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胜负乃兵家常事1
尽管黄巾军在寿张会战中的落败，还只能说是兵锋稍挫，尚不致于伤筋动骨，但也已令其士气大为低落。这个时候，曹操采用双管齐下的策略，向黄巾军发出了劝降书，黄巾军不但不予接受，而且反过来也给曹操送来了一份劝降书。
黄巾军信奉所谓太平道，对其它鬼神祠庙，一概予以禁毁，曹操年轻时做过济南相，在任上时，也曾拆毁鬼神祠庙，并严禁官民举行祭祀。济南国隶属青州，青州是青州黄巾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太平道也早就在青州等地有过私下传播，大概太平道在当初传播的过程中，与当地其它鬼神信仰有过争夺信众的冲突，曹操移风易俗，拆毁祠庙，客观上有利于黄巾势力在济南乃至整个青州境内的扩大和蔓延。
黄巾军中有一些人是济南人，对曹操在济南时的所作所为有一定了解，他们觉得曹操当初的做法和他们是相通的，在劝降书中，他们对曹操说，汉朝气数已尽，黄巾当取而代之，既然先生你是个明事理的人，又何必要逆势而动呢？
曹操读信后，气得连连跺脚，呵斥痛骂，但他同时也感到既然连黄巾军都认为与他有相通之处，自己争取黄巾军是大有希望的，故而决定对政治招抚的这一做法不予放弃。
奉天子以令不臣
寿张会战的结果表明，曹军骑兵不仅成功地找到了黄巾军步阵的薄弱之处，而且已经善于运用集群骑兵的合力，对单个骑兵能力的不足进行弥补。
在各自都发出劝降书，又都为对方所拒绝后，曹操继续发挥骑兵机动力强的优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连续出击，昼夜不停地组织会战。黄巾军则像被瞬间破功一样，找不到抵御的办法，几次会战之后，所部损失很大，不得不节节撤退。
黄巾军靠攻城略地维持给养，男女老少都伙在一起，走一路吃一路，一旦连续败北，处境便极为困难。在他们败退至济北国时，已是寒冬季节，更是衣食无着，饥寒交迫，曹操趁机加强政治攻势，对黄巾军“开示降路”，敦促其赶快投降。
黄巾军走投无路，经过谈判，终于同意归降，接受曹操的指挥。曹操共得降兵三十余万，家属男女百余万口，曹操大为高兴，宣布既往不咎，一个也不加以伤害。他从三十余万降兵中挑出特别精壮，用官方说法可称之为“百战悍贼”的老兵五、六万人，编成了一支独立建制的部队，号称“青州兵”，剩余降兵则和所有降众家属一起，被组织起来，安排到乡间进行耕作，以便生产自给。
青州兵作为精锐步兵，与曹军中经历过战争磨练的骑兵相得益彰，曹军的作战能力由此得到极大提高，已足以与任何一个诸侯及敌对势力相抗衡。
击败和降伏青州黄巾，使曹操在兖州站稳了脚跟。这时他在名义上虽已是一州之主的州牧，但事实上还不可能立刻摆脱对袁绍的依附从属地位，外界都把他在兖州的成功，视为袁绍势力在河南的延伸。袁绍自己也如此认为，遂向朝廷举荐曹操为正式的兖州牧。
袁绍以为曹操一直都是需要靠他罩着的小弟，但曹操的幕僚们却早已把袁绍当成了潜在的竞争对手。新附谋士毛玠年轻时做过县吏，以刚正不阿，清廉公道著称，他本来想投靠荆州牧刘表，途中听说刘表政令不明，才取消原定计划，投奔了曹操。
毛玠判断，袁绍、刘表虽然兵多民众，暂时势力强盛，但终究成不了大事。他建议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也就是迎献帝东归，直接使用皇帝的旗号，对不守臣节的诸侯进行调度，谁敢执迷不悟，就抡起皇帝的大棒敲碎他们的天灵盖。
毛玠自然把袁绍、刘表等人都划在了“不臣”之中。曹操对毛玠的这一颇具战略眼光的建议很是欣赏，连连击节称善，当即采纳，并提升毛玠为幕府功曹。
就曹操来说，随着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当初在参加讨卓时，为了除去皇帝身边的奸佞，拥护献帝，他固然可以万死不辞，但一旦走上发展个人事业的道路，想法就再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单纯了。尤其在董卓死后，随着诸侯争霸的剧烈程度不断升级，曹操必须全身心埋首其中，对皇帝的态度也逐渐由忠心耿耿，更多地转变为实用主义的利用。
事实上，也并非只有曹操君臣才想到要迎献帝东归。关东的州牧郡守，不少人出于各自目的，都有过类似考虑，甚至在袁绍幕府中，也已经有人和毛玠不谋而合，站到了同样的战略高度之上。
袁绍初占冀州，谋士沮授就提出，尽管现在皇权衰微，皇帝已成傀儡，但在诸侯纷争之中，若能够把皇帝控制在手，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号，依旧能在道义上获得极大的舆论优势。
沮授劝袁绍到长安迎回献帝，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朝廷的名义征伐各地。袁绍本来想改立刘虞，结果没成功，自然就会对沮授的建议加以斟酌。
不久，朝廷派大员抚慰关东，曹操和袁绍听说后，都亲自带兵到数百里之外迎接，临别时，两人还相约在洛阳会合，共同将献帝接回来。这表明，和曹操一样，袁绍也已在盘算是否要西迎献帝了。
冤家对头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无论袁绍还是曹操，都尚不具备将献帝接到身边来的条件，不过两人之间又存在着很大差别。
袁绍西迎献帝的主观愿望其实并不强烈，归根到底，他怕弄来献帝后，反而碍手碍脚，影响自己行事乃至自立称帝。曹操则完全接受了毛玠的主张，但囿于形势，不得不暂时搁置，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以与朝廷和献帝接近的机会。
公元192年底，曹操派从事王必出使长安。前往长安必须借道河内，河内郡太守张杨原为丁原的部将，当时受何进委派回并州募兵，结果等他回来时，丁原已经被杀，并州军也被董卓给兼并了。
在无枝可栖的情况下，张杨先归降袁绍，后被匈奴首领于夫罗裹挟叛逃。丁原曾屯驻河内，此处本属并州军的地盘，于是张杨便在河内站定脚跟，并从凉州集团所控制的朝廷那里取得了河内太守的名义。
此时张杨与势力正盛的袁绍已经恢复了依附关系。曹操在名义上也仍是袁绍的附庸，一直以来，与朝廷的联络都须由袁绍代为启奏，而不是自己直接沟通，他所获取的官职，无论是东郡太守还是兖州牧，均由袁绍向朝廷上表。同为袁绍的小弟，张杨认为曹操遣使长安之举破坏了大家约定俗成的规矩，若他放行，让袁绍知道的话，恐怕会怪罪于他，因而拦着王必，不让其过境。
张杨的部属、骑都尉董昭是个聪明人，他认为曹操虽然暂时势力弱小，但未来却不可限量，和袁绍结盟也只是权宜之计，两家不可能一直好下去。他劝张杨不必事事维护袁绍，还是要多给自己留后路，并指出眼下正是一个成全和方便曹操，借以与之结交的好机会。
张杨恍然大悟，不仅同意让王必从自己境内通过，而且还上表推荐曹操。董昭想得更为周到，他以曹操的名义给长安的李傕、郭汜等人写信，依照其地位高低，分别致以问候和打点礼物。
王必越过重重阻碍后，终于到达了长安，但这并不等于就可以顺利地向献帝致意。因为此时的献帝不过是个傀儡，实权掌握在李傕、郭汜手中，两人对关东群雄怀有戒心，缺乏信任感，他们已经本能地察觉到，关东方面有自己拥立皇帝，从他们手中抢去权力的意图。
尽管王必声明来长安是为皇帝致意，而且还带来了董昭写的问候信、礼物，但李傕、郭汜仍旧认定曹操并非实心诚意，打算干脆将王必扣留下来作为人质。关键时刻，黄门侍郎（皇帝的侍从副官）钟繇帮了一个大忙，他对李、郭二人说：“现在群雄并起，各自假托天子之命，割据一方，难得曹操还心向王室，想着皇帝，若不接受他的忠心诚意，恐怕会有失众望。”
李、郭虽然是文化层次很低的凉州武将，但他们也知道自己打的是皇帝的旗号，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于是只好改变态度，向曹操回赠礼物，算是接受了曹操的好意。
曹操派遣王必出使长安，初衷之一是向献帝表示效忠，当然也希望朝廷能按照袁绍等人的荐表，对其兖州牧的地位给予正式承认。前者在董昭、钟繇的贵人相助下，得以如愿，献帝和周围一班公卿大臣都对曹操产生了好感，但是后者却碰了壁。
自讨伐董卓的战争开始以来，凡参加讨卓的关东州牧郡守，多数都不承认在凉州集团控制下的东汉政府（也包括被董卓所立的献帝），以前董卓专权是如此，现在李傕、郭汜当道亦如是。反过来，凉州集团也不承认这些郡守职位的合法性，在他们看来，曹操及其前任刘岱的兖州牧头衔都是不合法的，因而，在他们的操纵下，朝廷对曹操的州牧职务不予承认，另外发表京兆人金尚为兖州牧，令其赶往兖州就任。
正如钟繇所说，曹操遣使长安，主动亲近朝廷，在关东诸侯中并不多见。在明知朝廷受凉州集团所操控的情况下，曹操也并没奢望到马上被承认，他所气愤的是，对方不承认自己也就算了，居然还想跑来轻轻松松地摘桃子。
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地盘，要让自己拱手让人，这种事想都不用想，绝无可能！曹操当即派兵到兖州边界迎击，反正金尚不入境便罢，一入境，兜头就打，管你什么朝廷命官不朝廷命官。
看到情况一妙，金尚害怕被追杀，急忙逃往南阳。南阳是袁术的势力范围，金尚别的地方都不去，而非要前往南阳，其实是有缘故的。
袁术年轻时也是一名游侠，以豪爽重义气而闻名，大将军何进生前曾把他和袁绍同等看待，让他们共同参与了诛灭宦官的策划。尽管袁绍、袁术都是游侠出身，又是同出于汝南袁氏这一显赫家族的亲兄弟，但袁绍的声望和地位要大大超出袁术，袁家门生故吏遍天下，这些人也大多投向袁绍，而不归于袁术。
袁术气得要命，大骂投奔袁绍的人都是一群小人，说你们为什么都不跟我，而偏偏要跟袁绍那个“家奴”？不仅如此，他还写信给公孙瓒，说其实你们都不知道，袁绍根本就不是我父亲的儿子！
素来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母亲的婢女出身以及自己庶子的身份，本是袁绍最敏感的地方，现在都被袁术一一拿出来加以羞辱，这口气袁绍如何忍得，两人于是彻底撕破脸，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
袁术据有的南阳郡是一个大郡，有数百万户人口，手工业、商业都比较发达，所以袁术的实力并不弱。还在曹操取得兖州牧地位之前，袁术就已远交幽州的公孙瓒，希图颠覆袁绍在河北的势力，袁绍则以牙还牙，也联合荆州的刘表，用以牵制袁术的后方。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敌对的两个集团、两条战线，一个集团以袁术为首，站在这条战线上的有公孙瓒、孙坚等，另一个集团以袁绍为首，站在这条战线上的有刘表、曹操等，双方蓄势已待，一触即发。
步兵与骑兵对决
公元192年冬，在金尚逃到南阳不久，公孙瓒便在袁术的配合下，向冀州，曹操亦北上冀州，协助袁绍迎敌，此时距离曹操击降青州黄巾尚不满二十天。
公孙瓒如今变得格外骄傲自大，别人稍犯过错或被他看不顺眼，就会立刻成为他的刀下之鬼，连居官有贤名，袁绍曾欲立为皇帝的幽州牧刘虞，也死在了他的手上。
骄狂的背后，是公孙瓒屡战屡胜的佳绩，以及他在关东无人能及的骑兵优势。公孙瓒本人擅长骑兵战术，麾下更拥有万余精锐骑兵，骑兵的成份类似于西北军，其中既有汉人，也有乌桓等少数民族，总之都是骑射能手。公孙瓒又从骑兵中精中选优，组成了一支三千人的近卫部队，公孙瓒本人酷爱白马，这支部队也都乘骑清一色的白马，因经常高呼：“义之所至，生死相随，苍天可鉴，白马为证！”故而得名“白马义从”。
在当时，“白马义从”有中原第一轻骑的美誉，其机动力和射程均很惊人，连以骑射见长的匈奴、乌桓都为之闻风丧胆，只要听说“白马义从”出现于塞外，无不相嘱予以回避。
袁绍占据冀州的时间不长，缺乏骑兵，所部多为弓箭步兵。袁军中最强悍的步兵号为“先登兵”（先登是先头部队的意思），基础来自于麴义的私兵。麴义原为韩馥部将，后叛韩投袁，此人常年生活在西凉，与羌人打过仗，积累了应对骑兵冲击的经验和战术。
公孙军进至界桥附近。战幕拉开后，麴义率八百先登兵居前，公孙瓒欲消灭这支先锋小部队，遂下令本部骑兵以“白马义从”为先导，对袁军步列实施“陷阵”式冲击和踩踏。
“白马义从”一边冲锋一边在马上引弓射箭，但不管怎样箭如雨下，先登兵始终镇静地俯伏于盾牌下，一动不动，待到敌骑冲至相距仅几十步远的地方时，他们才突然一跃而起，在步骑踩踏所扬起的尘埃中大喊冲杀。
骑兵主要依靠马匹奔驰的冲击力来对敌人进行杀伤，一旦没有了助跑速度和相应空间，在对阵步兵时便很难谈得上优势，甚至不得不下马步战。在先登兵出敌不意，挫败其锋的时候，事先埋伏于他们背后的一千强弩兵，又给予了“白马义从”以致命一击。
所谓弩，就是安有臂的弓，发射时，一扣板机，箭即射出。弩比弓的杀伤力更强，命中率也更高，但使用要求则相对较低，军中要培养一个优秀射手，往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但要想在短时间内训练出一个出色的强弩兵，却没有那么困难。
强弩兵的缺点是必须有短兵对其进行保护，而且要分批开弩，以保证连续性齐射，只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强弩兵便能对骑兵进行有效抑制。在先登兵的掩护和助攻下，强弩兵千弩齐发，所中必倒，不一会儿，看似锐不可当的“白马义从”便迅速垮了下去。
“白马义从”一垮，公孙瓒全军即溃，被迫逃回幽州。经此一败，公孙瓒这位曾经的骑兵之王便开始走向衰弱，不复往日神气。
界桥大战和之前曹操的寿张大战类似，都是步兵与骑兵对决的经典战例。先登兵不但有黄巾兵那样强悍善战，而且队列更密集，纪律更严格，这是袁军能够打败公孙军的关键所在，它也再次说明，战场之上，步、骑兵对阵，并不是必然都能压倒对方，一切仍取决于到底谁更技高一筹。
在界桥大战进行的过程中，曹操作为助战一方，并没有直接参与，但想来曹操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固然会庆幸于本集团取胜，可为自己减轻压力，但也一定会对曹军战斗力的突飞猛进和强大，感到暗暗心惊。
是的，自击降青州黄巾以来，曹军实力的确已有了很大扩充，然而一对比就知道，还远没有能够达到与袁军直接抗衡的程度，而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面对其它共同的敌对势力，曹操也必须继续和袁绍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盟，一南一北，背靠背地抵御外敌，如此才能使自己不致倾覆，这应该是曹操从观战中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
公元193年春，曹操将军队主力屯驻于甄城，州治也同时由昌邑改为甄城。昌邑位于兖州中心地带，甄城则处于兖州北境，濒临黄河南岸，地理位置虽然相对偏远，但临近河北，更容易与袁绍相互支援。
不打不知道
当时的州郡大小极不相等，曹操的兖州包括今豫东和鲁西南平原，方圆千里，地域已可称辽阔，但相比之下，还只是小州，袁绍的冀州要包括现在的好几省，那才能算是大州。
位于南方的荆州包括今湖南、湖北两省和河南的西南部，也是大州，其属地南阳郡领三十七县，为天下第一大郡。南阳被袁术所控，后来荆州刺史刘表将治所从今湖南境内迁徙至湖北的襄阳，和袁术形成了相逼之势。
孙坚原为荆州长沙国太守，后北上参加讨卓，屯扎于河南境内，成了一个没有地盘的人。袁术见他很能打仗，便表荐他为豫州刺史，和孙坚相互联合，要夺刘表的地盘。
孙坚一马当先，对刘表发起进攻，连连取胜，将襄阳也围困起来。可惜孙坚过于大意，单马独出，结果被刘表的军士用暗箭射死了。
孙坚军群龙无首，已无战意，刘表乘势从襄阳出发，进逼南阳。如此一来，袁术向南面发展的计划就被堵住了，他若是坐着不动便罢，若是要继续扩大地盘，就只能向北发展。
兖州处于南阳和冀州之间，从两大集团整体的攻防态势出发，可以看成是曹操在为袁绍把守着南大门，袁术欲北上乃至进入河北，势必要首先占领兖州。
此时的曹操虽已露出峥嵘，成为关东群雄中新的独角兽，然而打的主要都是黑山军、黄巾军这些起义军，与其它诸侯之间尚未有过大的交手，袁术自认为是与袁绍不相上下的大鳄，便决定在曹操身上试试运气。
袁术引军北入陈留郡，在他进至陈留后，曾被曹操打败的一部分黑山军余部以及于夫罗的南匈奴残兵，见其势盛，便都前来依附。尽管依附者都已是残兵败将，但对于袁军而言，也已算是一个不小的整补。
袁术来了精神，他自己屯驻于陈留属县封丘，派部将刘详领兵出击，在封丘东北的匡亭扎营安寨。
陈留及其封丘在兖州境内，而且从封丘到兖州的新州治及曹军大本营甄城已不太远。曹操自然无法容忍，他立即带兵从甄城南下，长驱百里，直扑匡亭。
匡亭一旦有失，封丘必然难保，袁术赶紧率主力前往援救。两军接战，大家才发现，真是不打不知道，原来曹军的实力还在袁军之上，袁术大败，只得放弃匡亭，退保封丘。
曹操马不停蹄，继续对封丘发起围攻。袁术已经被打怕了，还未等到曹军合围，便逃出了封丘。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个时候刘表又切断了袁军的粮道，于是袁术连老巢南阳都没法要了，只能一味埋着头没命奔逃。
曹操仍然穷追不舍，袁术刚想停下来，在城池里歇歇脚，曹操马上就挖开河渠灌城，逼得他根本无法驻足。直到袁术退至九江郡，曹操确定其已远离兖州，无法再对自己形成威胁，这才班师收兵。此役对袁术打击甚大，后来他给吕布写信，在回忆起这次战争时，还心有余悸，称“流离迸走，几至灭亡”。
公元193年夏，曹操率部回到定陶。定陶为兖州济阴郡治，定陶是关东地区的交通枢纽，曹操准备向外进攻时，就会提前把军队集结在这里，以便稍事休整后向周边出击。
这次曹操对准的目标，是徐州的陶谦。陶谦早年因镇压徐州黄巾军有功，被任命为徐州刺吏，后关东州牧郡守联合讨伐董卓，陶谦没有参与，遂被董卓任命为徐州牧。
徐州在今长江以北和山东东南部，此处物产丰富，户口殷实。董卓和李傕、郭汜之乱时，徐州较少受到破坏，关中三辅以及洛阳附近的百姓，于是纷纷逃难涌入徐州，使得徐州俨然成为战乱时代难得的一块乐土。可是陶谦缺乏政治才能，一贯信用奸佞小人，疏远忠直之士，以致刑法政令失当，地方治理逐渐陷入了混乱。
陶谦对内治理无成效，对外却也想学别人扩张地盘。当时全国有十三州，其中一个州属于司隶校尉管辖，称司隶州，也称司州。陶谦打上了司州的主意，正好有人聚众数千人造反，自称天子，陶谦便与之联合，以他的名义出兵司隶。
曹操的兖州位于徐州和司州之间，陶谦欲取司州，必须先经过兖州。陶谦牛气哄哄，也不跟曹操打招呼，就直接攻入了兖州南端的任城。
联合造反，是在助人谋逆；攻占任城，是在抢人地盘。于公于私，曹操都有正当理由讨伐陶谦，但对曹操而言，讨伐陶谦，却也决不是一个被动的偶然决定。
有意制造的假像
环顾兖州周边，北方是曹操尚需依赖的袁绍，他当然不能向袁绍进攻；西方的张杨依附于袁绍，其所辖的河内也可以算成是袁绍的势力范围，曹操若从兖州向西扩张，必然会导致与袁绍关系破裂，再者，曹操在遣使长安时，因为借道，还欠了张杨人情，更不能说翻脸就翻脸；南方的豫州由多股势力所盘踞，曹操如果要向豫州进军，势必得经过陈留，但陈留形势比较复杂，此处为张邈所实际控制，即便曹操身为州牧，亦不能在陈留随心所欲。
曹操兴兵伐董时曾依附于张邈，实为张邈的部将，后来转投袁绍，才脱离了张邈。以资历和身份而论，张邈的陈留太守为过去中央政府所任命，曹操的东郡太守、兖州牧，前者乃袁绍做盟主时的临时任命，后者也是由袁绍任命的，且有越权之嫌，因为任命者袁绍自己还只是同级的冀州牧。虽然袁绍对这两项任命都上了表，但那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形式而已，朝廷从未予以承认。
曹操的东郡太守毕竟还没有超过张邈，自担任兖州牧起，就反居于张邈之上了，在这一点上，张邈的心理很难平衡，也不会服气。
表面上，曹、张一直维持着友好睦邻关系，曹操对张邈在陈留的独立状态不仅不以为意，有时还故作姿态地进行拉拢，实际两人却早已貌合神离，彼此都心存戒备。
袁术进攻陈留，曹操替张邈出头，率部击退并对袁术发起追击，张邈也的确没有做出任何对曹操不利的举动。然而这不能一概而论，倘若曹操经陈留大举南征，就很难保证张邈不会产生别的念头了，一旦他将曹军的给养和归途予以截断，局面将变得非常危险。
与北、西、南方相比，曹操向东用兵的阻力和危险系数最小，但可能获取的实际利益却最大。
早在黄巾大起义爆发时，北方州郡就受到了一定影响，董卓和李傕、郭汜之乱则使西方州郡日益残破凋零，南方的当时还未经大力开发，人口既少，经济也不怎么发达。唯有东方的徐州，基本没有受到波及，老百姓尚能安居乐业，而且此处与大海相邻，且水沃土丰而宜于农耕，曹操进据后，不仅可有效减少接敌数目，还能建立粮食基地。
这个时候诸侯之间的角斗，都需要得到盟友的支持和配合，或至少不被其肘掣，一味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袁绍打公孙瓒，得到了曹操的配合，曹操反击袁术，亦获袁绍相助。
陶谦与公孙瓒是盟友，在公孙瓒进攻袁绍的时候，陶谦曾出兵为公孙瓒助阵。等到袁绍击退公孙瓒，袁绍也必然会把兵锋转向徐州，但那时河北地区的黑山军又活跃起来，首领于毒率兵数万人攻占冀州的心脏邺城，杀死了魏郡太守。黑山军的其余分支以及其它义军也活动频繁，匈奴、乌桓乘隙进犯，曹操忙于应付，已无暇南顾。
曹操既然和袁绍结盟，而且率军刚刚打败了共同的敌人袁术，解除了兖州南面的一大威胁，之后再替袁绍出手，把矛头对准他们另一个共同的敌人陶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总之，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出发，曹操都一定要跟陶谦干一架，尤其陶谦还主动上门挑衅，那就更是打他没商量了。不过由于曹军已经马不停蹄地追杀了袁术四个多月，而且包括张邈在内，兖州各郡的太守、豪族中还有许多人对曹操也并非倾心拥戴，因此在部队得到充分休整和进一步稳定后方之前，曹操决定暂时先忍而不发。
面对陶谦部队的入境攻击，曹操视若无睹，只严守住兖州的几个重要地方，甚至故意让出兖州南区，任陶谦自由出入，摆出一副不愿与之对抗的姿态。
曹操有意制造的假像显然迷惑住了陶谦，使他全然不加设防。转眼，秋天到了，兖州地区的庄稼收割完毕，军队粮秣充实，也得到了彻底休整，曹操认为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没有与陶谦远征司州的军队正面敌对，而是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直接东征徐州。
徐州境内兵力空虚，曹军入境后势如破竹，连下十余座城池，直抵陶谦的大本营彭城。陶谦情知中计，赶紧回师，在彭城城北的原野上布阵。
陶谦咋咋乎乎，其实并不是一个擅长用兵之人。陶军以步兵为主，且在作战纪律和能力上，与先登兵、青州兵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青州兵的步阵算是很强了，曹军骑兵照样能在寿张的平原上冲垮他们，更遑论陶军。陶谦既不知己，亦不知彼，他本应登城固守，却选择在平坦空旷的原野上和曹军决战，这无异于自暴自短，就好象在主动伸出脑袋，等着让人削一样。
陶军刚布好阵，曹军就饿虎扑羊一般猛冲过来。陶军列阵不严，士兵拿的都是短兵器，哪里抵挡得住这种急风骤雨般的冲击，战斗还没正式开始，胜负便已提早决定。陶军缺乏机动性，一旦在平原上落败，逃都没法逃，于是战斗便又变成了单方面的杀戮和被杀戮，陶军被当场杀死者，败走时被水淹死者，以及自相践踏而死者，达一万余人，尸体倒伏在流经彭城的泗水之中，竟把河水都堵塞住了。
彭城会战惨败后，陶谦被迫退守一百五十里外的徐州治所郯城，彭城及下邳郡尽为曹操所有。
曹操此次东征，得到了袁绍的支持，袁绍虽无法派主力南下，但仍拨出兵力予以支援，其中朱灵所率三营力战有功，表现尤佳。战斗结束后，诸将北返，只有朱灵选择留下来，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回冀州，他说：“我见过的人多了，但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曹公。曹公是真正的贤明之主，现在我好不容易遇上了，哪能轻易离他而去？”
朱灵的将士也都跟着留下来，加入了曹军。从这里或许可以看出，袁绍当时确实视曹军为俯附自己的杂牌军，不然的话，他不会任由所部加入曹军，曹操恐怕也不敢轻易收下朱灵及其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