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罗纳2
引言1
作品：《荒凉山庄》
章节：上流社会
作者：查尔斯·狄更斯
原抄写者：查尔斯·狄更斯
文本：这个社会并不大，甚至比起我们这个同样是范围有限的世界来（等阁下度过这一生，到了另一个世界就会明白），还是非常渺小的。它有许多好处，它有许多贤良公正之士，它有它一定的地位。然而糟糕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却被珠宝商用的棉花和纯羊毛包得太严密，听不见那些比它大的世界熙熙攘攘的声音，看不见那些世界环绕太阳旋转的情景。这是个垂死的社会，由于缺少新鲜空气，它的发展往往是不健康的。[104]
引言2
作品：《关于科学的严谨》
作者：苏亚雷斯·米兰达， Viajes de varones prudentes (《有识之士游记》)， Libro IV， Cap. XLV， Lérida， 1658
原抄写者：博尔赫斯
文本：……在那个帝国，制图之术已登峰造极，以至于一幅省会地图的面积足足占据一整座城，而帝国地图则与一个省会一般大。久而久之，人们不再满足于那些离谱的地图，绘图者行会绘制出了一幅与帝国版图一般大小的帝国地图，等比例地还原每一处细节。后来的几代人不再像祖先那样痴迷于研究制图之术，他们认为那巨幅地图毫无用处，便不无残忍地任由它经受太阳的炙烤和寒冬的侵袭。时至今日，西部的沙漠地带依然存留着那幅地图的残片，已经成了动物和乞丐的栖身之地；那是整片大地上唯一可见着地理学门徒遗迹的地方。
“你们怎么看？”我问，倚着我的手杖，“有何想法？”
梅尔塞透过她的手指问道：“我不太喜欢第二段引文。比方说，什么是‘离谱的地图’？”
费尔南多凑过来。“一张虚假的地图，”他锐利地说道，“不完整的地图。”
他这么快就领悟到了。我早该猜到的，他这个人有着严格的道德心，他还预测了托特的归来。
“但是，所有地图都是不完整的，”格奥尔基徒劳地反驳道，“我从罗马尼亚过来的路上不得不买了好多地图，甚至没有把它们拼凑到一起……”
“拼凑之物！”阿加莎心血**地插话。
“有道理，”我说，“格奥尔基，你对狄更斯有什么看法？”
“啊，”他说这话时出人意料地清晰和自信，“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感知到内心深处的空寂，当我感到那空寂时，我就不想喝酒。”他看着手里那盒酒，突然把酒一倒而尽。
阿加莎看着他。她满脸笑意，光芒四射。
“一个天才，”她对卢多说，“一个天才！”她指的是我。
卢多身体往后摇晃，迷人地笑了笑。谁知道他怎么了！
雷梅迪奥斯走上前。她说：“我宁愿带着对来世的期许生活。何必要专注于眼前的黑暗，明明可以祈祷—”
“直到进了棺材？”我打断她的话，随后语气更加严厉地说，“有一天你会明白，黑暗就是你最大的资产，空寂是你最强大的力量。”
她似乎没有被说服，但也没再说什么。
我转身面对卢多。他喝醉了，盒子里的酒被他挤得一滴不剩。他的脸红彤彤的，嘴唇染上了紫色的酒渍，看起来娇滴滴的，十分可人。他张开嘴，吟诵道：“我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去竭力弄清楚这个世界的情况。”
这是阿仑特引用的本雅明的话。卢多又开始读我的笔记本了！还是他一直在偷偷读我读过的东西，想借此了解我意识的内在运作？我说不准。我想，过不了多久，我就会让这个神秘的本博亮出底牌。
现在，差不多该结束了。我们定好一周后再次在停车场见面。“第一次文学朝圣之旅，”我说，“是去往约瑟·普拉的出生地和最后的死亡地，加泰罗尼亚臭名昭著的记忆之人。亲爱的朝圣者们，在解散前，我想让你们跟着我念以下句子：我们意识到，”我说。
“我们意识到，”他们跟着我念道。
“我们踏上的每一次文学朝圣之旅都将引发一系列事件，如同任何事件……”
“将引发一系列事件，如同任何事件。”他们跟着说。
“一旦开启，就将与其他事件产生联系，带来一些或高尚或平庸的现象。”我停下，好让他们跟上，然后说：“我们明白，每件发生在当前的事件都将在时间和空间上向前和向后投射出一个阴影。我们无从得知那阴影是会保护我们，抑或是把我们困在黑暗中，淹没在浑浊的海洋里。但我们，空寂朝圣者，甘愿做出牺牲。”他们跟着念了下去。我没有给他们停下来反思这些话的机会，“我们的发现将会和人生一样难下定论，将会完全打破所谓的现实，正因如此，我们将尽心守卫它们。现在，让我们把手放在一起。”
我们聚拢起来。
“可敬的莎士比亚曾说……”我说。
“可敬的莎士比亚曾说……”他们重复道。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他们的声音在空中回**。
一个星期后，我把空寂朝圣者们都召集到了帕拉弗鲁赫尔的兄弟中心。那是一家现代派风格的会所和酒吧，有着黄色的外墙，窗户和雨棚上插了几根加泰罗尼亚旗帜，是一处文化人的聚集地。约瑟·普拉和他的朋友们曾在晚上来这里喝酒，践行客观主义，讨论文学直到翌日凌晨。
我们进去时，坐在吧台后一张高脚凳上的侍者懒得起身，只是指了指角落里的一张圆桌，示意我们过去。我们站成一列走过铺着瓷砖的地板，绕开桌椅，穿过这个宽敞而狭长的空间。有几位顾客向我们投来审视的目光—是四个满脸皱纹的男人，整齐划一地穿着棕色的宽松裤子和绿色羊绒毛衣。他们的眼睛暂时从餐盘和报纸上移开，盯着我们这一群人。
我们入座的桌子正好在落地窗和洗手间之间。是个好兆头。卢多对阿加莎低声说了什么，这位美食家负责为我们点餐。我们一人凑了4欧元，总共身上就这么些钱。我打量着侍者。他的鼻子长得像阴茎，眼睛里充满血丝，手指又小又粗糙，像是干了一辈子的农活。
“那个家伙看起来像被钉在了凳子上！”我低声说。
格奥尔基凑过来，低声说道：“太对了。”他的肚子别扭地蹭了蹭我的胳膊。他喜欢我。
“格奥尔基，”我见卢多打算点一份桶装啤酒，便对他说，“你不能喝酒。你现在是一名朝圣者，需要保持警惕，守护你的才能。”
他一脸沮丧。他每次难过时，从下巴到耳朵之间的那块皮肤—一片肉嘟嘟的围嘴—就会不住颤抖。我不忍看他那个样子，想让他高兴起来。
“今天的朝圣之旅，我给你安排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我说，“你来扮演约瑟·普拉的尸体。”
雷梅迪奥斯惊恐地喘了口粗气，飞快地从桌子中央的纸巾盒里抽出一张纸巾，擦拭脖子上的疹子。在冷冷的光线下，她的疹子越发显得富有光泽。
“你想自告奋勇扮演尸体？”我问她。
她不吱声。梅尔塞两手捂着脸坐在桌前，黄色短发从指间钻出来。她看起来像一支用来清理尿液的拖把。
“这是个悠久的传统，雷梅迪奥斯。”我说，转身对着格奥尔基，他的手指正跃跃欲试，因为那位侍者终于离开了高脚凳，漫不经心地将一杯杯冰啤酒摆放在我们桌上。泡沫从玻璃杯的边缘溢出来，卢多把每个杯子都擦拭干净。
“格奥尔基！”我大声说道，想要赢得他的注意力，“约瑟·普拉也有一颗痣，那颗痣像第三只眼睛一样看着这个世界，”—我一边说一边盯着他的那颗痣—“相比于世间的平庸之辈，那些有眼无珠的人，他的眼神是那么机敏啊。”
他咬咬牙，再次下定了决心。于是，除了他，我们其余人都喝起了啤酒。我们每人吃了一盘香肠米饭。卢多点了咖啡和焦糖布丁，他带的钱比我们所有人的加在一起还多。他用勺子敲开表面的糖霜，独自享用着这道套餐，没有和我们其他人分享。自私自利的混蛋，我想。不过，我没有时间跟他干仗。我们今天要做的事还很多。
我把托特放在了迷你博物馆里。我走开时，听到他一边嘶叫着一边来回踱步，透过行李箱上的小孔大口吸入空气。我们吃饭时，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出阴森的尖叫。
“他只是有些惊慌，怕我不在。”我对朝圣者们说。大家都赞同地点了点头，除了卢多。为了显得自己与众不同，他翻了翻白眼。
“托特！”我大声唤道，“托特！”
雷梅迪奥斯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
“这样，他就知道我在这里了。”我信心十足地告诉朝圣者们，然后转身看着卢多，他的脸已经涨得通红。会所里的另外几个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报纸摊在大腿上，嘴里叼着香烟。卢多看在眼里，无奈地朝那边望了一眼。
“你在替我道歉吗？” 我指着那盘被他一扫而尽的甜点问道。
他起身去洗手间，凳子差点从他身下飞了出去。几分钟后，他带着强装的镇定回来了。他往后靠在椅背上，柔软的手指从粗花呢夹克的衣兜里取出烟斗—所有的动作都是事先排练好的—将它放进嘴里，以一种高人一等的架势吸起了烟斗。
记忆之人的朝圣之旅并非一路顺畅。我们从帕拉弗鲁赫尔出发，要沿着那条古道走三个小时才能抵达圣塞巴斯蒂亚灯塔。年轻的约瑟·普拉常常坐在那里，打开他的笔记本，洋洋洒洒地写下对生养他的这片壮丽风景的赞美。我们没带地图，中途迷了路，最后走到了一条崎岖不平、通往一片丛林的下坡路。托特出了箱子后喜出望外，一路上都在模仿野外的声音：胡桃砰地从树上掉下来的声音，石头从山上滚落，在那片分布着浓密的软木橡树、松树和桉树的辽阔森林里相互碰撞的声音。
“完全找不着北！”卢多气喘吁吁地说。
我领着大家在曲折交错的土路上穿来绕去。
“完全找不着北！”托特模仿道。然后，他模仿金丝雀叫了一声，因为茂密的灌木丛中传来金丝雀的啼叫。
“那只可恶的鸟！”卢多说。
“那只可恶的鸟！”托特跟着说。
“阿加莎，”我说，“可否告诉卢多，他说的每句话我都听得清？”
阿加莎把两手往空中一挥。
“所以，你现在不跟我说话了？”卢多在这条灰尘飞扬的死路上怒气冲冲地说道，伸手去拉拽一条树枝。他脖子上系了一条羊毛围巾，粗花呢夹克里头穿着一件红色开襟羊毛衫，看起来像个爱小题大做的英国人。
“你这是打算给自己扇风吗？”我问。
他穿得密不透风，但实际上天气没有那么冷。冬天终于把接力棒交给了春天。
“扇风！”托特尖叫道，抬起黄绿色的羽冠。卢多扔下了树枝。我从未见过那只鸟如此生龙活虎。我暗自欣喜，母亲终于对这个混乱的世界大开眼界了。
我们迷失在那片将帕拉弗鲁赫尔与大海隔开的山沟沟里。我听得到远处海水拍打沙泥的声音。宇宙边际的咆哮声让我想起里海深处的轰鸣。我看了看格奥尔基，他一副疲态。真是个弱不禁风的人！他和雷梅迪奥斯—尸体和信徒的组合—负责拿移动美术馆，时而拽着它，时而把它像棺材一样扛在肩上。费尔南多那天上午很虚弱，也比往常更加孤僻，没有加入这次朝圣之旅。这是他的损失！我暗想，随即吩咐格奥尔基和雷梅迪奥斯把迷你博物馆放下，因为我认定这条不通的路得天独厚，在这里给大家讲一讲约瑟·普拉流亡故土时所看到的昏暗森林再合适不过。
我叫朝圣者们聚拢起来，告诉他们，是时候启发他们认知我们集体使命的精妙细微之处了。卢多正在使性子，待在一边不肯进来。我不去管他。
“我们很快就会找到路的。”我对聚集起来的朝圣者们说，“即便找不到，我们也没失去什么。”
格奥尔基连连点头，他领会得很快。别看他外表肉乎乎的，心里头可是个明白人。雷梅迪奥斯则正好相反，她水汪汪的眼睛越发湿润了。
“我的疹子在烧，”她害羞地插话，“因为我流了好多汗。”
“亲爱的雷梅迪奥斯，不适是一种文学体验，你必须学会忍受。想象一下站在空寂的中心是什么样的感受。可怕！就是那样！你得锻炼自己的忍耐力。”
她这个人耳根子软，容易退缩，这倒是她的可取之处。
梅尔塞已经喘过气来，重又把手盖在脸上，像格奥尔基那样磕巴地问道：“请—原谅，但—但是，谁是约瑟·普拉？”
谁是约瑟·普拉？她是哪门子的加泰罗尼亚人？
我听到阿加莎倒抽了一口凉气。“大家都知道约瑟·普拉是谁。”她亲切地说道。
梅尔塞晃动着满脑的头发，表示她很难过。
“梅尔塞，”我说，“约瑟·普拉，别名‘记忆之人’，是—曾经是，”我纠正了措辞，“漫长而残酷的20世纪里最多产也最具争议的加泰罗尼亚作家。那个世纪在几年前刚刚拉下帷幕，然而它施加的暴行仍旧像雨点般落在我们的头顶。而约瑟·普拉的人生，”我说，突然—果断地—将线索串联起来，“记录了20世纪的创伤。只需看看他来去的踪迹，就能看清楚时代对他造成的不可挽回的伤害。他从一个乡下男孩变成了都市的花花公子，却一生中多次被迫回到帕拉弗鲁赫尔，流亡于故土。这就是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的原因。”
梅尔塞心情平复下来，正透过指尖看我，听得入神。
“我们继续赶路吧。天气越来越冷了。”卢多从道路尽头粗声粗气地喊道，身后是片树林。
“理性之声！”我大声冲他喊道，“前进的步伐！”
他踢了踢石子路面。
“想加入我们的演说吗？”我问。
“想加入我们的演说吗？”他嘲讽道。他真是疯了。
托特，有尊严的生物，我母亲的仁慈的东道主，没有接着卢多模仿下去。
“大家各得其所。”我说，转身面向一众朝圣者。
“现在，空寂朝圣者们，请记住约瑟·普拉人生中的几个事实。”我看到他们的耳朵像阳光下的花儿一样展开了。
“首先，”我用一种故作高深的口吻说道，“约瑟·普拉，1897年3月8日出生于帕拉弗鲁赫尔，一个羞怯而多疑的灵魂，一个差劲的学生。曾在巴塞罗那学习法律， 直到1918年10月第二波西班牙流感，也是最为致命的一波流感来袭，他被迫回到家乡。这次隐退造就了他的首次文学探险，是疾病肆虐、大规模死亡的气氛催生出的探险。流亡故土期间，他寄情于阅读和写作。正是在这种残酷的氛围下，作家约瑟·普拉得以诞生，取代了可能成为律师的约瑟·普拉。”
我停下来稳住呼吸。
“第二，”我厉声说道，“在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之后，他穿越欧洲和北非，一路做着报道。之后，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和加泰罗尼亚人，这位记忆之人同时被两个阵营驱逐。在战争的严酷考验下，这个世界和它的所有公民都已变得非善即恶，他的双重身份在那个年代是两边不讨好的。加泰罗尼亚人指责他是一名法西斯分子和叛徒，佛朗哥的拥护者则排斥他的加泰罗尼亚人身份，因而同样将他当作一名叛徒。于是，他再次回到了帕拉弗鲁赫尔。”
说到这里，我俯身向前，深吸了一口气，说：“第三，晚年的约瑟·普拉对他的同胞不再信任，并意识到单调是唯一能与我们对死亡的持续恐惧相抗衡的力量—作为不幸之人的我很早就领会了这个小小的道理。他重新回到帕拉弗鲁赫尔单调乏味的生活中，在那里写下了—不，伪造了—他的日记，那是他在第一次流亡期间创作的，那时候他不过是一个年轻失意的法律系学生。他用这样的方式剽窃并照搬了年少的自己，然后发表了他臆造的‘日记’，就是我们如今所知的《灰色笔记本》，”我有点眩晕，“并借此证明了尼采的时间循环理论以及博尔赫斯的永恒轮回哲学，这些概念可能借鉴了其他思想，东方的思想，”我差点喘不过气来，“我接下来就会问询它们。”
我几乎昏厥。我在对谁演说呢？我突然自问道。眼前一片模糊：树木、石子路、我的双手。但我不能停下，最后的启示正要呼之欲出。
“1918年，”我向雾蒙蒙的空气咕哝道，“当暗灰色的天空透着薄纱般的光辉—与今天的天空不无一致，记忆之人走在帕拉弗鲁赫尔的大街上，思考着蒙田、普鲁斯特、司汤达、马拉美和尼采时，死亡正化身成瘟疫四处蔓延。换句话说，普拉的文学萌芽于黑暗、阴风阵阵、深不见底的死亡的空寂。”
我的思绪变得纷乱。脑海里冒出了苦命之人的尸堆。我意识到，那个画面有某种预言性：它是一种残像，它的再次出现既是记忆也是预兆。我想起父亲和我，两个瘦如纸片的人艰难跋涉在灰色的无人之地，嘴里重复着：这是个野蛮的世界；我们穿越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生命之死；我们正在成为文学。他一定觉得很自豪，因为我找到了与我并肩作战的其他人—这世上被边缘化的人。我看得到朝圣者们坐在我面前，用心聆听着。我感到我的心脏变得有血有肉，血液在它的管道里涌动。感激之情战胜了我。我想，这群以最寻常不过的方式出现的人，将在通往虚无的道路上相助于我。我们将穿过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生命中心的黑洞的事界，激起灰尘，遨游深渊，直到那曾被空寂吞噬的信息—与我们割裂的多重自我—摇身一变，以余烬的形式升腾出来，准备好敲响真理的警钟：死亡将让整个世界崩塌，无论多么聪明、富有或者强壮的人都无法幸免。我们的躯体将化成灰烬。但是，我安慰自己，我们的头脑将在这个宇宙中不断高速运行，成为一种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寻的连续体。这种循环，这种妄想，将持续多久呢？无从知晓。这也是一个必然的事实，一种令人恐惧、泛着恶臭的真相。
当我们到达圣塞巴斯蒂亚山巅时，坐落在海角顶端的灯塔呈现出一种神秘的特质。从玻璃穹顶内溢出的夺目光彩，**漾在地中海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交错的灌木和树林—薰衣草和百里香丛，杜松和橄榄树，海松、金雀花、矮棕榈—从岩石间探出头，花岗岩与枝叶交织成的山体一路往下延伸，直抵卡莱利亚德帕拉弗鲁赫尔[105]，海滩上散落着从水中拖出来的木渔船。灯塔和埃尔法酒店后面是古伊比利亚人居住地的遗址，这处考古胜地在冬天里显得格外萧瑟。
“看看周围，”我对上气不接下气的朝圣者们说，“瘟疫期间，约瑟·普拉每天欣赏的就是眼前这壮丽的景象。他登高来到这里，拿着笔记本坐上好几个小时，寻找能描述这风景的隽美之词。”
我看得出他们都深受震撼，但他们似乎已经被曲折而劳顿的旅途弄得疲乏不堪了。
我远远地观察卢多。他站在宾馆的露台上，将景色尽收眼底。他点燃烟斗，闭上眼抽着烟，头往后仰，脸迎向阳光明媚的天空，他似乎很平静。我想知道他是否已经不再排斥我们的集体努力，是否卸下了防御之墙。我无法确定，而且我知道即便他已经敞开心扉接受了我们的目标，那也不会持续长久。他成了一个善变、可悲、令人捉摸不透的男人。
我忙着在灯塔附近支好移动美术馆。海面波涛汹涌，此刻的《吊凫》看起来真像一面海盗旗。我摆好电话和打字机，打开防毒面具，然后去找徘徊在附近、用嘴大口呼吸的朝圣者们。抄写的时间到了。
“朝圣者们，”我宣布道，“立刻来迷你博物馆这边报到！”
大家都出现了。梅尔塞焦急地在一旁观看，双手盖住嘴巴，眯缝着眼往外看。我把防毒面具递给她。
“戴上它你会更自在。”我说。
她转身背对着我们，把面具戴在头上，然后回转过身来，透过脸上的橡胶看着我们。我拿起电话，聆听从中传来的破坏的声音，聆听从遍及全世界的毁灭—其中一部分杀死了侯赛尼人—中遗留下来的寂静的余烬。这个世界如此肆意放纵地割了自己的喉咙！我吩咐格奥尔基站在打字机旁。阿加莎提前鼓起了掌。她抬头看着卢多的脸，冒失地说：“她要上演一场好戏了！”我以为卢多会跑走，但他一动不动地待在了原地。梅尔塞站在他身边。戴上防毒面具后，她毫无顾虑地用深情款款的眼神看着他。他低头看了她几次，勉强挤出礼貌的笑容。卢多·本博的内心世界是紊乱的，如同一座不规则的房子，里面充满交错的楼梯、走廊和房间。谁能读懂他的情绪呢？他可是一个有着拜占庭性格和罗马鼻的男人。
“格奥尔基，”我说，“请将你的手放在打字机磨光的键盘上。”
他照做了。
“你的人生已经失去了意义，所以它是一个供约瑟·普拉搭起帐篷的理想露营地。你就是一座空房子，在呼唤一个擅自占用者。看，约瑟·普拉正在你头脑里错综复杂的走廊间四处走动。他抬头，凝视着你生命里可怕的空寂。他的脸紧贴着你的空寂，过了片刻，你感到暂时摆脱了孤独。这是一种迹象，说明他的话正在传输给你。请看他小而明亮的双眼、他的鹰钩鼻、他那方而窄的笑颜，以及滑溜溜地从牙齿间伸出来的粉色舌头—这嘴唇属于一个愤世嫉俗者，一个拒绝生命的人。感觉就像在照镜子，是不是？现在请就地抄写！”
我还没来得及将要抄写的东西念写给他听，他就开始打字了。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他这是夺走了约瑟·普拉的幽灵吗？他把纸从压纸盘中取下来，把他写下的东西念给我们听。在纸张的反光下，他小而明亮的眼睛在闪烁。
我于1897年3月8日出生在帕拉弗鲁赫尔（下安普尔丹[106]）。我们家是地地道道的安普尔丹人。这里风景环绕，东有贝古尔角的颂尼克山，西有菲多尔山脉，南有福尔米盖群岛，北有格里山。这片土地总让我颇觉古老。曾有各式各样的民族在流浪中途经此处。
“美妙的陈述。”我说。格奥尔基点头，闭上双眼。我看了一眼朝圣者们。雷梅迪奥斯的眼睛大睁着，不是水汪汪的了。她的疹子有所缓和，不再渗血，由闪亮的红色变成了粉色。梅尔塞在她朝思暮想的卢多·本博旁高兴得呼呼喘气，而卢多在一旁严肃地观看着，通常只有那些勤勤恳恳去教堂却什么也不懂的人才会这样严肃。阿加莎站在那里，挽着他的胳膊，嘴上挂着甜甜的笑。
“还有，”格奥尔基吞吞吐吐，“心脏硬化并不是先天的，”他有力地说道，不时咳嗽几声，大家都入迷地看着。我记起了这句话。他在背诵我笔记本里的引言，“是后天形成的。它取决于人生的经历。诗人和小说家们所说的自恋通常是先天的，是真正的反常症状。”
格奥尔基哼了几声。我隐隐感到卢多在盯着我。我转身看着他时，他正冲向我，嘴里念着“真正的反常”这几个字。我的内脏像是挨了一拳。格奥尔基紧张地抬头看了看他，然后继续说下去。他说话前大声咳嗽了一下。
托特在我的两肩之间不安地踱来踱去，然后停下，朝卢多的方向嘶叫。雷梅迪奥斯又开始挠脖子上的疹子。疹子脱了皮，露出点点血迹，在漫天的银光中闪闪发亮。
“对现实的厌恶程度，”格奥尔基吞吞吐吐地说，“显然会随着一个人的人生经历而增长。无论这经历多么痛苦，但如果表现得像一个克服了一切并且全然铁石心肠的人，那就是装腔作势。”这时，卢多的嘴里说出了“装腔作势”，这证实了我的怀疑：他买通了格奥尔基。
格奥尔基向我投来祈求的目光。“当所有的一切将我逼到一种肤浅的冷漠状态时，我恐惧地观望着，”他说，“但我不会傻到表现得自己好像已经跌入谷底。”
全场爆发出一阵小心翼翼的掌声。格奥尔基鞠了一躬，对自己很满意。我感到屈辱而崩溃，文学母体背叛了我，记忆之人也背叛了我，尽管这次宏大的朝圣之旅就是为他组织的。我带着托特离开，坐在阳台上的一张椅子上。那张长着痣的肉乎乎的脸追了过来。
“他收买你了吗？”我问，指着卢多·本博。
“收买我？”他傻乎乎地重复我的话，“我把所有的家当都用在午餐上了，现在一分钱也没有！”
“我暂且原谅这次冒犯，”我说，深呼吸让自己镇定下来，“但你不能信任他。我开始怀疑他根本不是本博。他很可能是谋杀犯和语言学家尤金·阿拉姆化身的幽灵，胡德[107]、威尔斯[108]、奥威尔和P. G. 沃德豪斯[109]的文学作品中都提到过那个人的恶劣行径。你明白吗？”
他晃了晃肉乎乎的下巴，惭愧地垂下头，走掉了。我坐在那里，眺望下方辽阔的海面，慌张得说不出话来。我真不明白，我竭力将我的痛苦抛向这个世界，但它被卢多的阴谋阻断了。我的见证者们都去哪里了？他们是残忍无情、毫无人性的社会成员，这些人会毫不留情地把不幸运之人当作他们临时棋局中的棋子。我再次想起了卢多。
卢多和我以前来过卡莱利亚德帕拉弗鲁赫尔，是在秋天，在漫长的一天结束时。那一整天我们忙着在森林里寻找蘑菇—红色乳菇，长着红色、橘色和绿色的斑点；国王的睾丸；细脚黄鸡油菌；以及我最爱的喇叭黑菇，死亡的喇叭。我们享用了一顿猪肉大餐：猪脚，啤酒糊拌猪脸，用橡子喂养的阉猪里脊肉做成的火腿。最后，我们躺在海边的沙地上，紧紧依偎在一起，彼此取暖。我们就那样在沙滩上睡着了。
刚才发生了什么？谁是胜利者？我抬头看向他。他正痛苦地看着我。谁又是受害者？我无从得知，我想，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根本无法看清。月亮升起来了，圆圆的脸光辉四溢地挂在空中。我的情绪跌落谷底，整个人都蔫了。这一天又要徒劳无功地葬送在时间的废墟里。
那次朝圣后，卢多和我连续三天没有说话。要是我们在过道里擦肩而过时目光不经意间相遇，他就会低头看自己的脚。我数了数阿加莎的半身像，它们似乎翻了一倍，犹如神迹降临。
第四天，我想着把他臭骂一顿。
夜晚昏暗的光线下，卢多看起来像个幽灵。我看着阿加莎的那些半身像，它们成排地摆在他两侧的墙边，在晦暗的光线下，宛若花园里修剪齐整的树篱。我听到贝提塔在另一个房间里给自己挠痒。托特在我脚边，表情威严而果决。他身上有毕毕·卡鲁恩的亲切味道。卢多噘起嘴，目光移向地面。一片阴影落在他的脸上。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的声音就传了过来，仿佛是从地下通道里冒出来的。他的话悬挂在空中，每个字都是一把利剑，一把匕首。
“正如蒙田所言，”他说，“普鲁塔克曾说，那些喜爱宠物猴或者小狗的人，因自身那人皆有之的爱心无所寄托，为不荒废它，便生造了一个虚假而肤浅的对象。[110]”
我把托特抱起来。那鸟儿抗议地啄了一下我的手指，把我的皮肤啄破了。我想起自己曾躺在基姆·蒙索的**，在垂下的天花板下吸吮托特流出的血。想到这里，我把手放进了嘴里止血。
“普鲁塔克？”我将手从嘴边拿走，对卢多说，“我这里正好有一句普鲁塔克的话—‘对环境发怒毫无意义：事情会顺其自然，无视我们的愤怒[111]’！”
“这话你应该对自己说。”他说着便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我设法在他冲出门前抓住了他的胳膊。他转过头看着我，脸已经垮了。
“你就没有想过摘下你的面具吗？”他逼问我。
“什么面具？”我责难道。
“文学的面具！”
“你才是那个把陈腔滥调挂在嘴边的人。”我反驳道。
“我？我？我？不，不，不。” 他说。他在疯狂地摇头。我以为他要永远卡在那两个字上了，但他随即镇定下来。“这是我们两个的问题：我们不该和对方纠缠在一起。”
“和对方，和这个世界。”我补充道，“自我是有渗透性的。”
“不包括我的自我。”
他再次把脸转向门那边。
“难不成你是个例外？”
他打开门。
“你该控制一下你的自我，”他对着门槛说道，“你把一群迷失的灵魂带到山里满山乱跑，你当他们是你的奴仆？在你决定采取行动之前，请先检讨自己的想法！”
“你的意思是我不配有朋友？我就该没完没了地忍受这种如影随形的古老的孤独？”
“所以，你就把这些可怜虫拖下水？”
“我才是个可怜虫！”我说，眼泪夺眶而出。
他的眼泪也出来了，但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像一头固执而麻木的公牛。
门外的楼梯比往常更加黑暗和肮脏。我看着他走下楼梯，消失在拐角处。我又独自一人了，只有托特、贝提塔，还有那条黏糊糊的、倔强的鱼陪着我。我盯着黑黢黢的楼梯，想起那一日我俯瞰凡城的废墟，刚摘下黑色布条的眼睛因为布条粗糙的材质而有些发涩。说到底，我们有看到过什么吗？我在想。我生命中的一切都变成了残像。过去在自我抄写中成了未来，抹杀了现在。我关上门，把托特放下，让他自由活动。
我来到洗手间，站在镜子前。我看到我的眼睛、鼻子、嘴巴，但就是看不到我的脸。我的五官拒绝回归原位；它们似乎要么彼此渐行渐远，分散成零碎的画面，要么堆在一起，变成一团交叠的器官。
我回到卧室，开始计划下一次朝圣：一场达利式朝圣之旅—大眼天才的朝圣之旅。这不容易，我感到既无力又恐慌。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必须继续下去。面对记忆之人朝圣之旅的失败，我决定要再试一次，要坚持到神经麻木—这是我所有残缺的部分混合后结出的智慧。这次失败让我更加强烈地想把自己的痛苦抛向这个世界。我的情绪急剧地循环着：先是兴奋，紧接着是突然的挫败感，头脑仿佛被火焰吞噬，烧焦，化为一团黑炭。我搅动我的头脑，强迫它出示更多的路线，强迫它回忆我父亲塞入其中的引语和座右铭。从父亲年迈力衰，视网膜黄斑变异，死去，在我的空寂里复活，直至最后回归宇宙的头脑，在那些岁月里，我一直靠着这些引言和座右铭存活。可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一种可见的疏离感。
我连续几小时盯着我的人生—或者说我的死亡—的各个表面：客厅里有裂缝的高耸墙面，露台窗户上的百叶窗，它俯瞰着这座优雅、果决、被灰色石头覆盖的城市。几个小时后，已是深夜，我沿着翁亚尔河漫步良久。我静静地走过岸边成排的房子，凝望水中房屋的倒影，凝望悬挂在这条河流上的座座桥梁，凝望从屋顶或栏杆上扎进水中，趁着夜色残忍地袭击鱼儿—它们丑陋，长着胡须，懒洋洋的，吮吸着河**的泥土和废物—的海鸥，最后凝望我自己。我圆圆的脸愚蠢地飘**在水上，旁边就是托特长着尖嘴的脸。我看起来很臃肿，眼睛鼓鼓的，头发很乱。我是谁？我自问道。我怎么会来到这里，身无分文，独自漂泊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刻，短暂的时刻，我多么渴望卢多的拥抱，但如果他为我张开怀抱，我不确定我是否会拒绝。从来没人能保护我。时至今日，我又如何能做到去信任一个主动要保护我的人呢？我已经失去了亲人。我生活的圈子很小，也很狭窄。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创造爱。
连日来，我总在奇怪的时间睡着，又在奇怪的时间醒来。有一次，我直接从**坐起，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看到了我的父母。或者说不是我父母。准确地说，我梦见我站在戈雅的《两个老人在喝汤》的画面里，只是画里身形干瘪、牙齿掉光、头上戴着帽子的两个人换成了我的父母。母亲瘀青的手从油画的黑色阴影中伸出来，把勺子伸到我嘴边，要我喝下那死亡之汤。她的皮肤上长着斑点和紫色的斑块，那只瘦如纸片的手在颤抖。我喝下汤。然后父亲伸出手，用袖口为我擦拭嘴。他依旧穿着那件旧式套装，但毛发稀疏：没有胡子，头上也没有头发。他的嘴我以前见过吗？我几乎认不出来。“你们在哪里？你们住在哪片疆域？”我往前一步问道，但他们立刻退到了画布上，那幅画再次变得静止。我抚摸着肖像的表面，希望我的手能穿透它，这样就能在另一头与他们相会，但另一头什么也没有。除了空气，什么也没有。空气中充满活人和死人的余烬。
终于有一天夜里，卢多悄悄进了我的房间。他上床躺在我身边，将我拥入怀里。“我没有别的办法能让你明白，”他如实道来，“你的笔记本是我唯一的通道，唯一的入口。”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躺在那里，聆听他的心跳声，听起来像海洋深处的咆哮，像宇宙中的白噪音。我再次想，部分加起来并不等于整体，总会留下一处余烬。我安慰自己，至少我正在努力对那余烬做出解释。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卢多说。
“是吗？”
“‘国境’是一个人造的虚假概念。”他说。
“马利亚！”他说。
“一个人造的虚假概念掌控了我的人生，”我最后回应道，“那里没有任何抽象的东西。”
之后他没再说话，我知道他又不高兴了。
“你知道，”我对他说，“史上最智慧的自修者、无政府主义者、无神论者尼采曾说过：‘沉默的人几乎总是缺乏心灵上的高尚和谦恭。沉默就是一种异议。将想法吞进肚子里难免会让性格变坏—甚至让肠胃遭罪。所有保持沉默的人都消化不良。 [112]’”
我以为他会推开我，然后起身离开。但他没有。
“好的，”他说，“好的。”
我们慢慢睡去。
半夜时，我把他叫醒，告诉他：“你知道吗，卢多，我的痛苦一点儿也不高尚。这是不遗余力地调查最深层次的人性本质—它的无意义、它的虚伪习性、它的缺乏诚信—所致。人类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步，卢多·本博。前进理论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
我看得出他已经逃离了内心的深渊，仿佛一股潮水将他从浅滩里拽了出来。他半梦半醒，拼命挣扎，好让头浮出水面。
他说：“我希望你能说你爱我。”
我想说，但我的嘴唇像是被胶布封住了。朝圣之旅是我所知的唯一能化解生活对我的抵抗以及我对生活的抵抗的方法—但我才刚刚起步。我挪到了一边，不想让他看到我哭泣的样子。卢多叹了口气，伸出手，想把我拉回他的怀里，我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胳膊。他转头背对我，重又睡下。他的情绪再次变得起伏不定。明天，他就会离开我，会变得固执、闷闷不乐，像孩子一样耍脾气。我起身，在过道里踱步。我暗想，他倒好，刚回到 “爱”这个话题，他就逃进了梦乡。我没有资格去接受这样的爱，虽然我急切地需要它。不。像我这样无家可归的弃儿是没有资格的。我要把爱存放在哪里呢？它会直接从我体内掉落，沉入我空寂的深处。为了填补我生命中心那个豁大的窟窿，我需要很多很多的爱，多到任何人都无法给予。况且，他的爱是那么反复无常，漂浮不定。
我走回卧室，听到他嘴里呢喃着“不幸福”这个词。他的眼睛突然间泪水四溢，像决堤的洪水。旧时的伤口似乎重新复发，将他眼里的光熄灭了。后来，很久以后，我将回过头来看这一刻，并意识到我当初的假设是对的：卢多·本博来寻找我，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命运如我一直以来所知在诗意的维度是相联结的，而且因为在我以及空寂女士的陪伴下，卢多长久以来压制的某种东西终于能够爆发，在他的诸多记忆里有了一席之地。那是他暗藏在心里的黑暗，而他作为一名实用主义者、乐观主义者、线性思维者和理性之人，势必会与之对抗，并以此为借口来拒绝我。心理疾病并不适合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