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
何应钦、白崇禧进了蒋介石办公室，敬了军礼，恭敬地微笑着站在那里。
当他们摘军帽的时候，蒋介石站了起来。边称呼两人的表字边绕出办公桌圈定的那一块地段，用踱步的随意与速度向他们走过去。
白崇禧身材颀长，约莫一米八上下；长方脸，白钢框架的眼镜后面是貌似坦率然而细一打量却深不可测的眼睛；挺直的鼻梁下端，是厚实的嘴唇。当其闭合之际你会感到他的神情有一种让人颤栗的东西。那就是即使在发自内心的笑容出现时，人们也会在那笑容里看到不可一世的霸气。正是这种东西让蒋介石始终对他及其背后的实力充满警惕和忧虑。可惜的是抗战八年使他的头发掉落很多，前额以上直达头顶已然光秃秃的了。岁月不饶人，毕竟是五十二岁的人了。
当然，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何应钦比他年长四岁，却依旧满头乌发。漂亮的大背头映衬之下，让人觉得比白崇禧还年轻几岁；脸型，就是那种俗话说的国字脸；金丝眼镜后面是永远都温和亲切的眼睛，难怪当年的黄埔学生都称他为何婆婆；别的没什么特征，鼻正口方而已；至于个子，比白崇禧要矮半个脑袋吧。
蒋介石和他们握了手。伸手指了指靠墙的沙发，把他们往那里请。
那两人识趣地分别走向两张单人沙发，相对而坐；把中间那张长沙发留给了蒋介石。他们都知道蒋介石腰部、背部在当年西安事变时受过伤，长沙发宽敞，便于身体挪动，要舒适一些。
副官送进来两杯龙井茶，恭敬地送到两个客人面前；然后又一次把蒋介石的白开水从办公桌上移送到蒋介石面前。自从多年前他和夫人向全国倡导新生活运动，大兴节俭之风，蒋介石就完全告别了钟爱的龙井与碧螺春，人前人后都只喝白开水。尽管随着时势的推移，证明这样做毫无意义也毫无作用，唯“徒增笑耳”，但他依然坚持如是，可见其性格中顽石般固执的成分。
还来不及谈正事，俞济时就打电话报告陈布雷、林蔚来了。
蒋介石吩咐有请。放下电话就对何应钦、白崇禧解释道：
“布雷与蔚文[1]同为一件事，签个字就完，耽误不了我们。”
陈布雷是侍从室二处主任，林蔚是军政部次长。这两人是为对日受降的代表名单来找蒋介石签字的；陈布雷则有另一件事向蒋介石报告，在美国开会的邵毓麟今晨回来了，等候委员长传见。
各个战场的受降代表原则上都是由该地区中国方面主要指挥官担任。蒋介石接过他们为军委会草拟的这份名单，边看边默默点头。当看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字时不声不响提笔画去了。
陈布雷与林蔚面面相觑。
后来是陈布雷开了腔。“委员长，如果这份名单上一个中共将领的名字也没有，我担心不好向国内外交代———特别是苏联方面！”
蒋介石毫不犹豫地说：“不要紧，就这样吧！这个是……让朱德原地待命好了！”
白崇禧倒是很赞成蒋介石这种坚决“限共”的做派，马上附和道：
“美国方面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们政府中少数平衡主义分子左右不了杜鲁门；至于苏联，王世杰[2]不是刚与他们签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吗？”说到这里，白崇禧微微冷笑。“哼，墨迹未干，难道他们会公然毁约———公开为共产党张目不成？”
蒋介石极为希望苏方恪守条约义务，所以总是把事情往有利的方面想；也没有听出白崇禧话里的讽刺味道。马上就点头说：
“是的，健生说得对，毁约不至于，不至于！”
辞别蒋介石出来，陈布雷忧心忡忡地叹道：“先生连这点气量都没有，恐怕未必会有利于政府吧？”
林蔚与陈布雷看法一致。但他胆小，不敢对蒋介石说长道短，只摇头叹气而已。
陈布雷并没有说出自己的全部担心。他是个熟知中国历史的人，认为古今政治家能成事者，谋略与强硬手段固不可少，而道义与信用亦不可违。道义即人心，失人心者失天下。他担心现实情况的种种不公道，会把中国引入全面内战。这不仅叫作不平则鸣，而且叫作不公则乱。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不许共军接受日伪投降；而那些在抗战中降日的汉奸居然被列入了受降的国府与国军的代表名单。例如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成了上海先遣总队总指挥，伪海军部长任援道成了南京先遣军总司令，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成了华北先遣军总司令。几十万伪军像变戏法般摇身一变成为国军；那些昨天还追随日军屠杀抗战军民的伪军官们，一夜之间更换了制服成了国军的师长、军长。更奇怪的是，华北和华东地区的日军，除了被共军缴械者外，近三十万日军接到了何应钦的命令展开了“收复失地”之战。何应钦命令道：“如果各地为共匪所占，日军应负责任，并由日军将其收回。”
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完全肯定了蒋介石的这种策略。他说：
“这种利用日本军队打击共产党的办法，是（美国）国防部与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杜鲁门解释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由于共军（在以往的对日作战中）占据了铁路中段，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事情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以等待遣返，那么整个中国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日军来作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军运送到各地，并将海军运送去保卫海港为止。”
美国政府动用了十多亿美元将国军运送到华北、华中以及东北地区。美军甚至直接抢占了中国北方的交通要地，使之有利于国军抢夺共军地盘。一个来华参与运兵的下级军官巴赫后来说：“我们应该有勇气说真话，我们正在帮助国民党开展反共战争。这中间甚至包含了肮脏的政治交易，例如利用日军协助剿共，以此作为对日军战犯免于起诉的条件。”
对日军受降的指导精神，就是在杜鲁门与蒋介石完全一致的战略思考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十天前，何应钦到湖南省的芷江按照这个精神做了一系列安排。这项工作有一位重要参与者名叫邵毓麟。
邵毓麟是继高宗武之后蒋介石身边的又一位“日本通”。职务是侍从室二处第六组副组长，专门研判日本情报、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智囊。他一九四四年末奉派赴美国出席太平洋年会，讨论战后如何处置日本；这次奉蒋介石之命紧急回国，系有重要使命———即参与对日受降的谋划与实施。
蒋介石召见了他。面授机宜之后，教他去向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报到，一切听何总司令指挥。
何应钦告诉他，受降必须尽快举行；至于接收，军统、中统只是因其行动快捷的工作特点，委员长命他们先期去对敌伪物资予以封存，具体接收尚需军队实施。因此，陆军总部已在湖南芷江成立了前进指挥部。陆总副参谋长冷欣兼任前进指挥部主任，已在芷江坐镇。何应钦当场给了邵毓麟少将参议名衔，以便代表陆总与委员长向冈村宁次宣布中国方面的政策以及相关命令。
次日何应钦就率领邵毓麟等一干人乘军用飞机到湖南芷江。
除了冷欣，陆总参谋长萧毅肃也在芷江。
邵毓麟向几位长官建议，为了应对日军降官的接待工作以及前往南京的受降诸事，必须迅速征调一些曾留学日本的中国军官来指挥部服务。
何应钦深以为然。立即从军令部、参谋总部以及各集团军司令部选调来二三十名熟谙日语的将校军官。在芷江对这批军官做短期的联络与礼仪训练，以保受降过程顺畅，不致发生意外。
因为当时日军在南京城内外共七万官兵，而中国能在受降仪式举行时空运到南京的只有廖耀湘新六军的一个连。七万官兵向一个连的兵力投降，这简直是旷古奇事。为了防止发生骚乱，首先必须做好日本派遣军总部以及属下各师团、各兵种、各部门的头头脑脑的联络安抚工作，确保其万无一失才行。有了这二三十名在语言上、联络交际方面都称职的军官，一切就当顺利多了。
邵毓麟的这项未雨绸缪之议，颇得何应钦赞赏。
邵毓麟在芷江协助培训这批新选调来的军官期间，大约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那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乘飞机来芷江接洽投降事宜。此人是个中国通，曾担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参与过汪精卫脱离重庆的阴谋活动；与高宗武、梅思平进行过臭名昭著的“重光堂密谈”。这次冈村宁次派他赴芷江，就因为他熟稔中国情况，又是会谈高手。
他在芷江受到了冷欣中将的接见。
次日原机返回南京复命。
八月二十七日，冷欣率少数军官以及邵毓麟飞往南京。部署接管南京以及洽谈受降事宜。
当天，飞机在南京机场降落。
今井武夫以及日本驻汪伪政权的“大使”谷正之、“公使”堀内干城早早就等候在机场了。这两个日本“使节”都是战前邵毓麟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供职时的旧相识，所以交流起来很容易。
今井武夫邀请邵毓麟同乘一辆车，看样子想谈一点什么“体己”。
他们的汽车跟在冷欣单独乘坐的三菱轿车后面。驶出机场没多远，今井武夫向邵毓麟略侧过头轻声咳了一下，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邵毓麟目不旁瞬，问道：“今井先生有什么指教吗？”
今井客气道：“岂敢，岂敢。”
旋又轻咳一声，把头靠得近了些，用低得只他们两人才听得清的声音告诉对方，冈村司令官情绪极度悲观，随时有切腹自杀之虞。
邵毓麟不由得大吃一惊，半晌开腔不得。他明白，如果冈村自杀，在华的一百万日军便会有不稳之势，甚至发生哗变。那可不得了！但他明白自己乃天朝官吏，不可在降将面前失态。镇定了一下情绪，装出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说：
“当前不是谈自杀的时候，应该谈的是贵我双方各自的责任。请转告冈村大将，我将尽快向他传达蒋委员长的善意，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请他不必有什么担心！”
“是的，是的；明白，明白！”
日军当局设宴为冷欣一行洗尘。宴会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主持，今井武夫以及谷正之、堀内干城作陪。
散席后邵毓麟立即向冷欣请示，鉴于冈村宁次情绪极度不稳，可否请主任尽快找他一谈？
冷欣觉得十分必要。沉吟片刻又说，此刻暂时还用不着他这么高级别的官员出马，邵先生去就可以了。
于是，邵毓麟在今井武夫陪同下去中央路龙公馆看望冈村宁次。
那时已是晚上九点。南京笼罩在雨前的闷热中。
冈村公馆外半径二十公尺内布满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如此戒备森严，据说是害怕遭受南京市民的报复。紧张的气氛使闷热的气温更为让人难耐。
邵毓麟身着毛呢军服，金色一星的少将领章熠熠生辉。在一名日军少佐副官导引下，步入内堂。今井武夫跟随在后。
冈村宁次在办公室门外迎候。
邵毓麟见他面容憔悴，情绪低落，似乎不堪再受刺激。便尽量把态度放得温和一些。
大家落座。
冈村挥手示意上茶点。然后用缓慢的语调说：
“阁下来到这里，我十分欢迎。只是，败军之将，不敢铺张！”旋说就指了指矮几上的茶点道歉，“略备粗茶，奉待贵宾，真是失礼之至！”
邵毓麟友善地微微摇头说：“冈村将军不必客气。在下与将军暌违有十年了吧？”
冈村宁次一九三五年曾以参谋本部少将衔第二部长身份来过中国，与邵在南京有一面之雅。
为了打破拘束的气氛，邵毓麟语带双关地说：“气温这么闷热，大家还这样全套冠带袍笏，怎么能畅达本意呢？不如大家且请宽章，敞开胸襟地交流吧！”
大家都笑了，空气随之轻松了一些。
主客随即都除去公服，脱略形迹起来。
邵毓麟马上进入了主题。他说：“中日战争已经结束，贵我双方的责任是妥善处理最后的事务。风闻将军有一死报国之念，这种心情在下实不能理解，窃以为大大错了！作为百万日军的统帅这不是一个负责的行为。我方高层，对将军这种念头十分关切！”
冈村宁次深深低了一下头，道歉说：“让大家担心了，在下十分不安！”
邵毓麟宽容地一笑，轻轻摇了摇头，意思是不必客气。然后，严肃地说：
“日军侵华八年，中国民众死伤何止千万，财产损失何止数千亿。如今天皇宣布投降，乃十分明智之举。其负责任的做法值得将军效法。而将军不从赎罪着想，却置百万日军官兵及数十万日侨之生死于不顾，欲图一死了之。对将军个人而言，快则快矣，然如何对得起天皇托付之重？如何对得起已公开宣布对日本以德报怨的蒋委员长？望将军三思！”
邵毓麟以流利的日语对冈村予以一番数落。刚柔相济的语调之下，透露出蒋委员长对“在华”日军以及他本人有所借重之意。
冈村不断点头“哈依、哈依”，逐渐放下一多半心来。
邵毓麟代表中方向他提出了两点要求：
第一，冈村应切实约束日军各部在原地防守，等待国军来实施受降；
第二，对非蒋委员长的部队（指共军）前来接收，则可武力自卫，毋庸踌躇。决不能把日军的一枪一弹缴予非委员长的部队，否则以协同作战视之。
这一来，冈村悬着的心终于彻底放下来了。
后来，他本人及其部分下属确实介入了中国内战。正如他后来踌躇满志地说的那样，“中国的对日战争结束了，而以后的难题尚多，主要的就是剿共问题。这是中国的心腹大患。我既奉天皇命令投降了中国，我就应该找机会为中国政府效劳。现在我们驻在中国的完整部队还有一百万，装备都是齐全的。趁现在尚未完全遣散，用来打共产党当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蒋介石对何应钦、白崇禧笑了笑，善意地嘲讽刚刚离去的陈布雷读书把脑筋读死了，空怀妇人之仁。要知道共产党是不会领情的，宽厚换来的只会是对方不变的虎狼之意。
接下来蒋介石又冷笑着告诉他们，早在抗战尚未结束的时候，军统潜伏人员就从延安传回来一个情报，称毛泽东那时候居然就已经在做抗战胜利后的战略谋划了。毛泽东十分着迷东北，那里地大物博，工业基础雄厚，又背靠苏联，十分有利于共产党的发展。他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说：“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这就可以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也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整块的地方。”[3]
何应钦点头说：“唔，是的。我也听说过毛泽东有过这么一个……野心勃勃的讲话！”
白崇禧叹了一口气，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不阴不阳地说：
“如果他们真的控制了像东北那样‘一大块’的地盘，又背靠着苏联，那么对我们来说局势就比八年前日寇入侵更危险了！”
蒋介石点了点头，觉得白崇禧并没有危言耸听。默然片刻，长长叹了一口气，说：
“我们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得不承认外蒙独立、保证苏联在东北的权益，就是为了换取苏联占领军支持我们顺利收回东北，不让毛泽东染指！”
何、白两位都看出蒋介石对苏联是否真诚信守条约心怀疑虑，只不过嘴上没说而已；他们两位则不仅不赞成签订这么个显然靠不住的条约（因为以他们对国际共运的了解，要苏联完全不支持中共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反对美国政府当初竭力要求并百般敦促苏联进兵东北消灭日军最后一支劲旅关东军，认为这不啻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如果苏军收拾了关东军之后赖在东北不走，当今世界上谁还有力量能驱逐这支虎狼之师呢？
当初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蒋介石也有同感，但却不敢采纳。因为美军与日军在太平洋上展开艰难的逐岛之战，已付出了阵亡十万官兵的代价，颇有些吃不消了，这以后索性扔了两颗原子弹到广岛、长崎，以收速胜之效。不料不仅没吓退日本，反而促使日本当局做出了焦土抗战的叫嚣。杜鲁门的智囊团担心，若日本利用中国东北资源以及关东军完整的兵力，源源不断供应本土，则美军要占领日本全境不知还要牺牲多少万官兵，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可结束战争。更严重的是当时日本正在全力讨好苏联，以换取苏方不进兵东北。时间拖久了万一日苏单独达成个什么谅解，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美国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促使苏联出兵东北，这个是大战略的需要，中国必须给予充分理解。蒋介石又指出，况且当我们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时候，我们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如果我们不去争取缔结那个条约，我们就不可能收复东北，日本就不会投降，美军要进入日本本土就会迁延时日而且付出更多代价，杜鲁门就会责怪我们不顾全大局。以后我们借重美国的地方还很多，不能让杜鲁门感到我们不好合作。
白崇禧用同情的眼神掠了一下蒋介石。“事情已然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我们就要因势利导，争取一个较好的结果，把坏事改造成好事吧！”
何应钦说：“我与健生兄今天相约来见委员长，就是要请委员长考虑一下我们的一个建议，也就是如何‘争取一个较好的结果’！我们认为，即使在日军侵略东北以前，那块地方从来就没有置于中央真正控制之下。那里的各种地方势力，日伪残渣余孽，共产党的潜在势力，盘根错节，十分麻烦。是不是可以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把抗战前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割成较小的省区……”
蒋介石对这个建议颇感兴趣，那双三角眼亮了一下。旋即调整了一下坐姿，以便更舒服地倾听。
“敬之兄请说说看，怎么调整？”
“可以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个省，哈尔滨、大连可升格为特别市。这样，每个省管理起来就省力得多；加强跨省行政阻隔，无形中就把各种反动势力分割开了！”
蒋介石略一沉吟，不自觉地提高嗓音说：“这个思路很别致！这个是……我看可以考虑！”
“东北的九省两市可以由沈阳行辕———或者干脆叫东北行辕———来统一管理，”白崇禧兴致勃勃地说，“鉴于东北局势复杂，那简直就是一块烫手山芋，行辕主任一定要认真遴选才是！”
“说得对！”蒋介石点头肯定。旋又皱起了眉头，半是自语地小声说：“谁可以担当这个重任呢？”
何应钦很怕蒋介石想到他身上。赶紧做出不经意的样子把头低下来，伸手把茶几上的茶杯移动半圈，复又移动回原状，仿佛在欣赏上面的青花图案；其实是借以避开这个话题。
此刻白崇禧却开腔了。
白崇禧的话，引得何应钦又抬起了头，镜片闪了一下光，直视着这个广西佬。那眼神流露的意思是：我明白你又想干什么了！
“委员长如果觉得可以，崇禧愿为委员长分忧，不揣鄙陋，担当这个重任！”白崇禧直视蒋介石，眼里流露出的是诚恳与果敢，掩盖不住的却又是那一缕霸气。
蒋介石愣了一下。他没料到白崇禧会主动请缨，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以才具论，当然白某人是最佳人选；然而如果让桂系从此得到那么一块富得流油的地方，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何况现在桂系的“大哥”李宗仁新职已经发表，不久就要去担任北平行辕主任。若华北与东北全被他们掌控，那还了得么。
何应钦当然也看破了这点。但他不愿说出任何阻挠的言辞，不愿得罪白崇禧。尽管他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与蒋介石连在一起的；而从历史上说却曾有过那么一段与桂系联手逼蒋介石下野的事，后来他个人与白崇禧的私交也还不坏。此刻蒋介石目视他两次，显然是希望他说出个正当理由让白崇禧打消这个念头。他装作没看到，若无其事地重又低下头去研究面前的茶杯。
蒋介石没法，只好自己说话了。开腔前首先堆起友善的笑容，佯咳了一下，说：
“你是参谋总长，须负责全面战略，哪能去偏居一隅呢？今后与共产党周旋必将越来越繁剧，我早晚都要请教方略，哪能……哈哈，这个是，中正不可一日无健生呀！”抛出最后一句被他临时修改的掌故之后，蒋介石自以为借口得体，便灿然笑了好长时间。
最后，蒋介石说他想要让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辕主任。问何、白两位觉得妥当不妥当。
何、白两位这才醒悟到蒋某其实对一切早就成竹在胸了。所谓商议，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于是就都点头称是，不再提出相反意见；更不会指出熊式辉其人不过是一庸懦腐朽官僚，根本不宜放在东北那样复杂而充满变数的地方去承担“封疆”之重。
蒋介石又说，行辕负军政全责；此外还须在东北建立一个专门的军事指挥机关，可以叫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隶属于行辕。我打算叫张文白[4]去主持。
何应钦听了没任何表情；白崇禧却忍不住露出了微微的冷笑。他心里说，这样的安排，则东北危矣。他认为张治中指挥一个师尚可，担任经略整个东北的大将，不啻把千钧重负加在小孩肩上了。
不久以后，国共双方收复东北的命令一先一后不过几天之差都下达了。
然而，抗战时国军败退西南一隅，距离东北天远地远，交通十分困难。通向北方任何区域的铁路一半都瘫痪了，修复起来不是容易的事；不少地段从来就没通过公路，汽车运送也只能解决部分路程。即使请求美军帮忙，只能靠飞机和舰船，局限性也不少，短时间内不可能运送足够到可以发动战争的兵力。
共产党就有利得多了。他们抗战期间一直在敌后作战，创建了很多根据地，与敌占区近在咫尺。以东北而论，八路军的冀热辽军区距离那里不到一百公里，简直可以说是朝发而夕可至。当然共产党的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兵力少，装备远不如国军，几乎没有运兵工具，全靠官兵的一双脚。
可以说，向东北运兵是国共双方的第一轮最大的较量。
[1] 林蔚字蔚文 。
[2] 王世杰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
[3]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18页 。
[4] 张治中字文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