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网的蜘蛛
（一）
古人对“治天下”有过多种比喻，如“治国如治病”，“治大国若烹小鲜”，如“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这些比喻里，“天下”是一个动态的东西，需要治政者因时而异，因势而动。
朱元璋对治政的理解却与古人不同。他偏爱用“建房子”“盖大厦”来比喻治理帝国：“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又说，“我以为建基立业，犹之盖大房子，剪伐斫削要用武臣，藻绘粉饰就非文臣不可”。
朱元璋希望能够像盖房子一样，构建起一个千秋万世、永不毁灭的固态帝国。这个帝国能抵御时光的摧毁，永远庇佑他的子孙后代和天下万民。
（二）
虽然同为农民天子，朱元璋的个性和刘邦完全不同。刘邦骨子里有股无法无天的**豁达，他见到秦始皇车驾，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攻下咸阳之后，他沉湎于秦朝故宫的金帛子女，一门心思住下来想快活一番。还是在身边大臣苦口婆心地劝谏之下，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可见其享乐的性格。而在朱元璋的字典中，从来没有“休息”二字。穿上皇袍后，他没有把一丁点的时间浪费于享受胜利，而是匆匆奔向下一个目标：巩固帝业。在农村，家中有了几块银子，还要深埋进坑洞或灶间，何况这么大的家业，怎能不妥加打点？
遍数古今中外，找不到比朱元璋更热爱“安定”的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热爱甚至变成了一种偏执，成了“予一人”。端居九重之上，向下看去，中国社会还在沿着元朝末年的惯性继续动**着，到处充满混乱、矛盾和冲突，如同混沌、巨大、无序旋转着的星河。这让他感觉眩晕和害怕。在他看来，混乱意味着藏污纳垢，意味着重重危机，意味着形势不在他的掌握之中。混乱就如同混浊的湖水一样，生存着无数不安定的基因。一旦温度适合，这些基因就会迅速长成动乱。
即位的第二天，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五，朱元璋就对身边的大臣说：“创业难，守成更难。”甚至因为忧惧而失眠，“我回顾创业之艰难，现在日不暇食，夜不安枕”。即位第三天，他又谆谆告诫大臣们，要高度注意一切危险的苗头：“忧患之来，常始于细枝末节。明智者能从无踪无形中嗅出危险的味道，而愚昧的人在事情已出现萌芽时还毫不在意。”
刚刚登上皇位不久，他就下令设专人，每天五更之时在城门的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之所以要竭尽全力“保家”，不仅仅是因为来之不易，也是因为以血得来的家业一旦失去，必然也要以血来偿。
朱元璋习惯事必躬亲。他喜欢把事情处理得清清爽爽，一目了然。有一点不妥，他也会心神不定，寝食难安。这种素质其实最适合当一个村长，给他一个百十户人的村子，他能治理得井井有条。他会深入每家每户，掌握每只家畜的膘情。我们可以想象朱村长背着手，威严地行走在乡间的道路上，仔细观察每一株庄稼的长势。村民们见了他，远远地就向他行礼，打招呼。他微微点点头，走到他们身边，长篇大论地教导他们如何生产，如何生活，告诉他们尊老爱幼，热爱朝廷。
不幸的是，命运慷慨地把整个天下交给了他。对于朱元璋来说，中国社会过于庞大，过于复杂了。对于骑惯了驴马的朱元璋来说，巨大的中国如同没有见过的一头恐龙，他骑在上面，虽然紧紧地握住了缰绳，还是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他怕乱，怕社会的自由演进，怕任何一颗社会原子逃离他的控制。不过，村长自有村长的办法。在朱元璋看来，要保证天下千秋万代永远姓朱，最彻底、最稳妥的办法是把帝国删繁就简，由动态变为静态，把帝国的每一个成员都牢牢地、永远地控制起来，让每个人都没有可能乱说乱动。于是，就像传说中的毒蜘蛛，朱元璋盘踞在帝国的中心，放射出无数条又黏又长的蛛丝，把整个帝国缠裹得结结实实。他希望他的蛛丝能缚住帝国时间之钟，让帝国千秋万代，永远处于停滞状态。然后，他又要在民众的脑髓里注射从历朝思想库中精炼出来的毒汁，使整个中国的神经被麻痹成植物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从根本上扼杀每个人的个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他们驯化成专门提供粮食的顺民。这样，他及他的子子孙孙，就可以安安心心地享用人民的膏血，即使是最无能的后代，也不至于被推翻。
（三）
把社会改造成原子状态并不是朱元璋的最终目的。散沙在风吹日晒之下，也会自由流动，形成沙丘，构成新的不均匀不稳定状态。朱元璋采用“草格子固沙法”，用一道道诏令来固化社会。
大明王朝继承发展了元朝的职业世袭制，把帝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如果你是军人，则子孙世世为军，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书一职，没有可能脱离军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缝，那么你必须以缝纫为生，不管你是否六指或者残疾。
为了摸清中华大村的家底，朱元璋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周密的户口制度。帝国山陬海隅每村每乡每个人的个人信息，都被执政机器所清楚掌握。在大明王朝，每个人一生下来，就会被政府登记在户口本上。长成之后，子承父业，一辈子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朱元璋下诏说：“如今士、农、工、商都要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如果因为天灾人祸在出生地生活不下去逃往他乡了，那么“地方有关部门必然穷究你逃到何处，行文到那里，令当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令》问你的罪，命令你依然老老实实在原地居住，从事原来的职业”。
人口统计登记到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密、科学的组织，动员庞大的人力物力。可以想见，在当时的通信、交通、统计技术条件下，进行精确的人口登记多么艰难。不过，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威力无穷。他在洪武初年发布的命令说：“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还不明白了哩……我这里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这些军人去各州县里，下到地里去一本本地核查，看老百姓们写得真不真。经核查属实的便是好百姓，不属实的便拿来做军。如果有官吏敢隐藏户口的，将那官吏处斩。百姓们有躲避了的，依律要定了罪，通拿来做军。钦此。”这道杀气腾腾的命令宣布了中国户籍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帝国的军队组成一支支工作队，手持武器，深入各地的乡村田野，挨家挨户进行人口登记造册。所有户口本都必须由家长本人亲自填写或者口报，绝不许别人代为包办，如果有包办作弊，经手人员“一体处死，隐瞒人户，家长处死，人口迁发化外”。
这样规模浩大的人口登记，每十年重新进行一次。朱元璋规定，户口本上要详细写明家庭人口的姓名、职业、年龄以及田产等基本信息。每家每户微小的变化，都细致地表现在户口本上。
下面就是明朝一份户口本上的内容：
林荣一，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计家五口。
男丁二口：成丁一口，林荣一，年三十九岁。不成丁一口，男阿寿，年五岁。
妇女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岁；女阿换，年十二岁；次女阿周，年八岁。
产业：屋一间一披，田自己民田，地六亩三分五毫。
洪武四年×月×日
配合人口制度，朱元璋又建立起鱼鳞册制度，即帝国土地登记制度。每家每户的土地有几亩几块，每一块的位置、大小、四至，都写得清清楚楚，举国一家不漏。下面是一块地的土地产权证登记内容：
土名：李树园，地一分四厘。
地属二十都四图三甲，程九龙。
东至方良珊田，西至张丹民田，南至方良珊田联，北至方良珊田。
（附土地图）
朱元璋在应天玄武湖的湖心岛上专门建造了两个大库，把帝国各地的户口证、土地证副本都送交到这里，他亲自查看。作为大家长，他对自己的家底，一眼看到了底，才放了心。
（四）
帝国人民都植物化，这毕竟只是朱元璋一个人的狂想。人毕竟是拥有双腿的动物，走亲访友、外出经商的权利实在无法剥夺。
如果大明王朝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办事怎么办？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开“介绍信”。如果需要出门，请你到官府登记，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后给你开“介绍信”，或者叫“通行证”，用当时的话来讲，叫作“路引”。上面写明你的姓名、籍贯、职业、出发地及目的地。朱元璋规定，帝国人民，凡出门百里之外，就必须持有此证。朱元璋教导人民：“各地百姓，遇到生人，要仔细检查他的通行证，看看他的穿着打扮、行动、做派是不是和通行证上写的职业相同。”如果不带通行证出门，要受到严惩：“凡没有通行证私自出门者，打八十棍。经过关口不走正门，过河不由法定渡口而过的，打九十棍。偷越国境的，处绞刑。”
（五）
正经过日子的农民最瞧不起的是“二流子”。作为一个家教严格的标准农民，朱元璋虽然曾混迹江湖，对游手好闲之徒却一直缺乏好感。
对于那些纵情玩乐的“败家子”，他掩饰不住骨子里的厌恶。
翻阅史料，偶然见到了朱元璋接见功臣子弟时的一篇讲话。录其片断，从中可以看到朱元璋的人生态度：
男子汉家，学便学似父亲样做一个人，休要歪歪搭搭的过了一世。你每（们）趁我在这里，年年来叩头。你每还是挨年这歇来（即“每年到这来”之意）。你每小舍人，年纪少……莫要学那等泼皮的顽……你每这几个也年纪小哩，读书学好勾当。你每学尔的老子行。
有一次，听说京卫将士闲暇饮酒，朱元璋就将他们召来训斥一通：“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餍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对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箫、唱曲更是异常痛恨，曾颁旨大加惩罚：“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子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除了对“歪歪搭搭”的二流子的厌恶外，朱元璋更从政治高度清晰地看到游民们的危害性。历朝农民起义，都是由游民首倡，这些游手好闲的人都是些不安分之徒，是一群流动的火种，是社会上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控制游民，实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
朱元璋颁布重重法令，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从事固定的职业。
他在《大诰续编·再明游食第六》说：“再次申明不许不务正业，大家要互相知道彼此的职业。我这个命令一下，各地政府、邻人、里甲，对这些不务正业者，要告诫训诲，让他们立刻找活干……一月之间，仍然不务正业的，四邻和里甲要把他拿赴官府。官府如果不管，你们送赴京来，为民除患。如果不拿，这样的人，非在官府帮闲做坏事，就在乡里当盗贼……是诰一出，四邻里甲不能拘拿赴官赴京，使此人在地方做了坏事，案发之日，四邻里甲同坐其罪！的不虚示！”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就是把人嵌入一个一个单位，变成“单位人”“固定人”，每个人只有依靠单位才能领到工资、口粮。这样，就可以确保每个人的生活都最大限度地为帝国机器所控制。
朱元璋在计划经济体制出现前五百多年，即已把传统的里甲制度强化成了镶嵌式的社会控制体系，用里甲这张大网对帝国人民进行了网格化固定。他规定，对帝国人民，每十户编为一甲，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一里包括十甲，另十户轮流为里长）。普天下人民，都有了自己归属的“单位”。
朱元璋里甲制的严密程度大大超越历朝。大明王朝一里之内的居民，都有互相监督的义务。每家每户都要互相作保，实行连坐，一家犯罪，全体倒霉。他发布《大诰》说，一里之内的每一家都要了解其他家的情况：“要知道这家几口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比如，读书的，要知道他的教师和同学分别是谁，是上县学还是州学，要一清二楚。当教师的，邻里一定要掌握他的学生们的情况，看看每天出入他家的是不是这些人。”“务农的，每天从炕头到地头，天天出来进去，邻里都看得见，这个情况就好掌握了。”“做工匠的，邻里们一定要看看他的通行证，掌握他到哪儿去做工了，一般到远处做大活儿，在外待的时间可以长些，在附近做小活，应该不久就会回家，邻里要密切掌握这些情况。”“经商的，有做大买卖的，有做小买卖的，有走得远的，有走得近的，到哪儿去都有通行证可以检验，回来的期限就不必严格限定了。不过邻里也要勤打听点，如果一年到头也没有个信，两年还没回来，邻里就要到这个人家里去问问缘故。”（《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
之所以要如此严密地掌握邻里情况，是为了一发现不安定因素，就可以立刻汇报给官府。“一里之中，如果发现了强盗小偷，逃出军队的人，逃归的犯人以及其他不守规矩胡乱生事的人，里长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就要召集同里的人抓来送到官府里去。如果不这样办，严惩不贷。”
严密的里甲制度如同一个个牢笼，使天下人约束，“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放逸，有不可得”。大明王朝颠倒了人和土地的关系，人成了土地的附属物。流浪儿出身的朱元璋坐了天下，当然要防止第二个朱元璋出现。
（六）
社会底层已经被均匀而严密的大网牢牢罩住了，朱元璋的目光又对准了里甲之网控制范围之外的阶层：官员。
中国古代的官僚阶层有着矛盾的个性。一方面，他们惰性强烈，缺乏责任心、事业心，上面推一推，下面动一动，敷衍塞责，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盛行。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富进取心和创造力，为了升官发财，削尖脑袋，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一旦皇帝的监视稍有放松，他们就会创造出无数贪污枉法的新招来。
而大明王朝官员的这种二重性最为突出。盖有明一代，官员的地位与前代相比大大降低。唐宋以前，官员一直享有很大的权力以及种种优待，譬如一家公司，皇帝是董事长，官员则是股东和高级雇员，公司的前途和发展关乎大家的利益，所以官员们的责任心比较高。而朱元璋把主要权力全部收归己有，官员只剩下执行命令和跑腿一种功用，成了皇族的高级奴隶。这些高级奴隶没有自主思维和创造的权力，也缺乏创造热情，对公司的前途和命运更是漠不关心。与此同时，他们的多余精力势必要灌注到另一方面，在以权谋私的活动中迸发出更大的活力和创造力。
为了管好这些高级奴仆，朱元璋费尽了苦心。他用规章制度捆住官员们的手脚，令他们只能在他严格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他生怕地方官们办事不细心或者不尽心，亲自撰写了《授职到任须知》，对每一级地方官吏的职责都做出详细的规定。他把地方公务分为“发布公告”“征收田粮”“管理仓库”“会计核算”“受理诉讼”“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产”“管理辖内读书人”“管理地方渔业”“管理地方窑冶”等三十一项，并且逐项开列地方官中应当注意的事项，对这些注意事项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的要求。比如“管理囚犯”一项，不但要了解已经了结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还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体轻重，何者事证明白，何者取法涉疑。明白者，即须归结；涉疑者，更宜详审。期在事理狱平，不致冤抑”。谆谆嘱咐，像个碎嘴婆婆，只恨不得一个个手把手教他们干，一身化为千万，在旁边严密监视。对于京官，他则制定了“六部职掌”，把每个部每个司每个科所有大小官员的岗位职责定得明明白白，连每个月用多少墨水钱都算得清清楚楚，让他们像牵线木偶一样，精确地按着他预先设定的轨道运行。
针对官员们强烈的贪腐热情，朱元璋制定了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反贪污法令。他严禁官员们公余出去潇洒，规定“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不得再当官”。对官员们限制性规定的琐碎苛刻，几乎让人无法忍受。比如他规定，官员出差时，不能用公车运送私人财物：“凡因公出差，按级别可以坐官马公车、用官驼等者，除了随身的衣物外，携带的私人物品不得超过十斤。违者，超过五斤的笞十下，以上每增加十斤加罪一等，到打六十下为止。坐船的可以多带些，但也不得超过三十斤。违者，十斤笞十下，每二十斤加一等，打到七十下为止。家人随从者，都不许坐公车。如果谁贪小便宜，求官员帮他带私物的，这个人与官员同罪，所寄之物没收。”
与现在鼓励官员深入基层体察民情相反，朱元璋做了一个今天人看起来非常奇怪的规定：不许官员们下乡。农民的经历，使朱元璋产生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印象：那些下乡来的官员，都是来大吃大喝、搜刮扰民的。当上皇帝后他说：“我在民间时，亲身体验到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所以他规定，官员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官衙里，不许去体察什么民情。如果官员胆敢坐轿下乡，百姓见了，就可以一拥而上，捉了送到京师，由皇帝亲自处死。
这条规定把官员捆在了官府里，与把百姓捆在土地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发现他们被置身于千万条高压线之间，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法网。在朱元璋的精细化管理之下，官员们的行为主动性、施政自由度被压缩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七）
朱元璋精细编织蛛网，当然是为了网住所有臣民，以供皇族享用。然而，他织网织得太顺手，一不小心，他不仅把平民、官员网了进去，甚至把子孙皇族也网住了。
黑格尔认为，朱元璋式专制的缺点在于，只有皇帝一个人对整个帝国的前途命运负责，其他人都缺乏责任心。皇帝必须担任这个庞大帝国的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因为除了天子的监督、审查以外，就没有其他合法权力或者机关的存在。政府官吏的尽职，并非出于他们自己的良知或者他们自己的荣誉心，而是一种外界的命令和严厉的制裁，政府就靠这个来维持它自己。”
这就是专制政体的弱点，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朱元璋当然意识到了他创造的这一体制的弱点。他时时刻刻担心他的后代们胡作非为，导致他设计的帝国机器的运转陷入混乱。如果那样，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朱元璋不仅仅要决定他生时的帝国面貌，他还要预先设定好他死后每个接班人的行动轨迹。
他花了整整六年时间，七次删改，用曹雪芹多写半部《红楼梦》的心血，写了一部叫作《皇明祖训》的书，专门献给他的子孙们。
在序中，他这样告诫他的后代们：“你们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知世故。而我幼而孤贫，长大了又值兵乱，二十四岁就当兵，头三年是小兵，后来一步步上升，这个过程中我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年，终于一统天下。所以，人情世故，人之情伪，我深有研究。”“群雄都是天下最强悍诡诈的人物，最难制御，我已经都制服了。老百姓在兵荒马乱中变得越来越奸猾，最难统治，我也已经治得服服帖帖了。未开朝前，我就开始制定统御天下的法律规章，十多年间，不断修改，务期详尽，现在已经都出台了。颁布之后，效果不错。现在，我又写作这《皇明祖训》，作为我们家的家法。我把草稿贴在西厢房里，每天早上晚上阅读、修改，以求万无一失，首尾六年时间，大改了七回，这才定下，真不容易啊！不过有了这个东西，你们做皇帝就好做啦！凡我子孙，都要严格服从我的这个详细规定，不许自作聪明，违反我这个成法。一个字也不许改！如果你们果然听话，那么咱们老朱家的天下一定会千秋万代！”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字也不许改”的东西都有些什么内容。
在这本书里，朱元璋详细规定了从皇帝到亲王的行为准则。从“如何行政”“如何执法”的大章大法到“如何安排日常起居”“如何管理后宫”“皇族间如何行礼”等生活细节。规定之详尽烦琐，让人难以想象。
治国行政的大原则就不详细介绍了，仅仅引用几个小细节，来看看朱元璋为后代考虑得周密到了什么程度：
开宗名义第一章是安全第一：“为了安全起见，你们和亲信大臣们商量机密时，带刀护卫只许离你们十丈远。”“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没事常听听城中动静，也可以到院子里，看看天气星象，有没有什么灾难的征兆。如不出，则听听市声是不是有什么异常。”
作为仁慈的父祖，连子孙后代如何吃饭，哪顿饭多吃哪顿饭少吃，他都计划得周周详详：“当了皇帝住在宫里，每天要早起晚睡，酒要少饮，饭要按时吃！午后，不许吃得太饱！如果是外出在路上，可以不受此条限制。”
其他各章也有诸多注意事项。比如，如果宫内女子生病，只能在白天找大夫，夜晚不管多急的病，只能挺着。请大夫时，须要监官、门官、局官各一人，太监三人，老妇二人，陪医生一起进宫。如果这些人不陪，只叫老妇陪着进宫，则很容易发生危险之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官员都要斩首，太监、大夫、老妇都要凌迟处死。
甚至，他亲自规定亲王出行时，都要带些什么东西：交椅一把，脚踏一个，水罐一个，水盆一个，香炉一个，香盒一个，拂子二把……
看了这些规定，你会明白为什么朱元璋想了六年，改了七次了吧。看看，做朱元璋的子孙多么享福，出生时几乎不用携带大脑。三百多年里，大明王朝基本上是按照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政治模式来运转，每一件事都有成例，每一件事都有定制，几乎没给后任皇帝留下任何权力运用上的自由。没有紧急的事情，皇帝不得出紫禁城一步。一年到头，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动几乎都有固定的日程。
对于亲王们来说，这种幸福更是难以忍受。因为不断有亲王作乱，后代皇帝继承太祖精神，不断强化对亲王的规定，使明朝中后期的亲王，几乎变成了囚犯。这些原本被认为帝国内最幸福的人，在生活自由方面连普通百姓也不如。亲王只许安坐享福，不许从事任何事业。亲王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想出城遛遛弯，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他们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见面。《明史·诸王传》赞语：
（有明诸藩）然徒拥虚名，坐縻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
（八）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其他古老文明都被历史的云谲波诡一遍遍涂改得面目全非，只有中国文明历经数千年风雨冲刷，而基本格局丝毫不改。
这一事实，在中国人看来，是中国文明生命力强大，继继绳绳，与天咸休。在西方人看来，却是极其悲惨和可怕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僵化状态。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
像朱元璋这样牢笼天下，无疑不符合这个帝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它却符合皇帝一个人的利益。孟德斯鸠说，专制制度是大一统的中国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便要迅速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这和地理的性质是不相容的”。
“产权”决定治理方式。对于天下人民、土地和财富都属于皇帝一个人所有的帝国来说，选择哪种治理方式只取决于皇帝一个人的感觉。如果一种治理方式只方便皇帝一个人，对其他社会成员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从皇帝的角度看，这也是合算的。相反，如果多给人民一些个性发展的空间，增进了亿万人民的幸福，却可能造成皇帝统治的一点点不方便，那么对皇帝来说，也是不合算的。
所以，历朝皇帝都乐于剥夺其他社会成员的自由，来成就自己一个人的绝对自由，损害其他人的方便，成就自己一个人的方便。由此，造成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轨迹。英人穆勒认为，个性自由和专制统治的斗争，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盛衰和浮沉。伴随着个性的舒展，人类生活也就变得丰富、多样、生气勃勃。这一过程还加强着那条把每个人和本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因为这个过程将一个民族也变得大大地更加值得个人来做其成员。相应于每人个性的发展，每人也变得对于自己更有价值，因而对于他人也能够更有价值。他在自己的存在上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实，而当单位中有了更多的生命时，由单位组成的群体中自然也有了更多的生命。反之，压抑人的个性，使个人消失在人群之中，这种社会埋下了专制的因子。在那里，人类生活必会变成一池死水，首创性极度缺乏。人心的这种低下状态又导致平凡的统治，平庸、落后的民族便将出现。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僵化状态充满了恐惧。在部分西方哲学家眼里，中国的停滞绝对不是什么光荣和成熟，而是一种极端的罪恶和丑陋。在他们的语言里，厌恶之态溢于言表。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把中国比喻成一具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英人比万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我认为我们的危险并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独裁。”（引自《历史研究》）
（九）
当然，天国的朱元璋绝对不同意这些西方人的看法。他绝不认为自己的形象是这样的恐怖、丑恶。相反，在他手中那面东方式的铜镜里，他看到自己既威严又仁慈，像一个充满智慧和爱心的老爷爷。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朱元璋如此强横地剥夺社会其他成员的自由，无疑野蛮、荒谬、不可理喻。
朱元璋却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天下百姓享有的一切，包括阳光雨露，都是他赐予的。他是老百姓的所有者，因而有权对他们进行任何处置。
听起来奇怪吗？其实，这个道理中国人理解起来应该一点也不奇怪。有一次回到农村，在餐桌上亲戚们谈到当地兴建水库，需要大规模移民。我说，国家无权说移民就移民。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大伯不高兴了。他说：“你吃国家的，喝国家的，还能不听国家的？”
我大伯的观点和朱元璋高度一致。
洪武初年，因为缺乏干部，朱元璋四处征召读书人出来做官。贵溪县读书人夏伯启叔侄二人也在征召之列。这两个人怀念故国，不愿在新朝为官，遂斩去左手大指。朱元璋闻听，勃然大怒，立命把二人捆赴京师，在皇宫里亲自对他们二人讲了一通道理，说明不为他服务是极端错误的。
朱元璋的这篇讲话，详细地记载在《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奇文共赏，可看出朱元璋的逻辑。
朱元璋问夏伯启：什么叫再生父母？没等夏伯启回答，他就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解释起来：“且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体而已，其保全性命，全在于人君。何谓再生父母？人遇大难将死之时，被人救下，救他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是他的再生父母。”
用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方式，他告诉夏伯启，自己就是夏伯启的再生父母，因为是他把夏伯启从元末的战乱中拯救出来，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天更历代，列圣相传，此岂人力而可为乎？如今你们叔侄二人安然生活，不忧凌暴，家里财产不怕被人抢走，你靠的是什么？”夏伯启俯首默然。“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抢，靠的是君主啊！是君主给你提供了社会治安！君主就是你的再生父母！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
朱元璋自己说，一席话讲得夏伯启心悦诚服，以至于他被判处死刑时也毫无怨言，反而感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幸福。“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听了这些话，夏伯启无以言对，默默受死。
在朱元璋看来，因为自己掌握的暴力震慑了其他的暴力，使天下获得了安宁，所以他就是天下人的救世主，他有权对天下人生杀予夺。为了让天下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他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宣讲，在《大诰》的另一章里，他反驳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说：“有人说：‘皇上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供总养的，怎么能说皇上养活老百姓呢，应该说是老百姓养活皇上。’愚民们，你们不知道，说皇上养活你们，是因为他教育你们，给你们制定纪律，要不然你们小的不听老的，富的欺负穷的，谁都不得安生。”
所以，他对百姓们不感激自己颇为不满。在《大诰·民知福不报》中愤愤地说：“你们吃我的，喝我的，有的百姓却对我不知报答，恬然享福，绝无感激之心。”
所以，他对天下人行凶作恶时那么理直气壮。有一次，朱元璋微服私访，在街道上听到一老年妇女和人说话，提到他时，不称“皇上”而称“老头”。朱元璋认为这是不满自己统治的表现，回宫后，令五城兵马司把老妇居住的街区都杀光了，并且说：“张士诚占据东南，当地人如今还叫他‘张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头’，真叫人活活气杀。”
甚至对于大臣，对于自己册封的公侯贵族，他也缺乏最起码的尊重。这些人也不过是他手里的工具，一不高兴，他就可以喝令身边的武士，把任何一个大臣按在宫殿地上，拉下裤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他的屁股。这就是明朝有名的廷杖制度。在他的一怒之下，诸如勋臣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和工部尚书薛祥等，许多高级官僚都在皇宫的地板上被活活打死。
（十）
和如今的看法相反，朱元璋并不认为他牢笼人民是侵犯了人民的权利，妨碍了人民的幸福。他认为这样做，促进了百姓们的幸福。
朱元璋的结论与今天如此截然相反，是因为朱元璋从自己的幸福观出发来理解帝国人民的幸福观。他是怎样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其幸福观？
朱元璋亲自写作的《大诰武臣·储钦等擅收军役第七》载：淮安卫指挥储钦受贿被朱元璋严惩。朱说：“看来今日他们这样遭贬呵，何不当初依本分，守着本等职事、好房子下坐着，关着俸米吃着，却不快活么道！他却务要这般撒泼做呵，不知他们心里果然是如何？”
同书《监工卖囚第二十六》载：千户郭成贪财，放了罪犯，“却将一个千户的名分弌坏了，有这等薄福的小人”。
在《皇明祖训》中，他这样教导后代们：“凡自古亲王居国，其乐甚于天子。何以见之？冠服、宫室、车马、仪仗亚于天子，而自奉丰厚，政务亦简……乐莫大焉。”
朱元璋从来不认为“自由”是一个人生活中所必需的。从一个贫农的视角出发，他认为“幸福”就是吃饱穿暖，再进一步，就是在好房子下坐着，吃国库粮（“关着俸米吃着”），不用干活，这就是天下最大的幸福。他想象不到，人还有别的需求。至于被管理得严一点，他认为这不但不妨碍幸福，反而增加了人们的安全感。
所以，朱元璋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过度干涉帝国其他成员的生活是妨碍了他们的幸福，他绝不会认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相反，他认为“每个人的不自由是全社会安定团结的前提”。至于什么个性、思想、自由的价值，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在朱元璋眼里，其实他已是一个十分仁慈的君主。历史上，有几个皇帝像他这样，关心治下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有几个皇帝像他这样，为了抓社会治安殚精竭虑？
明朝之后，清朝统治者更是对朱元璋的政治制度赞赏不已。
顺治帝亲政后，时往内院与大学士等议论文史。一次，他问范文程等：“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范文程等回答说：“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顺治帝说：“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一）
明孝陵今存一碑，为康熙手书“治隆唐宋”四个大字，意思是夸明太祖治国好过了唐宋。
正因为此，清朝基本上把朱元璋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并通过设军机处等小调整，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备。从这个角度说，朱元璋不只开创了三百年大明基业，连大清王朝基本上也是其政治思维的产物。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受到毛泽东赞成的很少，大概只有两个：第一个是秦始皇，第二个就是明太祖。五十多年前，新中国成立，吴晗到西柏坡向他请示对朱元璋的评价。毛泽东就指出，吴晗对朱元璋的批评过当，因为朱元璋的所作所为都是巩固政权之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