丨科学家笔记丨 与狄拉克共进晚餐
DINING WITH DIRAC.
［美］格里高利·本福德 Gregory Benford 著
刘博洋 译
格里高利·本福德，科幻作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物理学教授，当代科学家中能够将科幻小说写得很好的作者之一，也是当今时代最优秀的硬科幻作家之一。独特的风格使他多次获奖：星云奖、约翰·坎贝尔纪念奖和澳大利亚狄特玛奖等。他发表过上百篇物理学领域的学术论文，是伍德罗·威尔逊研究员和剑桥大学访问学者，曾担任美国能源部、NASA和白宫委员会太空项目的顾问。
1989年，他为日本电视节目《太空奥德赛》撰写剧本，这是一部从银河系演化的角度讲述当代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八集剧集；之后，他还担任过日本广播协会和《星际迷航：下一代》的科学顾问。
那封邀请信上扎着大大的生蚝色丝结，让人极有食欲。我打开这只来自三一学院 的信封，发现它没贴邮票，显然是被亲手放到我在天文研究所的信箱里的。信中的笔迹流畅，意在邀请我和妻子乔安共赴马丁·里斯教授的晚宴。
很好，这样就可以完整欣赏高桌晚宴精髓了。1976年，我负笈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本来我是去研究他们刚发现的脉冲星，但很快，我开始对M87（最近的活动星系）射电成图中出现的明亮喷流更有兴趣。
其时，马丁·里斯正执掌普卢米安物理教授席位 ，并在弗雷德·霍伊尔 卸任后刚被任命为天文研究所主任。就是他此前接受我来剑桥公休游学 ，而这也是我的天体物理职业生涯的开始。此后，我花费了数十年研究脉冲星和星系喷流。在剑桥，我学到了比我预期多得多的东西。
乔安和我准时抵达了“巨门”——三一学院的大门，这里通往横亘在中间的“巨庭”。在庭院中央，矗立着一座华美的喷泉：它一向是由剑桥西边的“导管头” 通过一根管子来供水的，因为附近的康河并不能稳定供水。一名头戴黑色礼帽的拘谨迎宾迎候着我们，他粗粝嗓音的问候穿过冷风，只在我递上邀请信时，才点头说：“啊，里斯的房间。”
三一学院的本科生身着深蓝色礼服鱼贯而入，学院创始人亨利八世的塑像在门廊上方一方昏暗的壁龛内向我们致意，马丁·里斯就站在旁边。他是一个瘦削的男人，目光如炬，长着鹰钩鼻；他笑着向乔安鞠躬。我以为我们会在高桌进餐，我曾在那儿吃过午饭，不过里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包厢。我和乔安走进屋，看到桌上坐着四个人：保罗·狄拉克夫妇、斯蒂芬·霍金夫妇。里斯事前没跟我们提过他们也在。
牛顿、尼赫鲁和麦克斯韦都是三一学院的校友。狄拉克、霍金和里斯亦然。
这间包厢很小，只够六个人围坐桌边。柔和的灯光照在黑色的木墙上，这是七百年来学术精英进餐的地方。沉甸甸的盘子上印着著名的三一学院纹章，当中则是一小份沙拉。餐碟颇有分量，暗银色；高脚杯列序其侧。服务生穿着正装礼服，仪态专业，面无表情。
服务生领班戴着白手套上菜，旁边是两个神情肃穆的跟班。
吃沙拉的时候我几乎没怎么说话，让乔安代我发言。她给他们讲了适应英式家居过程中的趣事，她爽朗的笑声让气氛轻快了起来。我想到，狄拉克在1933年就已经提出了第一个相对论性粒子理论——狄拉克方程，且获得了诺贝尔奖。“其他量子物理先驱的伟大文章与狄拉克的相比，显得乱了一些，也不够完美”，我的朋友弗里曼·戴森 在我上研究生时曾对我说。弗里曼在十九岁时就早早地修了狄拉克在剑桥开的量子力学课。对狄拉克的发现，弗里曼曾评价道：“他的论文就像精心雕琢的大理石雕像，横空出世，一篇接一篇。他似乎能仅凭思考就召唤出自然的法则。”
我寻思着，这是一个应该尽量沉默的晚上——坐在有好几个世纪历史的餐桌旁，轻呷着随沙拉侍用的霞多丽葡萄酒（当然，是法国的）。接着，不苟言笑的服务生送上了一道美味的汤。我注意到法国红酒的年份比我想的还要早一些，是“院士酒窖”1938年的收藏。它产自上梅多克，浓郁、甜美，意外地有种李子的余韵。
众所周知，狄拉克的夫人曼琪话不多，而他自己话更少。他在剑桥的同事开玩笑地定义了一个用于描述对话数量的单位——一个“狄拉克”，即等于每小时一个单词。狄拉克瘦小而自闭，不善言辞，他说这种专注对他作为理论物理学家的成功非常关键，因为他可以长时间专注于一个问题。他也可以通过视觉化的想象和计算，系统性地组织有关数学和物理的信息。（几十年后，我看到临床医学界在关注这种所谓的“失调”，用药品和心理咨询来“治疗”它。这让人类损失了多少天才啊！）
我询问他如何做到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研究。“别说话。”他以令人钦佩的简洁笑着说。他还说，他只在周日停止工作，那时他会长时间地独自散步。他曾经连续数月想要建立狄拉克方程，但一无所获，却在一次例行周日散步穿过一座小桥时，灵感迸发、醍醐灌顶。于是，他急忙赶到附近一间酒吧，声称要点午餐，这样他就可以在菜单背面把方程记下来，以免忘记。他很少直视任何人，但这一次，他注视着我的眼睛说：“灵感就这么来了，无缘无故。”
“那份菜单你还留着吗？”我目瞪口呆地问道。当我说这将成为一个别具魅力的历史性纪念品时，他不屑地摆了摆手。他用这张纸在自己冰冷的大学办公室里去生火了。
用罢菜豆汤，谈话继续。聊天中提及了英国政治话题，那时，撒切尔夫人刚走上舞台。里斯却打断了这个话题，“这方面我算是‘局外人’了。” 他当时还没有老婆。霍金的夫人闻言眼珠一转，什么都没说。
正当服务生娴熟地把牛排放到我们面前时，霍金用他断断续续的声音改变了谈话的调子，他想聊聊科幻。里斯跟他说了我是写科幻的，但我的既定成见是，剑桥里严肃的科学家绝对不会碰科幻，也绝少讨论——尤其是在牛顿边喝扁豆汤、边改变世界的这样一张桌子上。我说出这个想法时，霍金狡黠地笑了，“弗雷德·霍伊尔是卸任了，但他并没有被遗忘。”
霍金用含混不清的声音说起他提出的“时序保护猜想”。为何“自然”明显地厌恶时间机器的存在？他说道：“就像是存在一个时序保护局，阻止了闭合类时间曲线的出现，以确保宇宙对历史学家是安全的。”
里斯则指出，其实已经存在一个有利于这一猜想的强实验证据——因为我们尚未被蜂拥而来的未来人入侵。这些讨论此后都被霍金写进了他2000年后的一本书中，那本书还涉及他对于电视广播信号可能引来心怀不轨的外星人的担忧。显然他从1970年代就有了这些想法，但是在成名前从没张扬出去。
狄拉克谈及他在剑桥附近散步的经历，详细描述了他最喜欢的路线，但除此之外没有参与闲谈。慢慢地，霍金把对话转向了我们的阅读，并逐一询问我们每个人。他接着说，他从十三岁起就再未觉得文学课业枯燥，还尤其对科幻感兴趣。狄拉克评论道：“在科学领域，我们试图用人人都可以理解的方式阐述从未有人知晓的东西；但在诗歌领域，以及我怀疑在幻想文学领域，事实可能正好相反。”
让我惊讶的是，里斯同意这个看法。“但是科幻通往科学。”霍金说。狄拉克没说话，看起来有点困惑。
霍金花了很长时间回顾他读过的短篇科幻小说。像很多书迷一样，霍金能记住文章中的点子，但是记不住作者和书名。我从他回忆出的情节推断，他是罗伯特·谢克里的粉丝。里斯说，他觉得科幻是文学中的一种“方言”，它有自己的语言、专业术语、特殊的发音规律和节奏。一个以科幻为“母语”的人使用科幻迷之间流行的特定“黑话”，也就是塞缪尔·德拉尼 后来称之为“科幻读者协议”的东西——这些“黑话”具有更多隐晦涵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打开的门”，隐喻变化的世界。在座各位都表示同意，而狄拉克说，除了H. G.威尔斯以及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之外,他没怎么读过科幻。然后他说：“可能我应该再看一点。”
我们都同意科幻中的外星人其实是一面扭曲的镜子，用来映照出与人性相反的一面。霍金时不时用手比画着说，以便让自己的意思表达更清晰。让他口齿不清的病叫渐冻症，我还知道这病的另一个名字叫卢贾里格症。他的话很简短，但含混不清，几乎难以理解。而这种简短，之后却成为《时间简史》中行之有效的写作技巧。霍金令人震惊的研究成果——太空并不“空”，黑洞也并不“黑”——带给了他不断高涨的名望。
他的太太，神情专注，但嘲讽了我们关于外星人的观点，她认为这只是一种想象的生物，并无更多含义；这时，霍金刻薄地吐槽道：天使也是一样——桌上突然安静了下来。我呷了一口酒，这酒非常好喝，始终散发着新鲜浓郁的气息。这场小意外预示了她的浸礼会信仰 和霍金坚定的无神论信仰之间存在冲突，这也最终造成了二人的离婚。
我近来在翻看当晚所做的笔记时想起了这个晚上。我的妻子乔安因罹患癌症已于2002年去世。2005年，里斯晋升“终身贵族” ，在上议院以“勒德洛的里斯男爵”之名获得了一个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席次，代表的选区是什罗普郡。作为当时的皇家天文学家，他告诉英国《行星际学会》 ：“读一流科幻要强于读二流科学。一流科幻不会比二流科学错得更离谱，但却更为激**人心。我认为读读伟大的科幻经典是件好事。”
在吃过五道菜之后，我们享用了最后一道甜点：一个英国版本的、不那么甜的法式炖蛋——“三一学院焦糖布丁”。
现在里斯已经主管三一学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天文学家。最近，在《我们的最后时刻》中，他预言下述两种结局之一对人类是不可避免的：
一种结局是，由于新技术（如纳米技术、机器人技术）或失控的科学研究、恐怖分子或宗教激进主义的暴力行径、或生态圈全面失衡，从而导致人类灭绝。
另一种则是，扩张进入宇宙，通过星际殖民，使得人类幸存。他如今主张自由市场，相信富豪们会拓展宇宙探索的边界。
不再是“局外人”了。1
我后来再没见过狄拉克，但是跟霍金和里斯保持了数十年交情，所以经常造访剑桥。他们都在科普写作中用到了科幻，这种在20世纪70年代的高桌宴会上提都不能提的东西。世界已经改变了，部分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
让他们与众不同的，我觉得，是他们无声的坚持，以及同生活搏斗的意志，他们愿意积极解决出现的任何问题。
狄拉克在他苦行僧般的独处时，探索了我们对世界的基本认知。霍金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成了一名伟大的宇宙学家。里斯果决地走上了大权在握之路，促使他所在的天文研究所跻身该领域前列，他成为皇家天文学家，也成为架起公众和科学之间桥梁的重要人物。
那一夜深深地印刻在我心中，在回家的路上，我告诉妻子，我可能再也不会有那样美好的夜晚了，至少在我穿着衣服的时候是不可能了。妻子把我这句话当作是一种挑战，并在回家后让这一夜变得更加美好……
在剑桥这段时间的所学，最终成了我1980年出版的小说《时间逃逸》的故事背景，这篇小说讨论了科学家如何面对未知的挑战。虽然剑桥非常传统，但它的科学文化非常激进。我希望它永葆如许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