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退役了。回到弗吉尼亚州的里斯堡老家，准备从此专心经营他庞大的“多多纳庄园”。
回家后不到一周，杜鲁门总统的电报就追来了。
“将军先生，本不敢打扰您来之不易的宁静生活；可是没有办法，合众国的利益及其全球战略，需要您以政治家而非军人的身份重新登台！”
“总统阁下，您是要我出任国务卿还是您的助理？”马歇尔的情绪不错。
“不，我想请您代表我去中国！”
“去中国？”马歇尔的情绪一落千丈。
“是的，去中国。”杜鲁门从马歇尔情绪的微妙变化意识到需要扔一两块画饼出来。“待您功成回来之后，我会把现任国务卿请下台，虚位以待！”
“啊，这个并不重要。”马歇尔明白对方在对他啖以大利。但这“大利”对他确实有吸引力。“这样吧，我马上到华盛顿。见了面我们再详谈。”
在白宫杜鲁门宽敞的办公室里，杜鲁门忧心忡忡地告诉他，赫尔利在中国把事情搞糟了。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后，仍旧持续着武装冲突，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尽管夺去了共产党一些地盘，但部队官兵伤亡、倒戈的越来越多，物资消耗量越来越大。这是十分危险的现象。我早就向赫尔利交代过原则，除了满洲九省三市必须控制在国民党手里之外，关内其他地区，若无充分把握就不要去动———当然，日军原来的占领区必须要由国民党去接收，这个也不能含糊。而赫尔利竟然去支持蒋介石频频向各处共区进行军事冒险，挑起战端；麻烦在于几乎没有一次行动不以损兵折将告终。长此下去，用不了五年，蒋介石的实力会消耗殆尽；而且，随着事态的扩大，约瑟夫大叔（对斯大林的戏称）能静观其变吗？必须得明白，我们既没有力量卷入中国的战争，也不能让国民政府垮台。这个原则我向赫尔利交代过多次，他没有听———或者没有充分重视。要知道，如果中国丢失了，约瑟夫大叔在世界的东方建立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蓝图就完全实现了。这对自由世界是多么大的威胁呀。所以我决定派你去取代他，挽救危局。
“怎么样，我的将军？”杜鲁门用希冀的眼神看着对方。
马歇尔没有马上开腔。沉吟了一会儿，脸上浮起一缕似笑非笑的表情，瞅着杜鲁门问道：
“总统为什么选中我？”
“因为您是唯一一张我们能拿得出去的好牌———中国的国共双方以及中共背后的苏联都能接受的大人物！”
马歇尔哈哈笑了起来。最后，愉快地接受了任命。
杜鲁门向他详细交代了使华的基本政策和一些局部策略。杜鲁门指出，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尽管小，但本质上是亲西方的。就因为蒋介石坚持军事独裁，不容他们在政府内享有一席之地，所以都产生了亲共倾向。必须迫使蒋介石容纳这些政党，当然也要更大限度地容纳共产党———中国有一部小说叫《水浒》，很有意思，值得向蒋介石推荐。小说里有一支强大的民间分离主义武装，被招安了，结果成为政府的忠实鹰犬。难道蒋介石连这点智商都没有吗？要让蒋介石明白，他如果不这样做，美国将停止对他的一切援助。同时也要让毛泽东知道，如果中共不做出让步，美国就将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包括按照蒋介石的要求，扩大运兵规模和财政支持。这对中共显然是巨大的威胁。总之，应该努力把中国推上美式民主政体的轨道，这才符合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如果中共能被拉入这种政体，她就有得到改造的可能，这对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极为重要。
马歇尔问道：“假如蒋介石不上道，坚持要推行他的军事独裁，我们是否会抛弃他？”
杜鲁门毫不踌躇地说：“不！美国别无选择，就目前中国的情况而论，足以抵抗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的实力人物只有蒋介石；在军事独裁与共产主义之间，我们宁肯选择前者！”
马歇尔理解地笑了。“明白！军事独裁毕竟不反对自由经济，允许私人拥有或大或小的生产资料；而共产主义则相反！”
杜鲁门说：“将军能有这样透彻的理解我就放心了！另外还要注意，为了维持至少十年内不发生战争，一定要说服蒋介石不可得寸进尺；如果因为蒋某人不肯让步而导致中国内战扩大，那么失败者很可能是他的政府，长江以北将会沦为赤色区域，苏联势力便顺理成章向南挺进了。美国也会因而失去太平洋战争的真正目的，十多万官兵白白阵亡，上万亿美元虚掷，想一想吧，多么可怕！”
马歇尔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沉吟片刻，问道：
“如果不肯让步的不是蒋介石，而是毛泽东，我们怎么办？”
“那就全力支持蒋介石！他需要多少装备，就给他多少；包括除了原子弹之外当下最先进的武器！”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四点十五分，马歇尔的C—54军用飞机在中国上海的江湾机场降落。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中将到机场欢迎这位昔日的上司。
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在餐桌上发生了温和的争执。
魏德迈年轻气盛，直率地指出，马歇尔此行不可能完成使命。
马歇尔明白这位年轻人在中国待的时间不算太短，应该比自己了解情况，便虚心垂询为什么。
魏德迈说，国民政府是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专制政府，尽管与具有自由思想的江浙金融界合作多年，也未能改变它一分一毫。执掌全部权力的蒋介石是绝对不肯做出让步的；魏德迈说他也和许多共产党人交谈过，发觉尽管他们有法共那样的民主意识，但是共产主义打土豪分田地以及废除私人资本的政治目的也十分固执，要他们对蒋介石做出根本性让步，恐怕也不可能。一个要掌权以保障自身及其支持者农村传统士绅、江浙金融界的财产安全，一个要彻底改造社会，水火不相容。把两者撮合到一起为美国的远东战略服务，可能吗？
马歇尔边听对方侃侃而谈边吃饭，速度由快而慢，最后放下了刀叉，微叹一口气，皱眉想了一会儿，说：
“我们在二战中遭遇的困难比这个大得多，都被我们克服了；能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美国军人的足步呢？当然，我现在不是军人了。而你是！我们必须完成总统赋予的使命！”
马歇尔来华的消息早在他起程前就传遍了中国朝野。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缕罢战言和的熹微；马帅的声望，及其在国共两党的良好形象，似乎都预示着他调停的美好前景。
然后，当蒋介石在重庆林园官邸“召对”陈立夫时，这位社会部长却发表了不一样的看法。
“立夫，马帅来办这件事，一定比赫尔利办得好！”蒋介石颇有几分欣然地说。“你觉得怎么样？”
陈立夫在蒋介石办公桌斜对面，挺直腰板，没有依靠后面的椅背。他望了望蒋介石，目光闪烁，欲言又止。
蒋介石乜视他，不满地皱了皱眉头。说：
“但说无妨！在我这儿拘谨什么呀？”
“是的，是的，介叔训诫得是！”陈立夫兄弟是陈其美亲侄，捋起关系来就是蒋介石的盟侄了。而称兄道弟，只有在他们单独相处时，才偶一拿出来；有局外人在场，陈立夫也同大家一样称呼蒋为委员长。他此刻沉吟了一下，说：“国共问题，小侄觉得，宜直接商诸苏联，似乎还容易收效；如果由美国出面，苏联可能会产生疑窦，认为美方借此独擅其奸，必会暗中进行阻挠。”
蒋介石端起白开水，略略喝了一小口。他是在借这个动作思考、判断对方此论的合理成分有多少。见陈立夫没有说下去，只请示般望着自己。便唔了一声，用鼓励的语气道：
“说下去，说下去。”
陈立夫恭敬地点了一下头说了一个是字。轻轻咳了一声，说：
“共产党兵力薄弱，物资积储也根本不能与政府相比，所以希望和平。但真实的目的在于赢得时间，整军经武，积累财力。一俟羽翼丰满，必然凶相毕露，全面谋反。可惜有一些美国人对他们认识肤浅，容易被他们表面上呼吁和平的假象蒙蔽。我看马帅也是这样的人。他此番出任调停人，踌躇满志，信心百倍。而一旦失败，他会如何收场？我看他定会诿过于我方！如果出现这样的后果，无疑会影响美国政府对我们的支持度！”
蒋介石默然。这次没去碰他的水杯，只皱眉闭目靠着椅背作养神状。好一会儿才睁开眼睛审视地瞧着陈立夫，问道：
“马帅……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
“除非我们能容忍共方保持主要的军事力量及其封建割据；在这种根本利益方面，共方是不可能再退让的！所以……”
蒋介石专程自渝飞宁，欢迎马歇尔。
十二月二十一日，马歇尔自沪飞宁，与蒋介石见面。
两人当天就举行了第一次会谈。
马歇尔说，如果委员长完全信赖美国和敝人对国民政府的善意———一切都是为了国民政府能保有现在的地位并且将来实际统一全国，那么敝人这次的来华使命就能完成；反之就会失败。
蒋介石说，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我国最友好的盟邦，除此之外我们还能信任谁呢？至于元帅阁下，则是我本人最敬重的朋友，我们什么事都好商量。
蒋介石又用请教的口吻问马歇尔，调停工作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马歇尔避开了这个很难一言中的的问题，略沉吟了一下，不客气地指出：如果国民政府希望美国继续提供经济和军事的援助，那么就应该尽力促成和平解决当下的国共争端。
蒋介石不高兴了，脸上的笑容霎时消失。沉默了一下，冷笑一声，不无威胁地提醒马歇尔：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共产党不肯交出自己的军队；而苏联也在暗中扶持中共的武装，我们有确凿证据指证苏军把缴获的全部军火移交给了林彪和周保中，把沈阳、长春的工业设施拆运到佳木斯、满洲里，由周保中的部队在看管———目前已经用这些东西组建了几个兵工厂。此外，大连的六个兵工厂，最近饶漱石、陈毅、粟裕集团也派了一百多名干部去接管。任其下去，不仅中国，整个远东都会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马歇尔明白，蒋介石的话并非空穴来风，所预言的后果也并非不可能。他没马上做出评价，而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也学着蒋介石的样微微冷笑了一下，告诫道：根据我们的长期观察和研究，中共并不是一个愿意完全俯首帖耳听命于苏联的集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多种诱导手段让其走上另一条道路以消解其威胁性；但是，国共冲突越激烈，越有利于苏联掌控中共，那么事情就越不可收拾。
第二天，蒋介石飞回重庆。马歇尔也乘坐自己的飞机随行。
马歇尔要和仍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人会谈。
马歇尔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进行了务实的会谈，双方表达自己意见时都十分坦诚。
马歇尔表示美国不希望中国再有战争，呼吁中国逐步走向多党制民主。
周恩来说共产党作为受害的一方，更不希望再遭受国民政府军队的攻击，迫切期待罢战言和，组成联合政府，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
马歇尔歪着脑袋乜视周恩来，问他应该如何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周恩来表示共产党人愿意为这个进程及其实现做出最大让步甚至牺牲，例如已经让出了多处南方解放区，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北退让。同时，共产党人可以保证蒋介石在联合政府中的领袖地位，保证国民党在联合政府中的第一大党地位。
马歇尔又问道，关于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据说你们比较消极。确实是这样吗？
周恩来说，说我们消极是不正确的，确切说是蒋委员长在这个问题上耍花招，逼得我们不得不消极。
马歇尔又歪起了脑袋乜视周恩来，问这话怎么讲？
周恩来说，蒋委员长一方面毫不放松地抓住军权，他甚至不允许国民党内除了他自己之外任何人染指兵符，遑论军队国家化了；然后另一方面以统编军队和军队国家化为名，要共产党交出全部武装力量。交给谁呢？交给他蒋委员长。共产党人当然同意统编军队和军队国家化，但是这个进程必须应该具有实有成效的监管。谁来监管呢？真正的联合政府而不是“蒋”记联合政府。所以，我们认为一个各党派在其中有真正发言权的联合政府是统编军队的先决条件。
在马歇尔斡旋下，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谈判终于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恢复了。
马歇尔雄心勃勃，决心在原定只有十三天就要召开的中国政治协商会（他认为这就是中国的议会）开幕前，把停战搞定。
不料国共双方对于停战的时段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让马歇尔大伤脑筋。
共产党主张无条件停战。
国民党主张有条件停战，即先恢复交通，也就是共军在北方的根据地内给国军让出通道。
马歇尔明白，这个条件提得太不聪明，傻瓜也看得出这是要共军协助国军北进以消灭自己。他不得不越俎代庖，替愚蠢的蒋委员长琢磨出了一组藏锋掩芒的条件来，即：停止一切军事冲突，暂时停止一切军事调动，国军为接收东北及在东北境内的调动例外（亦即兵力大大超过对方的杜聿明部国军可以任意攻打东北民主联军）；停止一切破坏交通的行为（国民党借以抢修铁路公路以备“暂时”之后运兵）；一切军队维持现时驻防位置。
为了落实以上条件，马歇尔组成美、国、共三方的调处委员会，将下属的军调小组派往各敏感区实施监督。
马歇尔与蒋介石进行了深入交谈，竭力说服蒋介石明白这一组条件实在是于国府有利得多；他甚至还引用了中国的一个俗语：不要一口就想吃成个大胖子。
蒋介石并非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组条件。
毛泽东明白苏联在东北问题上很为难，也指示了驻渝代表团同意了。
三方谈判小组由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国民政府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为首组成，各方酌量进入几名人员参与工作。
不料张群在前一晚上奉召到林园官邸，由蒋介石面授机宜，突然在第一次谈判会上提出华北的赤峰、多伦也属于东北范围，必须由国军接收。
这个意图谁也看得出，这两个地区是进入东北的陆上通道，可以阻绝华北共军根据地与东北的联系，孤立东北共军；同时可据以协同各路国军对华北共军根据地形成包围。
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这样回应：我们不反对部分国军进入东北，但国民党始终拒绝国军用和平方式进入东北的办法，一味依仗实力雄厚大动干戈；我们也坚决拒绝张群的赤峰、多伦方案。
而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政治协商会开幕仅有一天时间了。
马歇尔急得不行，怒气冲冲闯到蒋介石官邸。
一见到蒋介石就大发脾气，指着对方叽里呱啦数落一通。
蒋介石当然听不懂，一头雾水地待在那里，瞠视着马歇尔。
侍从副官急忙到处去找翻译官。
幸好宋美龄闻讯出来。她知道有矛盾了，便满脸堆笑地把马帅拉到长沙发上坐下。
蒋介石坐到马帅斜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听罢坐在长沙发另一端的宋美龄翻译，笑嘻嘻地对马帅说，元帅阁下请暂息雷霆之怒，听我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对阁下的主张稍加改动，把赤峰、多伦纳入东北范围呢，那是为了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防止苏联染指东北。
马歇尔摆手摇头，用嘲弄的口吻指摘道：“你这样做适得其反，等于在促使苏联加大对中共的军事援助。现在最需要的是停战，只要没了硝烟，苏联就会放心地离开，以下的工作也就好做得多了。至于将来怎么处置中共，那是将来的事。”
蒋介石冷笑道：“将来？恐怕就迟了！共产主义就像瘟疫，不及时扑灭，以后气候条件成熟了，它会大面积蔓延的！”
马歇尔不愿多所争议，索性威胁道：“我是代表美国政府来华的，同时此行也是苏、美、英三国支持的，请委员长不可忽略这点！要知道，如果再纠缠赤峰、多伦，不顾大局，对敝人的使命和委员长的利益都是不利的！”
蒋介石不必听宋美龄的翻译，只从马歇尔恼怒的态度和超常的声调已经感觉到了类似哀的美敦书式的咆哮及其内容。他面呈难色地尴尬了好一阵，终于长叹了一声，表示同意让步，放弃关于赤峰和多伦的主张。
马歇尔立刻把周恩来、张群邀集到自己下榻的地方，宣布了蒋介石的新态度。
谈判双方的工作人员也马上进入起草协定的工作。
这份难产的停战协定文件终于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凌晨三时四十六分完成。
停战令发到双方各部队的时间参差不齐。考虑到这种情况，协定规定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正式生效，双方停止一切军事冲突。
蒋介石根据停战协定对他的部队下达的停战令，其中第五条也就是“附注”十分值得一提：
甲，本命令对国民政府在长江以南整军计划之继续实施，并不影响；
乙，本命令对国军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及在东北九省内的调动，并不影响。
此外，除了停战之外，双方部队都接到了各自的最高统帅下的另一条命令：于协定生效前迅速攻占有利的军事据点。
晋冀鲁豫军区陈赓部队在“另一条命令”下达前就攻进了山西曲沃县城。激烈的巷战进行之际，协定规定的停战时间到了。陈赓长叹一声，命令部队撤出战场，与国民党部队脱离接触。
与陈赓部队攻打曲沃时间几乎同时，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对山东聊城发起了攻击。外围清扫时战斗顺利，土工作业也完成了，总攻时间定在十三日。
不料，十二日接到北方局转达中央军委电令，战斗必须在十三日二十四时停止；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的电报也到了，指出在十三日二十四时前不能攻克，部队就必须与敌军脱离接触。二纵司令员陈再道急了，命五旅、六旅提前攻城。先遣营把城墙炸开一道豁口，敌人立刻用大批人马、强大的机枪火力封住那里。双方拼命杀到天黑，陈再道的五旅、六旅仍未能进城。及至二十四时，不得不撤离战场。
十三日上午，冀晋军区政委王平、副司令员陈正湘获悉所部各处阵地相继受到国民党部队进攻。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命令守住阵地，寸土不让，说坚持到二十四时再说。
阎锡山部骑兵第四师在大同以东二十公里处的遇驾山与八路军冀晋军区部队遭遇。师长田尚志见自己的部队已抢占了有利地形，下令打死一个八路赏三百元，活捉一个赏五百元，缴一支步枪赏三千元、机枪赏一万元。不料，八路军很快就开来了几倍兵力，将田尚志部围困。田尚志命令部队赶快冲出去。这是八路军的根据地，老百姓主动参加了战斗；大批青壮年在铁路、公路上抓俘虏。到了十四日凌晨四时，八路军和根据地老百姓打死、打伤、俘虏国民党官兵一千多人，缴获步枪、机枪一千多支（挺）。
奉了蒋介石“停战生效前抢占要点”命令的徐州国民党部队分三路向共产党根据地进攻。
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四旅文盛森团长的十二团主攻孤军深入到临城的塘湖车站以东几公里的国军三三九团。文盛森是一员猛将，竟亲自率特务连充当突击队，用几百枚手榴弹造成的火墙开路，不顾一切地冲进敌人阵地。
前沿的两百多国民党士兵大声呼吁“不要打了，我们也是穷人”，立刻就把枪扔了。
文团长向他们大声咆哮，既然都是穷人，把枪捡起来，随我们一起冲杀地主老财的靠山国民党吧。
那两百多国民党士兵就这样加入了八路军。
文盛森打了两个多小时，消灭了国军三三九团外围部队，最后包围了其团部。几十枚手榴弹投进去，紧接着二十支冲锋号齐声吹响，喊杀之声惊天动地。停战令到达前全歼了国军三三九团，无一漏网。
二纵司令员当即代表上级授予文盛森团英雄团称号。
停战令下达后，东北的国民党部队并未偃旗束甲，依旧对东北民主联军全方位进攻。
为了严格遵守停战令，民主联军不断退却。部队产生了悲观情绪，都以为是上级在怯战退却。
他们的总司令林彪从一开始就对国民党的和平诚意高度怀疑，认为中央太过轻信。他曾电陈中央，“若我在这方面停战，而让敌人自由攻击东北，则对我党的后果是不利的，华北之暂安局面也决不会长久的。因此我们对现在所谓和平的实际收获，须清醒地考虑之”。林彪抱怨，停战协定签字后，党在东北的处境更困难了。“我入东北的部队目前完全处于无根据地的状态，与我军脱离中央苏区到达陕北前的状况大体相同。”
停战协定生效后的第三天，林彪再次致电中央，要求允许他向杜聿明部发动攻势。
中央次日回电，指出停战协定既已公诸天下，若我军主动发起攻击，“将受到国内外舆论责备”，国民党便会乘机将“发动内战的责任加诸我们头上”。所以，“目前可能取得的局部军事胜利必须暂时放弃，以服从目前全局的政治形势”。[1]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杜聿明大军压迫下，退到辽宁北部的法库；原山东军区第一师和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也撤驻法库以西的秀水河子村。他们在这里百般努力，让老百姓了解部队的品质，逐渐得到当地百姓的认可。就在立足点可望建立的时候，杜聿明又打过来了。民主联军只好撤出秀水河子村；同时函达国民党军前线指挥部，要求他们遵守两党签署的停战协定。
国军置之不理，继续大规模进攻。
林彪大怒，命令部队不再退让。他决定在这里教训一下杜聿明。
摆在面前的是国军第十三军八十九师二六六团一部、二六五团一部，总共四个步兵营加上一个山炮连、一个运输连。敌人兵力不多，又远离主力，林彪认为稳操胜券。他集结了六个团兵力，向敌军隐蔽靠近，悄无声息地将其包围起来。
零下二十度的气温，官兵冻得浑身僵硬，都焦躁地等待着。
午夜十二时，林彪命参谋发射总攻的信号弹。
虎将梁兴初的第一师、骁将彭明治的第七旅用山炮做摧毁性轰击。炮击五分钟后，第一师发起了冲锋。
第八连连长兼指导员张作民率本连作突击队从村北往里打，以牺牲二十多人的代价冲进村去。不料遭到守敌密集火力的压制，不能再前进；张作民也在这轮冲锋中阵亡。
二团第三营教导员赵崇新率第七连附营属重机枪排跟进增援。赵崇新指挥重机枪排占领有利位置，左右步兵一百零八支日式步枪、四十一支苏式波波沙（转盘冲锋枪），同时密集射击。弹着范围不过五十米宽，故火力显得特别猛烈，杀伤力效果很大。守敌不得不逐次后退，直退到墙边。
彭明治七旅不久也从另一个方向发起猛攻。守敌慌忙调动火力阻击，霎时阵足发生混乱。一师和七旅乘势往前冲击，与敌展开逐巷逐屋的争夺战。守敌装备不弱，大量美制轻重机枪、六十毫米火炮齐射抵抗，拼死不退。双方打成了胶着状态。
后来国军五十二军一部前来增援，到达距秀水河子村六公里的太平屯，并向困在秀水河子村内的守军发出了信号，教其坚守待援。
守军看到了希望，士气恢复，更加顽强了。
梁兴初第一师二团一营营长刘海清亲临前沿侦察，发现村子东头有一条沟可以利用。他向上级建议改变攻击方向，派突击队秘密从沟里摸进村去。他亲率二连、三连神不知鬼不觉进入守敌中心地带。孙洪道营长迅速率二营跟进增援。终于占领了秀水河子村。
是时为早晨六时三十分。
东北民主联军此役歼敌一千五百多人，俘敌九百多人；缴获颇丰，计有各类火炮三十八门、机枪九十六挺、步枪七百二十一支、卡车三十二辆。
民主联军的第一师和第七旅共伤亡七百七十一人。
但尔后的沙岭战斗却让兵力大大低于国军的民主联军遭到重创，伤亡高达两千一百五十九人。
与之对阵的国军新六军是廖耀湘率领，伤亡仅六百一十二人。
就在“关内停战、关外大打”的情况下，马歇尔陶醉在虚幻的成就感中，误以为从此可以稳住蒋介石政府，稳住美国在中国的战略成果了。他决定乘飞机做一次巡游检阅，欣赏一番自己的成就。预计行程五天，飞行九千八百公里；检阅的地方有华北、西北、华中、中原、华东等地的十个地方。东北是不去的，他知道那里的国军正在对共军做最后的扫**，正在为创建自由世界远东前哨基地而战，所以他必须装聋作哑。
他的专机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在北平降落。
首先在军调部听取了美国和国、共三方军调部成员的汇报。稍事休息后，晚上出席宴会———在萃华楼淮扬菜馆举行。
次日即飞往共军驻守的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那里欢迎他。
接着，飞往归绥以北的集宁。这个地方在停战令下达前国共两军反复争夺，死伤不少。天太寒冷，马歇尔没下飞机，就在专机上听取贺龙的汇报。贺龙奉命要对他进行鼓励，以充实他调停和平的信心。说停火令下达后，这里就没发生过战事。马歇尔很高兴。他哪里知道，不远处的这座小城在停战协定生效后竟被傅作义部队攻占，在他的飞机降落之前又被晋绥野战军浴血奋战刚刚夺取回来，空气中一缕硝烟味尚未收尽。而马歇尔坐在飞机内，闻到的只有贺龙烟斗上冒出来的土烟丝的香味。
马歇尔飞返北平，次日再飞济南。到机场迎接他的是两位山东省主席和两位山东省军事长官：共产党省主席黎玉，国民党省主席是何思源；共产党的山东军区司令员是陈毅，国民党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官是王耀武。两位省长、两位司令向马歇尔汇报了一通官样文章的话以后，共同宴请他。宴会上大家碰杯、握手，气氛融洽。马歇尔得意地向在场的记者们说，这是山东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餐，大家要好好向世界宣传啊。其实当然是宣传他斡旋的成功，宣传他马帅的功绩。
他请这四位国共两党的地方高官陪他去徐州，与更高一级的官员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会谈。
到达徐州后，双方的气氛恶化了。因为国军尽管占领了徐州和津浦线的部分铁路，但还有长达二百六十公里的线路在陈毅部队的控制中；铁路两边纵深五十公里全是共产党根据地。国民党方面要去尽快恢复交通；而共产党指出国民党军队沿着铁路线建立了比抗战时期还多的碉堡和工事，这对于恢复交通后的和平是最大的威胁。
会后陈毅与老熟人顾祝同私下闲聊，有一段趣味盎然的对话。
陈毅问道：“顾司令长官，据阁下高见，和平民主是否可望实现？”
顾祝同想了一下，微笑道：“不瞒老兄说，这个完全取决于美国！”
陈毅故作惊讶地说：“老头子（指蒋介石）不是闹着要打吗？”
顾祝同摇摇头，瘪了瘪嘴，说：“老头子顶什么用！”
陈毅哦了一声，点了点头说：“原来是这样！”
这种对话马歇尔当然不可能知道，他已飞到了河南省新乡去了。
八路军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与国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官王仲廉在那里欢迎他。
会谈一开始，双方就发生了激烈争吵。因为国军在停战协定生效后还在对八路军进攻，夺去了几个月前八路从日伪手中接收的孟县。
刘伯承对马歇尔说，敝人风闻马帅来华是主持公道的，请马帅责成王司令官把违令而强夺到手里的孟县归还我们吧。
马歇尔尴尬地笑着，好半天才半吞半吐地说，事情不发生已经发生了，刘将军还是以大局为重，不必为一城一地得失伤了双方和气；至于王司令官，如果再有类似举动，那我就要报请蒋委员长对他旧账新账一并结算了。
王仲廉赔笑道：一定，一定。
接下来到山西太原与国民党方面的阎锡山、从绥远赶来的傅作义，以及共军将领陈赓会谈之后，马歇尔便直飞延安了。
延安方面的欢迎十分隆重。搭建了欢迎的牌楼，组建了仪仗队。毛泽东还做了一套呢子中山装、购置了一双黑色皮鞋。
马歇尔与毛泽东的会谈还算融洽，没有产生严重的分歧，他也通过这次坦诚交谈明白毛泽东确实不愿打仗。他在心里甚至这样在惋叹，可惜毛泽东是个共产主义者，否则他宁可说服杜鲁门改弦更张抛弃蒋介石而支持毛泽东。他向毛泽东保证，蒋介石不可能再动武了，暗示美国对蒋有充分的约束力。
马歇尔延安之行所产生的客观效能是让中共中央对和平产生了乐观情绪。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麻烦。这是马歇尔蓄意为之抑或仅仅是“客观效能”，这需要历史家做进一步深究。
马歇尔次日告辞，毛泽东去机场送行。众多中外记者包围了后者，问他什么时候去南京？毛泽东答称，蒋委员长什么时候要我去，我就什么时候去。
马歇尔与毛泽东握别时叮咛道，请一定以大局为重，该忍让的时候不要选择针锋相对。
毛泽东大概在热闹的气氛中没有细品此话的含义，立刻郑重地表示，两党签署的一切协定，我们将保证不打折扣地贯彻。
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对毛泽东流露的乐观情绪做了客观报道，在报道中这位记者也“流露”了自己的隐忧。他似乎知道一些美蒋方面合作的内情；同时他也对毛泽东身上氤氲的一种旷古伟人气质讶叹不止，说毛泽东时时使自己让人感到“自信与权威而又不露骄矜的风态”。
中共中央由此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成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他们积极遵循国共两党签署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一九四六年二月下旬全面展开裁减军队、官兵复原工作。行动之迅速、规模之大，与国民党方面日益加剧的扩军备战、向北运兵恰成对照。中共中央给各解放区下达了缩编复员指标是三个月内至少将官兵数量减少三分之一。于是，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个期限内复员、专业官兵达二十五万六千七百一十五人。晋察冀解放区的复员最彻底，九个纵队减少为四个，总计复员九万三千二十八人。部下抱怨军区司令聂荣臻，北平的国民党到处征兵扩军，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蒋介石的《机密———甲———9269号手令》[2]规定：国军整军采取的是马歇尔的建议，以美军编制作参照，把集团军改为军，军改称为师，师改称为团；整编后的师为三万人左右。表面上让外界以为多少军没有了，其实官兵一个也没减。而且各军在整编中都须扩充兵员。有实例可查的是：第三军扩充九千零三十六人，第十六军扩充了六千九百五十八人，第三十军扩充了六千八百七十五人，第四十军扩充了四千九百三十二人，第九十二军扩充七千三百零五人，第九十四军扩充了六千九百二十二人。国民党方面假惺惺宣布把五万五千名军官、一百五十万士兵转业。其实，这些官兵全部实行了“集团转业”，改换了一个名称叫“兵工建设总队”，装备完全没有变，依然是作战部队。
[1] 以上引文全部出自《东北解放战争文电集》，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第181页 。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