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父亲之死与葬礼
以及随后我那不同寻常的
多重头脑的形成
离开凡城以后的几年间，我父亲，阿巴斯·阿巴斯·侯赛尼，带着我四处迁移，想寻找一处可以思考的地方。我们就像一场大雨过后终于露面的鼻涕虫—丑陋，饱经风霜，一无所有，被这个世界拒之门外。可人生就是这样。一棵树一旦被连根拔起，无论你再尝试栽种多少次，它都永远无法再扎根于泥土中。流亡终究逃不过历史的追捕。不幸地出生在一个不友好的世界，就会是这样的命运。波德莱尔有一句话说得好：“在我看来似乎是，在一个我不在的地方，我就会欢乐。[8]”后来，我们在卑鄙的新世界定居下来后，我在保罗·奥斯特的作品中读到了同样的话：“在我看来，似乎只要在一个我不在的地方，我就会快乐。[8]“那话里似乎有某种预言。”
我们终于抵达世人嘴里的“新世界”时，母亲已去世多年，那段悲惨的逃亡之旅也已过去很久—那次出逃让我们感到彻骨之寒，双手从此变得冰冷。从那时起，我的体温和一具尸体无异。悲痛笼罩，我们穿过土耳其，其间为了更新或者伪造各式的文件多次绕弯路。最终，我们抵达巴塞罗那—我们的终点，“炸弹之城”。父亲希望能在那里见到其他的自修者、无政府主义者、无神论者。可世事难料。巴塞罗那在经历过佛朗哥将军[9]的统治后已经人人自危，尽显疲态。父亲十分失望，于是我们又上路了。
有时候，在漫长的旅途中，我们似乎在高速往前飞跃。我们以光的速度穿过这个崎岖不平的宇宙中的无数巨型障碍，然后突然感到呼吸困难，疲乏无力，无法再继续前行，只好开始走回头路。我们走过的那些小径会自行折叠，往身后环绕，仿佛要带我们去观察一些匆忙间没能第一时间发现的信息。我们仓皇往回跑去，却发现那里什么也没有。这种总以为自己遗忘了什么的感觉—难以排遣的失落感萦绕心头产生的后遗症—让我们成为两个完全莫名其妙的存在。我不知道我们在每一个地方待了多久。我时而在光照下，时而在黑暗中。我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即便没有时，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如何来到所在之处的—我现在依然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当我们最终抵达巴塞罗那时，我已经比离开伊朗时大了两岁。三年后，我们到了纽约—绝望，不知所措，饥肠辘辘。
不知不觉间，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我已经二十二岁，但仍然对过去那段艰辛的旅途充满愤怒、悲痛和不解。我背对着修道院博物馆，望向河面。我身后是库克萨、博纳丰、圣基岩和特里[10]，是把法国的中世纪修道院肢解后搬来，在这里重新组装成的一个虚假的集合体。哈德逊河就在我脚下，碧绿的河水懒洋洋地蜿蜒而过。我在一张长椅上坐下，将眼前的景色收入眼底：雾气已爬上崔恩堡公园的山峦；乔治·华盛顿桥悬挂在水面上，被冬日薄纱似的光线笼罩，看起来像一张巨大的蚊帐；天气沉闷而潮湿。
父亲在因伍德区的公寓里，仰面躺在**。他时日不多了，不久后我不得不亲自将他埋葬，就像当初埋葬我的母亲那样。我得将他的尸体放下，埋进土地里，这样就再也没有人爱我了。我坐在那张长凳上，看着河面上升起的雾气，心想，我们离开伊朗已经好多年了。我坐在那里，渴望着故乡最平常的物事：无花果树、石榴树、绣球花、椰枣树，鸟类的天堂……随后，我想：够了，何苦再思念这样一个长了千百个头，永远在变化，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国家呢？
我离开长椅，走向环绕公园一圈的栏杆，靠在上面。我听到脚下河水流淌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听起来就像我天赋卓著的祖先们写下的那些句子在我头脑中无边无垠的深渊里盘旋的声音。我看不见更远处，雾气挡住了一切，所以只好将目光转向自己。我看到意识的领地被流亡的虚空毁掉了千万亩，我感到愤怒、屈辱、迷茫。
我想跳进河里。父亲要走了，我也不想苟活下去。我转念一想：不。我性格凶悍而好斗，即便这个悲惨的地球变成一堆堆尘土，我也能和其他人一样存活下来。如果我要杀死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呢？我环顾四周，对自己说：“绝不！”我想，如果要死，也要和那些分离的同胞们在一起。无论处境多么凄凉，我都不能这样跳下悬崖，在这个新世界，在这片贼人的土地，背对一座座假修道院—从真正的法国修道院中拆下来，又在这里重新组装的修道院。就仿佛旧世界是一座陵墓，这种视角多么可笑。
我带着新的决心往回走出了公园。是时候去看看父亲了。他几乎从不离开我们的住处—一个位于四楼、老鼠乱窜、受房租管制[11]的单间公寓。我们将公寓隔成了两个房间，并安置了一个古老的书架。如同很多流亡者那样，我们满世界奔波，在途中死去，也在途中复活。然而现在，我提醒自己，仿佛是为了做好心理准备，父亲即将面对的不过是肉体的逝去—这是所有形式的死亡中最常见，却也是最初步的。
我打开门，发现他在自言自语。他脸色憔悴，表情严肃，看起来十分虚弱。他的双颊深陷，两手发青，手上布满斑点。四处漂泊的生活在他身上烙下了印记。他面如死灰、踉踉跄跄地穿过公寓，一路上靠手边的各式物件支撑着，从胡须下向寒冷的空气中吐出一句：“流亡是死亡的缪斯。”我看他长着浓密胡须的嘴唇说出了“流亡”二字，但我听到的是被迫分离、遭受驱逐、被这个世界拒之门外。我再也不忍见他的身子继续消瘦单薄下去。
是时候把他老人家拽到外面去了。也许出去走走，会让他恢复些精神。第二天早上，我带他去了布莱顿海滩，那里的水黑黑的，漂浮着一层油脂，和里海不相上下。雾气散去，空气中还残留着一丝寒凉。正值隆冬，沙滩上空****的。铅灰色的海浪拍打着远处发亮的天空，仿佛在挠蹭它的肚皮。海水在岸边留下一摊摊咸涩的泡沫，海草和死鱼东一团西一块地散落其间，在风和沙子间腐烂。那些鱼触发了父亲的愁绪—死去的动物总是让他愤怒。他摇摇晃晃地走上前，无力地举起手杖，指着这些没有肢翼的脊椎动物，悲叹大海将这些长着鳞片和鳃的生物抛向沙滩，就像当初我们以同样的方式被迫逃离祖国，如今的我们只能在新世界的边缘自生自灭。我看着他宣泄心中的愤怒，突然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可以住在任何一个地方—柬埔寨的一间小屋里，荷兰阿姆斯特丹运河码头的船屋内，或者印度一间用椰子树搭建的棚屋里……但我们的地址会一如既往—流亡者的国度，不在此处也不在他处。父亲走后，我就会独自身在这片没有边际的国度，漫无目的，漂泊无依。一阵强烈的恐惧从远处袭来。尔后，我驱散了这个念头，以及由它生发出的千头万绪，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在父亲身上。
我遵照侯赛尼的家族传统，带了一摞书过来。父亲将心中的气恼一股脑儿发泄出来后，我扶他在沙地上坐下。他无法阅读了，他的眼睛很不好，视网膜黄斑变异已经到了晚期。我大声为他朗读时，他坐在那里，弓着背，嘴唇朝下，鼓胀着面颊，一脸闷闷不乐。我依次将每本书打开，随机翻到某一页，仿佛在听凭神谕的安排。偶尔碰到几个令人心神**漾的句子，父亲会立时精神起来，就好像有某种魔力。无法否认的是，某些语言的组合的确携带着神秘的气息，是一种玄奥的力量。我感到振奋，于是站起身，像古希腊逍遥学派的长者那样绕着父亲一圈又一圈地走。用更贴切的话说，像苏菲派的神秘主义者。童年时我就是这样在那间椭圆形的藏书室里行走的。
父亲兴致勃勃地拍打着膝盖，伸出发红的舌头，舔了舔唇髭的末梢。他很满足。这个男人为我挺过了那段令人作呕的无人地带，穿过了硝烟四起的战场。我现在力所能及的事就是继续读下去，尽管冬日里寒风凛凛，我的双脚不停陷进沙地里，膝盖不由得屈了起来。就这样，我一本又一本地打开书，用预言家般的口吻，朗读着那些不祥的句子。
我用铿锵有力的声音一遍遍重复着：“那些已经堕落的人将搞砸一切。”达利，我最爱的画家之一。他有一根锋利的三寸不烂之舌，并且从不畏惧使用它。我看得出父亲很高兴，因为他像个孩子一样把手杖往沙地里点来点去，留下无数个小洞。他的眼睛好奇地来回转动，胡子像要飘起来了似的。这让我大受鼓舞，觉得自己总算做了点好事，心情也畅快起来。等我确信已经将这些词句铭记后，我重又坐下。我们一同欣赏着铅灰色天空下的大西洋景致。随后我们上了地铁，回到因伍德区的公寓。
你可以说我是AAA中最为训练有素的成员。我的左前臂上文了家族的族徽：被一个圆圈包围的三个A。族徽下方用深黑色的墨水文了家族的座右铭：世之妄也，吾等以死护己生。父亲去世后，我将是侯赛尼家族唯一的成员，是这支延绵久远的血族中仅存的血脉。届时，我也将完成对他们智慧的继承。这项任务并不轻松。父亲一直以他父亲教诲他的方式来教导我。但实际上，父亲的教导在很久以前就结束了。因为他的眼睛看不见，几乎失明，并因此极度缺乏耐心。他挣扎着探索自己的内心。我眼看着这一切，为他的无助感到困惑，就好像在看一只没了牙齿的狗费尽力气去啃食一根骨头，它志在必得，却也有心无力。有一段时间，我害怕会背叛家族长久以来的传统，便在无人指点的情况下自己摸索。我独自在脑海中冥想，已准备好去面对未来苍凉的命运。父亲一去世，我将要过着无所依傍的日子，我的人生将无所立足。但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向这个狂妄的新世界低头。不。我别无他法，只得继续用更多的文字在头脑中建起一座碉堡—那是他用语言和文学的武器打下的根基。
几年间，一直有大学向我抛来橄榄枝，通过邮件为我提供各种各样的奖学金。我不知道这些学校是如何得知我的名字和地址的，或许是千方百计从我们的合法居住证明中找到的。管他呢。我拒绝了所有的来信。我确信，这些邮件不过是新世界的白人一边利用被驱逐的伊朗知识分子，一边弥补内心负罪感的另一种方式罢了。以我的浅见，这与美国一贯的外交政策一脉相承，似乎是为了达到这样的使命：干预别国的政府并从中获益，置普通民众的安危于不顾。等那些贫穷、不幸的人被发配到世界各地，在流亡中失意潦倒时，就向这些人提供庇护所和补偿性的教育。但我绝不会让他们得逞！我，这卑鄙的宇宙中一个苦命之人，侯赛尼家族之后，绝不会屈服于这种同化的做法。我绝不会抹去自己的差异。
然而，我不想一直这样无人指导。在抵制美国所谓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同时，我决定为一个人破例—迫不得已在纽约大学供职的罗曼语言[12]与文学教授何塞·埃米利奥·莫拉莱斯—一个流亡的智利人（被那个疯狂的皮诺切特驱逐），热忱的共产党人（虽然他已经学会对自己的政治理念闭口不言—他在智利还有要养活的家人），已逝诗人聂鲁达曾经的挚友。
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见到莫拉莱斯的场景。他漫步在这座拥挤、超现实—自封为“世界中心”—的岛上，西装外套里有个由他亲自缝制的口袋，里面塞着聂鲁达的《第三个居所》。每过十五分钟，他就会从口袋里拿出书，随意翻到某页，读一两行。我一路跟随他到华盛顿广场公园，看着他绕公园踱步。一开始他两手交叉放在身后，低头沉思，随后他将双臂放在眼前，手握聂鲁达的书。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找遍全世界，你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人。
他的长相十分特别。他头发苍白，花白的胡须凌乱地散成一缕缕；圆圆的鼻尖冒着油光；鼻子粗短，油油的鼻梁上架着厚厚的镜片，这让他灰色的小眼睛看起来跟变形了似的。他和我一样，外表并不迷人。他有双向内看的眼睛，仿佛他随时会沉入自己的世界，就此消失，完全从地球上消失。但和我不同的是，他喜欢红色。他穿着红色的宽松裤子、红色的纽扣衬衫、红色的粗花呢西装外套、红色的袜子，唯有鞋是棕色的。
我这样观察了莫拉莱斯几个月。我不想直接去接触他，害怕贸然上前会吓到他。每个下午，在父亲长长的休憩时间，我就会出发，看他在公园里边埋头于聂鲁达的书边绕圈散步。他一边读一边绕开路边的狗、抱着吉他的嬉皮士、玩滑板的人，以及戴着无指手套、手拿奶泡拿铁的西城区人。他从不会和别人撞到，也不会被线缆或者树桩绊倒。一天，眼看时机成熟，我一路跟随他去了他在纽约大学的办公室。走到门口时，他终于转过身，仿佛背后长了一双眼睛似的，用毫无戒备心的惊讶语气说：“有何贵干？”
我告诉他我需要一位导师，然后向他大致讲了讲我的人生，也向他吐露了我对书本的热爱。我告诉他，我和命途多舛的祖先们通过与文学亲密接触而幸免于死亡。然后，我暗自想到，“接触”这个词太过轻描淡写，便将它替换成“藏身于”。我说：“我们这些命途多舛的人藏身于文学的世界。”但是，这一表述仍然力度不够。我加重语气，加了一句，“请听我说！我们在文学的黑暗森林里支起破碎的营帐！”
听到这里，莫拉莱斯邀请我进了他的办公室。房间狭长，有一扇四四方方的小窗，窗户俯瞰一座内院，几株光照不足、毫无生气的树木在空气中张牙舞爪地展示着**的枝干。莫拉莱斯看也不看地板，径直跨过地上按照字母顺序摆放好的几摞书，坐到办公桌后的一张皮椅上。他俯身向前，胳膊肘支在膝盖上，说道：“如果你能把下面的诗句背下来，我就破例收了你。”他随后直起身，咧嘴一笑。他脸色苍白，一身红色的着装如此炽热，使他看起来像一朵风干的花朵。他说，“我这样做他们也开除不了我。他们已经尝试过很多次，想让我从这所大学里消失。在这个国家，共产主义仍然被视为一种犯罪。每年，他们都让我签一份文件，声明：‘我，何塞·埃米利奥·莫拉莱斯，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我从没签过，而且仍然每天穿着红色，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他起身打开一盏沾满灰尘的台灯，用情感充沛、富有美感的忧郁口吻朗诵道：“啊，废墟之坑，船难者残酷的洞穴。”他闭上双眼。厚厚的镜片之下，他的眼睑看起来像一团生面团。“你的身上积聚起战争与逃亡。”
每次观察莫拉莱斯绕华盛顿广场公园漫步后，夜晚回到家中，我都会读聂鲁达，这位诗人以精确的笔法穿行于人类心灵的地下隧道里。于是，我答道：“很简单。《一首绝望之歌》，出自可敬的巴勃罗·聂鲁达，逝世于1924年。”
“啊，”他说，“看来你的帐篷和我支在同一片森林。”
人生就是这样，你苟且在这世上，满世界行走，没有目标，没有朋友，就这样漂泊着。突然，你发现另一位苟且鼠辈心里也怀有与你同样的忧伤。那感觉就仿佛我心里那张布满褶皱的纸被他抚平了。
我们约好每周在他的办公室碰一次面。每次会面都让我乐在其中。我满怀期待，和他会面的时候，感到内心的那片空寂里有一股电流涌动。我们第一次在办公室会面时，我告诉莫拉莱斯，为了纪念我的父亲，阿巴斯·阿巴斯·侯赛尼，一个博览群书，内心装得下一座巴别塔图书馆的人，我打算写一篇题为“总体哲学：文学母题”的宣言。
“方法论呢？”他问道，扶起眼镜，揉了揉眼睛。
“记忆。”我说
他点了点头，表示尊重我的想法。
我告诉莫拉莱斯，我想让自己的头脑灵活到可以装下所有的文学。一旦将昔日的伟大作家的座右铭、谩骂和诗行内化，我天赋卓著的祖先们就会在我意识里那片狼藉的土地上相互融合，创造出意想不到但真实的联想，这联想就是我计划在那篇宣言里记录的，为了那些与我同病相怜的人。我向他郑重说道：“记忆，就是侯赛尼的方法。”我告诉他，为了避免意志屈服于权力、战争以及我们持续一生的厄运，我们从浩瀚的文学之网中摘拾字句并牢记于心，这就是我们的战斗武器。我坚信记忆是我们保有专注、独立思想的方式，也是我们借以让自己绝不屈服的工具。我用确信无疑的语气告诉他：我们是未来的抄写员。我们是文学宝库的守卫者。
他同意每周见面时会测试我的记忆能力，但迅速提出了一个条件。他用说教的口吻说，如果我们要共事，他需要知道我是否懂得并将遵从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我问道。
他回答：“根本不存在阅读，只有重读。”他冷静地向我重申，他希望我能够将每一本书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情景下多读几遍，我背诵那些引语时既要记住原先的语言也要记住英文翻译版。我同意了。这是个很好的主意。我将充分调动头脑里的每一个部位，调用我所学到的每一种语言，让那些文本融入我的新陈代谢中。换句话说，我将倾尽全部的脑力，从多种角度来阅读每一部作品。
整个冬天，我在他的指引下学习。我的阅读量超出了以往任何时候。我进一步强化了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加泰罗尼亚语—莫拉莱斯对这几种语言都十分精通。我徜徉在经典著作中，随后又开始读先锋作品。我总是在阅读，不是这部作品，就是那部作品。我划下重点句段，仔细研读，过一段时间后又回头读几遍。我会跳过一些内容，以便更快地往重要的部分推进。经典著作的各种译本我都有涉猎。每一个句子我都会细细品味多遍。正如莫拉莱斯所言，每次读来都会发现作品不同的面貌。每次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创造不同的含义，唤醒深藏的某种内涵。
每周的会面中，我将这些感悟悉数告诉莫拉莱斯。他穿着象征共产主义的红色衣服，迈着奇怪的步伐，在堆满东西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他垂着头，两手交叉背在身后，双脚跨过一摞摞书、空盒子和未开启的信件，时不时停下来把从鼻梁上滑落的眼镜推上去。
我的发音和记忆技巧让他颇为钦佩，他连连感叹：“了不起！了不起！”一边用那本快被翻烂的《第三个居所》轻拍我的头。我在那本书的影响下又背诵了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奥克塔维奥·帕斯、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阿莱霍·卡彭铁尔、玛莉亚·路易莎·邦巴尔、米格尔·德·塞万提斯、但丁·阿利吉耶里、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约瑟·普拉、梅尔塞·罗多雷达[13]、J. V. 富瓦、基姆·蒙索、萨尔瓦多·埃斯普里于[14]等的作品。名单上的作品在不断增加，直到它们的名字在我的脑海中渐渐淡去，连在一起。
一月里某个狂风大作的一天，我照旧前往莫拉莱斯的办公室，去参加我们每周一次的诵读会面。走到华盛顿广场公园附近的时候，一个女孩拦住了我的去路。她有着尖尖的鼻子，一头紫色的莫霍克发型，浅绿色的眼睛里透着一丝傲慢与厌恶。
“且慢。”她说着抬起戴着手套的一只手，就好像我是在故意躲她似的。
我停下来。她身材高挑纤瘦，浑身充满棱角，没有线条感，是个聪明灵巧的人。她的模样就像一座未来主义雕像—即便是站着，看起来也像是在动，仿佛随时要赶往某个更重要的地点，在那里抓住一丝解决问题的机会。她戴了一条镶嵌着铆钉的项圈，冬日阳光明媚，铆钉上的反光晃得我睁不开眼。她故意在每一层衣服上剪了无数个小洞。她这身黑色的装扮，让我推断出她人生中唯一的使命就是揭示萦绕在我们周围的深沉的黑暗，让我们看到，那道深渊既是无穷无尽的，也是层级分明的。于是，我立刻对她有了好感。
她从包里掏出一本书，在我头上敲了一下，和莫拉莱斯用那本聂鲁达的悲伤诗集拍打我的头的样子如出一辙。我不知道与父亲的哪次告别会是永别，每次离开公寓，我的周身就会泛起一阵愁雾，而这些来自文学的敲打，将我从中拉了出来。我端详着她的脸，立刻明白了：她也是他破例收的弟子。除了我俩，还有很多。莫拉莱斯借职务之便来栽培那些不顾一切追随他的人，让这些非正式门徒成为反政府主义者。难怪学校想尽办法要解雇他。
“我跟随莫拉莱斯学习过一阵，”她厉声说道，“他们说得没错，他确实不同于一般人。”她若有所思地停下来，鼻头冲向天空，随后继续说道，“但他从未对我这样过。”她把从包里拿出的那本书递给我。“这本书送给你，就当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女性对另一个无政府主义女性的馈赠。不妨读一读，它会让你对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有很大改观。”
我看了看那本书，是凯茜·阿克的《堂吉诃德》。这个人我从未听说过。想到能一睹这位激进女性的文字，我感到兴奋，心跳也不禁加速。蓝灰色的封面光滑亮泽，一张作者的照片映入眼帘。照片上的她背对镜头，**双肩，一株花枝文身在两侧的肩胛骨间横向铺陈开来。照片上有几道裂纹，像是被撕碎后重新拼接起来的。在我看来，这些裂缝应该就是对书中内容的某种表达。这样美妙的构图让我震撼，一时间竟呆住了。等我回过神来，抬头望向那个女孩时，她已经走了。我伫立在原地，望着她离去的样子：她的莫霍克头型在天空中切开了一道口子，将了无神迹的天国撕得四分五裂。
我坐在公园里朱塞佩·加里波第[15]的纪念雕像下，向这位髭髯满面、摆着拔剑姿势的“父中之父”致敬，借着他周身坚毅的气息，准备好进驻阿克的文字世界。我兴致勃勃地将书抬到鼻子跟前，闻到一股鼠尾草的清香，夹杂着黑橄榄和尼古丁的味道。书脊上留下几处红酒渍。泛黄的书页发出沙沙的声音。我随意翻开一页书去读上面的话，重复了三次。这是侯赛尼家族的传统，就像在请示神谕，我用这种方式来为自己指点迷津。
我读到的第一条是：“孤立是一种政治伎俩。”
第二条是：“为了入住死亡之屋，我将我所有的学识都留在了身后。”
第三条是：“我满世界奔走，只为追寻烦扰。”
我合上书，心里琢磨着，这三条预言很快就要应验了。
莫拉莱斯从不缺正式招收的学生。我在去他办公室的路上常常会碰到极其乏味的其中两个—爱丽丝和托马索。这对死党都长着无精打采的脸，额头又宽又平。两人穿着宽松的工装裤，戴着厚厚的眼镜（我不知道她俩为什么作一样的打扮），自称为“新诗人”。她们得意扬扬地四处闲**，炫耀自己被录取，成了诗歌方向的艺术硕士—两个门外汉。她们用一个月的时间勉强挤出一首诗的时候，我正在拼命地读书和写作，直到手指布满瘀青。
我不想和她们有任何交集，但她们非常缠人，总是大睁着好奇的眼睛，露出圆鼓鼓的脸，竖起耳朵。一看就是那种含着金汤匙出生，毫无判断力，只会问一些愚蠢的问题，张着嘴听答案的类型。
那天下午，我非常不愿意理会她们。我的手拿着阿克的书太久，已经感到一阵发烫。我想尽快结束和莫拉莱斯的会面，赶回公寓，因为父亲这时候可能正斜倚在**读书。
我们在过道里撞见，两位“新诗人”对我招呼道：“能和你闲聊一下吗？”
闲聊？这两个人的措辞和她们嘴里呼出的气一样可怕。 我受够了。我告诉她们，我从不用“闲聊”这个词，更不会参与这样的活动。我认为，说话如果不是为了道出未被言明的真理，那就纯属浪费时间。我郑重其事地说道：“我可没工夫闲聊！两位可以尽情享受正规教育的摧残，体验一把自我认知的锐减，对权威和僵化的机构教育的屈从—可我正在用不一样的方法学习，为了实现联想力的飞跃、认知的强化，获得超验的理智主义，因为我父亲已经时日不多。”—我死死地盯着她们—“作为自修者、无政府主义者、无神论者的最后一名成员，我有义务在哲学上有所作为，以期修正这世界上的伪知识分子和异教徒们—你们误入歧途的同胞—扭曲的、狭隘得可怜的看法。” 这些话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又如此条理清晰 ，我意识到她们一直在等我说完，好立刻反击。
两位“新诗人”背墙而立，一脸摸不着头脑的表情，直瞪瞪地看着我，就好像我是她们头一回见到的异域猛兽，野性难驯，在笼子里闷闷不乐地来回转圈。俩人不约而同地大张着嘴，我甚至能看到她们嘴里冒起的唾液。在我自言自语—倒不如称之为训诫—时，她们热情地点着头，仿佛脑袋快要掉下来了。最后，她们终于回过神来，问我是否愿意一起去吃墨西哥玉米卷饼。
“玉米卷饼？”我问道。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玉米卷饼！”她俩齐声恳求道，就像一对双胞胎。
多说无益。就算我拿面镜子放在她们面前，她们也看不清自己是什么样子。
“我不吃玉米卷饼。”我说。于是，她们不再坚持，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那个大风天里发生的事标志着我思维的一大转折。我不由自主地对两个“新诗人”说出的训诫之言—联想力的飞跃，认知力的强化，超验的理智主义。这些词如此自然地从我嘴里跳出来，让我意识到自己正处在某种启示的风口浪尖。通过往我头脑中注入大量文学作品的精华，我已经达成了计划中的“意识的一大跳跃”。剩下的事就是再逼自己一把，正如流落他乡和母亲的猝然辞世把我和父亲推入幡然醒悟的关口一样。
为此，我将阅读强度加到最大，带着一种近乎狂热的热情—有克制的狂热，掌控得宜的非理性—用我在学习中领悟到的达利式“偏执狂般批判” 的手法。这种自发的非理性方法让我得以在文本内和文本间开拓出比以往更加狂乱的联想道路，进而加快了我一直以来在酝酿的计划：建起一张灿烂的文学巨网，让我在之后那段悲痛的岁月里有个安身之所，因为父亲的病情已经急转直下。换句话说，因为父亲的死只在旦夕之间。
与“新诗人”碰见的那天夜里，父亲很快入睡，鼾声从他的胡须间飘散开来。我在屋子里边绕圈边打磨我的计划。我喃喃自语道：“那两个‘新诗人’号称‘诗歌方向的艺术硕士’，不过是伪文学爱好者，一对连书都懒得瞟一眼、自由散漫的笨蛋。相比之下，我这个圈外人和文学恐怖主义者正接受着魔鬼般的文学训练，不但要用眼还要用意识去阅读，像挖掘现场的考古学家，细心勘察每一部作品不同层次的意境。”
第二天，父亲发起了脾气，情绪非常不好。原因再明显不过。我们都看得出，我创作宣言的计划与他的行将逝去—他的躯体将消解，最终被宇宙的头脑重新吸收—是背道而驰的。他把手杖对准玻璃茶杯，将它往餐桌边缘推去。茶杯摔碎了，我不得不帮他清理。我看向四周。公寓里已经不成样子了—肮脏、凌乱，角落里挂着一片片蜘蛛网，宛若父亲灰白的腋窝。“这，”我一脸愁雾，“是一个断了血脉的房间。”听到我的话，他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里满载着无助与愤怒。他竭力要看清我们生活的环境，但他不能。一面屏障在他眼前矗立起来，将他禁锢在了另一边。他看起来茫然不知所以，就像儿时的我所经历的那样。我回头看他，差点哭了出来。我转过头，不让他看到我的痛苦。
公寓里散放着七七八八的物件，大部分都已经生锈或者损毁。有的是我们穿过瘴气萦绕的无人地带，不远万里带过来的；有的是在辗转地中海诸国、追寻精神自由的旅途中逐渐积攒起来的。那是一段徒劳无功的搜寻，因为无论你来到何处，都会发现机关算尽的笨蛋要远多于耿直可靠之人。
我站在餐厅的桌子旁，手里拿着簸箕，清点着我们的家当：一把锈迹斑斑的茶壶，一张破破烂烂的手工编织的厚地毯，一只酷似木柜的旧手提箱，那幅《吊凫》（我们最珍贵的财产），一本哈菲兹的诗集，就躺在父亲那张La-Z-Boy牌扶手椅旁的地上……父亲瘫坐在扶手椅上，不安地拽着胡须。我清理摔碎的茶杯时，他倚着手杖，一路咕哝着，踉踉跄跄地走到了那里。
父亲时常从哈菲兹的诗歌中寻求启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这些来自诗歌的启示让他更加坚信那个改变了他的想法并让他确信不疑的事实：我们的未来已被封印，它永远与我们隔绝；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无法拥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寻。用一句话说：我们是活死人，这样的人生延续下去毫无意义。
“毫无意义！你听到了吗？”他抛出这话时，整个屋子里都飘**着他洪亮的嗓音。他的内里已经垮了。他放下了他的剑。
我一言不发地走进厨房，揭开垃圾桶的盖子，把碎玻璃扔了进去。见我毫无反应，父亲气恼地从椅子上站起身，跌跌撞撞地穿过地毯来到临街的窗边。我走出厨房，看着他费力地打开窗户。他指着窗玻璃，指着楼下大街上的人。他们的穿着、举止和在这世上的存在方式都让他反感。 他用手杖敲着窗台，窗框松动了。他把手杖伸出去，指着路上一个行人，大声说道：“我唾弃我的人生！”
然后，他慢慢转过头，把手杖从窗户的裂缝中抽出来，指向我。他说：“你该知道，大限之期不远了。”他的手在颤抖，手杖上下晃动着。我注意到他的胡须是湿的，胡须太长，总是跑进他的嘴里—我把这当作他脾气已经过去的信号。
那晚，父亲在安歇前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幅穆罕默德·礼萨·沙阿·巴列维的画像，那是从一张旧里亚尔[16]币上剪下来的。我小的时候，他用这些剪下来的画像为我做会动的纸人。他把纸人转来转去，我眼前就会出现国王阴沉的脸放大后映在天花板和墙上的样子。我记得他曾告诉我：“看，雅利安人的统治者吞噬了地面！”或者发出一阵蔑视的大笑，为自己的讽刺手法鼓掌喝彩：“数百年里，我们和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希腊人杂居，血缘交融，如果这样还能算作雅利安人，那西班牙人就是最纯种的伊比利亚人。”
现在，父亲从屋子那一头看着我，说道：“哈！这个人以为他的汗水像牛奶一样白！”他把国王的画像抬到光线下，仿佛这位万王之王仍在世似的。他的头脑清醒了。
他似乎在回溯人生的旅程，而他的人生将结束在最不幸的地方：流亡者的冰冷爪钳中。我看着他，感到胸口一阵钻心的疼痛。紧紧锁住我过往的那个盖子突然螺丝松落了，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正是我痛的来源。我将不得不打开盖子，将父亲装进那个密闭的空间里，那里还装着我的母亲以及在我多舛的人生中日复一日堆积起来的无意义种种。我确信那些被遗忘的记忆碎片早已在嶙峋的时间之崖上打磨得锋利如尖，迟早有一天会脱身出来，深深刺进我的身体。我知道，父亲一走，我将坠入悲伤的迷宫，再也寻不着出口。
这注定的时刻终于还是来了。四月，樱桃树开了花，天气放晴，天空变得湛蓝。我的父亲死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结束和莫拉莱斯的每周会面后回到家，发现父亲靠在他的扶手椅上，没了气息。他的手杖还放在大腿上，嘴张开着，舌头缩了进去，胡子毫无生气地耷拉着。这时，我的心仿佛在碎纸机里走了一遭。我抬起头，放声大哭，却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我的泪已经干了，就像我和父亲一同穿越过的那片无人地带。我的眼睛刺痛，腹中一阵灼烧。我紧咬双唇，直到血流了出来。我啃咬手指，像发狂的动物，拼命地折磨自己。过了一段时间，昏昏沉沉的我仿佛梦游般走到父亲身边，抚摸他的脸颊，为他合上了眼睛。我走进厨房，倒了些茶。我不知道该如何让自己振作起来。通往防火梯的窗台上放着一台小收音机。我从未打开过它，但那天我打开了。毕竟，万事皆有开头。我倚靠在水槽边，听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漫长的围攻”，我们正身处混乱无序的布什年代。
我走出厨房，再次看向父亲的遗体。他的皮肤那么苍白，让我的目光不忍驻足。我环顾四周，注意到餐桌上放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笔记本，这是父亲生前留给我的礼物。他在这皮面笔记本里留下了一句话：“苦命的孩子，侯赛尼家族的最后一员！请将我们徒劳遭受的苦难篆刻在历史的废墟上！”
我拿起笔记本回到厨房，倚着水槽，打开水龙头，看着水从排水口流下去。我望向窗外。这一头的新世界，你瞧，它正厚颜无耻地继续着自己的营生；而在世界的另一头，那里的城镇和村庄都已被夷为平地。我问自己，究竟何谓“新”呢？我的一生从未见过任何新的事物。我所见到的只是一群耍嘴皮子、急于标新立异之人。新诗人，新世界……我揣摩着这些字。我给自己接了杯水喝下，关掉水龙头。“新！”我嘴里翻来覆去说着这个字。“新！”我大笑起来，是厌恶的笑，也是仇恨的笑。天色入暮，昏黄的天空被染红，不知不觉间成了一片红褐色。我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夜幕就要降临。街上的商店亮起了霓虹灯，四处的墙面上闪耀着绿色的光亮。我感觉自己站在海洋的最低处。恍惚间，我想起了波纹**漾的地中海，黄昏时分暗淡的光线下，水面泛着光，仿若打磨过的皮革。过去的林林总总在一刹那间爆发，以势不可挡之力往上冲向水面。地中海，那片绿色的海，“泯灭的希望之海”，像一张照片，一片没有深度的表面。我笑了，笑着笑着，竟忘记了自己在笑什么；笑着笑着，泪水从眼睛和耳朵里一齐冒出来。在我的“空寂”里，咸涩的水穿过峭壁升腾而起。刺痛如此剧烈，我以为我的体内燃起了一把火。随后，我拨打了911。
护理人员俯身检查他苍白的身体，试着救活他，但他显然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了。我想阻止他们，叫他们不要碰他，但我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最后，我低声说道：“他不会回来了。他已经回到了初始，回到了他出生前所在的空间。他的头脑正在被宇宙的头脑重新吸收。”
他们没有听到，继续按压父亲的胸腔，用除颤仪为他恢复心律，还给他做了人工呼吸。没用的。一系列操作之后，他们终于放弃，宣布了他的死亡时间。他们在屋子里四处走动，查看死亡现场，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笑，显然是希望发现犯罪的蛛丝马迹。
“你们尽管看，”我用细弱的声音愤愤说道，“我父亲不过是时日已到。”
他们假装什么也没听见。我努力提高嗓门，但声音变得愈发微弱，说出的话含糊不清，连我自己都无法听懂。我伫立在原地，看着自己一点点融化。我已经分不清哪部分是我，哪部分是周遭的世界，我和房间融为了一体。
最后，一名警察来到我身边。他高大威猛，长着一张扁平的脸，像是被熨斗熨过一样。一共有三个警察，两男一女。
“你是做什么的？”扁平脸警察问道。母亲的脸冷不丁窜进我的脑海。我驱散了它。
我听见自己郑重其事地说道：“我在创作一部宣言。”
他的脸鼓胀了起来，就好像有人用滚轴在上面滚过似的。我的脑海中跳动着各式各样的想法，它们相互碰撞着。我退后一步，纠正了刚才的话。我告诉他，我做的要比这更加复杂。
“你的意思是？”
我倚靠在父亲遗体附近的书架上，做了几次深呼吸，然后尽可能冷静地告诉这位警官，我正在酝酿创作一部宣言，一旦我的大脑接受了足够的文学熏陶，充盈强大起来，这部宣言就自然会来到我的脑海中，就像我的另一个声音。我只需将那声音说的话尽可能忠实地抄写在笔记本上。我指着桌上的笔记本，把它拾起来，打开放在鼻子下。笔记本闻起来有一股陈旧的霉味。我抬头看着父亲的脸，他似乎比一小时前更加消瘦了。他已经开始萎缩，他的身体会一点点分解，直至完全消失。
我重新看向那位警察。他已经煞有介事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和一个记事簿，正在做记录。我看他在纸上画了一个问号。他的手紧握笔杆，用力画着，笔尖几乎要将纸戳破。
“你是研究生吗？”他问，抬头看着我。他的眼睛细小，眼眸是蓝色的，长在布满细小血管的白色皮肤上，一点也不突出。
“是的。”我撒谎了，好让自己脱困，因为母亲的脸又眷恋地回来了，和父亲的脸紧挨着，两张死去的脸在我昏暗的头脑里若隐若现，我感觉自己随时会晕过去。
我告诉自己：“行走是最好的良药。”
扁平脸警察用质疑的目光看着我，和护照签发人员的目光毫无二致。他似乎满脑子都是疑问。
趁他还没挤出只言片语，我没好气地说道：“不要问我。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接着是一阵可怕的沉寂。
我想让他难堪，便继续说道：“你们尽管继续狂轰滥炸，这样我们就有越来越多的同胞来这里。”
他扁平的脸涨得通红，看起来像一面被带血牛排蹭过的盘子。
“冷静！”他说道。
我不确定这话是对他自己还是对我说的。
“冷静？”我重复着他的话。我暗自想，父亲会像母亲一样，很快被这个地球吞噬，悲痛的深渊里可没有供人冷静的岩架。
我走到父亲身边，将手放在他的前额。他的身体一点点冷了下去。我用手指梳理他的胡须，抚摸他的脸颊。我再次感到眩晕，就好像被人排空了体内的血液，双腿发软。
另外两个一直没发话的警察走了过来。女警察有着一头浓密的棕发，笔直的眉毛像两个破折号一样端坐在她圆圆的眼睛上方。男警察身形矮胖，秃头，戴着眼镜，双臂和腿一样长，耸着肩在屋里四处走动，流露出一种无奈的善意。他看起来像是脖子上挨了几下。
“你安排好墓地了吗？”那位男警察问道，声音和善而拘谨，“有没有打电话给停尸房？”
“都安排好了。”我撒谎道。我的意识靠父亲的身体支撑着，努力让自己站稳。我重新恢复了气力，继续说道，“你那个扁平脸的同事一脸虐待狂的表情看着我，他大概是觉得我像一头要被送到屠宰场的牲畜吧。”
那位男警察为同事的行为道了歉。
“他不会再打扰你了。”那位男警察说。
随后，身材肥大，仿佛肚子里装了只气球的女警察，轻飘飘地走到屋子的另一头，带着两个男警察走了。
我关上门。现在只剩下我和父亲，终于可以自在地呼吸了。充足的氧气让我的头脑清醒过来，我开始履行应尽的孝道。整个夜晚，我围着父亲的遗体绕了无数圈，哭泣让我颤抖不止，内心也充满疑惑。可即便如此，我依然坚持为他整夜诵读，一直到天明。每遇到他最爱的诗行，我都会努力保持镇定，跪下来凑到他耳边轻声读给他听。第二天早上，我的脸上布满泪痕，看起来十分狼狈—眼泪干后留下的印记将我的脸分成了两半，头发乱糟糟地缠在一起。我从窗户玻璃上看到了自己这副模样。我从未见过如此丑陋的画面。我告诉自己，我是这个刻薄而渺小的地球上的可怜之人。远处的天空，在夜间升至高空的一弯半月，现在已隐去踪迹，成了一片朦胧的白。夜幕降临时，空旷的马路边依次亮起的灯光，就像项链上的珍珠，照亮了夜里幽灵般的街道，此时也都暗淡下来。很快，我的影子也从窗户玻璃上消失了。
第二天，我将父亲的遗体放进那个木柜状手提箱里，上了北线通勤铁路。我花了几个小时才将他的膝盖弯曲窝进胸腔，成功地把他装进了行李箱。所幸我坚持下来了。把他装在回忆里运送过去，如果父亲还活着也会赞同我这样做的。
父亲几乎没有重量。可尽管如此，到殡仪馆的时候，我和他都掉了几磅。
我坐在殡仪馆里，等待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一个皮肤光洁，内敛而消瘦的工作人员为父亲整理好仪容，将他包裹在一张白色的床单里。工作人员走出了房间，劝我节哀。他走进一扇门，消失片刻后又出来了，递给我一杯水。这里真安静，连一根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到。我喝水的时候，他就站在那里，耸立在我眼前。我希望他能离开，但他继续一声不吭地站在原地。他似乎希望我能开口，告诉他为什么我父亲的身体被送来时是扭成一团的。我开始向他交代我这多舛的一生中的各个节点。不知不觉间我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打算颠倒我们的流亡之旅—“我们被迫逃离过去。”我加强了语气—用后退的方式，回溯我们在地中海地区那段可笑、支离破碎的旅途，连一条街都不落下。听到自己说出的这番话，我意识到这个想法早已在我脑海里萌生—在父亲的身体开始衰退、眼睛看不见时，它就开始了。
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父亲的遗言—“将我们徒劳的苦难记录下来”—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转化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动力。这动力将倾尽我的所有。我只身一人在这个世上，举目无亲，本就是贱命一条。我暗自想道，但我要让侯赛尼家族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我从祖辈那里继承而来且必须在其中跋涉前行的故事，发出洪亮的回响，警告活跃在这个地球上、对他人的苦痛无动于衷的99.9%的反智鼠辈们。我说的苦痛并不是头痛脑热这样无关紧要的病痛。不。我说的是足以带来重创，摧毁你的人生，让你难以为继的苦痛。 我掏出笔记本。“这笔记本是我唯一的希望。”我告诉这位为父亲整理遗体的绅士，“它承载着一切。为了将这些话记载下来，我愿意延长自己不死不活的人生。”
我说：“我打算潜入流亡的虚空。换句话说，就像我父母那样，化为虚无，在死亡的白噪音中消失—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会亲自将我们从伊朗经地中海来到美国的艰难路途逆向着再走一遍。”
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但还在点头。
“美国，”我低声笑着说道，“一个冷漠者的聚集地。在这里，自私贪婪之辈可以轻易开张营业，剥削那些弱势的人。”
这位殡葬人看着我，脸上依然那么光洁。
我继续说着：“所以显而易见，”听到这话，他的脸看起来就像被我用油乎乎的洗碗巾甩了一耳光似的，“苟且偷生是个可笑的习惯，但我打算将这个习惯延续下去，好留出足够的时间去观察我们漫长而残酷的流亡旅途上沿路的景致。至于在那之后如何安排，我现在也不得而知。”
惊讶过后，殡葬人竭力想让气氛恢复如常。他站在原地，继续和善地笑着，两眼盯着脚边的地板。他这样故作轻松的态度并没有给我带来抚慰，反而点燃了我的怒火。我把笔记本拿到鼻子前闻了闻，然后又喝了一口水。
“不久后，”我咽下水说道，“这个笔记本会浸润着墨水的芳香，闻起来就像文学的血液，像侯赛尼族人的血管里流淌的血液。”
那人恭敬地往后退了一步，重又站定，双手握在一起，谦卑地低着头。他依旧盯着脚底下的灰色地毯。我又喝了一小口水。他的嘴终于张开了，舌头终于开始有了动静。
“我理解。”他谦卑地说道。他抬起头，看向我身后，一个男人正穿过房间，手里拿着一束由玫瑰、百合和白色风信子装点好的花束。
我站起身，走到放置在门边的木柜状手提箱那里。父亲的遗体已经不在里头了，但尸体的刺鼻气味已经渗透进了皮革和木料中。他死去的味道让我感到眩晕，但我没有停下。我必须直面恐惧，不能妥协。这是一件勇敢的事。我拿出几本我和父亲最爱的书—《神曲》《堂吉诃德》《奥德赛》。我走到满脸光洁的殡葬人身旁，问他是否可以把这几本书交给殡仪人员，让他们放在我父亲的棺椁里。这些残破的书页他生前对我念过无数遍，我想让他在死后仍能读到。我看得出那个人对我的要求并不乐意，但他仍然点了点头，说他能理解。
“墓碑上的铭文我该交给谁呢？”我问道，同时将三本厚厚的旧书卷塞到他腋下。
“您可以交给我。”殡仪人员说。
我递给他一张纸，上面写着：“如同沙漠里的骆驼，背着水囊，却让自己渴死。”他读了这句话，抬起头问道：“您想用这句话做碑文吗？”
“是的，”我说，“请刻得随意一点。最好让这些字东倒西歪，看起来就像是在战争年代顶着大屠杀、炮火和轰炸，仓促间刻下的。”我说着，膝盖骨刺痛起来。当年我和父亲为躲避历史的肆意追击，扛着两块黑板穿过那片无人地带时，我的膝盖就这样刺痛过。
之后发生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几个小时后，我站在公墓里的一片树荫下，看着在eBay上购买的那片墓地。墓已挖好，草地上躺着一个湿乎乎的黑色墓洞。恍惚间，我握住笔记本，眼看着父亲的棺椁一点点滑入洞中，落在湿软的泥土上。我再次感到血液被排空，眩晕将我推向谵妄的边缘，我再也支撑不住，感觉有无数个自己分裂出来，一个、两个、三个……我告诉自己，我是这可悲的世上最孤独的人。侯赛尼的族人都走了，独留下我一个。
我内心的那片空寂又扩大了它的领地，好容纳下愈渐浩渺的孤独。我的意识也呼应着，在延展和旋转。就在那一刻，一个想法像闪电般赫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到，在流亡的旅途中我需要一个新的名字，一个能涵盖多重自我的名字。我对自己说：我，侯赛尼的最后一员，要继续活下去，要借助这个支离破碎却依然完整的自己，将笔记本上写满文学的言语。换句话说，我的宣言—用文学的碎片成体系地构造起一个巨大的母体，母体每一个部分都映射着一个不同的我—是我唯一的辩词，是我最后一道防线。
就在这重要的时刻，阳光穿过树枝落下来，在父亲的棺椁上形成一条条斑纹。这情景如此动人心魄，有那么一刻，我的内心和周遭的世界完全地联结在一起。我有一种预感，此时此刻的画面正暗示着我未来的命运。父亲的棺椁被明暗相间的光影包裹，明晃晃的光束与墨色的阴影相互点缀，形成一张对比强烈的黑白图卷。我脑海里闪现出一个词—斑马。
我让它在脑海里停留了片刻。我看着殡仪人员—三个穿着黑色丧服的陌生人—将父亲埋进土中，同时暗自想，那些明暗交织的斑纹就是给我的某种启示，这启示里只有一个词：斑马。它像真理一样不证自明。它就是真理，比人所预料的更加怪异。
我嘴里反复念着这个词，喃喃自语，仔细玩味它的意蕴。斑马，黑白相间的动物，如同战争中的战俘；一种拒绝任何二元性的动物，象征着白纸上的黑墨。思想的殉道者。就是这样，我终于有了新的名字。我大声喊道：“请叫我斑马！”
那位殡葬人惊讶地把光洁的脸庞靠过来，往树后看去，两眼搜寻着一匹在草地上吃草的斑马。但他不知道，我就是斑马，斑马就是我。我开心地对他灿烂一笑。他往后退了一步，任何人都会这样做，因为那是一个征服者的笑。
那晚，我回到公寓，把空手提箱放好，又顶着一身疲惫出门了。我在室外用一场古希腊逍遥派式行走来缅怀父亲。几个小时里，我行走在纽约的各个角落，想着父亲，想着赋予我生命的这个血脉久远的自修者家族，想着历史这架无情的恐怖机器，它的轮轴从未停止运转。我想到长久的流浪在我生命中投下的黯淡光亮，想到我们如何被历史的獠牙刺戳，感到一阵伤感袭来，有些眩晕。我坐在一张长椅上，安慰自己：所有的征服者私底下都是忧郁的。有那么一刻，伤心的感觉消失了。在这短暂的缓刑期，我的新名字—斑马在耳边响起。很快，沉淀的悲伤再次袭来，在我空寂里一处处陡峭的深坑中安营扎寨。一个男人牵着狗走过。一个女人拉着带轮的行李箱经过。天色缓缓暗下来。过了一会儿，我从长椅上站起身，继续上路。我在一家熟食店前停下来，进去买了一杯滚烫的红茶。收银台的巴基斯坦人算了价格后，我动作机械地把钱递给他。他的动作中也透出几分机械，我仔细观察着。他似乎也与周围的环境脱节了，但不同的是，我在审视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差距，几乎陷入昏迷，而他只是冷漠。我离开店里，喝着茶，继续走着。几个小时后，我拖着疲惫的步子进了地铁站。
回到公寓，我使劲敲打房间中央烧坏的电灯泡，它看起来是那么不怀好意。灯泡没有碎，它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晃了几下，停了下来。愤怒、悲伤、麻木、错愕、震惊、愧疚……各式各样的情绪汇聚成一片嘈杂的声响，萦绕在我周围。每听到一阵噪音，我就会问：“谁在那里？”但什么人也没有，父亲已经不在了。疲惫的我已在绝望的边缘，索性一头瘫倒在扶手椅上。几个小时以后，一股莫名的狂喜攫住了我。我起身，开始在公寓里没完没了地绕圈行走。我久久沉思，把思绪从葬礼中拉回来。圆圈—史前、神圣、自然的几何之神，主宰着人类不断加速的旅程，古希腊人眼里最安详，也最完美的形状。大自然的赐予，深埋在土地里，如躯体的死亡般明晰。我越过圆圈的边界，一只手撑着这个“断了血脉的房间”的墙壁。“哪条路会通向自由？”我问。“你身体内的任何一条血管。”我答。想想过去那些伟大的哲人，我为父亲感到释然。说到底，死亡才是唯一的自由。我想体验一把那自由。我想和我父母一样，被死亡的绸纱包裹。
但是晨光来临时，我又遭受了另一道闪电的击打。侯赛尼家族戒律中的一条。文学，这慷慨大度的东道主，从不会将生与死当作两个势不两立的客体。它的无畏足以消解生死之间的屏障。由此可见，它就是自由在生活中的化身。这时，阿克的话在那片空寂中回**。我对自己低语：“我满世界奔走，只为追寻烦扰。”烦扰（Trouble），多么绝妙的一个词，衍生自拉丁语中的turbidus，代表晦暗不明、浑浊不清、混乱不安。我再次喃喃自语：“烦扰！”然后我想到普罗旺斯语中的trobar—去寻找，去创造—“中世纪游吟诗人”troubadour的词源。换句话说，我，一个当代文学的创作者，将走在那片流亡的空寂中，制造烦扰，搅乱这个世界。
就只有一个障碍亟待移除：我是个身无分文的鼠辈，没有足够的资金回到流亡的空寂中。但我过几天要和莫拉莱斯会面。我已经做好了把实情告诉他的打算：我父亲死了，我需要钱—大概一万美元—来开启伟大的流亡之旅。我几乎没有积蓄。父亲生前做自由译者存下的钱够我支付几个月的房租、基本生活用品和一日三餐—如果我只吃薄荷洋葱汤的话。
会面那天，莫拉莱斯向我表示慰问，然后不以为然地说道：“伟大的旅途，听起来这流亡还挺愉快的！”
我很生气。“我就这么一文不值，连享受一下自己的痛苦的权利都没有吗？”我回道。
他半晌没说话。他俯身向前，胳膊肘支在桌上，眼睛里盈满泪水。我看见他的瞳孔在厚厚的镜片后泛着泪光。等他终于开口时，他的语气变得异常凝重。
他说：“你继续写宣言，我们再讨论。这期间我会帮你联络一些能帮得上忙的人，好让你上路。”
我站起身，恭敬地鞠了一躬，像一名战士，一名敢死队的士兵。我走出他的办公室，满脑子都是他几个月前诵读的那两句话以及我自打出生起就熟悉的文学的预言本质：“啊，废墟之坑，船难者残酷的洞穴。你的身上积聚起战争与逃亡。”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疯狂地创作着宣言，几乎没离开公寓。为了省钱，我开始缩减口粮，靠冰箱里仅剩的那点食物过活。我变得像苏菲教派的神秘主义者那样，脑袋里轻飘飘的。有几天的时间里，我只吃了一颗椰枣。我咀嚼甜甜的枣肉，回忆起母亲生下我时的那棵椰枣树。这回忆中承载着沉甸甸的失落，立马把我喂饱了。
有一天，我站在厨房的窗户边，发现我头脑里思绪飘扬的空间变得比以往更宽阔。是什么地方发生了变化，从未向我打开的路径骤然出现。这让我想到，父亲的头脑在被宇宙吸收纳入前一定徘徊逗留过。它后来一定是穿越了大气层。随后，我记起了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世说”，他认为灵魂—或者，用侯赛尼家族的说法，头脑—会在人死亡时分解，继续穿行于这个世界。
我字字铿锵地说着这两个词：“转世，重生。”我暗自想，事情就是这样的：很有可能，父亲的头脑在被宇宙收走前被我吸收了。换句话说，我比宇宙抢先一步得到了。这个想法让我得到一丝抚慰和安心。孤独的刺痛感减轻了些许。这样一来，我就在用两个头脑的容量思考，两个头脑都通晓多种语言，有顶尖的文学素养，并在它们共同的持续流亡中变得支离破碎。也就是说，每一个头脑里都包含了多重头脑，其中有许多因为诞生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和语言特质，有了不同的意图、目标和思考模式。我在想，我是一个由千万种不安定的头脑共同驱驰的人，身怀不同寻常的天赋，就如同我的出生和本源：波斯，法尔西，伊朗。
不到几个小时，我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凯茜·阿克的《堂吉诃德》和博尔赫斯的《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都是对塞万提斯原作的扭曲式复制。而塞万提斯的这部作品本身就复制了其他文本，复制了一个巨大的文学子宫，过去的骑士传说在这里孕育壮大，只待再次破茧而出。我的脑子里随后闪现出一个具有史诗意味的想法：文本穿越好几个世纪，只为能相互传染。
我毫不费力地脱口而出：“文学有自我意识，它懂得如何像疾病那样永存不灭。每一个文本就是一个突变体和分身。”这一发现让我明白了另一个道理：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侯赛尼家族一直和文学做着相似的事。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成员都是对前人的扭曲式复制。父亲教诲我的方式就是他父亲和他父亲的父亲教诲他的方式—这是侯赛尼家族的戏中戏。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我才刚刚有了起步。我的宣言，由我过剩的头脑编织成的宣言，终于有了雏形。我需要给它一点新鲜的空气。我一把抓起父亲的手杖，走出了公寓。
几次左拐弯后，我来到一条从未走过的街道。路面正在整修，沥青被翻上来，路中间留下一个窟窿。我打量着这块深不见底的伤口。太阳炙烤着人行道、路边的建筑和我的头。一个孕妇从我身边走过，我带着共谋者的心态，对她大声说道：“文学孕育着自己！它总是一胎三胞。”她停下脚步，恳求地看着我，然后把脸埋进头发里，按着肚子，急匆匆地走了。我看着她离去的样子，希望有人能给我照张相，这会是斑马的第一张照片。但我没有相机。于是，我在脑海里给自己照了一张，想象照片下写有一句注言：死亡是虚无，虚无是文学的本质。注言的灵感源自我的家族座右铭和莫里斯·布朗肖那些先验之言。我把脑海里的各种想法交织起来，如果自由等于死亡，死亡等于虚无，虚无等于文学，由此就可以得出：文学等于自由、死亡和虚无。我的方向是对的，我将消失在文学中。
我从洞穴中攀爬出来，行走在百老汇区。我踩到一只鸡腿和一片比萨，它们没吃完就这样被扔在了马路上。我经过一群在人行道上打桥牌、热络地聊着天的老人。走过社区的百货商店时，我透过玻璃店面，看到货架上摆着一排排布斯特洛灌装咖啡，一串串大蕉，以及无数鲜亮的蔬菜。我把脸贴着玻璃，直瞪瞪地看着那些食物，感受这庄严的时刻。这些商品看起来那么不真实。离开时，我的心被一种奇妙的欣喜攥住，我彻底地相信了，父亲是被我吸收了。
最后，我终于入睡了。但是，到了清晨，当黎明的曙光裹挟着晨露而来，城市开始苏醒时，我惊醒了，猛地坐起身。“文学在借用、重复和抄袭的过程中实现成长。”我嘟囔着，就像是在背诵某个脚本。我在慢慢往清醒靠近。“每一本书，”我对着渐渐散去的夜色低声说着，“都是对另一本书的扭曲式复制，是一个虚假本源的鬼魂，这本源就像宇宙的种子和我死去的先人，既不存在也无处不在。”我在脑海里做好备注，在把这一发现告诉莫拉莱斯之前，我要先去图书馆搜寻证据，接着又睡着了。我为自己赢得了几个小时的美妙时光。
第二天我来到学校图书馆，穿梭在书架之间潮湿的走道里，直到头晕目眩。几个小时后，我浑身疲惫，又饥又渴，双腿不住颤抖，感觉头轻飘飘的，仿佛在慢慢脱离身体。我随意拿起一本书，竟发现了自己在寻找的东西—证据。就在一本书里，除了神秘而灵动的布朗肖，还有谁会写出这样的话来：“世界和书本在永恒而无限地将它们的投影送回来。这种无限的映射能量，这种闪耀、无所限制的复制—是光的迷宫，不是任何其他—将是我们头晕目眩地在我们欲望的底部发现并理解的全部。”几个段落后，出现了一句结论—布朗肖通过博尔赫斯的话做的总结：“书本大体上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一本书。”
“是的！”我大声说道，用异乎寻常的温柔抚摸着书架，感到满足。图书管理员盯着我。她是一个身材丰满的中年女人，我讨厌的那种类型。她总是突然把头伸出来，出现在走廊里，我讨厌她肥胖的脸颊。我加快脚步，在书架间穿来绕去，好甩开她。我得找一支笔。很快，我从一个睡着的大一新生那里偷到了一支。他大概是刚奋战了一个通宵，书本和文具随意地摊在桌上。我手拿着笔，回到书那里，把我的发现标注下来，并划掉了布朗肖的话和他复述博尔赫斯的话。这两位都没有足够深入，这并不奇怪。在最后盖棺定论的关键时刻，人还是要靠自己。我写道：“文学，本性狡黠奸诈且自知，拥有超意识，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事物；它揭露了人类对现实支离破碎的多元化的否认。”我把书塞进袖子里，打算偷走它，尽管我其实有读书卡。很快，那个管理员出现在我身后。
我成功地偷到了这本书。现在，它是我的了，只不过图书馆的系统里仍然有记录。我走到莫拉莱斯办公室附近那片凋零的玫瑰园里，在病恹恹的枝叶间绕来绕去。已经是夜晚，今晚过后，明天就是我和莫拉莱斯的最后一次会面了。我很想知道他有没有为我筹集到旅费。我继续往前，向园子边缘的树篱走去。我走过一棵棵矮灌木，脑子里想着“总体哲学：文学母体”，然后倚靠在一棵小树上。我的思绪分出了枝杈，变得异常巨大。“流亡，”我想，“虽然它的身份在每一次的远离故土中被弄得支离破碎，但它也揭示了现实的迷惑性和多样性。”我看着灌木丛。围绕一个主题的变奏。此外，我意识到，那些不用去敌对的国度寻求庇护，未曾遭受迫害，也未被悲痛之手用力扼住的人，他们保留了自我欺骗地相信一个连贯、线性的事实的特权；换句话说，从精神层面来讲，他们自认为长生不朽，仿佛他们人生的各部分，整个意识体，不会突然间死去或者消亡，不会像凤凰一样在死亡的灰烬中涅槃重生。我走到一株玫瑰旁，对着它就是一拳。几片花瓣飘落在石子路上，一缕不祥的月光在上面闪过。我从未如此清醒过。
我和莫拉莱斯会面的时间到了。我告诉他我的启示。我告诉他文学之网。我凭借记忆把宣言背了出来。我张开嘴，那声音自己就冒出来了。那是另一个我的声音，是斑马的声音：“我要去开启一段伟大的流亡之旅，证明文学是一种化为人形的现象；我，一个流亡者，一个侯赛尼族人，是文学的化身。”我告诉他，我的多重自我和无数的引言组成了文学母体，它会“永恒而无限地将它们的投影送回来”。我会在旅途中继续搜集昔日的伟大作家留下的更多断简残篇，由此发现更多的自我。莫拉莱斯看着我，眼神那么遥远而冷静。我告诉他，我会把旅途记录在笔记本里，通过重访我那崎岖、支离破碎的流亡中所创造出的每一个自我的本源—我对这些自我没有任何清醒的记忆—我将创造文学的副本，将“本源的我”所经历的抹去记忆之痛灌注到这些副本中。
莫拉莱斯从桌边站起身，取下厚框眼镜，放在桌上。他几天没有刮胡子了，没了眼镜的遮挡，我发现他在那漫长的一年里苍老了不少。他的两鬓、后颈和两腮上的毛发都新添了些白色。连他的红色套装看起来也更加苍白，变成了橙红色。我把从图书馆偷来的那本书递给他，请他打开做了标记的那一页。前一晚我在页边的空白处又做了很多笔记。他拿起眼镜，歪歪斜斜地戴在脸上。
“是的，”我说，“我正在准备最后的离场，离开这个新世界，离开那些拒绝承认现实的扭曲本质的虚伪之人。”
我和他都笑了。莫拉莱斯开始在办公室里踱步。他低着头，两眼盯着地面，思考着。最后，他抬头说道：“时机已到，你该走了。出发吧。我已经为你安排妥当了。”
他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一万美元。这几年里，学校一直在拨钱给他，让他找一个研究助理，但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他用惯常的就事论事语气向我解释，并告诉我信封里还附了一个叫卢多维科·本博的人的联系方式，我可以跟那人沟通一下行程，他会在世界的另一头接我。我向莫拉莱斯表达了感激。我知道，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那周，我把我和父亲的银行账号注销，取出了里面少得可怜的80.56美元，买了张飞机票（这整整花掉了我财产的十分之一），去父亲的坟前，最后跟他说了再见。我抓起那只木柜状手提箱，开始将过去的物什—我断了的血脉，往里头堆叠：我拿起茶壶，塞进手提箱；我从墙上取下《吊凫》，用一把小刀把画布从画框上划下来，然后卷好放进手提箱里。我想起我死去的家人，自修者、无政府主义者、无神论者，想起当世界各地饱受摧残，被炸成无数个碎片，持续地往历史的废墟上添砖加瓦时，他们是如何退避到深邃的文学之网中以超脱死亡的。我卷起破烂的地毯。我把皮面笔记本和我最爱的几本书，那些摆放在公寓墙面上的古老卷册，也放进手提箱。收拾完以后，箱子重得我几乎没办法提起来。它和我不幸的过去一样沉重—这是我必须要肩负的重担，因为我要完成自小父亲的嘱咐：敲响侯赛尼的警钟，跳入人类境遇的悲惨深渊，潜入深处，寻找沾满污泥的真理之珠。
几天以后，黎明，虚假的希望降临之时，我，斑马，永远离开了纽约。我坐上A号线，前往肯尼迪机场。我看着周围空落落的橙色座椅，心想它们很快就会被坐满。我想，历史，按照父亲的逻辑—现在也是我的逻辑，有一套挑选新受害者的方法。我很好奇，从精神的角度讲，这个世界上的流亡者，那些活死人，归属于何处？我想到了但丁的倒三角形炼狱，心里立刻有了答案：他们在流亡金字塔里。这是一个伸缩自如的漏斗，可以堆积世界上所有的丢弃之物。
我闭上眼睛，看到了一座堆满苦命之人的巨大尸堆。在这苍凉的画面中，我捕捉到一丝未来的记忆：我戴着一副防毒面具，独自站在一片灰暗中，头顶挂着一弯半月。我吸气，呼气，看着眼前的玻璃片被雾气笼罩，然后又变得明晰。浑身瘀伤的我，站在一张未来的全息图中，那是我的未来，是由过去的文学引言组成的未来。我能闻到面具上的橡胶味。我手里拿着一个电话，然后放下它，把电话中传来的内容用打字机记录下来。随后，这画面变了，我站在了地中海地区一个偏远小镇里的某条鹅卵石人行道上，或者在童年时经过的那片无人地带。那里尸横遍野，房屋破败，百叶窗纷纷掉落。死去的人脸上沾满干掉的血迹。隔着防毒面具，我依然能闻到油腻酸腐的尸臭味。大街上唯一的活人是一群戴着口罩的殡葬人，他们把尸体抬到汽车、手推车和马背上，运往远处的墓地。卡尔维诺的一句话在我的头脑里飘过：“你知道前方的漫长旅途，为了让自己在骆驼的摇晃和行李的颠簸中保持清醒，你开始逐一唤起自己的记忆，你的狼会成为另一只狼，你的姐妹会成为不一样的姐妹，你的战斗成为另一种战斗。”我睁开眼睛，画面消失了。我想，每一件事都在复制自己，组成生命充满恶意的永恒轮回。我像是被困在了一场极其可怕的噩梦里。
[8] 原文为法语。
[9] 佛朗哥将军：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国家元首，大元帅，西班牙首相，西班牙长枪党党魁。1936年发动西班牙内战。
[10] 纽约修道院博物馆位于曼哈顿北端的崔恩堡公园，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分馆，建于1934—1938年，仿欧洲中世纪风格。此处提到的四座修道院在法国的原名分别为圣米歇尔·德·库克萨修道院、博纳丰修道院、圣基岩修道院和特里-安-比戈尔修道院。
[11] 美国一些大城市为保护低收入者有屋可住，在特定区域实施房租管制政策，规定房租的收费标准，房东不能任意调高。
[12] 一般指罗曼语族，是衍生自拉丁语的一些相关语族。主要指意大利语、法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和西班牙语。其它语言还包括加泰罗尼亚语、普罗旺斯语、雷蒂亚-罗曼语、撒丁语和拉地诺语等。
[13] 梅尔塞· 罗多雷达（1908—1983）：西班牙女作家，用加泰罗尼亚语写作，被誉为“二战后最重要的加泰罗尼亚作家”。代表作有小说《钻石广场》《茶花大街》等。
[14] 萨尔瓦多·埃斯普里于（1913—1985）：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作家。
[15] 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军事家。
[16] 伊朗货币。
[17] 可让民众上网买卖物品的线上拍卖及购物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