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戴笠利用其地位、权势、金钱搞过不少女人，从来都把这种事当作小菜一碟。而对胡蝶就不一样了。他青年时期就喜欢看电影，对电影明星十分欣赏；看得最多的是胡蝶的电影，对这位名声卓著的影后更是崇仰有加。后来身蹑高位，周围美女如云，阅人颇多，却不敢奢望与胡蝶有什么来往，更别说肌肤之亲了。山不转水转，后来获得了一个良机与胡蝶见面，他竟然也难以克服自惭形秽的心理。
这个“良机”出现得实在是蹊跷，是否可以划入“偶然”抑或“宿命”的范畴，不得而知，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与欧美各国处于实际上或理论上的战争状态，日本顺势接管了上海的租界。文艺界那些或者因了政治任务或者什么任务也没有只是不愿到大后方过清苦生活的人只好结束了几年来的“孤岛”[1]生涯，纷纷逃亡大后方或香港。胡蝶夫妇属于后一种情况。
胡蝶丈夫潘有声是上海德兴洋行茶叶买办。人长得漂亮，是不消说的了；关键在于这是一位唯妻之命是从的模范丈夫。也许当年就是这点超人的逆来顺受，才从众多超级追求者中夺得了绣球。
他们在香港定居下来。潘有声继续做他的茶叶生意；胡蝶继续活跃于影坛，拍了《孔雀东南飞》《西厢记》之类不痛不痒的影片。
不料好景不长，日军攻打香港，英军在港督率领下投降。
胡蝶最初打算仍然滞留香港偷安。毕竟那里的物质生活虽稍差于上海，却比大后方优裕百倍；不料日本人找上门来，邀请她赴日访问，拍一部《胡蝶游东京》的电影，宣扬中日亲善。她这才意识到继续留港的危险性。与丈夫商量，决定偷偷离港，绕道回大后方。
这个时期，延安与重庆都派了得力干员潜赴香港，接运文艺界人士撤离。重庆方面派遣的人员有杨惠敏。杨惠敏其人就是几年前淞沪抗战时向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献送国旗而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女学生。胡蝶问杨惠敏可不可以帮忙将三十箱私人财物运送到重庆。后者满口答应，教她尽管放心，一定不负所托。
胡蝶夫妇轻装简从，潜逃出香港，经越南西贡到国内的淡水，顺利抵达曲江[2]。不料，在这里得到杨惠敏传来的消息，说是过东江时遭到抢劫，三十箱财物无一幸存。胡蝶大惊，忙向有司报案。兵荒马乱的，这样的无头案子从何查起呢？有司的侦事番子也束手无策。而胡蝶夫妇的路还得继续往前行呀。他们到了桂林，住了一段时间，在这里等待案子的结果。然而毫无消息，胡蝶也一病不起了。胡蝶在病榻上天天唠叨一定是杨惠敏那婆娘“黑”了财物诈称遭劫。
胡蝶在上海时的好友杨虎、杜月笙恰好也小住桂林，闻讯上门探望。
杜月笙是上海青帮头子，这人大家都知道；杨虎这个人，读者可能陌生一些。此公一八八九年生于安徽省宁国县。在国民党内资历不低于蒋介石，陈炯明当年在广州发动政变炮轰孙中山总统府时有救驾之功。而一直不太得志，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才做到中将衔上海警备司令、国民党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由于派系倾轧，后来一直被投闲置散。
杨虎与杜月笙当然免不了要倾听一番胡蝶哭诉三十箱财物丢失的事。
杨虎宽慰她不必忧虑，可以请戴笠来帮这个忙，定可追回全部物品。拉杜月笙联名给戴笠发了一份电报。
杜月笙在这种事上没什么过多的心思，不过就是帮老朋友一个忙而已；杨虎就不同了，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可以加深与戴笠之间的关系。他深知戴笠是个色中饿鬼，一定乐于结识胡蝶，乐于为之驰驱。
果如所料，戴笠的加急电报当天就来了。
戴笠电报只六个字：望即来渝面谈。
没想到的是电报收到不过两三个小时，军统桂林站就派人向杨虎致送三张次日飞重庆的机票。
杨虎哑然一笑，啊，好着急呀。
第二天，杨虎陪胡蝶夫妇飞渝。
下了飞机，直接把他俩带到自己的公馆———范庄。杨虎夫人长期住在这里。这是四川小军阀范绍增（范哈儿）赠送给杨虎的宅院。院子大，有花园，一楼一底的洋楼。安置胡蝶夫妇住楼上，杨虎夫妇则住在楼下。
两天后，杨虎与其夫人林芷茗组织了一场家庭舞会，名为给胡蝶夫妇接风，实则介绍戴笠与他们相识。
那天晚上，范庄底楼九十多平米的大客厅高朋云集，在胡蝶主演的电影里的插曲伴奏下，在彩色旋转灯光映照下，各种面目的男人各拥一名年龄难以辨别的女人蹿来蹿去，一张张或肥或瘦的脸忽而变蓝忽而变青忽而变赤，堪谓光怪陆离。
戴笠对胡蝶的态度，由于杨虎从桂林发来的那份电报，从崇仰、欣赏很快就变成了垂涎。想入非非一番之后，精心设计了征服胡蝶的策略。胡蝶乃天下闻人[3]，不可以势压服———那会惹出大麻烦，只宜智取；而且急不得，须温水炖青蛙。
接到了杨虎舞会请柬，戴笠明白初战就在今晚，必须给予胡蝶一个好印象，下一步才好推进。他试穿了十几套服装，最后确定了一套亚麻色毛料西服，配一条蓝底红色条纹的领带；脚上是一双与服装颜色相近的尖头皮鞋；专门找高等理发师打理的头发油光锃亮。就只那一张马脸使他颇丧气，却也无可奈何，只好白璧存瑕了。
戴笠名声很不好，胡蝶早就有所耳闻；但范庄那晚的舞会上相见，却使她大为意外。慨叹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又慨叹舆论真可以杀人。戴笠的彬彬有礼、谦逊、言谈温和恳切使她感到与外间所传杀人魔王完全不对路；应邀与他共舞，其“舞品”更让她动容。不仅始终与舞伴保持相当距离，而且两手与女伴的腰、手接触也只用手背和两三根指头———象征性地保持在若即若离之间。跳完一曲，此后戴笠便一直只邀请别的小姐太太下舞池，完全不像别的男人一见了胡蝶，便死缠住不放。
曲终舞罢，客人散去。
杨虎安排戴笠与胡蝶单独到后面小客厅，意思是让戴笠倾听介绍案情；他与太太林芷茗则到楼上陪潘有声品茶。戴笠却一再坚持邀潘有声一起谈，说是潘太太介绍情况万一有疏漏，潘先生及时发现也好补充。这让胡蝶和潘有声各自都在心里感佩戴先生人品光明磊落，完全无须多虑。
胡蝶先把如何托付杨惠敏带东西到大后方，杨惠敏如何向他们拍胸口保证不负重托，详细向戴笠介绍了一番。完了又特别指出，失劫的东西除了各种钻石饰品、珠宝摆件、黄金器物之外，最让她揪心的是游历欧美时各国名流赠送的珍贵礼物与题字照片，以及在香港拍《孔雀东南飞》时特制的衣物，这些都是无价之宝。又哭诉一定是杨惠敏骗走了东西，谎称什么失劫———哪有那么巧的事啊。胡蝶说得很啰嗦，不少是翻来覆去重复多次。潘有声心里暗暗责怪，怕惹得戴笠不耐烦；戴笠却决不打断，一直认真地边听边点头。听罢，略作沉吟，请她明天记个详细清单，包括每件物品的价格。他下午派人来取。
这个时期的戴笠处在一生权力的顶峰。在军统局虽然职务是副局长，但却主持一切；因为局长一职从来都由侍从室一处主任兼任，只是名义上的兼任，并不真正来局视事。此外戴笠还兼任三个肥得流油的职务：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中美合作所所长。真是可以呼风唤雨旋转乾坤，处置胡蝶这种失劫案，应该说不在话下。
为了顺应胡蝶的疑心，他便认定杨惠敏有监守自盗嫌疑。派人到株洲将杨惠敏及其未婚夫赵乐天抓了，送到贵州息烽集中营拷问。
不料尽管遍体鳞伤，杨惠敏也坚不承认诈骗。说当初他们乘坐的船行至东江时，突遭十多名蒙面持枪大盗在江心拦截，将全部行李移上若干艘快艇，向虎门方向驶去。
戴笠只得派强干人员赶赴广东侦破。
无奈兵荒马乱，劫匪如麻，最终也没有个头绪，成了悬案。
戴笠明白，案子破不了，自己在胡蝶面前便会颜面尽失，前功尽弃。思来想去，有了一个主意。即刻组建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购置小组，携带重金到境外，按照胡蝶开列的失物清单，一一购买。然后宣称案子已破，追回了大部分财物。
胡蝶是见过世面的人，一看这些“追回”的东西，虽不是原物，而款色更新，分量更足，总价值超过了原物。不禁窃喜，顺水推舟认领了。心里深深喟叹，潘有声与戴笠没法比啊。
过了几天，时机趋于成熟，戴笠把胡蝶夫妇接出范庄，住进中山路一五一号小院，不久又移榻曾家岩公馆。戴笠有多处住宅，这只是其中的两套。胡蝶夫妇的衣食住行、仆佣，一应由戴笠安排供给。
在重庆那段时期，潘有声搭伙朋友公司做生意，其中一项是走私枪支。抗战时期在陪都这不是个小事，遭人揭发后即被警察锁拿局里去。胡蝶慌了神，急忙跑去求戴笠。
戴笠宽慰她一番，说等闲小事，潘太太不必忧虑。又皱了皱眉说，潘先生何必干这种危险的事呢，可不可以干点别的？这样吧，我来安排。
他派人持名片去警局把潘有声提出来。不久就在财政部替他谋得一专员差使，赴昆明就职去了。为了方便潘有声作投机生意，戴笠特地让“有司”发给潘有声特别通行证，让其在滇缅公路上运货的卡车通行无阻，与政府运送抗战物资的车辆同等待遇，借以大发国难财。胡蝶对此，感激涕零。
潘有声离开重庆后，戴笠去曾家岩公馆的次数反倒少了；偶去探望，也是始终有随侍副官在场。
这让胡蝶大为惊异，她早就看出这个男人对自己心仪不浅，机会也出现了呀，为何裹足不前，依旧持礼甚端？
她哪里知道戴笠的心机。
终于有一天，胡蝶主动邀请戴笠到曾家岩来住。
戴笠心里震颤不已，瞠目半晌，才费劲地吐出了两个字：谢谢！
最初，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不久，也不知是谁主动，竟住到了一起。
没有任何史料显示是戴笠主动，也没有任何史料显示胡蝶有勉为其难的心理；但却有确凿史料表明胡蝶曾多次向朋友赞叹戴笠真是一位对人“知疼知热”的好男人，又是一位非同一般的“大丈夫”。
一九四三年，他们搬到戴笠的另一处住宅，即紧靠中美合作所的杨家山公馆。
这个公馆系全西式建筑，装修、布置都非常豪华。连偶来窜门的中美合作所美方所长梅乐斯上校也赞不绝口，认为足可比肩马歇尔元帅的弗吉尼亚州里斯堡多纳庄园的府邸。
胡蝶却不喜欢这个地方，觉得前后都是山，连一个供散步的花园也没有。
听到她的抱怨，戴笠立刻命令局本部总务处长沈醉在公馆前火速炸山开造出一个花园来，面积至少须一亩地，限一个月完工。戴笠亲自设计，在斜坡上用石块镶了“喜”和“寿”两个大字，尽露俗不可耐情趣；在两个大字之间种植不少奇花异草。仅这一项就花去银圆一万块。
后来杨家山公馆胡蝶住厌了，要戴笠换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戴笠听到这话的当天就把沈醉召来。命他到神仙洞附近去勘察，尽快造一座更豪华的公馆。为了使胡蝶散步时免于爬坡，专门嘱咐沈醉把平坦的公路一直建到公馆大门口。
沈醉用强制办法，逼迫工人通宵达旦赶工。因疲劳过度，无力躲闪飞石，施工过程中有三位石匠被活活砸死，十二位石匠被砸成重伤，轻伤者天天不断。
潘有声从外地归来，大惊失色，悲痛万分。有一位好心人密告他神仙洞的电话号码。他打通了电话，用悲愤的声音诘问胡蝶；后者不做正面回答，支支吾吾，推说不日就会回家，很快就挂断了电话。
以后再打这个电话，都是女佣接听，都说“戴太太”不在家。
潘有声十分恼火，几次到中二路罗家湾十九号军统局本部，吵嚷着要找戴笠拼命。连去几次都吃了闭门羹。
后来，戴笠副官杨汉光到他下榻的皇后饭店找到他，和风细雨地规劝一番，晓以利害；意思是你要把胡女士带回去，那是万万做不到的，人家不愿意跟从你了呀，何必强人所难。我看潘先生还是接受点钱财补偿、做个官算了吧。聪明人可不能吃眼前亏呀。
结果，潘有声悻悻然离渝继续做他的生意去了。
俞济时对这些情况多少有所耳闻，而“个中委曲却不甚了了”。对戴笠幸福地向他剖白“两情相悦，并无丝毫强人所难”之说也只好姑妄听之，一笑而已。
戴笠刚刚说完，正欲端起茶杯，副官就进来报告陈果夫出委员长办公室门了。
俞济时一跃而起，边向外冲，准备去送陈果夫；边叫戴笠赶快去见校长，不然哪一位大佬突然出现了，那就又得等了。
陈果夫今天来见蒋介石，主要是谈立即剿共的必要性。其动机有两个：一个是可以向蒋介石坦陈的；另一个则不便说出来，须深藏心底。
共产党借八年抗战，日益坐大，现今拥有大片地盘和正规军；外边还有苏联明里暗里的支援。从前他们在江西的时候，那么弱小，尚且无法彻底剿灭；现在基础雄厚，若再任其发展，用不了多久，强弱之势就会易位，实力超过国府并不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容我们再犹豫不定了。现在已经没有了抗战这个名目对他们进行屏护，再没有人能把什么挑起内乱破坏抗战的罪名加诸我们头上了。大可不必顾虑舆论的聒噪，宜断然出以雷霆手段予以剿灭。须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这是陈果夫的第一个动机，也是他今天向蒋介石进言的主要内容。
多年来，朝野人士都知道，陈氏兄弟在高等官僚中算是比较清廉的。我们把时间前后放宽一点来考察，就会发现，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陈家与另外三家相比，简直可以说天渊之别，说得上是高层中的“穷人”了。
抗战胜利以后的某年秋天，孔祥熙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疾，情况严重”为由，匆匆飞美。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对多位助手说，“今天肯定会有十亿美元的美国援华贷款被取道第三国转入纽约某家银行的某位中国人户头”。这里说的某位中国人其实是指孔夫人宋霭龄。几天后，联邦调查局首脑向总统报告，称这个估计太保守了，宋家与孔家已有总数三十亿美元存入曼哈顿两家银行；蒋家也不逊色，蒋夫人宋美龄早在一九四三年存在纽约的大通国民银行、花旗银行的美元就已经超过了一亿五千万元。须知那个时候美元的币值很高，购买力很强，一美元相当于二十世纪末叶、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一百美元；而且当时拥有上亿美元的美国资本家也并不多。
陈果夫尽管身蹑高位，但收入主要靠薪金和稿费，几乎没有企事业类的收入，更没有暗中转移外国援华贷款的举动。他出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还主动将薪金由一千二百元降为一千元；兼任交通银行董事只拿出席费，其他赠款一律谢却；兼任中央合作金库和中央财务委员会董事也是只拿出席费，拒领薪金。抗战胜利后，陈立夫十分眼红蒋、宋、孔三家越来越庞大的家产；同时陈氏兄弟所属CC系高官各个腰缠万贯还不知餍足，希望随着国府还都南京，到江浙富庶之区大捞特捞。大家以发展团体经济为借口，轮番包围陈果夫，要求他率领大家放开脚步向经济领域进军。陈果夫毕竟不是圣贤，终于心动了。整个官僚集团阶层都在捞钱，这个世道固守清贫，众人皆浊我独清，能有什么意义呢？能有人为你立贞节牌坊吗？他觉得自己不能让大家太失望了，否则最终可能亲信星散、团体瓦解。琢磨之后，认为要在经济上迅速崛起，迎头赶上去，就得扩大现有一些金融机构（比如说农行）的业务覆盖面。只靠复员后的国府控制区域是显然不够的，还得把东北拿到手，把苏北、山东、晋冀鲁豫边区甚至陕北、内蒙等赤区及时收复，这样才有足资发展的基地。
这就是他劝说蒋介石尽快发兵剿共的不可说出的动机。
蒋介石赞同他的观点；但也像与戴传贤对话一样，提出关于舆论向背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军事准备也还远未成熟。
陈果夫认为这个不难，可以把破坏和平的责任扣在共产党头上，让舆论谴责共产党去吧。具体做法是以战后合作为名，电邀毛泽东来渝“共商国是”。谅他毛某人纵然吃了天雷胆也是不敢来的。一次、二次、三次反复电邀都不来，说明全无和平合作诚意，那么以后的是是非非就容易说了；如果毛泽东吃了天雷胆竟然来了，那就更好了。可以把他阻留在委员长身边旷日持久地谈，不必放回去了。若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他同意中央意见当然好；若其死硬到底，我们也可在缓兵期间整军经武，调兵遣将。那时主动权就全在委员长手上了。
戴笠今天的运气可真是太不好了。他来到蒋介石门外，喊了报告，听到蒋介石说请进，他也推门进去了；但蒋介石却像完全忘记了他曾预约拜见并已蒙允准似的，不无厌烦地皱了皱眉头，乜视了他一下。
“雨农，什么大不了的事一定要今天来凑热闹？”
他站在那里，自然不敢分辨有预约在先，是校长你老人家不守信，让戴传贤、陈果夫僭了先；而只能讪讪地待着，脸上保持着一种招人怜悯的表情。不料他的默不作声更引起了对方不悦。蒋介石没好气地哼了一声，说：
“有什么事，要抓紧讲！”说着指了指案头的电话，“白健生、何敬之刚才来电话，有要紧事商议，马上就会来到。你最多只有……这个是，十五分钟吧！”
这就完全打乱了戴笠的计划。原定陈述过程中的一些煽动性细节只好忍痛割爱了，赶紧在脑袋中草草调整了一番说话的程序———这个过程尽管不到两分钟，还是让蒋介石颇有点不快。
“你这是怎么回事？”蒋介石没好气地说，“要是没话说，先回去考虑好了再来！”
“不不，请校长明鉴，学生已经考虑好了！”
戴笠不敢怠慢，把今天要禀报的事拣关键部分，分成两项，向蒋介石陈述。
第一件事是黄埔系有几十名曾留学欧美的青年将校，在美国军政界激进分子长期蛊惑下，向往欧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希望蒋校长能顺应世界潮流，结束战时体制，“还政于民”。其中两名一个月前冒险上书，结果也不知那“书”是否送达蒋校长案头，不久就被军统“捉将官里去”了。他俩的“同志”们十分失望，决定采取二十世纪以前的意大利烧炭党人和俄国十二月党人办法，以除掉国家旧首脑方式拥立新首脑。至于新首脑是谁或者说应该是谁，他们也不甚了了；或者已经有了方向，但由于你一言我一语凑成的名单过长，争论不休，一直莫衷一是。据后来揭秘史料表露，那份名单里居然还有蒋介石的亲信张治中、蒋鼎文、顾祝同甚至胡宗南。这伙可笑的小阴谋家哪里知道，他们的黄埔学长戴笠早就掌握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姓名、供职单位、家庭住址；甚至后来密谋狙击蒋介石的地段也被调查得一清二楚。本来此案立刻可破；戴笠却不许下边行动，只命令严密监控，不许脱钩。他不可告人的心思是让狙击成为事实———当然前提是绝对保证蒋校长毫发无损，然后再收网捉人。他知道蒋校长向来深恨一切行刺者背后的政治势力，除了足以激起蒋强烈的报复欲，还足以使之产生强烈的危机感。而这“背后的政治势力”不是别的，戴笠要用充分的“证据”向蒋证实是共产党。炮制证据，军统内多的是顶级专家。
这个话题果然引起了蒋介石极大关注。他尽力克制着被学生中的不肖之徒出卖的恼与羞以及免不了的危险等复杂情绪，哼了一声，问道：
“这个是……这伙叛徒的后台是谁？这个是……唔，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有后台的！”
“校长英明！确实有后台———这二十几个家伙全部加入了共产党！”
蒋介石大吃一惊，愕然瞅着戴笠，半晌没开腔。这个可太出乎意料了，他知道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后，共产党在上海推行过一段时期的暗杀政策；自从毛泽东为首的稳健派掌权以后，基本取消了这种冒险又颇失民心的举动，只以夺取天下为宗旨。怎么现在忽然又重操故伎了？这个情报可靠吗？会不会是戴雨农这厮侦察失误？会不会根本就是个子虚乌有的事？他不敢全信，也不敢完全不信，只好暂时存疑。沉吟一番，教戴笠抓紧破案。人员归案了，真相也才可浮出水面。
第二件事是对日伪的受降与接收。对于受降这种应由中央考虑的大事，戴笠明白不便自己置喙；而接收，他认为必须争取老头子同意由军统“率先”（实质上是抢先）实施。向蒋介石陈述的理由是苏北、皖北、浙南的粟裕部与山东的罗荣桓部都在蠢蠢欲动，要防止他们把江浙一带敌伪资财、军火抢夺到手。目下国军主力急切之间难以抵达该区域；军统所属忠义救国军近在咫尺，一天之内就可进入宁沪；军统上海站地下人员也颇有实力，亦可抢先指挥周佛海等伪方“反正”人员协助封查敌伪产业。
蒋介石想了半天，才点了点头；不过马上又伸出指头遥遥向戴笠虚戳了一下，颇为严厉地说：
“你的人员只负责查封，以便防止敌伪财产、军火流失；但是不可擅自行动，淆乱程序。具体接收事宜，这个是……随后政府要组建专门机构进行！”
这个告诫，让戴笠大感失望；但他脑瓜转得快，马上想到了古时良将在前线违令时的理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以还是爽快地应了个“是”。
[1] 租界处于日军占领区中，时人戏称为孤岛 。
[2] 今广东韶关 。
[3] 那个时代的媒体用语，即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