截然不同：我是一个躯体，怀着将流亡之路往回折叠的意图，无意间在这徒劳无功的延绵征途中证明了人间世事的无意义，“历史不过是错误与暴力的混合物”[23] ，我是一个没有家的躯体。我低下头，看着抓住金属长柄的那只手，手上的皮肤已经皲裂，将物质中根深蒂固的古老暴力显露无遗。因为流亡，我的躯体正在经历一种缓慢的毁灭过程，很快它将变得孱弱，因为我持续的无家可归而失去行动力。我看着我写字的那只手，再次想起了布朗肖，我心想：这是一只得病的手。
就在这时，我一脚绊到了我的木柜状手提箱—我父亲的第一座墓地，他的旧坟—摔到了打开的米袋里。在我落地前的一瞬间，店铺里的空间扩大，面积似乎翻了一倍。我成了这无限而令人眩晕的整体中的一粒微尘。我脸上浮现出一抹阴沉的笑。老板走了过来，耸立在我眼前。我从他眼睛里看到了我的影子。我吓坏了，现在的我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只剩下一副骷髅般的骨架，样子十分凄惨。老板继续站在那里，似乎呆住了，像一条被惊出水面的鱼。然后他张开薄薄、干裂的嘴唇。
“混蛋！”他用母语说道，嗓音低沉沙哑，听起来很不近人情。他眨了眨眼，我的影像消失了。
他走开的时候，我重新躺进货物里，在头脑中做了条笔记：这家伙抗拒文学。我发出一声乖戾的笑。即便是这样，他也没转身。
我站起来，付钱买了米和一颗闪闪发光的洋葱。我数着手里的欧元，暗自想，我正在从流亡的深林里撤退。我来到此地，就是要掘出我的悲痛，要恢复那些被我亲手埋藏在我人生沟壑里的记忆。我在巴塞罗那，这是一座最没有西班牙特质的西班牙城市。我来到了加泰罗尼亚，但同时我也在西班牙。这是一个古怪的国家，它总是乐于用一只手将历史投进抹杀的深坑，待记忆与事实的碎片被时间打乱后，它又用另一只手将它们一一拾起，回收，复归原貌。我的内心开启了一场辩论：西班牙是一个既热衷于遗忘又乐此不疲地恢复历史记忆的国家，仿佛记忆是旧家具上的零件，能拼凑起来，还原它当初的完整形态。达利曾说：“西班牙是个不惧死亡的极端主义者。”柜台上方挂着一张他的油画《记忆的永恒》复制品。你看，时间肿胀了。在一片岩石丛生的广阔地貌中，几只瘫软的钟紧紧附着于大自然：过去、现在、未来被压缩在同一个没有时间区隔的星球上。在那个扭曲的时间场域之下，杂货店老板又开始忙活起来。他泰然自若、忘乎所以地在蔬菜架之间的过道里走着，经历刚才的小插曲后，他完全把我抛在了脑后。
公寓里黑暗笼罩。跨过门槛时，我感到一种不安的期待，一种不确定感。这似乎是一个无边无际、伸缩自如的构造，无论我往哪个方向走去，它都能在我脚下不断延伸。我尽可以连续多次左拐或者直走。在这过程中，公寓里余下的空间只会露出一点点微妙、几乎难以察觉的平面。我的手在墙面上摸索，寻找电灯开关，但一无所获。我踏入黑暗中，把手提箱提进来，拽在身后。突然，我想起好几个月前作家基姆·蒙索在那个虚假的新世界做演讲时对我说的话。我依然记得他黑色的眼睛、他参差不齐的灰色头发和他探询地弯起的眉毛。接待他的莫拉莱斯让我负责给他送水。我递给他一瓶水，问他是否需要别的，这时他俯下身来。他的眼睛看起来像两滴油。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
“是的，”他说，“我想要一个绳套。”
我扯下一张纸巾，卷成了绳套的模样。就在那个时候，“新诗人”们走进了房间。两人头发油腻，跟被舔过似的。她俩一如往常地穿着宽松的工装裤，看起来像一对垂头丧气的农夫。工装裤！莫非智识还能被收割不成。我看着这两个人，心想，真正的智识—不是脑部的，而是那种在内心的非理性意识中诞生的—要通过这些“新诗人”从未体验过的极致痛苦才能获得。为了他们的健康，以及那些轻信“新”的神话之人的健康，我的祖先和我在漫无边际的沙漠中漂泊，吸入毒气，踏过烧焦的尸体，拖着沉重的躯体四处艰难前行。而这些人为我们做了什么呢？我气不打一处来。这两个人养得白白胖胖，面色红润。我感到腿上正汇集起一股力量。我想走上前，照她们的脑袋狠狠掴下去，但我拦住了自己，因为巴掌赶不走任何人的无知。
我把“绳套”递给基姆·蒙索。
“这是个幸运符。”我说。
基姆·蒙索很高兴，随手把“绳套”塞进了胸前口袋里。演讲进行到一半时，他拿出“绳套”，举起放在灯光下，眼睛透过圆环望出去，就好像它是一面镜片。他说：“爱不过是西装革履的欲望！”
我那天正好带了一本巴迪欧的书。我按照侯赛尼族人的传统，以请求神谕的方式将它随意翻开，上面写着：“爱不过是一张想象的油画，画在性的现实之上。”
但那已经是几个月前，我父亲去世前很久的事了。现在的我孤身一人，在另一个基姆·蒙索的公寓里，眼前伸手不见五指。我的手继续在墙面上摸索，寻找电灯开关。我想到了苦命之人的尸堆，我想，无论我来到哪里，我都是一个异乡人，一个无所依托的可怜的外来者。我想到了母亲。我想象她在那栋房子里翻找食物，头顶的石块突然朝她砸下来。于是，我生命中的时态被彻底摧毁。我意识到，过去在不断向未来投射，成为未来，而未来自始至终一直在向现在—也就是如今的过去—发射信号；时间将转变成文学。我的手游弋在另一面墙上，最后我找到了开关。门厅被照亮了，看起来像一座舞台。
我走在公寓里，感到呼吸困难，气息微弱。但我依然能闻到湿羽毛、大麦、乳酪和腐烂的蔬菜的气味。我记起了基姆·蒙索的宠物鸟。他告诉我，那只鸟名叫托特，我边走边唤他的名字。“托特。”我叫了好几次，一次比一次更大声。没有回音。我径直朝厨房走去，艰难地做了几次深呼吸。我打开一路上所有的灯，看着黑暗消退，一堵堵结实稳固的墙依次出现在我眼前。厨房里，墙上的钉子上挂着一串辣椒，柜台上放有一盒咖啡豆。我打开冰箱，在里面发现了半瓶剩下的蛋黄酱、三瓣蒜、一包哈蒙火腿、一些曼彻格奶酪和一条放久了的法式长棍面包。我掰下一块面包，放进嘴里咀嚼。这让我想到，“没有什么比面包更积极”—陀思妥耶夫斯基。我逛遍了公寓的其他角落：老式笨重家具，说明这里住过好几代人；客厅里，一张木质咖啡桌（太重了，动弹不了它半分）两边分别摆有雷卡米耶式卧榻和切斯特菲尔德式沙发；沿墙摆放着十二张弯腿扶手椅，椅背上饰有棕榈图案， 像城壕一样包围着中央的家装；磨损的椅子透着不急不躁的气息，仿佛是不久前刚承载过葬礼哀悼者伤心过度的躯体；角落里，断裂的科林斯柱子上挂着一台龙虾尾巴形状的电话。我想象着基姆·蒙索拿起那只尾巴打电话的样子，我记得他偏爱达达主义。由此可以推断：这些椅子摆放在那里可能是用来开会的，或者供一群人在那里研讨如何用假设来进行自动写作。
呼吸平稳下来后，我关上窗，重新开始在屋子里走动。我沿着狭窄阴暗的过道，依次打开所有的房间门。头两扇门很容易就开了；第三扇费了一番力气，它像卢多·本博那样做着殊死顽抗。我连砸带踢，又侧过身子猛地一摔，最后门终于砰地开了。我身体落在门槛上，一头摔进了这个为鸟儿量身打造的房间。尽头的墙面上开了一扇四方的小窗，一缕微弱的光从内院投射进来。四面墙上装有供鸟停留的枝干。在昏暗的光线下，这些枝干若隐若现，成了剪刀、刀、剑和铲子的模样。房间里看起来像一片假的森林。塑料常春藤从天花板上的编织篮里垂下来，茎蔓上有被鸟啄过的痕迹。一只又高又宽的笼子放在房间中央一个镀金的支架上，里面是空的。那只鸟不见了踪影。我留在房间里，透过窗看着茫茫宇宙中一道道愈渐加深的暗影。一团厚厚的云如华盖般遮住了星辰。
我感到疲惫，体力透支，有些慌乱。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同时身处多个地方。我从鸟屋出来，机械地沿着过道移动，眼睛不由自主地闭上了，我强撑着睁开。最后一扇门通向卧室，木质床架上安放着一张超大床垫，还有四根戏剧感十足的圆形柱子，看起来像方尖碑。“托特。”我最后一次喊道，想象那只鸟突然从某个隐秘的洞口冒出来，给我打招呼或者来个突袭。
我拖着载满书的手提箱，放在床边，然后一股脑儿瘫倒在床。我转过身背对手提箱，以免闻到父亲死亡的恶臭。细碎的记忆片段在我脑袋中旋转。我记起基姆·蒙索在写给我的一封邮件中附了一张鸟的照片。照片中那只凤头鹦鹉停在客厅里一只可旋转壁灯的灯臂上，凤冠竖起，右足翘得老高，脚趾用力撑开，似乎既是在敬礼也是在警告照相的人停手。鹦鹉鬼鬼祟祟地向镜头投来倔强的目光，一副狡黠的模样，分明是很清楚有人正在给他拍照。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随后，我想起鹦鹉的出生日期：2000年1月1日。所以，那只现在不知身在何处的鸟出生在21世纪开始的那天，这是一个充斥着任意轰炸、报复式残杀、无妄的悲剧、无休止的恐惧和死亡的世纪，是一场古怪的游行。它不是世界大战，却是世界末日的重现。我听到父亲的声音在空寂里隆隆响起。他说，一直都是大限之期。我的心，那张皱巴巴、沾满尘土的纸，像信封一样折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