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不是天子的“天子”1
曹操出兵汉中，就其战略意图来看，并不是仅仅为了讨伐张鲁和取汉中一地，所针对的对象还有刘备。
夺取汉中后，曹军要进军蜀地就方便和简单多了。汉中本属益州一郡，是益州的北部屏障和门户，阳平关既是南郑的关隘，又是益州的关隘，曹军克阳平，取汉中，实际便扼住了益州的咽喉，然后即可避开诸多险阻，沿嘉陵江谷地南进入蜀。此时刘备取得益州还不到一年，人心尚未完全归附，因为与孙权争夺荆州，刘备已亲自率兵东下，这个时候曹操若进兵益州，应该说是最佳时机，但曹操本人却似乎对于获得汉中就已心满意足，他在汉中各郡设置太守、都尉以及重赏将士后，便准备勒马回师。
说好的进巴蜀，攻刘备呢？随军从征的丞相府主簿司马懿急忙向曹操进言，认为曹军士气正旺，刘备则立足未稳，应趁此时机火速向益州进兵，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他甚至乐观地预计，可能曹军还没怎么打，益州方面就已经自行瓦解了。
曹操的反应很值得玩味，他的回答是：“人苦于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
时机
得陇望蜀，是光武帝刘秀的一句名言。刘秀的大将岑彭随刘秀进攻陇西，不久，刘秀因有事要回京前，临行前他给岑彭写信，说：“人苦于不知足，即平陇，复望蜀。”刘秀的原意是要岑彭一鼓作气，先平陇西，再乘胜进攻巴蜀，曹操这里借用了刘秀的话，但却将语气由肯定变成了感叹，意思也正好相反，即主张采取慎重态度，暂且按兵不动。
另一个主簿、在阳平关战役中给曹操以巨大启发的刘晔，其祖先便是刘秀。在速攻益州一事上，刘晔与司马懿见解一致，见曹操不打算趁势拿下益州，他也立即予以劝谏。
刘晔通过对来自蜀地情报的分析，指出在曹操拔取汉中后，蜀人望风破胆，魂不守舍，蜀地风声鹤戾，曹军也许只需要传布一道进兵檄文就可以予以平定了。
“蜀中民情震恐到这种程度，完全是不攻自倒的形势。”刘晔断定，曹军要么不进兵，进兵定能取胜，否则的话，等到蜀民之心安定，再据守险要，事情就不好办了，“如今不攻取益州，必定为今后留下祸患！”
曹操听后，却只是毫不在意地说了一句：“士卒跋山涉水，太辛苦了，应该让他们好好休整一下。”
曹军自陈仓起兵开始，到进占南郑，已经过去了五个月。在这五个月里，曹军固然很辛苦，但自攻克阳平关后，一直到进入南郑，连仗都没用得着打，如果要继续发动蜀地的战役，是完全可以坚持下来的，没必要像曹操所说的那样进行长时间休整。况且，与曹军在外征伐一般至少都要经历七个月，刚刚才过去五个月，剩下的两个月完全可以继续有所作为。
曹军远征最大的困难是粮草不继，在攻打阳平关时也确实出现了乏粮危机，但曹军已取汉中，且张鲁将南郑宝库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曹军要进兵益州，后勤补给至少在短期内也不会出现问题。
站在曹操的立场上，他可能还会担心后顾之忧等因素。后顾之忧有没有？有，但并不可怕。
在曹操“三越巢湖”，自淮南对孙权加以威慑后，孙权已将战略重点西移，转而想收回“借”给刘备的荆州，但刘备却百般推托不予。孙权火了，遂派吕蒙袭夺荆州之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见状也红了眼，令关羽在荆州列阵，孙刘同盟关系破裂，双方剑拔弩张，随时可能继续擦枪走火。曹操率主力远征汉中，选择的就是这一时机，虽然孙刘也随时可能和解，重新把矛头对着曹操，但最多也只能在边境进行挑衅，而且曹操对此也已经做了充分的预案。
汉中、关中、陇西，作为新附地区，尚需花一定时间进行消化，它们亦会成为后顾之忧的因素，但在上述地区，主力的敌对分子已经被消灭，未尽附的力量又没有形成气候，远不足以对曹军后方造成威胁。事实上，曹操本人也从来没有对此过分担心。
司马懿、刘晔皆为善知军谋的智士，他们关于得陇望蜀的建议，完全是度势而言，并非一时冲动，曹军入蜀的优势和条件也现成地摆在那里，为什么曹操就是死活不愿接受呢？
有人归因于赤壁大战给曹操留下的阴影。在赤壁大战前，曹操对刘备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向来都是雷厉风行，而且从无败绩，赤壁大战后，曹操则相对谨慎起来，过于求稳。当然对于孙权更是如此，若非像“三越巢湖”前那样被刺激得跳起来，他是一定要在觉得十拿九稳之后，才肯大举用兵的。
此外，曹操自穿越陈仓道、攻克阳平关后，对西南山地的险峻已经有了切身感受。汉中之地既如此险恶，巴蜀之地恐怕更甚，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蜀道之难必在陈仓道之上。倘若曹军重又陷身于茫茫山路之中，要吃，粮草输送不上来，要打，险关难以攻克，要退，无法全身而出，到那时候该怎么办？不要说普通将士，曹操自己都对此准备不足。
出于种种顾虑，曹操没有接受司马懿、刘晔的主张，直到七天后，有人从巴蜀跑来向曹军投降。据投降的人说，在曹操一举攻克汉中后，蜀中一日数十惊，每天都处于极度恐慌之中，即便带头骚乱者被守将下令斩首，仍无法安定下来。曹操听后又有些动了心，他问刘晔：“现在还能进攻吗？”
“现在蜀地已稍稍安定，不能再进攻了。”刘晔一直观察着蜀地的动静，他不无沮丧地告诉曹操。
有论者说，不过七天嘛，七天的时间，曹军能够从汉中越过天险，打到益州内地吗？等到曹军苦历时日，好不容易进至成都城下，蜀地说不定早已不是“稍稍安定”，而是“大大安定”了。
这其实是在静态地看问题。曹操尚未入蜀，只是击破汉中，就已经把蜀人吓成了那样，假设曹操在拿下汉中后，立即乘胜而进，直取巴蜀，蜀中恐怕就不是一日数十惊，而是该炸了锅了，刘晔的“不攻自倒”极可能成为现实。
曹操一度动心，说明他其实有心理斗争，一直在权衡利弊。不过到了这个时候，连刘晔都选择了放弃，他也就不再纠结于这件事了。
两个和尚抬水喝
曹军进占汉中后，消息很快就被报告给了尚在江陵的刘备。刘备又急又怕，因为他深知，失去汉中，就等于拆掉了益州的北大门，益州在北面已无屏障可言，随时有可能遭到曹操的攻击。
为了对付曹操，刘备立马改变态度，与孙权进行和谈。协商下来，双方以湘水为界，对荆州按东西进行平分，即从江夏向南，归孙权，从南郡向南，属刘备，史称“湘水划界”。
和平协议的达成，标志着孙刘又再次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联盟。之后刘备立即返回益州，而孙权也乘曹操在汉中尚未返回，重新将战略进攻的方向转向淮南。
公元215年9月，孙权率兵十万，包围了合肥。十万吴军，相当于曹操出征汉中的兵力，也超过了孙权历次在淮南的用兵数量，已足见其攻取合肥的决心。
这一幕，曹操在“三越巢湖”时就预见到了，而且早就有了出奇制胜的腹谋。
曹操对合肥是极其重视的，但是再重视，他也不可能在同一个城池放太多的兵，合肥固定守军为七千，任何时候，如果曹操不率主力出击，合肥守军在数量上都不可能超过前来侵袭的敌军。这么一来，将领的挑选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曹操安排守卫合肥的主将，一直也是固定的三位，即“五子良将”排名前两位的张辽、乐进，再加上一个不啻于五将的李典。
“五子良将”只是后来世人给出的一个评价，其实当时在曹营内部，从资历能力，到地位和职务，三将实在相差无几，至于说战绩，每个人都战功赫赫，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在战将如林的曹营脱颖而出。
因为性格有差异，各方面又都不相上下，三将向来不和，这在曹营也是公开的秘密，派他们三人共同守城，看起来似乎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然而曹操自有高见，他平时派合肥护军薛悌对三人进行节制，协调三人的关系，到即将出发西征张鲁之前，又专门写了一封密令，交给薛悌保管。
就是这封密令，决定了曹吴双方在合肥战役中的命运。
密令被装在一个封套里，封套上写着四个字，“贼至乃发”，也就是等吴军来攻时再拆开看。曹操又口头嘱咐薛悌，一定要等孙权军队到来时，才能与张辽、乐进、李典共同拆看。
孙权果然来进攻合肥了，而且还带来了十万兵。七千对十万，兵力数量相差也太悬殊了，这仗可怎么打法？还是先看看曹公留下的密令再说吧。
薛悌便与三将一起将密令启封。密令上面这样写道：如果孙权军队到达，张、李二将军率一部分军队出战；乐将军带一部分军队坚守；薛护军不要参与作战。
大家不看则已，一看都纳闷了，守军本来就少，结果还要再分兵，又要出击，又要守城的，兵力不是更薄弱了吗？曹公的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
“你们看，曹公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他远征在外，想要等他派救兵是根本来不及的。”
张辽不愧是“五子良将”之首，他最先领悟过来。“曹公指示我们，在敌人站稳脚跟之前，有守城的，有进攻的，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挫其锐气，以安众心，这样才能以攻为守，确保城池不失。”
意思是弄清楚了，张辽也明显有领着大伙一起干的豪情，可是乐进、李典听后都不吱声，现场陷入了尴尬的沉默。张辽见状，猜到乐、李可能把三人不和的情绪带了进来，所以不愿配合和听从他的指挥，顿时热血上涌，很生气地说道：“成败的关键，在此一战，诸位如果有疑虑，我将单独领兵出战。”
在曹操的密令中，李典被曹操点名要随张辽出战，张辽的慷慨陈词，让他深受感动，遂立即表态：“我愿随张将军出战！这是国家大事，我怎么能因个人私见而忘掉公义呢？”
犹如锦囊一般的密令，虽只寥寥数语，却充分显示出曹操识人用人的眼光，以及搭配使用、整合长短的功夫技巧。张辽自跟随曹操后，屡建奇功，尤其是在北征乌桓之役中，更是一战定乾坤，从那时候起，曹操就看出，张辽是个敢于力挽狂澜，奋勇一搏的人，但凡别人办不成、不敢办的事，皆可付之于张辽。曹操在密令中将张辽排在最前面出战，就是希望他在关键时刻，能够置个人得失于度外，主动站出来，振臂一呼，起到组织和协调守军的核心作用，而张辽也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如果把三个互不和睦的战将放在一起，让他们共同战，或者共同守，只会相互损耗和牵制，人越多，作用反而越小，不仅不能成事，反而坏事，这就叫“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如此，就必须把三将拆分开来，其中一个守城，另外两个携手出战，到在城外去“抬水喝”。
在征讨高幹之役中，乐进、李典曾经组合在一起，但在确定以张辽为首出战的前提下，乐、李中就要拿出一人，与张辽进行搭配。
乐进身材矮小，但胆大勇猛，性如烈火，每次出战，都身先士卒，就算不在第一线冲杀，他也不能闲着，总是亲自敲鼓为士兵助威，仗不打完，手就不停。曹操为此给乐进封了个雅号，名为“折冲将军”，折冲者，是连敌人的战车都可以逼退的。
如果说乐进是个猛将、勇将，李典则是个智将、儒将。李典思维缜密，谨慎用心，在他做裨将军，随夏侯惇出战时，曾提醒夏侯惇不要中了刘备的埋伏，夏侯惇不听劝告，结果真的被刘备伏击了，若不是李典及时援救，可能就脱不了身了。与此同时，尽管成年累月地在疆场厮杀，气质儒雅的李典却喜好学问，他平时对有学识有修养的贤人士大夫非常尊敬，在军中也不爱和其他将领争功攀比，大家都称其为“长者”。
乐进、李典的个性如此不同，按照用将常规，似乎应该让乐进出战，李典守城。可是若让乐进出战的话，以乐进的牛脾气，很难保证他不与张辽争功斗气，二人一旦发生争吵，李典很难协调。李典打仗的本事不在乐进之下，又素有低调、不争功的品格，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更容易与张辽密切配合。
张辽、李典合作得好，就不怕不能把乐进融入进去。对于乐进，曹操最希望看到的应该是，他在看了密令之后，即便明知出战要受张辽指挥，也以大局为重，与李典争着出战。事实是，乐进并没有理解曹操的意图，动人场面并没如期出现，他选择了避开张辽，老老实实地遵令守城，但这也已经不错了，至少他可以独负其任，不与张辽、李典发生摩擦和冲突了。
敢挡者死
张辽、李典连夜挑选了八百名敢于冲锋陷阵的士兵，组成敢死队，又杀牛犒赏将士，准备同敌人殊死一战。
次日，天刚刚亮，张辽、李典就率敢死队向城外的敌军猛冲过去。张辽身披铁甲，手持长戟，一马当先，率先冲入敌阵，所过之处，敢挡者死，数十名吴兵以及两员吴将，不一会都倒在了他的戟下。
这种源自西北并凉军团的凶霸风格，别说南方的吴军，就是中原步骑中也很少见到。吴军人人震恐，避之唯恐不及，张辽一边大声呐喊，高呼自己的名字，一边纵马奔驰，如同锥子一般地往敌阵里面扎去，直至冲进吴军营垒，来到孙权的大旗之下。
孙权大概从来没设想过这一情景，顿时大惊失色，旁边诸将也都被吓得不知所措，情急之下，大家赶紧拥着孙权退至近处的一座大坟堆上，然后用长戟列阵，把孙权紧紧保护起来。
张辽无法冲过戟阵，便叱令孙权与之决斗。要说马上比勇斗狠，孙坚、孙策都是厉害角色，如果他们听到了，十有八九要跟张辽单独较量一下。孙权自赤壁大战起，虽经常亲自率部征战，但他在勇力和武艺方面，跟父兄其实并非一个级别，哪敢下来应战。
起初，孙权躲在戟阵里，一动都不敢动，后来发现跟张辽一起冲进来的士兵不多，这才收拢人马，将张辽团团围住。张辽毫不畏惧，左冲右突，勇猛冲杀，最后打开缺口，带领身边的数十个人冲出了包围圈。
此时还有人没能突围，他们朝着张辽大喊：“将军要丢下我们不管了吗？”好个张辽，听到后竟然又策马返回，再次冲入包围圈，将余下的士兵也都救了出去。
张辽两进两出，反复杀敌，所向披靡，吴军官兵纷纷退缩溃逃，无人敢触其锋。张辽率部从早晨杀到中午，杀得吴军锐气大伤，斗志锐减，最后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张辽返回城中。
这是一场相当精彩激烈的对战，记录在史书中的字句虽然不多，读之却已足以令人热血沸腾。后世演义中描绘此战更是神奇：“这一阵杀得江南人人害怕，闻张辽大名，小儿不敢夜啼。”
经历此战，合肥城中军心大安。孙权围攻合肥十多天，还是攻不下来，恰值军中疾疫流行，他知道已很难取胜，于是只好下令撤军。
吴军南撤要渡过淝水。张辽登上高处进行观察，看到吴军大部分已撤至逍遥津南岸，但孙权和一部分将士还留在北岸，当即便率步骑猛冲过去。
就像前一次张辽率敢死队出城突袭一样，孙权等人对此始料未及，重又慌作一团。甘宁、吕蒙、凌统等诸将急忙上前迎战，拼死抵御，凌统在率三百亲兵保护孙权冲出包围圈后，又返回与张辽交战。后来，凌统身边的亲兵全都战死了，他自己也受了伤，估计孙权已脱离险境，这才撤出战场，泅水而回。
与张辽厮杀，不死一大堆人是过不了关的。参与堵截张辽追兵的将领中，陈武、宋谦皆为孙策遗下的大将，徐盛则是以勇著称的名将，但是陈武当场就被杀死，宋谦、徐盛双双败走，徐盛不仅负伤，而且连手中的长矛都丢了。
孙权逃离的过程也极为惊险。实际上，张辽已经发现他了，但是因为与之接战的吴将不少，便没有紧追。事后他问一名降兵，说我在追击你们时，看到一个将军，紫色胡须，骑着快马，箭术很高，这个人是谁啊。
“孙会稽！”降兵答道。
孙会稽就是孙权，因他曾兼任会稽太守，故士兵们日常都如此称呼。张辽听了懊悔不已，说早知道他就是孙权，当时无论如何也要追上去把他给抓住。
惊险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逍遥津渡口本有桥连通两岸，但当孙权骑马来到桥上时，却发现桥南有一丈多长的桥板已被拆掉了。
背后追兵杀声阵阵，近臣谷利一看不好，便让孙权放松缰绳，抓住马鞍，他在后面用鞭朝马猛抽，以助马势，马纵身一跃，像箭一样射了出去，终于带着孙权到达南岸。在南岸，大将贺齐已带着三千人马预先接应，孙权这才得以幸免。
以七千对十万，不但以少胜多，守住城池，击退吴军，而且还差一点抓住孙权，合肥战役堪称经典。曹操闻报，非常高兴，对参战将士予以嘉奖，并下令提升张辽为征东将军。次年，他再次征伐孙权，到合肥后，特地对张辽原来征战的地方进行了巡视，感叹之余，对张辽赞赏不已。
压倒一切的大事
曹操在汉中的说降措施终于收效。公元215年秋冬，巴人首领各率其部众，张鲁率全家及部属，先后归降曹操。
此前献帝已授予曹操分封列侯和任命太守、国相之权，这为曹操给将吏封官加爵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他将巴人首领、张鲁的五个儿子、张鲁重臣阎圃全部封为列侯，另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巴人首领为郡守。
在汉中已被其掌握的前提下，曹操对待降人还如此优厚，显然是需要从大处着眼，谋及长远。一者，曹操过去攻陷城池后动辄挥起屠刀，他想改变自己留给外界的这一坏印象，减少以后征伐西南时的阻力。二者，曹操不能老呆在汉中，他已确定尽快回邺，并已以夏侯渊督兵汉中。曹操深知，若不以宽容的政策同时笼络降人，借以收拢民心，夏侯渊在汉中的处境将极其困难。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那段时间，曹操给予降将的待遇都出奇的好，远远超过平时。曾经身份是关中诸将，在关中抗曹的十部联军中占有两席的程银、侯选，以及马超手下有名的猛将庞德，都归降了曹操，曹操不仅既往不咎，而且恢复了程银、侯选的官爵，任命庞德为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
公元216年春，曹操以夏侯渊为都护将军，督张郃、徐晃等留守汉中，自己领兵返回邺城。
是年夏天，献帝封曹操为魏王，以邺城为王都。曹操为掌握实权，在被封魏王后，仍以丞相兼冀州牧，丞相府、魏王府也成为曹操霸府的基本组成部分。
从受爵魏公，建立魏国，到正式进爵魏王，一共是两年六个月。在这两年六个月的时间里，曹操跨越了普通臣子一生都跨越不过去的界限：如果说受爵魏公，还只是位在诸侯王之上的话，魏王不管是实际权力还是表面形式，都已成为不是天子的“天子”。
事实是最好的证明。曹操在夺取汉中后为什么不乘胜入蜀，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原因，还是他把“以魏代汉”放在了第一位。在当时的曹操看来，趁着在汉中建立大功，声望飚升的机会，尽快引军还邺，从汉室攫取资源和权力，才是压倒一切的大事。
随着“以魏代汉”尘埃落定，终于可以专心对付孙刘这两个外部大敌了。公元216年冬，曹操决定举兵讨伐孙权，整训军队期间，已为魏王的曹操意气风发，亲自敲击战鼓，指挥部队进退，颇有志在必得之势。
次年，曹操仍按巢湖至濡须的老路线南征，此为“四越巢湖”。孙权以吕蒙为都督，在濡须口加强防守，吕蒙给原本就很坚固的濡须坞配备了更尖端的武器，即安置强弩万张，用以阻击曹军。曹军攻陷不了濡须坞，就无法顺利入江，眼看正面一筹莫展，曹操又分兵攻击濡须东北历阳的横江流口，试图寻找其它突破口，但也被吴将徐盛击退。
论者认为，濡须地区江河纵横，更有利于吴军发挥其水战优势，而岸上则岭丘散布，地理条件易守难攻，一个濡须坞便足以令曹军寸步难行，这是曹操南征不能如愿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曹操在南方作战的水准也仍待提高。事实上，曹操四越巢湖，所动用的兵力规模比赤壁大战时更大，但由于他总是只对濡须一路实施单线攻击，反而使得孙权可以集中兵力在濡须口迎敌。四越巢湖期间，孙权也始终显得胸有成竹，应付裕如，没有像赤壁大战前那种陷入踌躇和焦虑之中。
曹吴两军经过月余时间的交锋，双方互有胜负，战局相持不下，呈胶着状态。不久，孙权突然主动派使者来曹营求和。
自与刘备重新缔结同盟后，孙权本打算在淮南有所斩获，不料却在合肥城下吃了个大亏。其实那一战就已清清楚楚地告诉他，自己凭借水军和地理优势，保住江东是有可能的，但要想进取中原，则很不现实——骑战根本就不是人家曹军的对手，张辽带着那么少的骑兵，照样能杀个两进两出，末了趁你撤退时还能再大捞一把。说白了，合肥，就是吴军北进的底线，那座城池拦在那里，靠吴军在陆地上的这点本事，是别想过去的。
抗曹难获厚利，倒是让刘备占了便宜，这是孙权在“借”出去的荆州难以全部收回，以及益州被刘备抢先一步夺取之后的由衷想法。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跟曹操讲和，说好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只有谈妥了，才能去做更现实的事：赶走关羽，夺回荆州！
四越巢湖，无一有结果，也让曹操明白，他目前仍不具备彻底击败孙权，平定江东的条件。这时曹军开始出现疾疫，势难与吴军长久对峙下去，而且刘备在回到蜀中后，已对曹军占据的汉中构成威胁，所以曹操亦在考虑联吴击刘之计，既然孙权主动上门，自然没有不顺水推舟之理。
双方修好，曹操随即引军北还。曹操打仗，讲究兵不厌诈，在对付韩遂、马超时就用过这一招，他当然也怕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为了防止自己退兵后，孙权毁盟北攻淮南，他在撤兵前，特地将淮南防线由合肥南移至巢湖东口的居巢，并留下夏侯惇、曹仁、张辽等二十六军，驻守于居巢，用以镇摄孙权，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立嗣
曹操又回到了邺城。
曹操的惯例是，凡是在外边打了大胜仗，立了大功，就一定要从献帝和汉室那里要点什么过来，这次只是与孙权修好谈和，也就不太好伸手了。再者，他在成为魏王之后，地位已经接近天子，就曹操自己的规划而言，暂时亦无上升的必要。
曹操契需解决的问题，已经从代汉变成了立嗣。立嗣，其实主要是在曹丕和曹植之间进行选择，曹操出外远征，留守邺城的重任，多数时候交给曹丕，有时也交给曹植，就是对哥俩进行考察，看谁最符合标准。
考察下来，都可以，两人谁也没有出纰漏，但这反而使得曹操更加难以取舍。曹丕、曹植为了能够取得嗣位，暗中也各结党羽，曹植这边主要包括丞相府主簿杨修等，他们屡次在曹操面前称赞曹植的才华，劝说曹操立其为嗣子。曹操一度被说得心动，但他又心怀狐疑，于是秘密写信向大臣们征求意见。
大臣们的意见自然不会一致，有的对曹植称赞得多一些，倾向于曹植，有的则坚持不应废长立幼，倾向于曹丕。曹操看完大臣们的回复之后，仍感到莫衷一是，为此他特地把身边人全都支开，单独询问贾诩，可是贾诩却装作没听见，久久不作回答。曹操不高兴了，问道：“我在和卿说话，卿却不回答，为何？”
“我刚才正在思考一个问题，所以没顾得上立即回答。”
“思考什么问题？”
“思考袁本初、刘景升他们父子的事！”
曹操听罢，立即明白了贾诩的意思，于是哈哈大笑。
袁本初就是袁绍。曹操尚未在江湖上现出峥嵘的时候，袁绍的几个儿子就已成年，而且看似还很有出息，当时袁绍想拉拢曹操，甚至以此作为炫耀。官渡之战后，凭借袁绍留下的丰厚家底，袁绍的这些儿子们若能合力抗曹，曹操要平定河北是没那么容易的，可是就因为袁绍生前没有按规矩立长子袁谭为嗣，致使袁谭、袁尚为争嗣位而水火不容，最后便只能便宜曹操，让他来收拾残局了。
刘景升是刘表，他的情况与袁绍家大同小异，长子刘琦不得立，被曹操骂成猪狗的幼子刘琮上了位，结果刘家也因此重蹈袁家之覆辙。
贾诩不愧是大谋士，按其个人倾向来说，他应该是站在曹丕一边的，但是他既没有向曹操重复立长的道理，也没有评说曹丕曹植之才，而只是指出了袁绍、刘表的教训：这两个人都曾是曹操的劲敌，然而就因为废长立幼，在他们死后，基业说垮就垮了。
曹丕与曹植，犹如袁谭与袁尚，刘琦与刘琮，他们之中究竟谁更优秀，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不立大的而立小的，将会带来难以预测也难以控制的风险，这个风险是连曹操本人都难以承受的，他也由此定下了立丕为嗣的决心。
虽然如此，作为当事人的曹丕仍旧担心，事情是否会中途出现变化，他向贾诩请教，贾诩告诉他，做事情要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同时也不能违背一个儿子应该遵循的礼仪道德。
贾诩自认不是曹操旧臣，是后来归降的，因害怕遭到曹操猜疑，平时的言行都极其谨慎小心。他不给曹操讲大道理，给曹丕讲的却全是大道理，这些大道理就算是让曹操知道了，也只会说他是教导有方。然而“锣鼓听声，听话听音”，贾诩其实把针对性的策略都放在了“大道理”里，曹丕也不笨，马上就领会到了。
曹植文章虽然写得好，但是行为放纵任性，言谈举止都很不注意。曹丕按照贾诩所授，平时治事有方，且很注意克制自己，以致一下子就拉开了与弟弟的差距，宫中的人与曹操身边的人看在眼里，都在曹操面前称赞曹丕，为他说话。
曹丕的亲信吴质等人，也经常沿着贾诩的套路给曹丕支招。某次曹操出征，曹丕、曹植在路边送行，曹植卖弄聪明，对曹操说了一些歌功颂德的话，在场的人都惊叹于其出口成章的才华，曹操自己听了心里也很舒服。曹丕见状很是失意，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吴质贴着耳朵，给他出了个主意。
过了一会，等到曹操要上路了，曹丕突然一句话不说，扑通一声，倒头下拜，抬起头来时，已经满脸是泪。如此出色的演技，令曹操及其左右的人都大为动容，当场欷歔不已。
原先曹操还觉得曹植有才，没立其为嗣未免有些可惜，至此之后，便认为曹植的诚心孝心不及曹丕，立曹丕为嗣乃理所应当了。公元217年11月，即曹操被封为魏王一年半时间以后，他正式将曹丕立为魏国太子，实际也就把未来天子的桂冠戴到了曹丕头上。
起义
在立曹丕为魏国太子之前，曹操又两次提升了自己的准天子地位。一次，是献帝诏令他可设置只有天子才可以使用的旌旗，在其出入的地方，像天子一样实行戒严，禁止行人通行。另一次，是准许头戴本来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戴的礼帽，仪仗队、銮驾完全比照天子规格，并可按天子礼仪，乘坐特制的金银车，套六马。
与此同时，曹操的第三道求贤令也新鲜出炉。它的正式名称为“举贤勿拘品行令”，依旧表面上说要求贤举贤，实际是给品行不端、名声不好甚至不仁不孝的人正名，用以压制传统的忠孝和思汉意识。
此时的许都，军政中心的地位早已不在，但人心也还没有像曹操所期望的那样，被迅速改变，曹操的所作所为让不少人为之愤慨和不平。公元218年2月，一些汉朝大臣子弟、现任官员在许都发动了起义。这是一场为荣誉而战，但却无异于飞蛾扑火，最后注定只能失败的起义。丞相府长史王必负责领兵留守许都，他联合外部兵马，很快就将起义镇压了下去，但在起义爆发时，王必的营门被烧，王必本人也受重伤，几天后便死了。
闻知王必死讯，曹操极为震怒。他立即把事发时在许都的官员全部召集到邺城，也不审讯，只是按照王必营门被烧时参与救火与否，让救火的站左边，没有救火的站右边。众人以为参与救火的一定无罪，于是都站向了左边，没有想到曹操眼睛一瞪，宣布说：“不救火者并不是协助叛乱，救火者才是真正的叛贼。”下令把站在左边的人全都给杀了。
曹操并没有精神错乱，他的所有言行都掩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和用意。
你们觉得我会这样，我偏那样，以许都官员作为牺牲品，让外界猜不透自己的心思，以便在“以魏代汉”的关键时期，增加曹操本人及其霸府的威慑力，从而使得异议者和政敌不敢乱说乱动，这是其一。其二，站在左边的官员里，可能有曹操想杀之以泄愤者，其实他们若是站到右边去，曹操一样要杀，只不过理由将调个个，他会说救火者心有社稷，不救火者心怀叵测。其三，就是曹操本来就恨不得把许都的汉官全杀光，以便最大限度地削弱拥汉势力。因为按照常理，当天应该没几个官员站右边，大部分人都会站到左边去……
经此浩劫，许都的朝廷几乎为之一空，只剩下身为傀儡皇帝的献帝和少数官员、侍从，政治上变得更加无足轻重。
许都起义者一个重要的心理依恃，是南方的刘备政权，他们甚至曾计划联合南边的关羽作为后援，而在同一时期，曹操也确实面临着来自刘备的军事压力。
刘备急急返回川后，听说张鲁被曹操打败，逃往巴中，急忙派偏将军黄权前去迎接。当黄权到达巴中时，张鲁已经投曹，黄权便顺势将巴人首领击败，控制了三巴地区（巴、巴中、巴西）。曹操闻讯，派张郃领兵南下，想夺回三巴，但被张飞击败，张郃只得依旧退至南郑。
刘备与曹操作战，除了赤壁那次沾周瑜的光，偶尔赢了一次外，其余全都是败仗，所以他其实是很怕曹操的，甚至有望其旌旗而窜逃的事情发生。当然，怕曹操，不等于怕曹操的部将，得知曹操已经北还，只有夏侯渊、张郃等人留守汉中，他的胆量顿时就大了起来，开始发动对汉中的进攻。
为牵制曹军，配合其主力进取汉中，刘备另派张飞、马超、吴兰等将领兵入武都郡。曹操决定以曹洪领兵，让他率骑都尉曹休等人前去抵挡。
曹洪因其有勇无谋、贪财好色，曹操早就对他失去了信心，把他排在前面，只是挂个名而已。曹操真正要倚重的是曹休，他对曹休说：“你虽然只是参军，但其实是主帅。”
曹操这句话不是随便说说的，相当于口头命令。曹洪亦有自知之明，听到后，赶紧遵令将军事指挥托付给了曹休。
定军山
曹休是曹操的侄儿，才十几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曹休带着老母亲到吴地求生，后来听说曹操起兵，便改名换姓来到北方，投奔曹操。曹操当时就对身边的人说：“这是我家的千里驹啊！”
曹操让曹休和曹丕同住，待他就像自己的亲儿子一样。曹休从此跟随曹操四处征伐，曹操的“虎豹骑”皆由他最信任，同时也被认为最有潜力的曹家大将统领，曹休即为“虎豹骑”的主将之一。
曹休懂得换位思考，如果把他自己换成张飞，真要截断曹军退路，不是应该悄悄地进行吗？你见过谁在这么做之前，会一个劲地大声嚷嚷，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张飞如此大肆宣扬，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他想截，但是做不到，或者说还来不及集结。曹休主张，趁此机会，赶快痛击正面的蜀将吴兰，他断言，吴兰一败，张飞必退。
曹洪是“假主帅”，曹休才是“真主帅”，“假主帅”自然要听从于“真主帅”，曹洪立即依计进兵，将吴兰军杀得大败。听得吴兰兵败，张飞、马超果真只能怏怏而退。
这一期间，刘备亲临阳平关，指挥主力对汉中曹军发动攻击。根据曹操的部署，夏侯渊、徐晃屯阳平与刘备对峙，张郃屯巴、汉之间的广石，与阳平关守军成犄角之势。
最初，刘备低估了曹军的力量，为切断渊、郃之间的联系，派蜀将陈式前去破坏马鸣阁栈道。徐晃带兵出击，大败陈式，守住了这条咽喉要道。曹操得知此事很高兴，特授徐晃符节，以示优宠。
刘备一击未中，再以精兵万余，分为十部，利用夜色为掩护，对广石进行急袭。张郃率亲兵进行搏杀，刘备的这次大规模夜袭也以失败告终。
徐晃、张郃，一个当年是白波军的大将，在官渡大战中斩过文丑，另一个还在袁绍帐下为将时，综合实力就在颜良、文丑之上，这两个人都小瞧不得。刘备终于认识到，即便曹操不在汉中，也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为此他通过向后方的诸葛亮写信求援，不断向前线添加兵力。
眼来汉中战事越来越紧张，曹操坐不住了，当年秋天，他亲自领兵来到长安。
本来曹操是打算亲自到汉中与刘备对阵的，但在他从邺城出发前，北方的乌桓反叛，曹操不得不命儿子曹彰前去征讨。及至他到了长安后，南阳民众又在宛城守将侯音的带领下，发动了起义，于是曹操又命驻于樊城的曹仁讨伐侯音。这两件事都让曹操牵肠挂肚，由于担心曹彰或者曹仁出意外，他只能暂时坐镇于长安，而没有马上前往汉中。
对于刘备而言，在曹操到达汉中之前，采取新的战略战术，迅速在汉中前线实现突破，乃是最佳选择。公元219年2月，刘备自阳平南渡沔水，顺着山麓向前推进，在定军山下扎营。
定军山北临沔水，东望汉中，乃汉中除阳平关外的又一屏障，故而，夏侯渊、张郃亦率曹军主力在此布防。
夏侯渊在进军汉中前，曾横扫西北，屡屡获胜，差点让人忘记了，他其实是个刚猛有余，谋略不足的将领。曹操虽出于政治需要，一味在军中吹捧抬高夏侯渊，但其实并没有忘记夏侯渊的弱点和缺陷，经常告诫他，说将领不能光凭勇敢，还得有智谋，如果有勇无谋，不过是匹夫之勇。
夏侯渊派张郃保护东面的营围，自己率轻装部队保护南面的营围，给夏侯渊这么一分兵后，两边兵力都很薄弱，刘备向张郃挑战，张郃失利，夏侯渊分出自己带领的一半兵力支援张郃，结果把自己这一边的力量又弄得更弱了。
夏侯渊指挥的是轻装部队，兵力又少，便在距营寨十五里处的地方围起鹿角，指望借助于鹿角进行防御，不料鹿角却被刘备乘夜烧掉了。鹿角烧掉，当然需要查看和修补，这种情况下，夏侯渊完全可以把任务交给部下，但他恃勇轻敌，仅仅带着四百名士兵就前往鹿角区，而且也未制定任何防范掩护措施。
刘备的谋士法正随军征战，法正拥有出色的战场观察和判断能力，他在高处侦察，看到夏侯渊带着很少的士兵出现在鹿角区，便赶紧建议刘备全力突袭。
刘备命大将黄忠督师出击，黄忠一马当先，率部向曹军扑去，顿时，战鼓声震天动地，喊杀声响彻山谷，夏侯渊猝不及防，想要退回营寨，后路已被截断。两军交锋，夏侯渊当场战死，这段情节经过重新演绎，后来成了著名京剧《定军山》的主要参考素材。
对于夏侯渊之死，曹操表现出极大的悲痛与惋惜。夏侯渊是曹操的族弟，且少年时两人即为好友。那时候曹操行为不检点，在家乡犯了案，是夏侯渊为其代罪，后来曹操又设法把他营救了出来。及至夏侯渊成家，夫人还是曹操的妻妹，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
曹操一方面承认，夏侯渊死得非常不值，身为督帅，亲自上阵打仗尚不应该，何况是修补鹿角，另一方面，他也进行了自责，因为以夏侯渊的能力，本不足以担任汉中战区的统帅，是他出于某一方面的考虑，才把夏侯渊放到了现在这样一个位置，结果反倒把他给害死了。
高悬免战牌
夏侯渊一死，曹军失去主帅，人心惶惶不安。督军杜袭与司马郭准经过商讨，认为张郃归曹后屡建功勋，在军界名闻遐迩，让他暂时接替夏侯渊负主责，乃众望所归的一件事，于是公推张郃代为军主。
为了用张郃的威望稳定军心，杜袭给军中下达命令，说张将军（张郃）是国家名将，刘备非常害怕他，现在事情紧急，没有张将军就没不能转危为安。
张郃临危受命，当即整顿兵马，巡视军阵，安设营垒，加强防务，众将也都肯接受他的节制，军心这才安定下来。
次日，刘备打算渡过汉水，对曹军进行攻击。曹军新败，兵力也不及对方，众将都认为应依靠汉水列阵，阻止刘备过河。
杜袭在军中下令时，极言刘备畏惧张郃，虽说是为了稳定军心，但其实他也没有完全说错。战场之上，大家都是捡软柿子捏，刘备不怕夏侯渊，但他还真的把张郃当一回事，尤其广石夜袭战受挫，更令他视张郃为曹军之魁。夏侯渊被杀后，刘备就曾经得了便宜又卖乖似地说：“要是能够拿下张郃就好了，这个夏侯渊是个不中用的，要他干什么？”
张郃按照杜袭的意见设阵，刘备是打仗的老手，远远一看阵势，就知道曹军已摆脱慌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行渡河，多半将遭到张郃的半渡而击，凶多吉少，因此反而不敢渡河了。
此后，曹军便一直保持这样的设阵方式，以示决不退却。坐镇长安的曹操获报，对于杜袭、郭准、张郃的临时制变很满意，他立即派使者送给张郃符节，正式赋予其以汉中军区的最高权力。
曹操在长安迟迟不进，是因为后方的乌桓、南阳接连出事，让他放心不下。及至夏侯渊被杀，曹蜀两军在汉中形成对峙，后方也终于传来了捷报，曹彰、曹仁相继告捷，乌桓叛乱、南阳起义皆被镇压。
解决了后顾之忧，曹操得以腾出手来，决定亲赴汉中。这是夏侯渊被杀后两个月的事，此时曹操在长安已停滞了达半年之久。
公元219年4月，曹操亲统大军，从长安出发，出斜谷，经褒斜谷道，赶往南郑。
褒斜谷道的北段为斜谷，南段为褒谷，褒谷离南郑很近，故而曹操此次才选择了这条谷道。褒斜谷道是关中至汉中的三条谷道之一，全长近五百里，须翻越秦岭，相当崎岖难行。曹操在陈仓故道吃过苦头，但现在拿来与褒斜谷道一比，乃是小巫见大巫，他很感慨地说：“南郑简直就是在天狱之中，斜谷道（褒斜谷道）不过是一个长五百里的石洞罢了。”
因为道路格外艰险，曹操担心被刘备截击，所以行军时，便只能先以先遣部队抢占要害之处，然后再大军续进。
原来你本事再大，也怕山川之险啊！刘备心里有数了，本来他对与曹操作战还有些心理恐惧症，但在识破和掌握曹操的软肋之后，胆子也大了起来，他很有把握地对将领们说：“即使曹公前来，也不能有所作为，我一定能够占领汉川（即汉中）。”
刘备的策略是集结军队，凭险据守，不与曹操硬拼。曹操到达前线后，虽也取得过局部的小胜利，但因为刘备始终高悬免战牌，战事总体上无法取得进展。
刘备一方面不与曹操正面交锋，另一方面则利用曹军劳师远征，交通不便的特点，对其粮食供给线进行袭击。曹操与刘备在汉中相持了一个多月，军粮渐趋紧张，开小差的士兵也越来越多。不仅士兵，就连将领都出现了叛逃的情况。巴西人王平在巴人首领依附曹操时，被任命为曹军代理校尉，他原本心思就不在曹营，这时候就趁机脱离曹军，投归刘备。
欲进不能，欲还可惜，曹操甚是纠结，有一天，当值班将领前来询问当晚使用什么口令时，他未多加思索，就随口规定说：“鸡肋！”
“鸡肋”是什么意思，谁也不清楚，大家都只当一个无意义的口令来使用，但是有一个人听后却开始独自整理行装，这个人就是丞相府主簿杨修。
“鸡肋”
杨修聪慧过人，常常能够和曹操不谋而同。某次，曹操修造军事装备，最后还剩下几十斛竹片，但都没有只有数寸长，众人觉得派不上什么用处，打算烧掉。曹操则认为物尽其用，烧掉太可惜，不如用来做竹盾牌，但他当时没有把这个意思明确说出来。大家又不好问，就去找杨修，结果杨修的答复和曹操完全一样，说不必烧掉，可以做竹盾牌。
这次杨修也猜到了曹操的心思。当别人吃惊地问他为何要整理行装时，他便替曹操对“鸡肋”进行了解释：“鸡肋这东西，扔了可惜，吃又没啥吃头，魏王这是在以‘鸡肋’比喻汉中，所以我知道他是想撤军了。”
未几，曹操果然终于下定决心，率汉中诸军退回长安。
杨修只图一时口舌之快，却没想到却因此惹来杀身之祸，后来他被曹操处决，罪名为“泄漏机密，勾结诸侯”，所谓泄漏机密，指的就是“鸡肋”一类的事。
曹幕智囊云集，脑子灵活，且喜欢自作聪明，多嘴多舌的并不止杨修一个，如果仅为此就要杀掉杨修，以曹操的器量和格局而言，尚不至于如此之小。曹操要杀杨修，而且必须杀掉杨修的真正原因，还是杨修参与了曹氏兄弟的争嗣，为曹操所难容。
在曹丕与曹植争嗣期间，曹丕曾把身在外地的亲信吴质装在废簏中用车拉回，以便与其谋划如何对付曹植。恰好曹植一方知道了，杨修是站在曹植一边的，于是杨修就立即报告了曹操，但曹操没来得及当场检查，事情就过去了。
因为杨修的指认，曹丕一方差点阴沟翻船，自是恨之入骨。几天后，曹丕听了吴质教他的办法，又用车装废簏入城。杨修不详细侦察，就理所当然地以为簏内装的仍然是吴质，便又向曹操报告。这次曹操倒是立刻派人检查了，结果发现里面全是丝绢。
在某些方面，杨修有些像以前的孔融，人虽聪明，富有学识，然而却书生意气，没什么大用，其做事的风格与他跟从的曹植倒差不多，就是太随便，不精细，以致于连吴质设下的圈套都会照钻不误。曹操在经历此事后，即开始怀疑杨修作为曹植的羽翼，有协助曹植陷害曹丕的企图，若不除掉的话，恐怕国家难安。
曹操晚年，对立嗣和“以魏代汉”都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概而言之，政治上的利益驱动占据上风，也因此，他在攻取汉中后，才没有得陇望蜀，及时用兵入蜀。正如司马懿、刘晔所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旦错失**蜀地的机会，军事态势便从根本上起了变化。
连曹操亲入汉中都对蜀军无可奈何，这一事实表明，曹军既不善于水战，也不善于山地作战，在水上既不敌吴军，在山上也打不退蜀军，更不用说进一步“望蜀”了。当然曹操也可以让张郃率部继续在汉中守下去，但后方补给线太长，山路崎岖又不便运输，不仅很容易陷入被动，而且代价实在太大。
无可奈何之下，曹操只能放弃汉中。与此同时，曹操也有他的算计，早在夺取汉中之初，他就采纳别人的建议，将数万户当地居民迁至长安及三辅地区，后来又有八万多居民陆续迁移洛阳、邺城。当汉中成为刘备地盘时，这里的老百姓已经不多了。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人的价值甚至要远高于土地，曹操在无力控制地盘的情况下，便留下地盘，带走了那里的居民。没了居民，剩下的土地荒无人烟，乏人耕种，倒真成了弃之可惜，但却又食之无味的“鸡肋”。后来诸葛亮北伐中原，汉中即因人口不足而导致粮食不足，迫使诸葛亮不得不在汉中设置军屯，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北伐事业，以致终其一生，都未能突破曹操所设的陈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