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送别晚会
早饭后，县长果然派人来请方中允教授谈话，把上边有密令停止战教团活动的事情告诉了他。虽然方中允说出了军委政治部和第五战区长官部都支持战教团的救亡活动，但是一则拿不出正式文件，二则这地方在行政建制上属于河南省，所以县政府只能遵照河南省某方面的密电指示办理：不许战教团在本县继续活动。
一切谈判都归无效，方中允在县政府大吵一场，愤愤而归。他同郭心清、余新之和老冯商量一下，还是照昨晚的决定办，即不管县长同意不同意，下午的座谈会必须举行，而且这最后的一次座谈会要尽量发动本城的知识青年参加。讨论题目决定为“全民抗战中的政治问题”，由余新之草拟大纲。另外，郭心清们又决定在晚上开一次大规模的欢送会，一方面要鼓起本地同志们的奋斗热情，一方面也使那些站在黑暗处放冷箭的人们看一看救亡运动是无法压杀的。
要举行扩大座谈会的决议很快有人报告到县政府。县长不愿同战教团太闹别扭，没有加以阻止，心想只要这些人明天能走掉就好。可是由于某些绅士们的压力和催促，他决定把讲习班提前解散。
当方中允在同县长谈判时，罗明到驻军某师政治部没有找到魏科长，才知魏科长跟随胡主任和师长一道往潢川开会去了。某些顽固士绅和三青团的头头们担心师政治部支持讲习班，催促县长趁师政治部胡主任去潢川开会的时候，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将救亡工作讲习班解散。县长既要应付省党部来的密电和本县几个顽固派士绅的要求，又不愿招惹罗明等一群青年对他仇恨，曾经对此事压起来，寻思数日，以求找一个妥当办法。所幸的是关于救亡工作讲习班的问题，省党部来的密电，口气上有活动余地，与明令驱逐战教团出境的明确措词不同。密电中对讲习班问题措词如下：
迭据密报，贵县于八一三抗战爆发之后，救亡团体纷纷出现，虽出自青年一时救国热情，然其中鱼龙混杂，未经整顿。如青年救亡工作讲习班等，颇为活跃，常有违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精神之悖谬言论，显有异党分子混迹其中，暗中操纵。仰贵县查明取缔，勿稍纵容，并将处理结果电复为荷。
县长想着，这密电上是要他“查明取缔”，意思是先查明，后取缔。凭着他的做官经验，对待上级的这样指示，在执行上切不可鲁莽从事，为自己招惹麻烦。他认为罗明是大乡绅罗香斋的儿子，家庭有声望，有土地，有山场，又有几处生意，在省城中关系也多，可以说是本县有名的名门望族。罗明生长在这样富绅家庭，像时下许多读书青年一样有左倾思想，有时供异党利用，但不可能是异党分子，共产党也不可能吸收这样的青年参加。至于罗明们办的讲习班，虽有左倾嫌疑，但尚无越轨活动。他曾经派人暗中瞧看了张贴在讲习班院内和大街上的标语和壁报，寻找政治上的把柄。在各处壁报上虽有措词尖锐的文章，却没有一篇公然为异党宣传或公然攻击和诽谤“委座”或政府。只有一条标语写的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显然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不能不引起重视。按照国民党的意见，全国只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而且拥护领袖是无条件的，有条件便不是真心拥护。难道“委座”为民族的利益改变了国策，不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你就可以不拥护么？这是共产党的口气，共产党的思想！
然而，县长是一个有经验的官僚，考虑问题比较周到，凡事三思而行。从这条标语的文字表面看，仍然是拥护蒋委员长，拥护抗战，倘若硬说是为共产党的主张宣传，青年们未必服气。既然没抓到讲习班的违法越轨行动，遽然明令解散，似不合《抗战建国纲领》精神，而目前邻近各县尚没有取缔救亡团体的先例。他担心做得过火，这些青年同外处联络很多，同本省和武汉的报纸都有关系，桂系在潢川办的一张小报更是常登载关于本县救亡工作讲习班的活动消息。他考虑再三，同两三个亲信仔细研究，决定一面密复河南省党部一函，说县政府已尊电一面核查该讲习班有无异党操纵以及有无异党分子在内，一面劝导其停止活动，自行解散。这办法决定之后，县长派动委会秘书程西昌亲自见罗明，将上边来有密电的事情故意透露，另外劝告罗明将讲习班解散，以求公私两便。
程西昌亲自来到讲习班，一看讲习班不是可以密谈的地方，他亲热地拉着罗明的手，要罗随他到动委会谈几句话。罗明正想摸清地方当局对讲习班的真实态度，看见程西昌的神秘模样，便跟他去了。讲习班与动委会只隔两条街，走一条捷径胡同，不过一刻钟就到了。一进程的办公室坐下去，罗明就忍不住抢先问道：
“你找我是为讲习班的事么？”
“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别急，先抽一支‘哈德门’。”程秘书笑着说，递给罗明一支纸烟，并且擦着火柴，先替罗明将纸烟点着，然后将自己的点着。
“县长对讲习班到底抱什么态度？”罗明心急地问。
“县长么？他只能‘等因奉此’，照章办事，还能有自己的什么主张？上边要他‘查明取缔’，他只能在这四个字上做文章。”
“他已经决定要取缔我们的讲习班，没有回旋余地了么？”
程秘书微微笑着，并不急于回答；用食指敲落烟灰，继续慢慢抽着香烟。他虽然是国民党员，向来在思想上与罗明一伙救亡青年们分道扬镳，不相为谋，但现在有一些微妙的变化。罗明想利用自己与程的小同学关系多探听一点县长和顽固派绅士方面的动态，而程也想利用他同罗明的关系在政治上获得一些实际好处。他在两年前曾希望弄到县党部总干事官位。虽然国民党的县党部是一个闲机关，被公认为是聋子耳朵，但在名义上它是一个与县政府平行的独立机关，他可以利用县党部作为垫脚石再往上爬。不料在地方各派新老士绅的勾心斗角和纷攘抢夺中，程因为在上层缺乏后台，这一块有希望到手的肥肉被别人抢去了。抗战开始半年之后，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抢到了本县抗战动员委员会秘书职务，主任由县长兼任。没有料到动委会形同虚设，什么工作也不能插手。程毕竟是三十刚出头的青年人，不甘心在抗战的大变动的时代中长此屈居下位，不能够实现飞黄腾达的梦想。他近来自己不断地观察形势，暗自琢磨，认为一旦日本人过了徐州，这大别山一带的局面就必然立刻大变，说不定会沦为战场。这是廖磊兵团的防地，廖磊在安徽实行的那一套重视各级动委会的办法，也会推行到大别山中属于河南边区的这几县来。他目前同驻防本地的桂系部队还没有建立关系，不要说同潢川没有建立关系，同师政治部的胡主任和魏科长也没有建立关系。他从自己的利益考虑，罗明对他相当有用，所以他不愿意罗明们的抗战工作讲习班被县政府过早取缔。再说，和许多思想顽固的绅士毕竟不同，他也有一定的抗战救国的思想。
罗明见程西昌神秘地笑而不言，把半截“哈德门”在烟碟中拧灭，逼视着程的脸孔问道：
“老兄，到底有没有回旋余地？”
程西昌向前探着身子，用亲切的口吻小声说：“小罗老弟，你应该心中明白，我们是少年同窗，后来虽然道路不同，可是同窗的情谊仍在。何况，我也有爱国心，一向是主张抗日的，绝不是顽固派……”
罗明截断他的话头：“这些话都不用说。我如果不相信你，也不会找你商量。你说，事情还可以转圜么？”
“可是，我对你说的话，你千万不能外漏，对你的好同志也要守口如瓶。目前上边党政，下边地方士绅，正在寻找把柄，一旦将我的私话泄漏，不但对我不利，对你们的讲习班也没有好处。”
“请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泄漏出去。”
程西昌向窗外望了一眼，悄悄说：“省党部给县政府来的密电用的是‘查明取缔’四个字，而不是用的‘立即取缔’或‘着即取缔’字样。官场中很讲究公文中使用什么字样，愈是有经验的官僚愈注意在字样上推敲，决定处理办法。县长没有立刻通知讲习班停止活动或者下取缔手谕，只叫我将省里要县政府取缔讲习班的来电告诉你，这就大有文章。”
“有什么文章？”
“也就是大有学问。”
“有什么学问？”
“他既要应付上边，又不愿操之过急，使他自己成为青年学生和地方上爱国人士的攻击对象。况且，虽然有人说讲习班有异党活动，可是并无实际证据。如今全面局势毕竟不同于往年，随便取缔抗日救亡团体，问题闹大了，很可能影响他的官运仕途。所以他顶住了有些顽固士绅的私下叫嚷，表示了八个字的处理态度。”
“哪八个字？”
“这八个字就是‘认真查明，慎重处理’。当然，这八个字他没有在行政会议上提过，也没有跟地方士绅们谈，只有他的亲信秘书知道。承蒙他还信任我，所以他也对我说了。”
听到程西昌将县长的基本态度交了底，罗明的心头上略觉轻松，脸上露出来一丝微笑，说道：
“程兄，你到底是我的少年同学！”
程笑着说：“我不是顽固派吧？”
“你当然不是！”
“我不是你们的团结对象，能不能是争取对象？”
“咱们别开玩笑，说正经话要紧。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既然县长对处理讲习班的问题留有回旋余地，我们讲习班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你们？”程西昌想了片刻，然后说道：“无论如何不要让别人抓到口实，拖几天会有新的情况，到时候再作计较。”
“你上次说某人几天内要从开封回来，想趁着抗战时期，在地方上扎下根，做一番事业。你认为我们不妨利用他的回来，争取他的支持。我想了再三，此公绝不会同我们合作。他近几年在开封黎明中学任教导主任，虽然不是校长，却掌握着学校实权，反对教员学生中有任何进步思想。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开封各大中学校的学生都上街游行，还有一批学生往南京请愿。铁路局不许学生上火车往南京，学生就冒着冰雪卧轨，阻止火车离开车站。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情感动了开封市三十万市民，不少人为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流下了眼泪。可是此公出布告不准学生走出大门，凡私自参加游行者一律开除。像他这样的人，如何能摇身一变，回到家乡来变成开明士绅？所以我们讲习班的目前困难不能指望他来帮忙。”
程西昌点头说：“你说的很有道理。这几天我也想过，他确实不会帮你们救亡青年说话。不过，你们一定要稳健行事，目前这局面大概不久就会有新的变化。等胡主任和魏科长从潢川回来，大概会带回新的消息，对你们也许有利。”
罗明问：“你听到了什么消息？”
程赶快摇头：“我什么新消息也没有。你们搞救亡工作的青年，对形势最了解，消息最灵。我是一个在闲机关坐冷板凳的人物，如何能够比得上你们的消息灵通？”他亲热地笑一笑，又小声问道：“听说陶春冰要到武汉去，是不是快走了？”
“他明天就动身。怎么，你听到什么闲话？”
“没有听到什么闲话。不过地方上对他很注意，能够早走更好。”
罗明点点头，不再谈陶春冰的问题。虽然他看出来程西昌一定得到什么重要消息或了解到什么新的情况，不肯对他说出，但是他不愿再问，匆匆地回讲习班了。
讲习班的同学们首先得知战教团被禁止在本县活动的消息，群情激动，整个学校都沸腾起来。随后听说连他们的讲习班也要被取缔，对青年们的反抗情绪更是火上浇油，纷纷讨论着如何公开抗议，决不屈服。那时，各救亡团体间的联系都十分密切，真是一处风吹，处处草动。这两个团体的坏消息迅速传开，冲击在全山城爱国青年的心上，有人惊骇，有人咆哮，有人悲愤。幸而罗明及时将他知道的底细告诉了教员和学生中的几位核心骨干，阻止了一场为讲习班问题爆发的抗议风潮，不给县长和反进步的士绅们抓到借口。下午为送别战教团举行座谈的事，仍按原计划举行。
当天下午的座谈会，出席的人特别踊跃，比往日多了一倍以上，不得不挪到自来没有用过的大礼堂里。人们都是早早地赶来等待开会，在等候的时间中纷纷谈论着近来的政治、军事形势，其中有不少人深悔过去几天不曾抽时间来参加战教团举行的座谈会，有不少人主张把战教团硬留下，向地方当局来一个广大的签名请愿。看见战教团走进会场，全体参加者出于衷心的敬爱和欢迎，对他们报以十分热烈的鼓掌，震得窗上的破纸片飒飒做声。方中允和余新之走在后面，到门口时，礼堂中全体的人都站了起来，继续着的掌声更加热烈。有很多人把双手举到自己的耳边拍，举到自己的头上拍，疯狂地拍着，拼命地拍着，只恨拍得不够快和不够响，直到坐下后才发现手掌通红，留有余痛。
方中允和余新之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脸上挂着极其感动的微笑，就像是哭泣一样。余新之竭力要装得镇静，然而他不知不觉中把一只手插进口袋里用力地撕着，揉着，后来要抽烟时才发现半盒烟被揉得粉碎。方中允把手杖靠向门后时，手杖不听话，倒在别人的脚背上。他拾起来又向墙上靠，第二次又倒了下去。随即好几个人同时弯下腰，同时有几只手替他拾手杖。掌声的暴雨继续着，直到方和余坐下才止。但方中允站起来宣布开会时，有些人又忍不住鼓起掌来。“听啊！听啊！”有许多声音叫着。“肃静一点儿！不要鼓掌！”于是掌声停歇，语声停歇，甚至呼吸停歇。
“各位同志，”方中允教授开始说，“现在我们开会。”这句话他说得非常吃力，不得不停了一停。他用左手整一下近视眼镜，右手拿起来讨论大纲，然后继续说：“这是，最后的一次座谈会……”
会场中爆发出一片呼声：
“方先生不能走！战教团不能走！”
“我们全体向政府请愿！要把战教团留在此地！”
“留在此地！救国是没有罪的！”
“反对救国的就是汉奸！”
“……”
方中允被感动得几乎要流下泪来，向大家挥着双手，要大家让他继续说下去。等纷乱的呼声平息后，他仍然感觉到喉头哽塞，慢慢地说：
“走是已经决定了……”
会场中又爆发出一片呼声，把方的讲话打断。罗兰从来没遇过这样的场面，每一阵呼声使她的全身起一次**。她几次想跟着发出呼声都发不出来，因为她的声音只能在紧缩的心房的深处呼喊。起初她望着方中允的闪亮的眼镜，微颤的嘴唇，随后她又把全场扫了一眼，于是从她的睫毛上闪落下挂了很久的两珠眼泪。她赶忙用手绢擦去泪痕，擦干眼睛，做出来一个极不自然的笑容，但马上又有新的泪珠挂在这不自然的笑容上面。她第二次把眼泪擦去，把眼光移到几个同她坐在一起的女孩子的脸上，看见林梦云平日的微笑一点也没有了，两只含泪的大眼睛向会场中转来转去，丰满的脸颊上失去了红润，细微的鸡皮疙瘩从腮下散布到唇边；陈维珍把手绢角放在嘴里不住地咬着，东张西望，眼角的泪珠也不晓得擦去；王淑芬平素带着睡意的双眼也睁得很大，不转眼地仰望在方中允教授的脸上，一会儿又低下头来茫然地看着自己的手掌，手掌因刚才的拍击而仍然鲜红；韩秋桐伏着身子，用双手捂着脸孔，偷偷地擦眼泪，偷偷地擤鼻涕，偷偷地哽咽，又偷偷地随别人呼喊；冯永青的嘴唇绷得紧紧的，一会儿望着方中允，一会儿望着余新之，一会儿她的眼光又在全体战教团同志们的脸上移来移去。当纷乱的呼声停止时，罗兰又抬起头来，望着方中允，倾听他继续讲下去，同时她想起来她的二哥罗明、杨琦、张茵、黄梅和另外两位男同志，心中叹息说：
“唉，多动人的场面，他们竟没有看见！”
罗明同程西昌谈话回来以后，将摸到的真实情况向朱志刚等几位核心同志谈了，经过研究，决定采取主动，找县里有关人士，解释举办救亡工作讲习班的宗旨和开办以来的活动情况，要求支持。因此，战教团最后举行的一次座谈会，虽然十分重要，罗明和杨琦只好不参加了。
罗明和杨琦先去找县党部总干事兼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泽民。省党部所得到的关于讲习班的消息，基本上来自本县县党部的密报，而罗明等进步的救亡青年对国民党的县党部向来最反感而且鄙视，在感情上势同水火。所以现在大家决定由罗等拜访张泽民，一则缓和同县党部的对立形势，二则也向张泽民说明讲习班开办以来的活动情况。让杨琦一道去，是因为张泽民是杨琦父亲的学生，两家还有表亲关系，杨琦叫他表哥，起小就熟。
罗明和杨琦走进张干事的办公室，有一个老勤务在地上扫着前天落下一地的麻雀屎，告诉他们说干事早晨一起床就去找县长了。罗明就在干事的办公室里向县政府打个电话一问，知道干事早晨确实去见过县长，后来又同一位科长上街吃早点，吃过早点后又回来同刘秘书闲谈了半天，后来又同收发主任一道去财务委员会吃午饭。又打电话到财务委员会，回话说干事吃过午饭就走了。又问教育局，说是刚走，许是在商会。罗明又打电话到商会，有一个人接到电话，问明了他的姓名，起初说让他等一等，随后又说干事没有来，因为电话机子有毛病，对方说话的声音听不清，却听见隐约的牌声混在杂乱的语声中。放下听筒，罗明从办公桌上找到一支干毛笔，放在墨盒中泡了泡，留下一个纸条子，就拉着杨琦往县政府去。
县长有一个习惯，吃过午饭后照例要睡眠半个钟头。除非上边派的什么视察委员来到，或比他官级高的人物来访，或发出空袭警报，任何事情都不许向他通报。罗明们等候在会客室中，默默相对，只偶尔愤慨地叹息一声，或发出来一个没有声音的苦笑。差不多等过二十分钟，杨琦再也不能够忍耐下去，皱着眉头向罗明要求说：
“我不愿再等下去，你让我回去参加座谈会好不好？”
“不要急。不管成功或失败，我们总要弄出一个结果呀！”罗明说，心中充满了不能言说的痛苦。
“我从来没有向谁低过头……现在，他妈的！”
“这是为了救国，为了工作，并不是向谁求差事或者借贷。”罗明小声说，心中苦笑，望着墙上的陈旧标语消磨时间。
“哼，我觉得这是一种侮辱！”杨琦痛苦地说，向地上用力地吐口唾沫，又用鞋底将唾沫擦去。
罗明继续默默苦笑。他想到近来亲眼看见的许多社会现象以及刚到县党部找张泽民的情况，不觉在心中慨叹说：
“唉，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近来老百姓说的这句话确有道理。不过不是中国要亡，是民国亡了，是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思想早已亡了！”
罗明正在感慨，一个仆人打扮的中年人已经掀开帘子，县长面带微笑进来，向他们频频点头，伸出右手。罗明和杨琦赶快站起来，同县长握手。坐下去以后，县长问道：
“你们二位来，可是为讲习班的事？”
罗明说出来他们的来意，请求让讲习班继续办下去，并再三强调说讲习班的功课和活动完全和抗战国策符合。县长虚心地听着，不断地点着头，秃头顶映着从窗口射进来的光线闪闪发亮。他听了罗明的话以后，仿佛对他们的工作非常了解和重视，连说了两个“是的”，然后让大家抽烟，自己也点上一支烟卷。
“关于你们的讲习班，”县长用指甲搔了搔光秃发亮的头皮说，“兄弟是毫无成见，很想尽我的力量来帮助你们。呃，你们不怕辛苦，热心救国，呃，现在关着门我们说句实话，我对青年人做救国工作完全同情，愿意支持。只是，呃呃，社会上什么样的人都有，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做县长的也有苦处。假若，呃，你们各位处在我的地位，你们就会晓得了。”
他轻轻地咂咂嘴唇，等待着别人说话。他的态度给杨琦（他是第一次见县长）一个好印象，认为他并不像平常所想的那样讨厌。杨琦带着一肚皮的牢骚说：
“我们都是坚决抗战的纯洁青年，却不能顺利地进行救亡工作，难道要等到国家亡了以后才给我们救亡机会？”
罗明出身于地方豪绅家庭，虽然他父亲罗香斋早已退隐，但是他自幼耳闻目睹，懂得官僚们奸猾成性，常常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对县长的话并不相信，为着尽力争取县长谅解，他欠身说：
“听了县长刚才说的话，我们很感谢县长对我们的同情，很希望县长大力支持我们做救亡工作。”
杨琦又急躁地接着说：“真是，国家已经到了这步田地……”
杨琦因为过于兴奋，不能够把话说完。但县长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好像很受感动的样子，频频地点着秃头。随后，他又谈到了他的苦衷，暗示要解散讲习班并不是他的心意，不过也实在没有办法。
“你们同张干事谈过没有？”他突然问，望着罗明。
罗明说：“我们没有找到他。既然县长很拥护抗日救亡，又很了解我们，就请县长答应我们的要求，支持我们多做点救国工作。”
“呃呃，你们年纪轻，不晓得我的困难呐！”县长笑了，对着墙上的新生活标语吐一个烟圈，跟着又打个饱嗝。
外边，大办公室突然大乱，原来东城门楼上发出了紧急警报的钟声。随即有一名勤务兵进来报告：
“县长，有飞机！”
“飞机？”县长抓着搭在椅后的制服问。
“是的，有三架飞机。”
县长忽地从椅上跳起来，也不向罗明们打个招呼，仓皇地向外跑去。罗明们跟到外边，站在廊下望着县长向后院一边跑一边穿制服，一只制服袖子始终没穿上。大办公室的人们纷乱地跟随在县长后边，在通过一道窄门的时候发生了拥挤，致使一个科员腋下夹的一叠公文被挤落满地。有人在走时慌慌张张地回头来向罗明们说了一句：“后边有防空洞！”但罗明和杨琦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迟疑了一下子，跳下台阶向大门跑去。他们一方面都缺乏真正被飞机轰炸的经历，不了解轰炸的残酷，一方面又觉得应该到街上做一点防护工作，因为这工作在上次飞机来过后他们曾郑重地讨论过，有过决定。当他们刚跑出县政府大门的时候，紧急警报的钟声已停，飞机的声音已经近了。
“不要跑！不要跑！蹲在墙根！”
有很多人仍然在街上跑着，也有很多人站在屋檐下向天上观看，一切都表现出没有秩序和常识。罗明和杨琦一面大声地向人们叫喊，一面在街上分开，各人找一个背光的地方站好。老百姓的没有秩序和飞机临头的沉重声音使他们都有点恐怖起来，继续叫道：
“不要跑！不要乱看！飞机已经来了！”
在死的威胁下，街上很快寂静下来，那些没有跑出城的人们也都躲避在屋檐下面，但有些人却仍然挤在一堆向天上观看。罗明看见几个防护团的团员也同老百姓站在一起，对于老百姓的秩序毫不干涉，恨恨地小声骂道：
“妈的，一个个都该死！”
杨琦望着他说：“上次一开始就是紧急警报，这次还是一开始又是紧急警报，他妈的防空哨一点也不负责任！”
“别说话，”罗明警告他，“快点蹲下！”
三架轰炸机进入市区，沉重的马达声震得房屋和大地索索颤抖。杨琦注意着飞机怎样地散开，盘旋，向下俯冲。当飞机向下俯冲时候，那声音震动得大地乱颤。他恐怖地伏到地上，随即连续的爆炸声几乎把他从地上抛掷起来。街道上腾满尘土，瓦片和碎石乱飞。“糟糕，”他喉咙里咕哝说，“可要完了！”但炸弹声响过之后，他马上从尘土中抬起头来，第一眼看见罗明同他一样地伏在地上，两手捂着耳朵，向他张望。他赶快也捂紧耳朵，又向全街望去。幸而这条街道上并没有落炸弹，只是像死去一样沉寂。飞机第二次投弹的时候，一个猛烈的打击落在他的背上和腿上，他心里叫道：“炸伤了！完了！”投弹一停止，杨琦看见飞机已经转头向左，不管飞机上仍在扫射着机枪，赶快爬到罗明的身边，喘着气告诉他说：
“我给炸伤了！背上比较重，你快点瞧一瞧！”
罗明忽地坐起来，向他背上一看，猛然放心，回答说：“衣服没有破，也没有血，大概是墙上落下的什么东西打的……”
“只要不是炸伤就没关系。”杨琦喘着气说，勉强笑了一下。
杨琦想到了他的家和讲习班，“今天真糟！……”他说：“我父亲也在讲习班参加座谈……”一句话没有说完，一阵机关枪声响在头顶上，他赶快趴了下去。杨琦望见飞机投下的阴影极快地从面前地上掠过，松了一口气，喃喃地说：
“糟透了！讲习班还正在开着会呢！”见罗明没有做声，他问道：“警报解除以后，咱们还要找县长么？”
罗明想了一下说：“如今满城中人心惶惶，何况县长还要处理轰炸的善后工作，今天怎么好再去找他？我同程西昌谈过之后，反正县长的基本态度我们已经知道了，今天暂时不再找他，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说吧。”
“也好，我们快回讲习班看看吧！”
座谈会因为参加的人太多，尤其因为大家的感情像一团烈火，秩序非常的不好维持。虽然油印了讨论大纲，但讨论却不能够按照大纲进行，往往在一个很小的问题上展开了很久的讨论，把问题的中心拉到一旁去。人们为争取发言机会而呼叫着，为同意别人的意见而呼叫着，为发挥自己的意见而激动得像吵架一样。在平常大家发言时还保持着相当谨慎，但今天好像是决了河堤。杨琦的父亲杨铭诚先生和方中允、余新之已经见过两次面，昨天晚上他听了儿子的报告，知道战教团和讲习班遭受打击，大为愤慨，也破天荒地参加了这最后的一次战教团举行的座谈会。这位有名望的老教育家站起来几次才抢到发言机会，兴奋得浑身打颤，大声说道：
“我平素不大爱说话，到今天再也忍不住了！再也忍不住了！我现在要说一说在心里闷了很久的话！”
他的话针对着地方政治的黑暗而发，每句话都是最有力的控诉，使得全场人的胸脯都紧缩得不能透气。许多人对于这位向来沉默的老教育家的如此热情，如此勇敢，几乎认为是不可理解的事。罗兰刚才没有看见他的出席，现在也大为诧异和兴奋，拼命地跟随着别人鼓掌。杨铭诚的话愈说愈动感情，最后他几乎要泪随声下。
“总之，”他半嘶哑地叹息着说，“今天真正为国家尽义务的是老百姓；真正奉公守法的是老百姓；扒城的是老百姓；修路的是老百姓；出军粮的是老百姓；当壮丁的是老百姓；一切出力出钱的事都是老百姓。可是老百姓自来没享受到公民的权利。乡保长把他们当做奴隶，当做仇敌，当做猪狗，甚至还不如猪狗，每一个乡保长都是土皇帝，比满清的皇帝还要厉害。我认为如果不能够实现民主政治，不能够改善民众生活，我们的抗战建国是永远不能够成功的！不能够成功的！”
一阵热烈的掌声使他不得不停顿片刻，随后又接着说道：
“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的前途要靠在老百姓身上！如果我们的政治不能够实现民主，让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继续当道，继续他们的压迫政治，吃人政治，沉默的老百姓就是一座火山——火山终究会爆发的，终究会爆发的！”
在掌声的暴雨中他坐了下去。罗兰注意到他久久地喘着气，下巴和手指久久地继续打颤。她对他原来就很尊敬，而此刻她对他的敬爱心超过了所有的人。有好几个人打算发言都没有抢到机会。余新之很快地跟在杨铭诚之后站起来说话。他首先对这一位老教育家说了许多推崇的话，随后才归到问题本身，说道：
“杨先生的话说出了今日中国各地方的一般现象，也说出了必须实现民主才能抗战建国的真理，使我们听了非常痛心，也非常痛快。我们相信在进步的洪流中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都会改变，三民主义的理想一定会彻底实现。杨先生同我们一样，对主张抗日的政府爱之最切，所以也要求较苛。我想只要是开明的地方当局，听了杨先生这番话一定会同我们一样地深受感动，一定会感谢杨先生的真诚坦白，绝不会发生误解。”
余新之的话没有引起来听众的热烈鼓掌，但显然收到他的一部分效果，就是继起发言的人们都稍微谨慎了。罗兰很不明白余新之为什么要说出来面面兼顾的话，觉得他的态度还不如杨琦父亲的态度可爱。但是她注意到刚才杨铭诚讲话的时候，冯大姐的面部表情虽极感动，却同时也露出担心神色，而现在大姐的担忧已经消失，还轻轻地点着脑袋，分明很同意余新之的话说得合适。于是罗兰又一想，也就明白了。
罗兰把眼睛转向身子后随便一望，发现小春喜毛头毛脑地坐在墙角，正低着头在笔记本上用笔乱画，画了许多五瓣的小花朵。罗兰把她的笔记本要来一看，发现她在另一页上写了很大的“民主”两字，又在旁边写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杨琦先生的父亲讲得好。”春喜看见罗兰笑起来，就顽皮地把本子夺了回去，小声说：
“小姑你别笑，我再学几个月就会记了。”
正在热烈发言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已经飞临小城市的上空。刚才东城门楼发出的紧急警报，大家并没有注意，没有想到赶快疏散躲避，现在听见炸弹声，想疏散已经迟了。倘若蜂拥跑出开会的礼堂，反而给敌人看见了轰炸和扫射目标。有几个声音呼喊着要大家镇静，不要乱跑，还有人呼喊着继续讨论。每个人都面目失色地留在原处。方中允兀立在主席台上。全礼堂都在震动，窗纸在瑟瑟响着。突然，他们听见一串奇怪的嗖嗖声，几秒钟之后从地上发出猛烈爆炸。大家被爆炸的巨响震得一动，蹲的蹲，伏的伏。所有的桌凳都跳了起来。罗兰、春喜、林梦云和韩秋桐，她们四个人蹲在一起，互相紧紧地抓着。王淑芬和陈维珍都抓紧冯永青，拼命地把脸孔躲藏在冯的身下，同时小声地哭叫着：“大姐！大姐！”突然有一个炸弹在院里爆炸，把人们差不多震离地面，有两个窗子震落在人们身上。泥土从地上飞起来。瓦片从屋上飞起来。半棵树飞掷到礼堂窗外。礼堂中的席顶棚落下一半。院里和屋里弥漫着尘土和火药气，立刻天昏地暗了。
不知哪一个女孩子当顶棚落下时哭了起来，不知谁爬出了礼堂门外，另外有许多人钻到了桌子下边……
在天昏地暗中有一个带绍兴土音的声音叫着：“不要乱，不要乱，镇静下来！”
“不要向外跑，不要暴露目标！”余新之跟着叫道。
“都把嘴张开，耳朵捂住！”黄梅的声音叫，“都躲在桌子下，小心被砖瓦砸伤！”
罗兰在恐怖中还没有失去理智。虽然她没有睁开眼睛看，但她知道炸弹是落在院里，跟大礼堂距离数十米，大礼堂并没挨炸，弹片也没有飞到墙上。她恐怖地等待着第二颗炸弹，心中说道：
“唉，今天一切都要毁灭了！……”
飞机第二次投下的炸弹仍然在附近爆炸，幸而没有再落进院里。这一次投过之后，曾经有几分钟的间歇不再投弹，只是沿城墙低飞扫射。就趁着这个机会，聚集在大礼堂的人们有一部分逃了出来，或躲在院里的墙角落里，或躲进别的小屋子。罗兰拉着林梦云和韩秋桐跑回到女生寝室，春喜随即也跟了进来，都蹲在桌子下边以提防墙倒屋塌。第三次炸弹的爆炸声稍稍地远了一点，但大地和房屋仍然跟着爆炸声索索颤抖。这之后，飞机又在城郊上空盘旋一阵，扫射几次，就直向修路的山上飞去。
小城市的人们喘了一口气，各人庆幸着从死中捡回来自己的生命，又开始活动了。黄梅们从地上站起来，走出礼堂，一面拍打着身上尘土，一面向周围观看。他们发现周围拆毁的城墙上有多处落了炸弹，雾一样的红色尘土依然笼罩着城墙里边的树梢；有一处火和烟从尘雾的那边腾起，浓烟遮暗了凄凉的斜阳。在县衙门前边街上的罗明和杨琦都挂心着各自的家宅是否被炸，但是他们却不是往家跑，而是首先往学校跑去。在学校中开会的人们有一部分蜂拥地走出大门，有一部分从后门跑到城上；也有一部分人向自己的家宅跑去，没家的要去看全城的被炸情形。今天下午的座谈会虽然不能再开了，但他们决定晚上开会时都要来，除非谁的家遭受到严重不幸。
今天城里边损失不大，仅落两三枚轻磅炸弹；损失最惨的是在城基上，扒城的老百姓死伤有两百多个。这上万的可怜农民，事前既没有人留意他们的防空问题，临时也没有人招呼他们紧急疏散。他们好奇而害怕地停下工作，望着飞机，等飞机向下俯冲时才有的仆倒，有的乱跑，有的用双手抱着头躲到洼处。但炸弹已经嗖嗖落下，在地上爆炸开了。幸而今天的飞机上只扔有十几颗炸弹，要不然谁也不晓得会死伤多少。
一直到日落时候，大部分受伤的还躺卧在原来的地方呻吟。因为县立医院几乎是毫无设备，而设在乡下的师部医务所也容纳不了很多的受伤群众，更加暴露了地方上对抗战没有作认真准备。晚上，扒城的工作仍然继续，不过人们要连夜抬走死去的亲戚、邻人，要抬走和照料伤者，扒城的灯火比往日略显稀少。
本县各救亡团体今晚在下午座谈会的原地方为战教团和要去武汉的陶春冰举行欢送会，将整个大礼堂坐满了。还有人在大礼堂中找不到地方坐，就从教室中搬椅子坐在门外。
下午，南边的山头上就升起来几片乌云，静静地向西北移动。黄昏后，乌云向满天散开，起初还有星光在云缝中时隐时现，如今天空中就只剩一团漆黑。在远方，在漆黑的山头上，不断地扯着闪电，响着春雷。人人都担心后半夜要下雨，担心战教团明天的行程，还关心那些没有抬走的或正在路上的死者和伤者。在一阵沉郁的歌声之后，罗明的开会词在极度的肃静中开始了。
他停了一停，正要接着说下去，忽然从街上走过去一阵匆匆而沉重的脚步声，带着低弱的呻吟，同时从城外焚烧房屋的地方传过来一个女人忍抑不住的悲哭声音。罗明的心更酸楚了。他向窗外望了一眼，窗外是广场，可以看见雷电交作的漆黑远方，他放低声音说：
“今晚我们举行个欢送会，可是不仅我们到会的全体同志不会有一点欢喜，全城市也没有一点欢喜。在今晚只有极少数的反对救国和反对进步的人们欢喜，但他们的欢喜是不会长久的！”
从外边来了一群师政治部的工作同志，使罗明的话又停顿下来。有一个师政治部来的同志将一个纸条放在桌上，罗明拿起一看，见是师政治部一位同志写给他的。那纸条上潦草写道：
魏科长尚未回来。我因事忙，你们今晚的盛会我不能参加，十分抱歉。
今日收到武汉朋友的信，谣传某某等三个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将被解散。唉，抗战是长期的，真正的艰苦还在后头！
罗明很快地把纸条读了两遍，心头更加沉重，默默地将纸条转交给坐在旁边的郭心清。他等新来的同志们坐定以后，提高声音，激昂地继续说道：
“我们同胞中的先觉分子为着民主和进步，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已经奋斗了几十年。在民族、国家空前危急的今天，人民更迫切地需要民主，需要进步。不民主，不进步，就不能动员全国力量同敌人作决死斗争！就不能变弱为强，战胜强盛的日本帝国主义！就不能建设一个理想的现代国家！”
会场中响起来热烈掌声，把天际的雷声淹没下去。但在疯狂的掌声中却夹杂着故意捣乱的嘘嘘声。因为嘘嘘声非常小，大家都没有注意，只有郭心清和张克非感到不妙，赶快拿眼睛向各处搜寻。因为全场的人太多，灯光又暗，他们都没有把捣乱者发现出来。等掌声一停止，罗明又接着说道：
“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个小地方的救亡工作受打击；明天，我们也许会看到许多地方的工作受打击。但是我们相信：少数人绝不能挡住历史的进程。绝不能活埋全民族的解放意志！”
掌声更热烈，久久不歇，而嘘嘘声也比刚才更响。这次已经有许多同志注意到这种怪声，但当同志们向一个黑暗的角落望去时，那嘘嘘声就立刻停止。当大家在鼓掌时候，春喜凑近罗兰的耳边说道：
“她有病么！”罗兰吃惊地问。“轰炸后我派你回去看看，你回来为什么不马上告诉我说？”
“我怕你心里难过。”
“走！”罗兰命令说，“陪我一道回去看一下马上转来。”
春喜虽然有点不愿意离开会场，但只好跟着罗兰走了。她对于罗明所讲的话了解得非常少，但这个会场却像磁石一样地吸住了她的心，而且被会场中的空气深深感动。罗兰当然比春喜更感动。正因为过于感动，她需要暂时地出去走走。走出院子时她听见罗明又说了一句话，跟着又响起一阵掌声。她停下脚步，迟疑片刻，忽然决断地转回身子说：“算了，等散会后我们再回去好啦。”于是她们快快地走回会场，又坐在原来的地方。
罗明的话结束后就请方中允教授讲话。他在疯狂的掌声中站立起来，整一整近视眼镜，从容不迫地、像在课堂上讲课一样地说：
“我对于这次打击并没有感到伤心。救亡工作也就是革命工作，自来的革命队伍都是在逆境中战胜敌人。做革命工作的人自来不怕打击，把打击当成了家常便饭，也当成了人格锻炼。何况离开此地还另有更重要的地方可以工作，更多的工作在等着我们，这对我们根本不算是什么打击。我读了半生历史，从历史上我发现一个真理：从长远看，历史的轮子永远没有停止过，任何坚固的堤防都要被革命的狂流冲决。”
掌声把他的平静声调打断。停了一停，他接着说道：
“我心里有许多话，站起来又觉得无话可说。现在我代表战教团全体同志，对各位这几天在工作上的帮忙和今晚的热情欢送，深致感谢。以后，我们虽然暂时分开，但心和心却永远不会分开，工作上也要保持着紧密联系。将来的风雨可能更大，愿我们在风雨中各自珍重。”
方中允没有再说什么话，在掌声中回到原来的地方坐下。这一次捣乱的嘘嘘声特别嚣张，差不多全体同志们都注意到了，立刻有几个同志愤怒地大声叫着：
“把捣乱的轰出去！轰出去！”
“打！打！打死汉奸！”
“不要打，把他们轰出去啊！”
“……”
会场的秩序大乱，纷纷地嚷叫起来。罗兰害怕得心头乱跳，用手抓紧了黄梅的肩膀，问黄梅是谁在后边捣乱。黄梅好像没听见罗兰的话，眼睛虎虎地向后边望着，过了一会儿才回头来对罗兰愤愤地说：“这些家伙们真该挨揍！”春喜从后面跑来，喘着气说：
“我看见那两个人，像两个流氓一样。刚才我看见他们一边拍手一边嘘嘘叫着，我还以为他们是叫着玩哩。”
“现在呢？”罗兰问，心跳得更凶了。
“走，你领我去看看他们！”黄梅跳起来拉着春喜说。“应该请他们滚出去，不能让他们躲在我们的队伍里捣乱！”
但就在这当儿，郭心清和张克非已经向罗明咕哝了一句话，罗明站起来要大家维持秩序。黄梅只好又坐下，皱皱眉毛，向罗兰笑了一下说：
“唉，妈妈的，这种人真是无耻！”
跟着，余新之被请起来讲话。他眨了眨红茫茫的眼皮，带着沉着的微笑，慢吞吞地开始了。他刚刚说了几句话，街上就先乱起来，跟着城基上也乱了起来，到处是极度惊慌的急语声、呼喊声、奔跑声，而城上的灯火纷纷地熄灭了。隔壁的邻家院里，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叫道：“快出来锁上门逃命吧，飞机已经到头顶上了！”会场中起初有片刻鸦雀无声，随后就纷乱起来，许多人跳起来准备逃跑。
“请大家镇静！”沉默半天的陶春冰突然跳起来向大家叫道。“不要惊慌！今晚上绝对不会有飞机的！”
“是的，天上密密的都是黑云！”罗明也跟着叫道。
“况且敌人没有必要来对这个小城市连续轰炸，更不必夜间轰炸！”
好些声音附和陶春冰的话：“肃静！肃静！没有关系！”
另外有两个声音叫道：“散会啊！散会啊！”
“绝对不会有空袭，不要乱啊！”
“继续开会啊！赶快肃静！”
“散会！散会！”
“谁提议散会谁是汉奸！”
“不让散会的才是汉奸！”
罗明又被激怒了，大声叫道：“谁愿走的就自己走出去，不要捣乱！”
他的猛叫震得同志们的心为之一颤，纷纷坐下去，没人做声了。但捣乱者却在黑暗中用抱怨的口吻一唱一和地小声说道：
“有飞机不让散会，岂有此理！”
“真是岂有此理！”
杨琦握紧了拳头叫道：“存心捣乱的快给我滚出去！”
“打啊！打啊！”
“抓起来啊！……”
在一片呼打声中，杨琦的父亲从凳子上跳了起来，站在余新之的旁边大声说道：
“本来主席请我等一会儿作来宾演讲，我现在实在忍耐不住，我要提前向大家说几句话！”
会场中登时肃静，只有一部分同志不由得鼓下掌。
“当前有几百万人在前线上同日本鬼子拼命！今天一次轰炸我们这个小城市就死伤了二百多个人！今晚上我们是在炸弹坑旁边开会！国家已经快亡了，有良心的快拿出良心来！没良心的快反省一下！今天大敌当前，不是我们自己闹家务的时候！”
热烈的掌声。热烈的呼叫。捣乱者的声音寂然了。
“我杨铭诚已经活了五十五岁，我不怕暗杀，不怕坐牢，”他拍拍胸瞠，“让我再说一句话，我简直憋不住了！……”
又是热烈的掌声和热烈的呼叫。杨铭诚喘息着坐回原位。
“看吧，”余新之带着沉着的笑容说，“不是没有敌人的飞机来么？刚才一定是不知谁神经过敏，听到嗡嗡声音，在街上一跑，于是一条街都跑起来，全城市都跑起来。这就叫做‘风声鹤唳’。”
他为着缓和会场中的紧张空气，讲了一个属于轰炸的小故事。当他正讲着的时候，那两个捣乱者把帽子盖着眉毛，起来走了。同志们望着他们的背影，憎恨地小声骂着。他们夹着脖子，头也不回，像不曾听见似的。有许多人认识他们。一个同志恍然大悟，说道：“嗨，妈的，今天下午的座谈会他们也参加了啊！”余新之努力使会场重新肃静，像老太婆叙家常似的演讲着，讲得很长，讲得大家都有点厌烦起来。
小城市非常静了。扒城的人们从虚惊后也不再继续做工了。街上有稀疏的犬吠声，偶尔有痛苦的呻吟声，城外有微弱的哭声，使静夜增加了凄惨情调。远处的山头上，闪电更多了，雷声更稠了。
“你婶子为什么一天没吃饭呀？”罗兰想起来她的嫂子，悄悄向春喜问道。
“昨天夜里她同大叔叔生气了，你回去看看吧，满脸都是血……”
“血！”罗兰忍不住惊叫一声。“为什么被打得满脸都是血？”
“起初大叔叔骂她近来不很听话；后来大叔叔说要娶一个半掩门子做姨太太，婶子不愿意，同他吵闹，他就动手打她耳光，还狠狠踢她两脚。”
“你爷晓得么？”
“晓得。他把大叔叔从家里赶出去，还把范大炮骂了一顿。”
“满脸都是血！”罗兰心里很难过，同时想到黄昏前所看见的许多血和许多死伤的人。停了一停她又问：“你婶子叫我回去有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唉！”罗兰低低地叹息一声，心中后悔说：“早知道有今日，我早该把大哥的秘密告她知道！”
余新之的演讲终于结束了。罗明请陶春冰起来演讲。陶从容地站起来，向大家说道：
“时间已经是午夜了。暴风雨说不定快要来了，除感谢各位送行的盛情之外，我想不起来还有什么话可以说的。算了，我不要再说话了。”
他说完就坐了下去，摸着新刮过的下颏微微笑着。但同志们都爱听他的演讲，纷纷叫着说：
“请陶先生演讲！请多少讲一点儿！”
“大家如果一定要我临别赠言，”陶春冰第二次站起来说，“我愿意给大家讲个故事。等别的先生和同志们都演讲过后，我讲一讲‘红灯笼的故事’好不好？”
“陶先生要讲‘红灯笼的故事’呢！”
罗明请杨琦的父亲起来演讲。杨铭诚连连摆着手，说他的话已经提前说光了。罗明又请另外的同志和来宾演讲，但所有被请的人为怕时间太拉长，都不肯起来说话。于是罗明望了陶一眼，向大家笑着说：
“好吧，我们现在就请陶先生给我们讲‘红灯笼的故事’。”
在掌声中陶春冰第三次站了起来，收敛了脸上的笑容，向窗外漆黑的天空望了望，然后向全场静静地看了一遍。等会场中所有的声音停止以后，心情沉重地开始说道：
“这不是一个使人快活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故事。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要请一位同志站起来唱一个悲壮的歌子，愈能够感动人的愈好。同时也希望这礼堂中更黑暗一点，只有一盏煤油灯最好。”
他把一只手按在桌角上，等待着有同志起来唱歌。听见同志们纷纷提议叫林梦云起来唱，他朝小林看一眼，点点头，没有说话。林梦云有点作难地说道：“让我想一下，我不晓得唱什么歌子。”陶春冰低下头去，眼光落在前面桌上的煤油灯上，像平素在沉思时一样保持着深深的沉默。同志们一方面等待着小林唱歌，一方面从他的面部表情上努力发掘这沉默的秘密。就在这当儿，郊外发出了几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跟着就引起来四面八方的犬的惊吠，好像有匪警一样。同志们都侧起耳朵向外细听，觉得这枪声非常奇怪，许多人的心不由得提到半空。
“没有关系，”陶春冰抬起头来说，“这又是抓壮丁的。小林，想起来了没有？”
林梦云低着头从椅上站起来，几缕又柔又细的短发从额上蓬松垂下，拂在左边的乌黑的大眼睛上，而没有被柔发遮掩的右眼只显得水汪汪的，含着泪光。她没有微笑，但用几颗细小的匀整的上牙轻咬着半叶下唇，因此腮上的酒窝又深深地陷了下去。停了一会儿，她忽然带一点羞怯地小声说道：“真是，我一时想不起来呀……”于是她用双手遮起脸孔，躲避着同志们从各方面射来的目光。
“那么你就唱高尔基的《监牢歌》吧，”陶春冰望着小林说，“快点唱，不要再耽搁时间！”
林梦云作一个表示坚决的姿势，把双手从脸上拿开，掠过遮在左眼上的一绺头发，然后慢慢地、稳重地抬起脸孔，一双大眼睛静静地转向空中。在同志们聚精会神的期待中，她开始了那带着愤怒，带着凄凉，带着颤栗，沉郁而悲壮的美妙歌声：
太阳出来又落山，
……
等林梦云唱完后慢慢地坐回原处，同志们既没人拍一下巴掌，也没人发出来一点声音。大家被歌声带进痛苦的想象之中，个别人被带到回忆之中，一齐默默把眼光转移到说故事人的脸上。罗兰虽没有牢狱经验，然而这歌声却引起她无限感触，带给她一种捉摸不定的愤怒和悲哀。她不自觉地抓紧了黄梅的手，片刻后又将手松开放下。
“现在，该我来讲那个伤心的故事了。”陶春冰用缓缓的低声说：“在开始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谨以痛苦的怀念之情来祝几位死于内战、死于牢狱、死于抗日前线的朋友们的灵魂安眠！”
会场里依然是静悄悄的。在这寂静的午夜中，除天边的雷声之外，只有邻近地方和城外的已经嘶哑的女人哭声，和从离城不远的坟园中传来的猫头鹰叫声。陶春冰咽下去一口唾沫，稍微提高了声音说道：
“这故事是一位青年诗人告诉我的。他是我的好友，那时候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害着沉重的肺病。那时候我也正在吐血，又受着迫害。我们没有钱逃往上海或北平，在茫茫中原几乎被迫得无处存身，暂时隐名埋姓地匿居在一个私立的中学校里。这中学是在豫东的一个小县城中；校长姓王，是一个极其热情的、爱好真理的德国经济学博士。因为他敢说良心话，敢同恶势力抗争，人们在背地里都说他是个疯子……”
陶春冰想起来这位校长，停了片刻，许多往事浮现在他的眼前，同时想到了那几位已经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好友，也感慨目前他所看见的相当普遍的国共摩擦和压制青年救亡的情况，心中十分沉重。他无意中向窗外望一眼（窗外是茫茫黑暗），然后接着说道：
“在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在长夜漫漫的年头，这位王教授，在几位青年的帮助下，在一座破庙里办起一个大同中学，好比在黑夜里点起来一盏明灯，照耀着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这学校，不久前已经停办了，大批师生到了游击区和解放区了。有一位教员，也是我极好的朋友，名叫梁雷。七七事变后他到了山西，参加了‘牺盟会’，随即因日寇大举进犯山西，被派往雁门关外，任偏关县县长，兼牺盟雁北游击司令员。他到雁门关外以后，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还经常给我写信。后来有两个月没有接到他的信。最近突然接到他的一位战友给我写的一封信，说他已经于今年三月十八日在偏关县柏家咀村与日寇激战中牺牲了。他的头被日寇砍下来，悬挂在偏关县的城门上。他死时才二十八岁！他在作战之前将我在开封的通讯地址写给他的战友，嘱咐这位同志在他牺牲后将消息写信告我。如今在我讲‘红灯笼的故事’之前，让我为我的这位好朋友和其他许多在抗战中为国牺牲的大同中学的师生默哀。”
“在这个学校中，我还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虽然年纪很轻，却已经为中国的进步事业饱经了忧患与艰苦生活。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不久，一天夜里，更深人静，我们有几个好朋友在诗人的房间里为他饯行。他已经接受了新的召唤，结束教书生活，明天一早就要拖着带病的身体，离开我们，走向战火弥漫的北方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当他所期待的伟大时代来到的时候，同时更加沉重的使命也落到他的身上，他立刻丢掉了家乡的老母、妻子、儿女、身边的朋友、安定的生活，拖着有病的身体，匆匆地踏上征途。我的那位诗人朋友就是这样，有一天他忽然接到了有人带给他的一封信，马上决定，匆匆地踏上征途了。”
“我们没有敢声张，没有敢告诉学生和许多老师知道。我们只有四个朋友，黄昏后在十字街口买了一包咸花生米，一包咸牛肉，一碗白干，等教员和寄宿的学生们都睡熟以后，才聚在诗人的寝室中，围着一张小方桌，边喝酒边小声谈话。我们谈了新的时局，谈了国家的苦难和希望。最后商定，诗人朋友明日走后，对教员和学生只说因急事请假回家，他的课程由朋友分担几天，赶快从开封再请一位朋友前来接替。在送别的小会快要结束时候，已经临近午夜了。我们要求诗人给我们临别赠言。他很谦逊，不肯谈抽象的大道理，只给我们讲了个‘红灯笼的故事’。他同我别后到现在，已经很久了，我没有得到过他的消息。有人说他在山东前线，有人说他在胶东一带，有人说他牺牲在运河岸边。我想他大概是已经死了，不然他会给我信的。”
会场中同时发出来几声极其轻微的叹息。罗兰在心中说：“他好像说的是胡天长啊！”于是她不能自禁地偷嘘了一口长气。
“唉，牢狱虽没有毁坏他的意志，却毁坏了他的健康和青春。他死在历史的激流中，除他在抗日斗争中烈士事迹之外，只给朋友们留下难忘的印象，还有几首充满**的诗和这个故事。现在，请各位把灯烛都熄了吧！在幽暗中，也许我们更能够体味出这故事所含的真正意味。”
同志们依照陶春冰的话，把灯烛纷纷吹熄，只留下他面前的一盏有玻璃罩的煤油灯，在桌上颤动着暗弱黄色亮光，更显得窗外包围着无边的黑暗……
一声轻咳之后，陶春冰用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向全场扫视一遍，于是“红灯笼的故事”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