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构建乌托邦

（一）

经过剥夺地主和移民，明初社会终于趋向了朱元璋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洪武三十年（1397年）户部统计：帝国土地占有数超过七顷的大户，仅有一万四千两百四十一户，而当时帝国户数为九百四十九万又七百一十三户，较大的地主仅占全体户数的千分之十五。帝国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小农。

学者黄仁宇说：“很显然的，朱元璋的明朝带有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经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

朱元璋成功打造了乌托邦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朱元璋开始努力构建他的理想社会。

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这是一个理想社会的起码标志。朱元璋投入了极大精力来解决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

为了解决百姓的穿衣问题，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年）发布硬性命令，要求帝国统一执行：“凡农民家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如果有田十亩以上，则种植面积加倍。各级官员要亲自督察，如果不种桑树，就罚他交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罚他麻布、棉布各一匹。”

朱元璋的经济措施的一大特点就是高度的计划性。因为这种方式符合朱元璋凡事要求皆在自己控制之下的个性，最方便于专制统治者的操作。根据天下形势，他在深宫天心默运，拟定措施，发布命令于天下。由于生性苛细，朱元璋的经济指令往往详细刻板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比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他命工部行文，令天下百姓，按帝国计划种植桑、枣。他规定，每一百户农民要共同种二亩秧，并且详细给出了种植方式：每一百户共出人力，挑运柴草烧地，耕过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苗长到二尺高，然后分栽，每五尺宽为一垅。每一百户第一年种二百株，第二年四百株，第三年六百株。

这样刻板详细的命令要在全国统一执行，谈何容易。不过，朱元璋并不担心，因为就像他的强制移民一样，朱元璋的经济政策也是以帝国暴力作为执行力的后盾。敢不执行者，往往遭受破家灭门的惩罚：“栽种过数目，造册回报，违者全家发边充军。”

开朝初期，朱元璋用这种高度计划和强迫命令的手段，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不几年时间，帝国的桑、麻、木棉产量就翻了几番，有效地解决了人民的穿衣问题。他规定了很低的农业税率，切实减轻百姓负担。不几年间，粮食生产也恢复起来，大面积消灭了赤贫人口，基本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

然而，这种粗糙的计划经济方式集中过多，统得过死，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以中国地方之大，许多地方不适合种桑、麻、木棉，但是皇帝命令一下，种也得种，不种也得种，如果不种，惩罚性的课税必不可少。极南诸省如福建气候、土地条件不适宜植棉栽桑，可是仍然得上交绢布、棉布。再如中部河南，地罕种桑，“太祖皇帝时要求老百姓种桑，是为了劝百姓勤劳过日子，但却演变成了一种税收……这个地方不种桑，不织布，每年却还得交绢布税。”（《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赋役部》）《永春县志》亦载：“国初最重农桑之政，令天下府州县提调官用心劝谕农民，趁时种植，计地栽桑，计桑科绢，府州县俱有定额。然地各有宜，两浙宜桑，山东、河南等处宜木棉，如永春则宜麻苎，当随地而取之。今有地不种桑，递年输绢，取办于通县丁粮。”

理想社会的另一个标志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早年的卑微出身，使朱元璋深深体会到流离失所者的艰辛和痛苦。即位之后，他多次对臣下说：“朕为天下主，凡吾民有不得其所者，皆朕之责。”

一有灾荒，朱元璋就心神不安，灾荒的记忆牢牢地刻在他的脑海里。他说：“朕经常想起寒微之时，不断遭遇兵荒饥馑，经常靠野菜度日。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他开仓济民，毫不吝啬。他规定：“凡地方发生水旱灾害，地方官不报告的，不许老百姓来申诉，我将对官员处以极刑。”因为瞒报灾情及赈灾不力，他杀了不少官员。他平时对下属极不放心，要求事事向他请示而后行，唯规定救济灾民可以先行动后汇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四月，他命户部通令举国郡县：“自今凡遇岁饥，则先发仓廪以贷民，然后奏闻，著为令。”各地发生水旱灾害，查勘属实，全部蠲免税粮。没有灾情的年头，也会挑一些贫穷地区，减免农业税。整个洪武年间，赈灾所赐布、钞数百万，米百余万，所蠲租税无数。

除了这些应急措施，他还建立制度化的福利救济设施。回想起父亲生病无钱救治的惨景，他发布命令，令各地设立“惠民药局”，凡军民有病而无钱医治者，给医药治疗。因为自己做过流浪者，他对无家可归者的疾苦深有体会，他命各地设“养济院”，贫民不能生活的入院赡养。月给米三斗，薪二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孩子给以上数量的三分之二。这些福利设施帮助人民解决了在旧朝代靠个人力量无法解决的生老病死等困难，使社会上最脆弱群体的生存有了一定保障，显示了朱元璋不忘本的农民帝王本色。这些靠行政命令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机构，可惜在朱去世后立刻有名无实，失去作用。

（二）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乌托邦之梦，而中国人追求“天下一家”的历史尤其源远流长。从《礼记·礼运篇》到《大同书》，中国人乌托邦之梦的集体主义、平均主义思想之强烈与连贯为世界历史所仅见。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里，规划设计帝国人民的生活是专制君主应有的权利，《周礼》反复说：“唯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每一代伟大的政治家，面对刀剑征服来的天下，都有一种要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冲动。他们把自己当成天才的艺术家，殚精竭虑在这片被他删成白纸的土地上进行美轮美奂的艺术创作。然而由于这种创作以理想主义为指导，这种冲动造成的结果往往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以自然法规的至善至美，向犬牙交错的疆域及熙熙攘攘的百万千万的众生头上笼罩着下去。……行不通的地方，只好打折扣，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

朱元璋自然也不能免俗。底层社会的生活背景使得他的乌托邦情结较之其他开国帝王更为强烈。朱元璋深知，自然经济下农民们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看上去平静安详，却异常脆弱。一有天灾人祸，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往往破产，朱元璋一家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注解。既然中国的政治规律是“有了权力可以造一切”，现在，朱元璋希望能把自己手中巨大的权力和农民的淳朴、善良和互助意识结合起来，使农民们组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人人过上勤奋耕织，生活有余的日子。“如此，贫富何患其不均，词讼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其不治？太平万世，理必有然也。”

明初才子解缙曾经给他提供了一份乡村乌托邦的完美图画。在《献太平十策》中，解缙根据《周礼》的记载提出，以每两百家编为一“里”，住在一起。每“里”在村子当中建一个乡村会所，推选年高有德的老人坐在会所里，管理大家庭的事务。会所两边设立学校，八岁以上的儿童都在这里学习洒扫应对、日常劳作，及礼、乐、射、御、书、数，十五岁以上学习《诗》《书》等儒家经典。成年男子早晨都出工耕作私田或公田，晚间饭后都去学校学习道德和礼仪。学校后面设妇女活动室，妇女们相聚在这里从事纺织缝纫女工。

这幅蓝图过于完美，几乎与《太阳城》一样浪漫动人。朱元璋当然不会这么书生气，他的乌托邦蓝图远比解缙现实。

在朱元璋的理想社会里，帝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应该在皇帝的指挥下整齐划一。朱元璋登基以后，建立了宣谕制度，皇帝每个月都要亲自写作宣谕一道，提醒百姓在每个月应做的事，由应天府发出，以达于天下每县每乡。比如六月份老百姓应缴夏税了，宣谕即提醒，众人须“各守本分，纳粮当差”。这一制度成为大明祖制，被后代皇帝继承了下去。

人民公社时期，社员们上工都是听队长的统一号令。每天清晨，当村头大树上吊着的那半截铁轨被敲响时，全村的劳动力从各家各户里走出来，在队长的带领下，下地劳动。很少有人知道，这并不是人民公社的发明。六百年前，为了督促人民生产，朱元璋就已经想出了这个非同凡响的主意。“今出号令，止是各里老人劝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老人点闸不下田者责决，务要严督，见丁著业，毋容惰夫游食。若老人不肯督劝，农人穷窘为非，各治其罪。”（《教民榜文》）即命令所有的村庄皆置大鼓一面。到耕种时节，清晨鼓声一响，全村人丁都要会集田野，及时耕作。如有怠惰者，由里老督责。里老放纵不管、未加劝督的，则严加惩罚。

理想社会里，每个集体都应该充满互助精神。朱元璋命令乡里之间，互助互济。他说：“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丧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周给。又如某家或父母死丧在地，各家或出钞若干，或出米若干资助，本家或棺椁，或僧道修设善缘等事，皆可了济。日后某家倘有此事，亦如前法互相周给。虽是贫家，些小钱米亦可措办。如此则众擎易举，行之日久，乡里自然亲爱。”

我一直怀疑，今天让人头痛不已的“随礼风”起源于朱元璋。

基于对淳朴的乡村生活的记忆，朱元璋还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营养，建立了“乡饮酒礼”制度。这可以说是朱元璋对《周礼》有关记载的一项创造性运用。每年春天，各地乡村要以每一百户人家为单位，聚在一起，大会饮酒，由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众乡民宣读誓词：“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得恃力凌弱，违者，先共治之，然后经官。或贫无所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不许入会。”通过这样的集会宣誓，培养民众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

朱元璋思想中的乌托邦因素还不止于此，他甚至进行了互助社的探索。洪武二十八年（1395）他采纳应天府上元县典史的建议，命令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组成一社，遇到农忙季节，谁家有病，则全社通力合作，协助其耕耘。至于此制度执行到什么程度，这一超前探索的结果如何，史书没有下文。

（三）

20世纪中期，中国人民在林林总总的西方思潮中，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一方面，这反映了社会主义真理的不可抗拒，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文化传统深处与社会主义思潮具有某种天然的精神共鸣。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名言，使得儒家被认定为中国平均主义思想的代表。其实不仅仅是儒家，中国的诸子百家思想中都有强烈的平均主义意识。老子主张“小国寡民”，“损有余而补不足”，墨子呼吁“兼相爱，交相利”，“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崇尚节俭，以粮为纲。这些都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公平”价值理想有着强烈的精神共振。直到后来，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大同书》、孙中山“平均地权”，都明显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均平内质。所以，社会主义思潮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很容易赢得中国人的认同。

社会主义社会强调政令统一，强调意识形态的纯洁和一元化。而这种偏好，同样是中国诸派思想家所共有的。

法家提倡“一教”，即统一教育、统一思想、统一价值标准。李斯说：“古者，天下散乱，不能整齐划一，所以诸侯并立，厚古薄今，崇尚虚言，人人都以为自己所学的是正确的，随便批评领袖们的政策。今皇帝统一天下，宜替天下人分辨黑白，定于一尊。”

黄老学派的《十大经·成法》则说：“黄帝问大臣，说：‘我一人拥有天下，狡猾的百姓层出不穷，他们善辩多智，不守我的法令，我恐怕天下因此而乱。请问怎么能才使百姓都老老实实遵守我的法令？’大臣回答：‘天下成法，要令在于“不多”，一言而止。使天下人都遵守这个“一”，民无乱纪。’”

那个提倡兼爱的墨子，比任何人都崇尚思想一致。他的政治原则是“尚同”。墨子及其门徒结成了一个组织严密、能够进行政治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该团体的首领叫“钜子”，墨子为第一任钜子，他对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绝对权威。该团体的组织原则是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绝对服从，主张“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

中国人对大同理想并没有停留在幻想阶段，不止一个封建帝王试图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大同实践。在朱元璋之前，王莽的实践最为先锋，失败得也最为彻底。王莽推行的王田令，实行土地帝国公有，一夫一妻授田百亩。同时，他尝试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酒、冶铁和铸钱，防止富商操纵市场，勒索百姓。下令建立帝国银行，贫苦百姓可以申请帝国贷款，年息为所得的十分之一，以杜绝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王莽推行固定物价政策，市场上的货物由政府规定价格，以维护市场秩序。可惜由于这些措施大大超过了社会的承受力，王莽政权很快被不满的国人颠覆。

甚至在朱元璋之后，雍正皇帝也曾试图恢复井田。雍正二年（1724年），他拨出官地二百四十顷，挑选无业人员一百户，每个男子分配土地一百亩，作为私田，每八人共管一百亩公田。公田收成归政府，作为农业税。政府给每个男子五十两银子，用来购买种子农具和口粮。公田、私田外多余的土地，用来建设村庄。然而，这个浪漫的复古幻想没能实现。实行不久，耕种者就相继逃亡。

虽然历史上的乌托邦实验都不幸失败了，然而大同理想一直活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所以，当20世纪之初，当西方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之时，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及个人的独立性的西方个人主义精神，终于因“不合于中国人民心理”而被拒绝。而社会主义则因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同质性，吸引了中国的许多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最终在中国的土壤上深深地扎下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