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椅上的农民 一、均平天下
（一）
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南方全部平定，北伐大军也一路奏凯，天下大势已经板上钉钉。朱元璋这才定下心来搞登基大典。古礼三推三让，他不耐烦搞那套劳什子，只一让便答应了。发布诏书，报告上天说：“唯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纷争。唯上天赐我英贤之才为辅，遂扫平群雄，使百姓息于田野。今地周回二万里广，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
没做过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那个龙椅前要经过多少繁文缛节。祭天，祭地，祭什么星辰、社稷、太岁、岳、镇、海、渎、山川，甚至还有城隍。饮福、受胙、送神，林林总总。在这些令人疲惫的环节中，有一个典礼让朱元璋真的动了感情，那就是追尊祖先为皇帝皇后。父亲朱五四被尊为仁祖淳皇帝，母亲陈二娘被尊为淳皇后。朱元璋身穿绘有日、月、山、龙等图案的衮服，戴上平天冠，跪在祖先牌位前。读罢册文，略一闭目，父母的面孔又浮现在眼前，他们的悲惨命运与龙袍和皇冠是那么不协调。起兵以来，权力越来越大，事情越来越多，他很少有暇想起往事。只有这一刻，他才猛然一惊，清晰地看到自己是从何等低微的位置爬上来的。一时间，那个四处漏风的茅草屋家中散发着酸味儿的一切，又清晰地出现在脑海。这期间的落差，让他突然感觉有些眩晕。
他定一定神，心里默默地说：“爸、妈，不光你们想不到，儿子自己也没想到能有今天。”
（二）
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朱元璋是何时背叛了农民，成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
太祖皇帝地下有知，一定会龙颜大怒。
在三十一年皇帝生涯中，朱元璋一天也没有忘记早年的艰辛，从不讳言自己的出身。在诏书中，他屡屡说自己是“农夫”：
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
他多次对大臣们讲，农民的生活多么艰苦，教育他们要关心、爱护农民：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之中，最劳苦的是农民。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很少得到休息。风调雨顺之年，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劳，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饥寒……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
正如清人邹潘在《天潢玉牒》中所说的那样：朱元璋一生诚心爱民，尤其同情贫弱之人，一说起稼穑之艰苦，每每为之涕泣；他对于富豪大户兼并他人土地，贪官污吏榨取百姓钱财，深恶疾之，犯者必置诸法。在历史上，像他这样对农民和地主爱憎分明的皇帝，绝无仅有。
在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农民皇帝刘邦本质上是一个流氓而非农民。在这个意义上，朱元璋可以被称为中国史上唯一的“农民帝王”。他终生保持着农民趣味、农民气派、农民作风。他绝无声色之好，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打点朱氏家业，从登基到去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他的节俭，在历朝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皇帝的生活用具，按规定应该用黄金制造，他指示一律用黄铜代替。他不喜饮酒，每日早膳，只用蔬菜。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唯一没有背叛“农民理想”的起义领袖，终其一生，朱元璋都在为实现农民乌托邦而艰苦奋斗。在他的帝国蓝图中，“农民理想”是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在他治国举措的方方面面，无不体现着对农民利益的根本关切。
（三）
为了判断朱元璋到底有没有背叛农民阶级，我们必须首先判明什么是农民阶级的社会理想。
我们不能想象，那些追随朱元璋起义的农民怀抱着红军式的革命理想。作为自然经济时代的小农，他们既渴望平等，又迷信权威。归结几千年来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们的社会理想，无非以下几点：
第一，在他们的理想社会里，必须有一个严厉、公正、说一不二的明君，高高在上，杀伐决断，慷慨地向农民身上泼洒阳光雨露。这个明君应该强大威严，洞察一切，任用忠臣，摒弃奸佞，像父亲一样赐予他们纪律与安宁。这个明君又应该仁慈无比，轻徭薄赋，像母亲一样关心爱护他们，在灾害年份及时救济他们。
第二，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平均”是农民们最大的理想，也是历次大型起义的口号。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农民们懦弱、自私又善良。他们受够了别人的欺凌，最知道受人欺负的滋味，因此，每个人的土地和财富大体平均，谁也不必遭受嫉妒心的折磨，就成了他们千百年来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在孔夫子那里，这个农民理想就被文绉绉地描述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的最佳白话文解释应该是：“我不怕日子穷，就怕别人不和我一样穷；我不怕东西少，就怕别人比我多。”
第三，作为平均主义的补充，这个社会又应该等级鲜明。天在上，地在下，父为尊，子为卑。“权威主义”的人格结构决定了农民们强烈渴望等级明确、秩序井然的稳固不变的社会。农民们的“平均主义”是小农内部的平均主义，他们从来没有期望过全社会所有成员一律平等，那样“长幼不分，尊卑不明”的自由竞争的社会状态是他们所不敢想象的，他们认为那一定会带来混乱。他们绝对赞成一个社会要有“尊卑上下”，绝对赞成上面赐给他们严明的纪律。他们认为，这样社会才能“四海升平，万民乐业，风调雨顺，君正臣良”。
第四，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除了害怕天灾之外，最害怕无非三种人：一种是贪官污吏层层盘剥，一种是豪强大户以强凌弱，一种是地痞流氓为非作歹。因此，农民们衷心期望在这个社会里，文武百官能清正廉洁，地主大户能善良守法，地痞流氓能被消灭净尽。换句话说，农民们期望能够得到“公平”和“正义”，以使“人人辛苦力田，个个尽忠守职，男重贤良，女务贞洁”。
在朱元璋之前，还没有哪个皇帝能实现农民们的全部梦想。即使是那些经历了农民起义烈火洗礼的开国帝王，也不过是在开国之初能做到几年轻徭薄赋而已。更多的帝王是在登上皇位的第一天即与地主和官僚沆瀣一气，联起手来鱼肉最底层的广大人民。
（四）
看来是天下穷苦人的祈盼，且得天道循环，向安徽凤阳县赵府村生下太祖洪武皇帝来。这朝圣人出世，据后来乡亲们回忆，也曾红光烛天（不过朱元璋当上皇帝前，可没人回忆起来过）。这个洪武帝，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率领二十四员猛将，打下十五个行省。这天子扫清寰宇，**静中原，国号大明，建都应天，十六朝皇帝班头，三百年开基帝主。这朝天子与历朝帝王不同之处，端在于他出身纯正。所以他能与农民心连心，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
翻阅厚厚的中国历史，朱元璋总结出，王朝灭亡的诱因不外是两个：一个是帝王大权旁落，王朝轻易为权臣、外戚、太监所倾覆；另一个是土地兼并与政治腐败联手，导致贫富差距加大，造成官逼民反。
因此，要保证江山世世代代在朱氏子孙手里，必须根绝这两种现象。
针对第一个诱因，他以历朝帝王所不及的魄力，大刀阔斧进行了政治改革：废除丞相和大都督这文武两个最高职务，把丞相权力一分为六，分给六部；把大都督权力一分为五，成立五军都督府，并且从制度上让各个权力部门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单独对皇权构成丝毫威胁。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说：“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相比之下，要消灭第二个诱因，则要难得多。因为土地兼并与官僚腐败，几乎就如水往低处流，是传统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
无知者无畏，朱元璋并不缺乏向规律挑战的勇气。兼并是由于地主阶级的贪婪，腐败则源自官僚阶层的天性。为了帝国的根本利益，他必须严厉打击地主阶级与官僚阶层。基于这个思路，大明王朝初期呈现出“三明治式”治理方式，皇帝与底层农民联起手来，共同挤压社会中间阶层即地主和官员的生存空间，由此开创了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奇景观。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朱元璋把帝国的大地主几乎消灭殆尽，使普天下农民们土地大体平均。他展开了人类史上最严酷的惩贪运动，几千年来习惯于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做着帝国里最倒霉的职业，一度被群众运动冲击得威风扫地。他爱护百姓，勤劳国事，发展生产，底层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他严厉打击地痞流氓，惩办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使得“流氓”在朱元璋时代几乎绝迹。他还开展了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教育行动，大力移风易俗，扭转了不良的社会风气。甚至，他还试图在农村推行初级社，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
一般来讲，如果一个皇帝能不傻不苶，不在农民们吃不上饭的时候问他们为什么不喝肉粥；能心理正常，不成天迷恋于“秘戏”或者剖开孕妇的肚子看胎儿男女；能自己个儿把握朝政，而不是几十年不上朝或者把权力都交给太监们，农民们对于这个皇帝就基本上可以满意了。而朱元璋居然超额实现了农民们的全部梦想。生逢朱元璋时代，难道还不是农民们的最大幸福吗？
（五）
朱元璋对地主阶级的恶感，基于双重因素。
作为一个贫农的儿子，朱元璋的血液里天然流淌着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朱元璋永远忘不了自己一家在一户户地主的压榨下不断逃亡的惨痛，永远忘不了父亲死后，他和哥哥到刘德家去跪求施舍一块葬身之地，被刘德赶出家门的屈辱。在朱元璋的头脑里，地主大户们的形象始终如新中国“**”时的宣传画中的一样，脑满肠肥，面冷心黑。
而坐在龙椅上，用帝王的眼睛看下去，地主阶级的形象也并不讨人喜欢。虽然朱元璋知道“有恒产者有恒心”，但他更清楚的是地主阶级本性中的贪婪、狡诈、为富不仁对他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一则富家大户势力过于强大，很容易破坏地方社会秩序；二则他们难以抑制的兼并土地的欲望，很容易导致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从而诱发王朝的崩溃。
被起义农民推上皇位的朱元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新帝国内严厉打击地主阶级。
战争时期，军队所过之处，地主纷纷逃亡。新朝建立，他们从藏身的穷山大谷中兴冲冲跑回家乡，却发现他们的土地大部分已经被穷人们耕种了。他们出示地契，趾高气扬地要求农民们把土地归还原主，农民们却不买他们的账。地主们不知道，天下已经变色了。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年）发布了一道诏书：“各处地主，过去因为兵荒马乱抛下田土，已经被别人耕种了的，这块地的产权归现在的耕种者所有。”这道诏令否定了地主阶级的部分产权。不少战前的豪门大户，千里奔波回来，却发现自己已经从缙绅之家沦为上山开荒的贫农。
甚至对于土地完整的地主，朱元璋也不允许他们恢复旧有的家园。洪武五年，他下诏说：“战争时期，不少人抛下产业，逃到他方。现在天下太平，又都回来了。这些回来的人家，如果原有土地多，而现在人口少，不许他们占有原来那么多的地，有几口人，给几分地。原来土地少而现在人口多的，可以自己开垦无主之地。总之要平均，占地太多，要治罪！”
这近乎是一种土改。
不过，这些措施的范围只能限于那些逃亡归来的地主。也有许多地主并没有逃亡，他们庞大的产业经过战争的洗礼，依然地连阡陌，庐舍巍然。更主要的是，这些人在地方上累世经营，根深蒂固，是朱元璋均平天下的主要障碍。
在自然经济时代，凭空剥夺这些人的财产显然不符合“天道人心”，缺乏理论和道德资源的支持。但是，这难不倒朱元璋。只要明确了目的，手段对他来讲从来不是问题。对剩下的大地主，他的基本策略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因地制宜，用各种不同的借口，依次加以摧破。
第一个借口是“徙富室以实京师”。这是历朝历代习用的一个办法。开朝不久，朱元璋把江南大量富豪之家强行迁到首府应天，使应天很快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大约百万的巨型城市。为了防止这些富户逃回，朱元璋制定了禁止逃亡的严厉法令。朱元璋后来对大臣们说：“过去汉高祖刘邦迁徙天下豪富之家到关中，我初不以为然。现在想来，京师是天下根本之地，把他们迁到这里，实在是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所谓“事有当然，不得不尔”，盖因这些豪强大户都是地方上的强悍势力，把他们从地方上拔出，一可以削弱他们的势力，把他们放到皇帝的眼皮底下，防止他们为乱地方；二他们带来的大量财富，可以活跃首都经济。
第二个办法是制造冤案，发动百姓诬告陷害地主，以此抄没他们的财产。
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应天城墙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流放云南。沈万三终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充公。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的仇富心理。
在罗织罪名摧残富民这件事上，朱元璋的流氓性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心黑手狠，任意黑白，不怕别人咒骂，不怕后人评说，不但不为妇人之仁，甚至也不受基本道德准则的约束。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惩贪和消灭政治上的异己力量，制造了四大冤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强权在手，朱元璋搞起政治斗争来，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在消灭政敌的同时，“搂草打兔子——捎带手”，他把江南幸存的地主们也都消灭了。其手段是任意利用案件勾连地主富户，唆使人们诬陷他们藏有贪官寄存的赃款，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明史》说，郭桓案“核查赃款所寄放的人家，遍及天下，民众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在胡、蓝党案中，江南有名的豪强地主几乎都受到株连，仅吴江一县，罹祸的就“不下千家”。此举“尽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庐”。绝大多数案件，都是一望而知的冤案。
朱元璋的措施卓有成效。不少明朝人说，在朱皇帝的流氓手段打击之下，地方上的富家大户已经被清洗一空，几乎一个也没剩下。明人吴宽说江南“一时富室或徙或死，声销景灭，**然无存”。明人贝琼也说，当时三吴地区的大户，“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当然，这种说法近年遭到怀疑，有学者研究证明，朱皇帝的清洗并没有那么彻底，也有极少数地主大族采取散发家财、外出逃亡等手段，活了下来。如无锡华宗寿家田地很多，富甲邑中，“至国初，悉散所积以免祸”。长洲朱士清入赘乌溪大姓赵惠卿为婿，“赵以富豪于一方”，朱士清预料会出事，“出居于外以避之，后竟保其家”。不过，这样的幸存者毕竟是太少了。
（六）
西谚有云：“穷人的房子风可进，雨可进，未经允许国王不可进。”
在同时代的欧洲社会，像朱元璋这样大规模地强制性搬迁，这样任意剥夺私人财产，是不可想象的。
我上学时读世界史，书上说欧洲的国王们很穷，要打仗要办事得向商人们借钱，借得多了还不起，就被商人们控制，不得不听商人的话，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结果资本主义就这样发展起来了。（在日本也是这样，到明治维新前，一些大商人家族控制了大部分领主的财政收入，因此有“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民谣。）我读了之后大惑不解：怎么君主还会被商人控制？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吗？西方的君主怎么那样笨？
我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虽然私有制在中国起源很早，然而，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确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
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本质上的区别是组织方式的区别。西方社会的统治者的权力总是或多或少产生于契约关系。在封建时代的君主制下，国王只能对他的直属附庸的封地享有契约规定的某些权利。所以，“你的附庸的附庸就不是你的附庸”。而在以希腊为代表的民主制下，权力的产生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公民们在一个国家之内共处，要通过公开的竞争，组织起政府，把权力自下而上赋予它，使它合法地为众人服务。所以西方行政权力的表情有点像一个雇工，毕恭毕敬，一副被选票所操纵的窝囊样。
而当古代中国人群聚之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明上下”“辨尊卑”。他们较量武力，比赛智谋，来进行颇似大猩猩群中争夺首领的惨烈斗争，用朱元璋的习惯语言，就是：“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纷争。”最后，唯一的一个胜利者穿着血迹斑斑的征衣，踩着失败者的头颅登上王位，对所有人发号施令，生杀予夺，即：“遂扫平群雄，使百姓息于田野。”而其他活下来的竞争失败者和那些胆怯的旁观者，于是立刻匍匐在地，山呼万岁，从此成为王者统治下的顺民，即：“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成为天下人民的“主人”。学者林沄曾对“王”字的起源做过专门研究，发现“王”字本是斧钺之形，是杀伐的象征。而“臣”字的本义是奴隶。它的字形是一个卑躬屈膝的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臣，像屈服之形也。”伪孔安国《传》讲：“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唐人孔颖达疏《礼记》也说：“臣，谓征伐所获民虏也。”
因此，同样是分封制度，中国的封建与西方的封建并不是一回事。两周时代的分封关系不是在大小贵族之间经过博弈产生的，而是作为最后的战胜者的王，以帝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的资格，向臣下“授民授疆土”。“授”下去以后，“王”仍然拥有最高的所有权；而且授受双方之间，只存在下级对上级的单方面服从关系，而不存在契约性的相互制约关系。
因为权力的取得是沾满鲜血的，所以中国式权力的表情是居高临下、威严无比的，一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霸气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气。没有一个国家像古代中国那样，政治权力决定着一切。每个社会成员，都被政治权力所牢牢控制。政府与他统治下的人民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从这样一个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古代中国称统治人民曰“牧”。《淮南子》直截了当地说：“夫牧民者，犹蓄禽兽也。”在以暴力起家的统治者眼里，被统治者是自己用刀剑猎获来的猪羊，自己对他们拥有绝对的产权，生杀予夺，任由己便。
有了鲜血和头颅做底气，古代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做起事来，从来都是大刀阔斧，乾纲独断，没有和皮鞭下这些猪羊商量的习惯。上古时代，史载商王盘庚欲迁都于殷，但许多人留恋故土，盘庚声色俱厉地说：“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这孬种留在新邑蔓延滋长。”
秦始皇时代大规模的移民、修长城，也没听说征求过百姓的意见。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如此巨大的行政动员能力，让当时的西方传教士惊叹不已，说欧洲任何一个帝王，也不可能有此威权。
所以，如果一个人能掌握帝国的最高权力，便可以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所以，朱元璋才可以凭一己之喜怒，把帝国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
（七）
底层社会的成长经历，使朱元璋终生对官僚阶层保持着底层视角。
在传统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是一丛吸血的庞大根须，每一滴膏血最终都源自社会最底层。因此，从社会底层向上望去，视野中所见的景象自然是一张张贪婪的面孔，是“无官不贪”“无官不可杀”。中国的农民起义，与其说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不如说是农民阶级对官僚阶层的反抗。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其实不是地主黑手里悬的霸主鞭，而是各级官吏们催粮催款敲诈勒索时的凶残嘴脸。中国老百姓说得简单而明白：“官逼民反。”
一方面怀抱对官僚体系根深蒂固的反感与怀疑，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依靠这个体系，这一矛盾反映在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待遇上。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苛刻的。一方面，朱元璋对自己的亲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贵族的俸禄异常丰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有五万石，是最高官员的数十倍，还不包括其他各种赏赐；另一方面，朱元璋又把官吏的俸禄定得出奇之低，对普通官员以“薄俸”为主流，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说，官僚们“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按照惯例，官员的部分幕僚、随从的报酬和部分办公费是要在年俸中开支的，所以官员们依靠正常的俸禄无法过上舒适的生活，低级官员更连养家活口都有困难，“不足以资生”“困于饥寒”的抱怨不绝于口。
除了低薪制，朱元璋还取消了官员的许多其他特权。唐宋两朝，官员的子弟会得到“荫封”，可以直接做官，而朱元璋则取消了这一做法，大官之子虽有“荫叙”，但所叙的只是“禄”而非“官”，想做官仍要参加考试。和今天的“降级撤职”作为一种惩罚一样，明朝以前，官场上一直实行“以官抵罪”，即官员犯罪，以降职或夺官作为一种抵罪措施。然而，这一特权也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勾销了。官员犯罪，与百姓同样，该坐牢坐牢，该流放流放，一点也不予宽容。清人薛允升因云：“唐律于官员有犯除名官当，免官免所居官，委曲详备，其优待群僚之意溢于言外。明律一概删去，古谊亡矣！”
很明显，在分配帝国利益蛋糕时，朱元璋把官僚体系排除在外了。一个前贫民对官僚阶级的下意识里的报复欲望，朱元璋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
（八）
唯有对于农民，朱元璋是关怀备至的。坐在皇位上，朱元璋发现，一个皇帝心中的蓝图与广大农民的梦想居然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他清楚地看到，实现“农民理想”，即是皇族的利益所在。
因为自耕民恰好处在历朝统治者梦寐以求的没有“余粟”“余智”“余力”的状况下，只要他们都能吃得上饭，并且没有渠道自我组织起来，就对帝国构不成丝毫威胁。况且，驯服的小农是专制政权最牢固的基础，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是皇族最主要的财政来源。
所以，朱元璋要制造一个平均化的社会，使尽可能多的人成为自耕农。这样，基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体积大小都差不多，不会相互侵凌，也不会相互融合。在皇权面前，他们都是原子化的个人，对皇权的控制没有丝毫的抵抗力。
通过打击地主，他已经把大的土块基本上碾成碎沙。不过，这盘沙子在整个中国这个盘子里的分布还不均匀。
明朝初年，举国人口分布严重不均。因为连年战乱，许多地方百姓非亡即逃，土地荒芜，人烟稀少。面对这种情况，朱元璋动用行政力量，组织了人类史上最大的政府组织移民行动，在位期间共移民一千三百四十万人，占帝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在中国史、人类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
心思缜密的朱元璋对移民组织得很成功。他居高临下，根据各地的人口密度，确定迁出地、迁入地，由各地官员组织护送，并且发给迁移人口一定量的种子、粮食和农具，以使他们到了新地区后能迅速扎下根来，安居乐业。应该说，这是一件便利天下的好事，计划周密，组织有序，措施得力，可圈可点。
可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关于明初移民的记载和传说，却一律充满了悲苦和辛酸。民间传说，当时为防止人们半路逃归，每登记一人，在脚小趾上划一小口，所以山西移民皆为小趾重甲；长绳捆绑，押解上路，由此人们都养成了背手的习惯；连小便都要报告长官，由军人解开手，才能行事，所以华北各地，都把上厕所叫作解手。
原来，明初大移民是强制性的，谁搬谁不搬，搬多远，搬到哪儿，都由政府官员一手划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老百姓一点发言权和知情权也没有。纵然从长远看，移民造福于民，然而中国老百姓历来安土重迁，要说服他们背井离乡谈何容易。以山西人为例，无论是迁往安徽还是山东，多则四五千里，少则也有千余里，所到之地又是人烟稀少，荆棘丛生，“既无室庐可居，又无亲戚可依”，其艰难困苦之状可想而知。山西历来比较富裕，所以百姓并不愿意搬迁。朱元璋仅有的动员手段就是顶在后脑上的枪刀，有时甚至是欺骗手段。河南偃师县《滑氏溯源》一文谈道：“人们传说山西迁民，唯不迁洪洞，所以人们都纷纷逃聚洪洞。不料上面骤然行文，独迁洪洞……”
通常是迁民令一下，各地官员就纷纷下乡，把各地百姓整编成一百一十家为一里的队伍，统一到某处集合，点名，发给身份证明。然后，由官兵押着，一队队出发，奔向天南海北。洪洞大槐树、苏州阊门、南昌筷子巷和朱市巷，都是这些移民出发前集合点名的地方，是移民听候官员发号施令的所在，时间久远，就被移民的后代们传说成了自己的故乡。移民们一队队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拉着家里的坛坛罐罐，洒泪告别送行的父老乡亲。无论是寒风刺骨的严冬，还是盛夏酷暑，在押解人的斥骂声中，走在前途未卜的道路上，一路上，抛下因生病或者饥寒交迫而倒下者的尸体。
不管过程怎么样，结果是中国的人口布局大手笔地改变了，大大改变了分布不均的现象。许多无地少地的民众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三亩地一头牛，可以在此基础上，建设孩子老婆热炕头的幸福小农生活。因此，按照历史学家们的标准，朱元璋的大移民功垂千古。
当然，也有几处地方的移民后来证明是败笔。比如，开朝后不久，朱元璋即又从江南富裕之地迁了二十万人到凤阳。本来，朱元璋是想把凤阳建成中都，与应天并为天下首都，所以才移了那么多的人。可是这个建都计划几年之后因为“厌胜事件”取消了，移民却不许再回家乡。这些来自江南富庶之乡的移民只分到了为数不多的贫瘠土地，加以凤阳“十年九荒”，非旱则雨，这些移民很快吃光了家底，成了贫民。由于皇帝不许他们搬回江南，他们只好利用冬天农闲季节，开了路条，扶老携幼，成群结队，一路要着饭，回到江南老家，投亲靠友吃几顿饱饭，上上坟，扫扫墓，第二年春天二三月间再回到凤阳。这些一路要饭的人，随身携带些乐器，沿途唱着花鼓戏，把他们的悲惨遭遇传播到了四方：“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