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一大早，国府主席侍卫长俞济时中将就拨通了蒋经国公馆的电话。
“请问是哪一位呀？”
蒋经国刚在餐桌边坐下，面对妻子蒋方良摆出的俄式列巴、牛奶等物，正要动刀叉，又不得不去接电话。
他们每天的餐桌分两个国度，早餐为俄式，表示对那段生活的留恋与回味；也为了照顾妻子的口味。午、晚两餐则是中式的，而且倾向于奉化味。
“经国兄，我俞济时呀。”
“啊，侍卫长呀，你好你好。有什么吩咐吗？”
“这么早就打扰经国兄，真对不住呀。是这样的，校长今天要去巡视两个地方，北平和济南，经国兄可不可以一同去呀？”
“好的好的，我马上来！”
蒋经国明白这是父亲点名要他同行，急忙换上衣服。
副官早已叫司机把车开出来伺候。
到了黄浦路官邸，俞济时已在门外候着了。大家笑嘻嘻客气了一番，俞济时引领他往里走，直送到蒋介石办公室门口。
蒋介石坐在长沙发上，蒋经国垂手站在他面前，聆听训示。
蒋介石端详儿子，皱了皱眉头，问道：“脸色怎么不大好？是……没吃早饭吧？”
蒋经国赔笑道：“不要紧，阿爸不必担心！”
蒋介石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不吃早饭怎么行！叫他们搞一碗馄饨或者面条来，你边吃边听我给你说情况。”
旋说旋摁铃叫人。
秘书进来后，蒋介石吩咐他去小厨房，尽快弄点吃的来。
蒋介石指了指对面的单人沙发，示意儿子坐下。然后说：
“当前全国的局势，你也知道，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这个是……军事方面我倒不怎么担心，一年内消灭共产党，我还是有把握的！我担心的是内部呀！”说到这里，没马上往下说，无目的地瞧着对面关闭着的门，脸上有忧虑之色。
“阿爸是说，内部的派系倾轧？”蒋经国小心地问道。
蒋介石摇了摇头：“癣疥之疾，不足以致命！”
蒋经国冥思苦想了一番，困惑地望着父亲。“那，是不是财政方面的问题？”
他知道一些财政上的问题，诸如赤字超过年收入很多倍，通货膨胀越来越难以遏制。他也知道这些都与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有直接关系。
宋子文重新执掌大权以后，在满足个人及其家族的贪欲方面，比过去更加为所欲为；当然，他也的确希望理顺财政，恢复经济，并曾对此充满了信心。然而，抗战以来的财政困境，并未因宋子文的改革而有所改善，相反进一步恶化了。就财政收支情况看：一九四五年，法币发行额为一万零三百一十九亿元，政府支出数为二万三千四百八十点八五亿元，政府收入数为一万二千四百一十三点八九亿元，财政赤字数为一万一千零六十六点九六亿元；一九四六年，法币发行额度为三万七千二百六十一亿元，政府支出数为七万五千七百四十七点九亿元，政府收入数为二万八千七百六十九点八八亿元，财政赤字为四万六千九百七十八点零二亿元。
宋子文不仅无法使财政收支达到平衡，以解决财政危机，他所采取的若干经济政策更使中国的民族工业日趋萧条。战后，由于官僚资本对工商业的垄断、美国的“剩余物资”（其中不少是从日本和德国掠夺的战利品）在中国大量倾销，以及“官倒”大行其道，民族工商业遭受沉重打击，破产的企业与日俱增。从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至一九四六年五月，重庆的一千八百多家工厂，倒闭者占百分之十九，为三百四十四家。据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联合晚报》报道，四川中小工业联合会原有会员一千二百家，已关闭百分之八十。至于包括上海在内的广大收复区，绝大部分濒临破产。据一九四六年二月的官方统计，上海各厂的开工率仅达正常情况下的百分之二十；同年六至十二月，上海的企业倒闭了一千六百余家，工业产量仅为抗战前的四分之一。
经济局势的恶化，自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作为行政院首脑、全面掌控经济的宋子文，却掌控不了经济局势。原因是他不管中国的具体情况，完全照搬美国的那一套，生吞活剥，岂有不败之理；此外财政官员层层揩油、雁过拔毛，包括他自己也不遗余力地鲸吞蚕食国家与小民财产，也是原因之一。
于是，上自党国大员，下至黎民百姓，将抱怨泼向宋子文头上。
秘书端着托盘，送进来一大碗馄饨。
蒋介石指了指热气腾腾的碗，示意蒋经国快吃：“我们边吃边说吧。”
蒋经国说了句谢谢阿爸，便不客气地拿起汤勺大吃起来。他确实饿了。
“财政形势固然严峻，也不是不可以克服的；我担心的是自上而下的贪污腐化，面积越来越大，连一些过去还算清廉的人也把手伸出来了，这简直成了官场风气！心腹大患就是这个！它不仅掏空了国库，更严重的是加剧了官民对立———老百姓不会认为这个是具体某个官员的个人行为，他们会认为是国民党、国民政府整个的坏了！想一想吧，这多么可怕！我们必须向贪污之风开战，坚决遏制，彻底根绝，不然亡党亡国之祸就在眼前！”
蒋经国边听边点头边吃馄饨。他有意风卷残云，很快就吃完了。揩了揩嘴巴，说：
“如果儿子没猜错的话，阿爸是要儿子去北平安排肃贪？”
“你没猜错！我是想，你先去北平搞，作为试点。积累一些成功的经验，然后到南京、上海再进行检验，逐步向全国推广。记住，这个可是一场战争呀，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戡乱剿共！”
“是的，儿子明白！”
抗战刚宣布胜利，李宗仁就由汉中行辕主任调任北平行辕主任。
行辕这个机构，从前的名称是军委会委员长行辕；现在撤销了军委会，蒋介石也只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了（以及国民党中央总裁），所以也相应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行辕。
北平行辕设在中南海内。李宗仁及行辕参谋长、副参谋长、秘书长、大部分处室都在居仁堂，只有政工处在瀛台。此外还有一支直属部队警卫团。大小官员的待遇比在汉中[1]时好得多，乃是托接收敌伪财产的福。所有副处长以上干部都配有小汽车和专职司机；居住的都是小洋楼，有人同时拥有两幢甚至几幢。这些洋楼的设施很齐全，应有尽有。办公条件也很好，皮沙发、地毯、电风扇、壁炉，一应俱全，办公厅还有暖气设备。
行辕刚刚建立时，正逢“接收”之风最盛之际。上上下下利用行辕权势捞了个盆满钵满。科长以上没一个没变成百万富翁，处长以上那就不必说了。
行辕参谋长王鸿韶乃李宗仁亲信，最早到北平建行辕。既然赶上了机会，王参谋长当然先插手接收，轻而易举发了大横财。仅只房产一项，揽到他名下的就达十五幢。松树胡同他自用的公馆规模不小，两楼一底共四百平方米，外带一个半亩地的花园。大小汽车收揽了三十多辆，他自用的专车就有三辆。有报纸揭露，他在上海花旗银行一年内存入的美金高达一百一十万元，存到天津通元银行的黄金三十公斤。
王参谋长以下的人员也都在不到一年内腰缠万贯。有了大把的银子，就可以大做生意，买卖粮食、钢材、烟土甚至军火，什么都干；套购管制物资，甚至敲诈勒索，也不在话下。
具备了物质基础，饱暖思**，麻将、花酒、出入舞厅妓院成了寻常事。四处副处长卞仲宣满脸黑麻子，其貌不扬，又是个典型的土包子。却也不甘寂寞，经常坐着自己的小轿车去舞场、剧院鬼混。希望借用行辕的名头在舞女中选个绝色的小老婆。尽管碰了不少钉子，绝不死心，老子有钱又有行辕这个大招牌，不愁没人上钩。七撞八撞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能歌善舞的女子做了如夫人。卞仲宣的顶头上司赖和平处长到北平滞后了几个月，也争取后来居上，挖出了几个“漏网”的“汉奸”商人，发了一笔大财。此后便学着副处长卞麻子的样儿忙于出入舞厅一类交际场所，到处托人介绍女友。不久便与一个喜欢攀附的女职员姘居了。至于争风吃醋或别的风波那就数不胜数了。
“北平官场简直是乌烟瘴气！不说别的，单是这些家伙‘接收’到自己腰包的钱，就可以在行辕下再组建十个美械整编师！”蒋介石说到这里，连鼻子都气歪了。“有人说李宗仁是个清官。哼，清官会容忍他的下属如此贪污腐化吗？假的！我听毛人凤说，他的内人郭德洁一年内在北平捞的钱足够他们全家十辈子花费了！这个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个是……北平的形势就有这么严峻，我们如果不出以雷霆手段，后果不堪设想！”
俞济时进来请他们爷儿俩起驾，到明故宫机场。
半小时后，美国政府赠送的飞机美龄号升空，径直向北平飞去。
李宗仁、孙连仲、傅作义以及河北省、北平市主要党政官员在机场欢迎。这中间有一个名叫刘瑶章的人，年龄不过三十五岁，半年多以前在蒋经国竭力推荐下，由三青团中层干部跃升为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当李宗仁等人伺候蒋介石蹬车之际，蒋经国悄悄拉了他一下，叫着他的表字说：琼文，我上你的车。刘瑶章愣了一下，觉得意外，按照常理蒋经国此刻应上老蒋的车以侍候照护；但只有片刻就省悟到小蒋定有要事吩咐。便伸手作延请状，说经国先生请。
上车坐定后，蒋经国吩咐不跟随车队，直接去省党部。
到了省党部，刘瑶章请蒋经国去专门招待贵宾的小会客室；蒋经国却说不必，去你的办公室吧。进了办公室又吩咐刘瑶章屏退左右。
刘瑶章关上房门，沏上龙井，坐下来。这才向皱眉思索什么的蒋经国小声问道：
“经国先生，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对，亡党亡国的大事！”
刘瑶章大吃一惊，圆睁双眼望着蒋经国，一时说不出话来。
蒋经国把全国的贪腐情况简略数落了一遍，有针对性地强调了北平行辕乃是北方贪腐的大本营和重灾区。然后传达蒋介石的秘密指令，在北平组建一个肃贪的秘密组织，由刘瑶章牵头。
又说，总裁经常慨叹党的上层已经腐朽，完全失去了信仰，热衷于搞钱，养小老婆、养外室；然后就是蝇营狗苟朋比为奸，所干的正经政务其实是搞一些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的政绩工程来虚耗国家钱粮。这伙“革命前辈”完全不可靠了。今后须在各省市吸收一些新进力量，作为推动政令的骨干，逐步取代旧的班子。将要组建的这个反贪污组织，就是刷新政治的开端。
然后谈到肃贪组织未来的工作。
蒋经国指示，要把平津各地的大贪污案，特别是“接收”中的重大贪污问题，从速查实几件，做成书面材料———这个一定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做成铁案。材料秘密呈送给他，由他转呈总裁核批，核准后立刻抓人、杀人。整个过程避开一切行政环节，不让地方权要获闻任何消息。
蒋经国认为，要在华北推广这项工作，就需要多多联合清廉自持的人组成核心，揪出几只老虎，然后把新风气树立起来。
刘瑶章听了后很振奋，认为这是重塑国民党，收揽人心的必要措施。他也听懂了所谓吸收新进力量就是图谋推开国民党腐败躯体，让少壮派、太子系起而掌权。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呀！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多卖力气，可取悦于小蒋，向上爬的机会将成倍增加。
所以他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没几天就初步组成了核心小组。成员有天津铁路局长石志仁、河北省民政厅长孙振邦、河北省教育厅长贺翊新、北平补给区司令耿幼麟、经济部特派员王翼臣、北京大学教务长郑天挺、辅仁大学教育系教授张怀、辅仁大学教务长张重一等。小组开会是在八面槽的铁道部招待所餐厅或燕京饭店的餐厅，边吃喝边讨论。经费是充足的，蒋经国每月从国府主席特别费里支取一些汇给刘瑶章。后来还给这个组织起了个代号：燕廉。
大家讨论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接触了一个话题：党政军官员贪腐成风，大都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在抗战期间发国难财，日寇投降后发胜利财。一九四五年秋季的平津一带，“接收”人员甚嚣尘上，硕果累累，结果入国库者微乎其微，入私囊者半数以上，所谓“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车子、女子、乌纱帽子）成为一时之盛。若对这类人物进行检举，涉及面太宽、人太多，难免有法不治众之虞。所以，把重点放在主要的“接收”官员身上，可收杀一儆百之功。保定、石家庄、天津、唐山负责“接收”的官员，都是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孙连仲派去的。孙本人从这些人手里得到了大量好处。孙的军用汽车不断从上述那些地区把黄金白银、毛料丝绸等物资随同军用物资运到北平，然后卖给中外大商人。他自己用这些钱在平津两市收购了大量古董珠宝，连同金银一起运到老家河北雄县。不到一年，老家的良田就增添了一万多亩。
刘瑶章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说，孙连仲这类人暂时还不能碰。戡乱时期，他们手握重兵，总裁还要依赖他们，缓一步再说吧。可以退而求其次，把目标放到各重要地区直接负责“接收”的人物身上。这类人中，名声最坏的当数第二军军长兼保定警备司令池峰城（抗战时台儿庄战役的功臣）、石家庄专员高挺秀、唐山专员刘培初。他们都是日寇投降后第一批奉派去到指定地区进行财、政两项的接收。日本军人入侵中国多年，对中国军政界的作风了解很深，在投降后编造移交财产目录时，都有公开的、秘密的两套账簿。以日寇在河北省经营的供销合作社为例：在公开的账目上，房屋、设备、物资的类别、数量都细致、确实，经得起核对，可以照册点收；至于贵重物资、金银细软等易于搬运藏匿的，就记录在秘密账目上，届时送给接收大员私纳。用这种办法图谋得到照护、宽纵。尽管日本人替接收大员着想，把公开、秘密两套账目分得毫无纠缠，接收大员可不同他们一般见识，不仅将秘密账目所载的东西照单全部“私纳”，即便是公开账目上的财物也“笑纳”了不少。
刘瑶章建议把这类情况调查落实，整理成文字材料，呈送蒋经国。
这第一份材料他们做得十分认真，确凿而详尽，说得上无懈可击。然而呈送蒋经国后，直至徐蚌会战开始，都还没有下文。他们才突然省悟，便很为自己最初的认真感到可笑。从此只接受和使用蒋经国发来的经费，不再做什么实际的事了。
[1] 抗战期间，李宗仁曾为汉中行辕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