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罗纳3
很快，三月结束，四月拉开帷幕。我父亲的忌日到了。春天明媚的太阳在天空闪烁，将麦子色的光芒洒在赫罗纳的灰色山石上。空气中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寒意。我再次和我的空寂朝圣者同胞们站在了停车场上。
我贴了一抹瓦格纳式胡须，是我用从市里一家发廊外面的垃圾袋里找到的头发做成的，为了歌颂我的父亲。朝圣者们顶着油乎乎的头，皱起眉毛看着我。这次队伍壮大了。
费尔南多加入了我们，他优雅地坐在卢多的汽车顶篷上，看起来像一个身材如雕像般精致的男人。格奥尔基重新找回了自己，这次还带了一个同伴过来：一个小个子的金发女人，名叫保拉，皮肤粗糙，**下垂，大大的肚子挂在她细瘦的双腿上。看她的样子，显然这两个人都有着酗酒的过去，现在打算携手跳入清醒的世界。他们将从自己一直回避的深渊里获得克己和节制的动力。
除他们之外，还有往常的那帮人：雷梅迪奥斯，疹子扩散到她右脸上了，她看起来像是刚被人扇了一巴掌；梅尔塞，她戴着防毒面具过来了，像一只发光的甲壳虫；阿加莎，她为这次行动特意戴了一对威尼斯耳环；还有卢多，他在脖子上系了一条丝巾，此刻正性感地和费尔南多一起躺在车顶篷上，仿佛在说：男版埃及艳后在此。他正忙着做一件事，具体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只能拭目以待。
托特轻咬着我的胡须，将被风吹乱的须发抚平。
“你为什么贴了胡子？”梅尔塞闷闷的声音从面具里冒出来，孩子气地嘀咕道。我把鹦鹉的头推到旁边。
“在我父亲完全消失之前，”我语气严肃地说道，“他的尼采式胡子开始奇迹般地加速增长。你们都知道，我们将要开启一场达利式朝圣。我对达利有着无限的尊重，但他一生对尼采的瓦格纳式胡子的反抗也抵消了我对他的尊重。这里的悖论在于，达利对尼采胡子的固执反而说明他与尼采之间并无区别，他本质上是一名尼采信徒，”我那只病手捏成拳头，狠狠地击打另一只手的手掌，“在内心的至深处是尼采信徒。”
我停下来，若有所思地扫视着朝圣者们的脸。他们看起来不大高兴。我的语气缓和下来。
“我们反抗什么，我们就是什么。以这个人为例，”我指着卢多·本博说道，“他的灵魂深处有一座深渊的迷宫，和我的毫无二致。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他有意向人生的黑暗走去，但还是不断地被我吸引，我的人生就是一段漫长的关于死亡之明亮光彩的冥想。”
听到“吸引”二字，格奥尔基和保拉交换了爱慕的眼神。梅尔塞挫败地垂下了被橡胶面具罩住的脑袋。卢多合上腿，站了起来。我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继续以毫不妥协的信念说下去：“在这个本博的灵魂深处，隐藏着他对自己终有一死的恐惧，他就像一位被塑造成大理石雕像的女士。”
卢多张嘴要说话，但这时一群美国游客咯咯笑着从我们身边一拥而过。我能闻到他们心里的沼泽、他们紊乱的肠胃。他们闻起来就像霉菌和泥巴。我看着那些糟蹋历史的人走进拱廊里，消失在修道院墙壁外的那道楼梯下方。我感到童年的残余毒素堵住了我的气管，每呼吸一次都格外艰难，剧痛无比。我闭上眼睛。当我再次睁开眼时，一个人正精神奕奕地朝我们走来，是张牙舞爪的冰人。
“她来这里做什么？”我问卢多。
“她对我们的活动感兴趣。”他淡淡地说道。
她在他旁边站定，把长长的鬈发甩到一侧。
“她感兴趣的点是什么？”我问。
“文—学。”他一字一顿地说道。我能看到每个字从他牙齿的罅缝中飘出来。
“别骗自己了。那个女人唯一感兴趣的是你的那家伙。”
卢多冲我尴尬地笑了笑。谁能信任一个如此前后不一的男人呢？她凑上前，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她的个头是我的两倍：体态丰满，**丰润，臀部肥大，十分适于生育。她修剪了手指甲，修了眉，脸上施了脂粉。梅尔塞意识到自己只能屈居第三，哭了起来，她眼睛那块儿的玻璃片上起了雾。
“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我对卢多说，“梅尔塞都哭了，她就要崩溃了。她看起来像一团湿乎乎的肉。”
“我说的不对吗？”我问梅尔塞。
“我哭是因为，”梅尔塞哭哭啼啼地说着违心的话，“我切了一上午的洋葱。”
“洋葱？”
“嗯，洋葱！”她肯定地说。
“这是腐败的一大象征，”我对卢多·本博说，“对此你几乎一无所知。”
张牙舞爪的冰人用僵硬的胳膊一把搂住他—她在宣示主权。我盯着她光滑的上唇。
“我们走吧。”她平静地说道，然后激动地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什么。
卢多先是苦闷了一会儿，然后迅速集中思绪，跟在她后面离开了。他一走，我感到我的病手一阵抽搐，肺里的空气仿佛被抽走了。我怎么能让一个非侯赛尼人闯入我空寂里陡峭的深坑呢？啊，没有必要因为这背叛而痛苦，我鼓励自己，即使没有他，我也能继续行动下去。
我将留下的朝圣者们又带到了卡莱利亚德帕拉弗鲁赫尔。我们将沙滩上一只废弃的木渔船翻过身来，推到水里。海浪汹涌，我们不得不紧贴着岸边划行。我们围坐在移动美术馆周围，把桨插入水中。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划过米提群岛，一座座小岛看起来像巨人的白牙。海岸上山石嶙峋的高地一路上变幻多姿：上一秒光秃秃的，下一秒就像有碎石要脱落。皮革般的海面也在变幻着色彩。远处是点缀着钻石的黑色；紧靠岸边的水面是海蓝色，显现出海底的白色巨石；随后，冰冷的荧光蓝被远处绿色的阴影打断。
潮水有几次差点将我们拖到了海上。我们不得不用力划桨，保持与海岸平行。没有人说话。临近陆地时，我们能听到岸边的洞穴吐纳海水的声音。几个小时后，又累又饿的我们终于抵达十字架海角，达利的谵妄之石。我凝视着那堆野蛮的巨石：上面褶皱丛生，坑坑洼洼，有圆的，也有锥形的，形态不一，错落有致。它看起来像文学母体，由相互联结的句子盘绕而成的复杂路径。换句话说，它看起来就像我的人生。
我们在黄昏时分抵达。我们把写作机器放在利加特港岛上达利和他的妻子兼缪斯加拉的故居前。房子已经关张，因为它在最近一次风暴中受损严重。这次又没有见证人。我们这群肮脏的异类独自身在这里。由此可以推断出什么？我把这个想法标记下来，放在一边，继续眼前的事。我以前进过那栋房子。很久很久以前。或者也可能没有那么久。我记不起是和卢多·本博还是和父亲一起去的。或者说和两人都一起过。达利的宅邸里，房间彼此串联交错，形成一座复杂的迷宫；每扇门都通向一扇窗，从每扇窗里都能看到一处台阶或者天台花园里白色、光滑的鸡蛋雕塑。华丽、宏伟，缺乏理性。我抬头看着朝圣者们。他们坐在沙地上，脸色苍白。长时间划桨，加上忍饥挨饿，一个个都累坏了。他们正在空寂的边缘，托特看起来也比往常更虚弱。我们划船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他的脸，吹乱了羽毛。他现在把自己封闭起来了，这让我想到，母亲也常常把自己封闭起来。他将翅膀塞进身体两侧，脖子扭转，喙像匕首一样扎进背里，正在关禁闭。
“一个人是如何成为自己的？”我突然问道，想让朝圣者们振作起精神。我站在为这次抄写摆好的迷你博物馆后面，用一种演说的腔调对他们说道，仿佛我此刻正站在教堂的讲道台上。
格奥尔基两只胳膊抱着他的女伴为她取暖；雷梅迪奥斯的脸冻得通红，疹子与她脸上的其他受伤部位严丝合缝地衔接在一起；卢多离开后，梅尔塞已经摘下了面具；阿加莎坐在费尔南多的大腿上，对他露出鼓励的微笑；费尔南多正在审视阿加莎的脸，我料想他是在记她的表情，为下一尊半身像做准备。
“读完尼采后，”我继续，“达利确定，他将是那个能超越超人—即查拉图斯特拉，尼采最为超验、神秘而崇高的创造—的发明者的人，他的方法是发明一套达利式天体演化学，一种充满肛门的天体演化学。换句话说，达利借助怪诞来实现崇高，把查拉图斯特拉颠倒过来。”
梅尔塞的脸变得跟雷梅迪奥斯一样红。保拉对格奥尔基娇媚一笑。啊，她的后庭享受过那种乐趣。
“保拉，”我说，“你介意抄写吗？”
她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
“我们将把尼采和达利的声音交织起来，并在其中掺杂些洛尔迦的声音，他曾多次向达利示爱，每次达利都庄重地拒绝了—这决定令人费解，不过我们还是进入正题吧。现在，保拉，请抄写下面的话两次。”
格奥尔基鼓掌为她加油鼓劲。听到“两次”，费尔南多苦笑起来。他已经明白了。这就跟他沉迷于塑造阿加莎的脸一样。
“我是一个分身。”我念诵着我笔记本上的话。
“我是一个分身。”保拉把我的话输入到打字机里。
我拿起电话，聆听那足具破坏性的寂静，聆听文学的信号，聆听宇宙的余烬和废墟。我听到：“我历经苦难，久久在波涛和战争中忍受艰辛。 [113]”我把尤利西斯的话藏在了心里。
“除了第一张脸，我还有‘第二张’，”我对保拉说，我的声音时断时续，心里感到忧伤而沉重，“或许还有第三张。”我在引用尼采的话。
“除了第一张脸，我还有‘第二张’，或许还有第三张。”她写道。
“现在，在同一页上抄写达利的话，关于他对尼采的痴迷。”
她停下来看着我，一个聪明人。
“尼采是一个软弱的人，他的软弱无能足以让他发疯，而在这个世界上，不发疯是尤其重要的。”
“而在这个世界上，不发疯是尤其重要的。”保拉打下这几个字。
“这些反思构成了我的座右铭：一个疯子和我之间的唯一不同在于，我并不疯！它将成为我人生的主题。我花了三天时间来吸收和消化尼采。在这场饕餮盛宴之后，这位哲人的个性中只为我留下了一个细节，唯一一根可供啃噬的骨头：他的胡须！”
我一边对她念诵，一边抚弄着我的假胡子。
“先不用记。你知道吗，被希特勒的八字胡吸引的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说过—请务必记下来—‘八字胡是人类脸上永恒的悲剧’。”
保拉把这个句子打了两遍。
我继续念诵笔记本上的达利之言：“即便是八字胡，我也将超越尼采！我的八字胡将不是压抑的、灾难性的，不再为瓦格纳式音乐和迷雾所累。不！它将细如线条，是帝国主义的，过度理性主义的，它直指天堂，就像纵向的神秘主义，就像纵向的西班牙辛迪加。”
我审视着朝圣者们。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到这个世界的怯懦。我们都是它的懦弱和谎言的受害者。想到这里，我想起了达利对胡子做的变化：柔软，形成两条分支，八字形（无限延伸），不对称（一边挂在他的嘴上，另一边伸向他的脸颊）。
“一条审慎而自卫的忠告，”我说，引用尼采的话，吩咐保拉继续抄写，“是要尽量少去做反应，避开那些会让人失掉 ‘自由’和自主性，沦为一种只会起反应的试剂的情境和关系。”
朝圣者们纷纷点头。他们的脸再次有了血色。一种墨色的生命又回到了他们的血管里。
“打个比方，”我念诵道，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将电话放在耳边，听到儿时的瑟瑟冷风在其中吹拂，“我选择与书联结。如今的学者们除了翻书外毫无作为。语言学家们，”我想到了卢多·本博和谋杀犯尤金·阿兰姆，“根据我的初步估计，每天匆匆掠过的书大概有两百本，最后完全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翻书时并不思考！”
“把我的话抄写下来。”我对保拉说。
她点头。
我们在朝事界靠近，我心头暗喜；在我们旋转的空寂周围出现了一轮光，温暖着我们的心脏，让我们的脸庞有了光彩。
“学者是颓废者，是门外汉。”我热血沸腾地说道，即兴引用了尼采的话，将它与我自己的话缝合在一起。“一个人怎么可能既是颓废者又是门外汉呢？让我来告诉你：我是一名危险的思想者，一名文学恐怖主义者。”
“学者们，”我声称，不由得想到了卢多，我的病手感到背叛的刺痛，“如果去耕田，倒是能更好地发挥所长。他们就是那种无法独立思考的人，终其一生都在思考他人的思想。他们毫无创造力，刻板守旧，心神不定。他们不具有创作者的思维，他们拥有的只是判断是或否的能力。在一个以灰色为主色调的世界，他们抬抬手指，要么说‘是’，要么说‘否’。”
在一阵短暂的沉默后，我用尖利的嗓子向天空大喊了一声“哈！”
“你明白了吗？”我问保拉。
“哈！”她叫道。
“哈，哈，哈。”我又叫道。
“哈，哈，哈。”她应和着我。我们带着虚伪的笑，重新坠入深渊。笑声回**在我们空寂的岩壁上。我们的笑洪亮而黑暗，如同咆哮的大海，躺着无数具尸体的“泯灭的希望之海”。
我们在纸上签了字：空寂朝圣者的宣言。
然后，我们每个人依次抄写了那张纸，把抄写的东西拿起来，贴在达利宅邸的前门上。我们抛下小舟，穿过黑暗的夜幕向罗赛斯走去。拂晓时分，我们搭乘首班车回到了赫罗纳。
第二天晚上，我梦见我站在十字架海角上。“十字架海角”，在梦中我不断对自己说。那几个词回**着，我看到基督的脑袋，而且我站在基督的脑袋上。它被烧焦，成了一团易碎的黑炭，上面布满坑坑洼洼。我从他低垂的脑袋上能看到下面野蛮的海岸。地中海冰冷的海水用盐和泡沫冲刷着他的双颊。东边的大海幽深、蔚蓝、波光粼粼；西边的海面一片银色，如同铝箔。
岩石从水中露出无数尖角，像一个个刀片。“你往边缘探出去”，我听到，“或许能看到地狱之穴”。是卢多的声音。我探出去，看着地狱之穴。我很害怕会爱上他，失去他，以至于差点从悬崖边滑落下去。
过了些时间，我迷迷糊糊地醒来，口很渴，头脑里一团乱麻。我为什么没办法说出那个词，卢多唯一想听的那个词—爱？我推断是因为，一个人要想好好去爱，必须先心存希望；必须相信自己爱的对象有足够的寿命来感到被爱。但基于我们这个可悲世界的现状，你觉得会有人能做到吗？在清晨微弱的光线下，我提醒自己，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一生执着于高尚的怀疑，不会轻易相信爱与希望这对孪生兄妹。
我的思绪旋转，让我感到眩晕。有那么一刻，我看到自由近在咫尺。没有见证人能消融我的痛苦，无论他们多么智慧，多么古老，他们的头脑绕着这个渺小的地球旋转过多少次，即便他们的眼睛和我的鼻子一样尖锐。我必须独自啃噬我的痛苦，将它像骨头一样咬碎，消化。我必须亲自品尝它的味道。这样还不够，还有更幸运的：我不得不忍受它苦涩、辛辣的余味在我嘴里久久不散。
我在**坐起，环顾四周。托特睡在一堆衣服上，贝提塔依偎在他旁边。他们弄清楚了如何去爱对方吗？我将那个字—爱—推到我内心最隐秘的深处，用火点燃它，看着它被焚为灰烬。我把它从我所有的情绪中抹去，好让它也能像凤凰一样在这个灰尘四起的地球上涅槃重生。
几个星期后，卢多来向我负荆请罪。他跪在地上，头埋在我膝盖上，哭了起来。他在为我们多舛而残缺的命运哭泣。他不停地说：“无论我怎么努力，你总是把我往外推。你这样生不如死地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用手抱住他的头，把落在他脸上的头发拨开。
一个星期后，我们两个还未从苦闷的战争中恢复，便一起去往布港开启了一场朝圣之旅，那里是瓦尔特·本雅明的葬身之地。我们吃了马卡龙，沿着被海水氧化侵蚀的石岸漫步，轮流说出历史上地中海的别名—“液态大陆”“苦海”“伟大的绿色”“难民之海”“泯灭的希望之海”。那天傍晚，我们手牵手走到了瓦尔特·本雅明纪念馆。我们走进防波堤下开拓出的一条陡峭而狭窄的通道，仿佛进入一条通往来世的隧道。我们走下台阶，朝蓝色的海水走去，站在底下的最后一级台阶上，透过将纪念馆与大海隔开的玻璃护栏，看着地中海将头撞向陆地的边缘。
我们站在那里，久久沉思。最后，是我打破了寂静，因为我没有忍住。我已经尽可能少在朝圣之旅中提及文学，甚至没有带上托特和移动美术馆。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指着缀有纹饰的玻璃护栏，说：“这象征着这位哲学家殷切期盼但始终未予实现的逃亡。瓦尔特·本雅明被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么我们余下的人呢？我们的宿命并没有更好。”
卢多不温不火地哼了一声。我继续说着。我拍了一张玻璃护栏的照片，一张未来的照片，那是这位哲学家无缘见到的未来，因为现代历史中发生的那件如狂风骤雨般的黑暗事件，因为古已有之的世界战争的持久戕害，因为大屠杀，因为令人无法启齿的大规模种族灭绝—我怀疑人类是否可能从中恢复。照片中，我的影子既与玻璃表面上印刻着的我无法辨认的德文诗歌重叠，又与背景中翻腾的蔚蓝色海浪重叠：我的死亡，我幽灵般的银灰色替身，我的影子，与那不可能的未来重叠。
“让我看看。”卢多说道。照相机从我手中脱落。卢多像个顽皮的孩子猛地一把夺过。他手里拿着照相机，看了看里面的照片。“再试试，”他说，不屑地挥一挥手，“这次要避开阴影。”他说的好像我的阴影、我的负面，以及我—延伸开来说的话—是个问题，是一个需要清除掉的干扰。之后我一个字也没说。我从本雅明纪念馆出来，坐在墓地附近一棵挣扎的橄榄树下。卢多坐在一块石头上，像罗丹的《思考者》那样一只手支着头。我没有理他。不知过了多久，他点燃了烟斗，往后靠在岩石上，抬头凝望星空。我静静地看着那片夜空。丝绸般的夜幕从散去的光线中降落下来。卢多呼出的烟在夜空下升腾而起，一缕幽灵般的烟像另一个空灵世界，遮住了正在坠落的黑暗。
在那之后，我们之间渐行渐远。卢多开始晚归。有几次，我偷偷跟随他去上班，看到他倚靠在同事办公室的门框上，漫不经心地抽着烟斗。有一次，我看到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身体后仰，伸展胸部，张牙舞爪的冰人站在他前面。我离他远远的，一直待在**，从新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公寓里气氛阴郁。卢多和我加大了互相伤害的力度，用沉默来惩罚对方。就连阿加莎也似乎闷闷不乐起来。我受不了她那个样子。一天晚上，卢多在办公桌前工作时，我来了一次偷袭。我进去时，他正伏在桌上，面前放着一摞书。他转过身来看着我，脸上表情疲惫。我提议我们开启另一场朝圣之旅。
“朝圣之旅会治愈心灵，”我说着拿起他的伞，指着他的胸口。他抓住伞尖，把我拉进怀里。
“坐上来。”他说。
我们脱掉衣服，我伏在他身上。狂欢过后，他把大汗淋漓的头靠在我胸口。他大口喘着气，像一个在漫长的世界之旅中累坏了的旅行者。如磁场般无边无际的欲望帮我们重归于好。性已经成为我们之间唯一的纽带。我感到自己受到了限制，有一种与往常截然不同的空虚感，我对自己的故事感到厌倦。
一个星期后，在第一个春日，我们和其他朝圣者一起出发去攀登加尼格山。我们踏上了加泰罗尼亚复苏器的朝圣之旅。
六月里，我们乘坐卢多的车越过西班牙和法国边界，前往法国孔夫朗区的圣米歇尔·德·库克萨修道院。阿加莎、梅尔塞和雷梅迪奥斯睡在后座上。格奥尔基和保拉驾驶着她的小型摩托车紧跟在后面。我看着惨白的星光穿透黑色的夜空，一缕缕浓雾从圆月上飘过。太阳终于升起，释放出桃红色的光芒；月亮变得单薄、透明。我看了看后视镜：格奥尔基的胳膊紧紧抱着保拉纤瘦的身体，脸上一副难受的表情，可能是因为迎着风很难呼吸。他忘记带头盔来了。
在我们前方，加尼格山尽收眼底，真像一头耀眼夺目的野兽。
我转头看着后座的朝圣者们：阿加莎的脸在晨光中显得有些臃肿；雷梅迪奥斯的脸上有一丝紫色的光晕，她看上去和以前一样受伤；梅尔塞在头上挂了一条黑布，像一具在为自己哀悼的尸体。
“把那只鸟从我身边拿开。”卢多不耐烦地说道。站在我肩上的托特把脖子伸过去，在卢多的耳朵上啄来啄去—那只鸟掌握了激怒他的诀窍。卢多转头看着我，一脸不高兴。我不喜欢他这样排斥我母亲的青烟。“请待在你自己的地盘。”他斥责道，呼出的气有大蒜味。
“我提醒你，”我说，“作为流亡者，在托特和我的生活里没有地盘这个概念。”
“我的天！”卢多叫道。他已经气急败坏。
几个小时后，我们站在了圣米歇尔·德·库克萨周围青翠的山谷里，看着这座本笃会修道院的回廊和墓室，其中一些部分已经被拆解，转移到了纽约。我记起自己当初站在崔恩堡公园里，背对修道院博物馆。时间重叠，形成一张离谱的地图。我身后是库克萨、博纳丰、圣基岩和特里。脚下是哈德逊河，碧绿的河水懒洋洋地蜿蜒而过。自父亲被这个潮湿的地球吞噬后，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我后退着，望了一眼这片广袤山地里一座座冷峻的山巅。加尼格山有某种狂野的特质：连绵的山石，冰雪覆盖的山顶，分布在山脊和小径上的高山森林。我看着朝圣者们。我们中没有一个柔软或灵敏的人。唯一灵活好动的是贝提塔，是阿加莎带过来的。她在我脚边嗅来嗅去。
我们开始爬山。两个小时后，我们还没走到山的三分之二就需要歇脚了。朝圣者们坐在小溪旁的一堆石头上，吃着三明治，歇口气。
“你这个敏感的小东西，”我对小狗说，“我能为你做什么？”
“你这样会让狗焦虑的。”卢多站在一排树下，义正词严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呢？也许她是因为意识到世界上那些深刻且无法调和的矛盾而焦虑呢？”
一只乌鸦落在卢多的脚边，忙着啄地上的石子。我靠近它，贝提塔紧跟在我脚后。
“当她接受了阿加莎和家里其他人，除了你，给予她的善意后，她如何能甘心被殴打、被抛弃？”
我一生中从未有过家，但那个词—家—径直从我舌头中跳出来，在我嘴里留下甜丝丝的味道。卢多掰开一片三明治，扔给那只乌鸦。
“那你对托特又在做什么呢？”他说，“你觉得那样做正常吗？”
做什么？我没有对那只鹦鹉做过任何前人未做过的事。我告诉卢多，驯化托特的虐待机器早在我参与前就已经启动了。我偷走了那只鸟，但那只是因为我注意到他身上携带着我母亲的青烟。我忧郁地想道，尽管如此，这种转变对托特有什么影响呢？我暗自思考。我的行为是否进一步扭曲了那只鸟呢？我有把他灌醉，然后将母亲的青烟从他身上挤出来吗？我感到体内一阵绞痛。
“我们都身在泥潭，”我对卢多说，“有思想的生命、有感觉的生命、树木和风，以及我们身边的物件。我们都一起身在泥潭。”
“但是你，”他说，“大部分时间都对事实视若无睹！”
“事实？我对谁的事实熟视无睹？因为我一直在卖命苦干，试着解开我过去的疙瘩。”
“以现在为代价？”他讽刺地反驳道。
“是的，”我摆出调查员的冷静口吻说道，“我计划挽救我的完整性，即便这样会让我痛苦。况且，时间不是线性的，每一分每一秒不会按部就班地出现。它们不是战士。”
“即便它会让其他人痛苦。试着让你的头脑想清楚这一点。”他说。
我抬头看着天空。一阵浓雾滚滚而来。突然，我明白了：我给卢多·本博带来了痛苦。我感到仿佛有人在我心头钻孔。我想象这些洞孔，一幅达利式画面出现在我脑海里。我努力驱散那画面。
“我们得继续上路了，”我说，“一个理性的人会理解的。”
天气在变化。抵达加尼格山之巅前还有很长的路。我和我父亲曾在六月去过那里，就在圣约翰节的前一晚。那天山顶的十字架上披着加泰罗尼亚旗帜，附近点起了火把。我们整晚都和陌生人守在那里，为火炬点火。不是以天主教的精神，而是以作为加泰罗尼亚人的精神。我看着火炬沿着山脊往下，一把又一把地点燃。人群一溜儿排开，橘色的火焰舔舐着暗夜里的空气，映衬出他们的轮廓。这些我都记得。现在，一缕冰冷的微风穿过山间小路。无论在一年的什么时日，比利牛斯山上的天气始终变化莫测。
“三明治留着之后吃吧。”我对朝圣者们说。这些受伤的灵魂一个接一个地纷纷起身，不满情绪笼罩着他们。
我们在高地上静静地攀爬了几个小时。我听到朝圣者们在我身后喘息。卢多，那个目光短浅的门外汉，垂头丧气地盯着地面。我望向远处，凝视着我过去的未来，我们正快速向那里靠近。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是峭壁、沟壑、潺潺流入清潭的细长瀑布，以及扭曲的结晶岩层。前方狭长的露天平台上石肌多褶、层层叠叠，有几处凹陷，山体似是陡然从那里坠落。我领略着迷宫般交错的奇峰峻岭，以及被明亮的山谷和浅浅的冰川分开的山峦。为了活跃气氛，我转过身，背诵起贝达格尔的史诗《加尼格山》中的诗句。我那长着八字胡的父亲曾经对我背诵过同样的诗句。
“加尼格山似一朵巨大的木兰，”我大声吟诵，“开在比利牛斯山脉的一根枝条上。”
“雾变浓了。”阿加莎温柔地说道。
“那有什么关系？”我问。
“这小路上没有其他人了。我们连地图都没带。”梅尔塞透过挂在她脸上的黑色布条抗议道。她和雷梅迪奥斯手挽手走着。
“瞎子给瞎子引路。”我说。
“这里没有人是瞎子，”卢多插话道，“这是个不好的征兆，恶劣的天气要来了。”
“本博博士，雾是这个世界的状态，仅此而已。”我反驳道，“我们朝圣者的工作就是站在空寂的边缘。朝圣者不能没骨气！”
一场辩论接踵而至。我听到四处传来绝望的叹息。我听到保拉向格奥尔基抱怨说屁股不舒服，两个人都心情沉重。
“我们迷路了，”梅尔塞透过死亡布条叫道，“我们迷路了！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天色也在渐渐变暗。”雷梅迪奥斯补了一句。
“上帝的作用不正在于此吗？”我问她，“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让你的灵魂充满光明。”
她重新安静下来，但她的话是对的。天色在变暗，大家也确实都过度劳累。我们拖着血肉之躯来到宽阔的山脚下，而后穿过森林，跨过溪流，攀上绿色的陡坡，走过了银色尖石夹道的小径。
“梅尔塞，”我说，“我建议你把那块布从脸上拿下来。你怎么了？”
“我没怎么样。我只是害羞。”她说。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抓起一根棍子，抽向他们的脚踝。“往前走！”我像只牧羊犬一样叫道，把他们像羊一样往山上赶。我们断断续续、艰难地走上陡峭的斜坡。我看到他们的胳膊和腿在愈渐浓稠的雾里上下摆动。垂直的石壁朝我们压过来。风阵阵袭来，听起来像是有上百万把匕首在同时接受打磨，烧灼着我们的皮肤。我把托特从肩膀上抓下来，抱在怀里。阿加莎收紧了贝提塔的绳子。我听到那狗在冷风中狺狺叫着。最后，我承认我们迷路了。没有任何识路的标志，我们偏离了路线。在这崇山峻岭的迷宫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
“我们休息五分钟。”我说。我们在一面高耸的岩石下就地而坐。我打开笔记本，随意翻到某一页。
“你又来了。”卢多说。
“这些句子是我们通往未来的地图，我还要跟你说多少次？”
一阵强风吹来，雷梅迪奥斯终于说话了。
“书里头怎么说？”她问，眼泪快要掉下来了。
“谢谢你的提问，雷梅迪奥斯。”我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
“这书上说，它是书中之书，它的句子如通道一般让读者可以同时在多重时间里穿梭。”我朝着从四面八方飘过来的大风深吸一口气，“这书上说，‘恐怖主义者是那些渴望绝对自由……的人，他们终其一生都表现得不似生活在其他生者之中的人—’”我停下来，吞下空气中漫布的灰尘，“‘而是像被剥夺了存在的存在，像普遍意义的思想，像超脱历史的纯粹抽象，以全部历史的名义来判断并做出决定。[114]’”
啊，预言家布朗肖。
“我们是文学的恐怖主义者。”我对我的同伴们说。我听到那个词—恐怖主义者—在乱石中回响。我抬头看了看，一个人也没有。大家都离开了。刚才他们还倚在这陡峭的石壁上，这会儿就都不见了。我独自和托特在一起，坐在一处满是灰尘的山坳里。我被抛弃了，孤零零一个人，心头重重地压着命运多舛的过去。
时间再次重叠。记忆之门打开。我朝山的边缘探身，领略脚下令人眩晕的辽阔景致。记忆像军队般从我意识的黑暗隐秘处奔出来，我试着用那只病手将它们从眼前赶走。我感到现在膨胀成了过去，向未来收缩。我听到父亲沉闷的声音从他逐渐稀疏的胡子间倾泻而出。我站在他身边，在萨罕德山顶。
“我唾弃你们，”他说，“一群任人唯亲的父权主义者。”
我们为母亲刨过坟坑的双手依旧感到灼痛。
突然间，天空毫无征兆地放晴了，再次变得澄澈。我站在光秃秃的山顶。我终于克服重重险阻，登上了加尼格山。我能看到卡斯特尔、托里尼阿、瓦尔马尼阿、韦尔内莱班。我的目光越过法国，眺望意大利。我转身，看着西班牙的方向，然后又越过西班牙，向新世界看去。
“残酷的迫害者！”我说，“他们并没有终结。他们会不断地自我复原！”我大声说道，努力站起身，但怎么都起不来。我仿佛融进了谵妄的山石中。莫非我回到了伊朗？回到了童年时那个变化无常的国家？我的头脑变得清醒。我的思绪四溢，各种想法纷至沓来。那么，我父亲所说的伊朗的可鄙之处是什么呢？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觉得伊朗不如西班牙？猖獗的殖民活动，宗教法庭，眼前这个国家的手上可是沾了好几个世纪的鲜血。那么，所谓的新世界又怎样呢？我们怎么沦落到去了那里，陷入它的谎言和分裂中？新世界，就是西班牙和英国帝国主义者的直接延伸？我们的生活曾受英国的利益摆布，而后我们却回到新世界，与英国人的后代生活在一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他们碾压？
“我们怎么了？”我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怎么了？”
“你在对谁说话？”是卢多。我转过身。他看起来很沮丧，被风吹得一脸凌乱。他说，“我们失散了。我回来找你。”贝提塔跟在他脚边。
我想朝他走去，但我做不到。暴风雨再次袭来，将这个世界的污垢喷洒到我们脸上。我俩在风中眯着眼睛。卢多问：“一个痛恨爱的人怎么会爱文学的？”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疲惫而虚弱。
“文学是没有风险的，”我撒谎道，“一本书就是一艘完美的小舟，它能载你驶入黑暗并确保你毫发无损地出来。”
“你确定是那样？”
确定？确定什么？我暗想。
“所以，你是在提倡一种绝对的零风险？”
来了一阵强风。我的人生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可恶的风暴。
“听我说，”卢多绝望地说道，“难道我必须独自承受爱你的风险吗？”
他的声音被风吹散，在群山中回**。
“看着我！”他恳切地要求道，“看着我！”
我看着他。他的脸看起来古老又熟悉。他的衬衫被扯破了，手上有伤疤。我在头脑里缓慢而行，遇到一处又一处路障。“爱是敌人。爱是一种想法。爱需要彻底改造。如果可以，我会去恨；如果不能，我会去爱，虽然这并非我愿。”再没有别的辩护词，我已经词穷了，于是我不置一言。
“够了，”他说，“够了。我在这里，不是吗？能结束这些荒谬的行径吗？”
我的声音变得十分微弱。“荒谬？这一切没什么荒谬的。我只是遵循主宰我们人生的法则在生活。”
“那么这些可怜的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的笨蛋呢？为什么要把他们卷进这堆乱七八糟的事里头？”他问。
笨蛋，我想。难道那些人没有意志力，没有自己的自主性吗？我该怎样对卢多这样的人解释呢？我得先摧毁他，给他来个大换血才行。而且，我怎么知道我不会在这过程中变得支离破碎呢？
“大家都去哪儿了？”我问。
“他们往山下去了，”他说，“我建议你也下山。一场暴雨就要来了，”他提醒我，“现在是暴风雨前的平静。我管不了你。你得自己做主。”
你能做的就只有这些吗？我想问，但我不知道这问题该去问谁。卢多？我死去的父母？我陷落的祖国里那些卑鄙的领导者？
我开始上路，我的双腿在颤抖。贝提塔嗅着地面，在前面领路。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一处将山峰劈作两半的峡谷。我觉得我们像是穿梭在地狱里一层层陡峭的平台上。我想到了朝圣者但丁。我听到维吉尔的声音：冷酷地奋力争取会战胜一切。我听到马儿焦急的嘶鸣声，听到树被风折断的嘎吱作响。
我停在路上，转过身面对卢多。
“我已经被这个世界逼到一种心灵的封闭状态。而你却想让我毫无防御地面对你。一个人能承受多少伤害呢？难道你想让我撕掉自己的皮，迎风而立，流血不止吗？”
“你想让我说什么？”他回答，把我往前推。
我们在风中又行走了一个小时。我几乎无法呼吸。我坐在一根砍断的木头上，脱落的湿树皮上长出了很多蘑菇。然后，我站起来，在高山森林中瞥见了一栋废旧的房子。我想起母亲寻找食物的样子。等我反应过来时，我已经鬼使神差地站在了那栋废弃的房子里，而卢多站在屋外，请求我出去继续上路 。
这是实话。我的确已经做得无人能及了。
“万一有东西砸到你呢。”卢多抗议。
“那就让它砸吧。”我说。
风在嚎叫，在呼啸；它摧枯拉朽，把万物往地上拖拽。我蹲在了地上。
“我会再经历一次。”我说。
“再经历一次什么？”他问。他的声音断断续续。贝提塔着急地走来走去。托特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声。
“我母亲的死！”我说。
卢多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雨开始倾盆而下。这是我们那年见过的最猛烈的雨。我站在我人生的震中。我看到有毒的青烟在往外冒，雨点如我的拳头那般大。不到几秒钟我们就湿透了。滂沱大雨从山上倾泻而下。我开始在石头下寻找食物。母亲走进那座废弃的房子里后最先看到的是什么呢？她死前最后看到的又是什么？她是否吞下了这个世界的污垢？我抓起一把泥，塞进嘴里吃掉了。
“你简直是疯了，”卢多说，“你这个样子跟野人有什么分别。”
我擦干嘴，吞下湿乎乎的泥巴。
“它视我为仇敌，”我说，“我已经善意地忍受这个世界够久了。”
然后我记起，母亲曾向我俯身，在我耳边柔声说：“在你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在种种恐惧、担忧和琐细的想法之下，藏着一个灿烂夺目、干净纯洁的灵魂。”
原来，我一直都记得她的话。我认出了那句引言，出自雪莉·杰克逊。我母亲也将句子嵌入了我的身体里。文学的文字像我的母亲和父亲一样，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寻。她以再寻常不过的方式出现在我面前。我认定，这说明她一直就在那里，说明世界上那些敏感之人的死去或活着的头脑正在宇宙中艰难地跋涉，尽管我的双眼无法感知到他们。
几个小时后，风暴平息下来。卢多、托特、贝提塔和我终于来到了山脚下。不知道其他朝圣者们都去了哪里。我们站在圣米歇尔·德·库克萨修道院前，哑然失声，被这一天发生的怪事惊得说不出话来。修道院的回廊和墓室都泡在了雨水里。我再次记起那日站在崔恩堡公园里，背对着修道院博物馆，身后是库克萨、博纳丰、圣基岩和特里。我应该跳入死亡吗？我自问。我的记忆开始反复循环。之后，我纷乱的思绪被卢多的尖叫声打断了。
“我的车！”他叫道，“我的车在哪里？”
雨水从枝头、修道院的红瓦屋顶和坚硬的花岗岩山石上滴落下来。我们站在齐膝深的脏水里，蹚着水好一阵找，终于发现了卢多的车。车从路面滑到了河里，正在往下沉。我们眼看着车顶篷慢慢消失。
“不！”卢多叫道，“不！”他跺着脚，然后双手抱头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95] 讲波斯语的本地人把波斯语称作法尔西语。
[96] 出自歌德的《浮士德》。
[97] 在西班牙语里，山羊和大蒜通常在骂人的话里出现。
[98]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对20世纪西班牙的文化和文学复兴有重大影响，其哲学思想主要是存在主义、历史哲学和对西班牙民族性的批判。
[99] 伊赫桑·纳拉吉（1926—）：伊朗著名作家和社会学家。
[100] 出自尼采的《瞧，这个人》。
[101] 法语，表示“瞧！”。
[102] 上一段中卢多在指代“人”时使用的人称代词都是he（“他”），所以斑马在这里特意纠正为he， she， they（“他，她，他们”），以抗议英语中隐含的男性至上意识。
[103] 出自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
[104] 此处译文参考自上海译文出版社黄邦杰等的译本。
[105] 卡莱利亚·德·帕拉弗鲁赫尔（Calella de Palafrugell），加泰罗尼亚布拉瓦海岸地带转变为度假胜地的几个渔村之一，意思是“高低不平的海岸”。
[106] 安普尔丹（Ampurdan）位于赫罗纳省北部，一直延伸到法国边境的比利牛斯山区。
[107] 胡德：托马斯·胡德（1799—1845），英国诗人，曾写过一首题为《尤金·阿拉姆之梦》的诗。
[108] 威尔斯：威廉·戈尔曼·威尔斯（1828—1891），英国剧作家、小说家和画家，《尤金·阿拉姆》是他的一部剧作。
[109] P. G. 沃德豪斯（1881—1975），英国幽默作家。
[110] 此处是《蒙田随笔集》第一卷第四章里的话，归纳自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的开篇内容。
[111] 这句话亦出现在《蒙田随笔集》第一卷第四章里，引自普鲁塔克《道德论集》中的《论静心》。
[112] 出自《瞧，这个人》。
[113] 出自荷马《奥德赛》第五卷。这是女神卡吕普索试图说服奥德修斯留下时他说的话。
[114] 出自布朗肖的著名文章《文学，及死亡之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