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恶讯齐来
晚上，正在开座谈会时，动员委员会的秘书程西昌派人来请罗明前去谈话，罗明想不出有什么重要事情，等到散会后才往动委会去。正在月色苍茫的街上走着，碰见家里一个老伙计带着几辆手推车和三辆牛车，浩浩****地迎面走来，罗明奇怪地停住脚步问：
“老王，这么晚你做什么？”
“二少爷，是你啊？”老王笑着说：“你看，我从你哥刚刚学走路就在你们府上住，从来没见他操心过家务。今晚上太阳打西边出来啦，咱家大少爷，新近做了官，忽然间福至心灵，想起来两桩应办的事。今日下午，又是叫我拿条子到兵役科将王有富的儿子要回来，又是叫我拿条子找支应局要了这么多大小车子，从下午起就去拉拆城的砖头，现在连夜继续拉。”
“王材要回来了么？”
“那还能要不回来？黄昏时这小伙子回来啦，恰好大少爷在家，他看见大少爷趴下去磕个响头。待会儿王有富为挂念儿子的事，也从工地回来啦，在大少爷面前哭了起来，说大少爷是他们一家的救命恩人。”
罗明问：“运砖头做什么用？”
“修咱家后边的围墙用呀。越多越好，还怕派不上用场？”
罗明说：“拆城的砖头是公家的，应该由公家派用场。哪能私人随便用车子拉？运拆城的砖头要付钱么？”
“当然是到城上运不掏钱的砖头！”老王很得意地说，“你看，这不是县政府开的条子？上边开的是两万，可是马马虎虎多运一两万也没打紧。公事是假的，人情面子是真的。”
“这才怪了！”罗明接了条子对着月光看一看，不满意地说：“把公家的砖头运到自己家里盖房子，我很不赞成！”
“别傻了，二少爷！”老王嘻嘻笑着说，“这年头，都是如此，谁正直无私谁吃亏。这几天，没有面子的住户还要找一个门路儿，花点儿小钱头，请县政府开个条子。何况咱家在城里有恁大面子，到县政府说一不二的，不趁机会运几万块，再过几天都给人家抢完啦。”
“别人占公家便宜让别人占去，我们家应该清清白白的。大家都这样营私舞弊，假公济私，国家还能有什么希望？哼哼！”
罗明知道老王不会听他的命令，把条子往地上一摔，愤愤而去。他听见老王对那几个推车的人们在他的背后笑着说：
“二少爷是一个唱红脸的，还是学生脾气，跟大少爷不是一路人。要是人人都跟他的心一样，世界上连衙门也不必要啦。”
动委会的办公室里充满着麻将牌声和笑语声，和平日的冷清恰成对照。罗明先跑到程西昌的秘书室去，看见一个醉汉横卧在**，向床边一个痰盂里呕吐着东西，弄得满屋里酒气熏人。醉汉斜着眼向罗明望一望，含糊不清地说道：
“程秘书，程世五，你来，咱两个谈一谈。你只能动员你太太的腿，可是你小心点，动得太凶了她还不高兴哩。哈哈哈哈……”
罗明认识这位喝醉的是县政府的刘秘书，他没有说话，赶快向打牌的屋子跑去。这三间偏房左首一间是文牍室，右首两间是办公室。办公室中灯烛辉煌，热闹非常。办公室里有两张牌桌正在打麻将，另外还有几个看牌的人，谈天的人，纸烟的烟雾笼罩全屋。文牍室里有两三个醉汉正在胡闹，忽而大笑，忽而相骂，忽而说一些下流的话。罗明站在门槛外向里边看一眼，瞧见小胖子程西昌站在教育局长熊有能背后看牌，一面向熊有能的头上吐着烟圈儿玩耍。“喂，世五！”罗明小声叫，向程西昌招一招手，就退到院里去了。
“你看我们这里多热闹！”小胖子程西昌向罗明叫着说，哈哈地笑了几声。“这几天开行政会议，乡下的朋友们都进了城，白天开会，晚上无聊，就借我这个闲地方‘扒’起‘城’来。昨天晚上令兄也来扒了一个通宵，捞了四五百。人生就是逢场作戏，哈哈哈哈……”
“可是如今是抗战时期，住在后方的人也应该卧薪尝胆。”
“抗战有委员长领导，咱是小人物，当天和尚撞天钟。”
“你为什么不参加打牌，只站在一旁观战？”
“我不是观战，我是‘做梦的’。”小胖子忽然快活地用下巴向他自己的屋子一摆：“老同学，你听，我屋里还有一个醉汉正在胡说八道哩！”
那喝醉的刘秘书正在骂着说：“妈的！老子有的是钱，为什么今晚不让老子坐场呀？……程西昌，你真是不讲朋友！……”跟着有呕吐声、呻吟声和茶杯落地声。“我晓得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到那屋去，硬说我喝醉啦，原来你们想偷偷地叫条子怕我看见呐。嗨，妈的！……”
“这家伙，没有喝多少酒可醉成这个样子！会议开幕前他就连摸了两个通夜，赢了七八百，昨晚上不满八圈就倒出一千二百。”小胖子幸灾乐祸地笑了一阵，然后换成自嘲的口气说：“老弟，你瞧瞧我这个闲机关，挂着‘抗战动员委员会’的大牌子，白天门可罗雀，一到晚上就热闹起来：打牌的打牌，喝醉的喝醉，聊天的聊天，‘做梦’的‘做梦’。唉嗨，老弟，你可不能在壁报上骂人呀！”小胖子说毕又大笑起来，笑得眼睛合成了两道缝儿。
这时候，扒城的农民仍旧在拼命工作，吆嗨声和手推车的吱声清楚地传到动委会的院中来，使罗明更感觉到这小城中有两个不同世界，巴不得立刻从动委会的院里逃掉。他不等小胖子的笑声停住就急急问道：
“世五，你今晚找我有什么事情？”
“有点事情要同你谈一谈。”程西昌正正经经地小声说，同时把一只手搭在罗明的肩头上，推着他走出大门。“战教团的事情你还不晓得吧？”程西昌先向他问了一句。
“战教团有什么事情？”罗明吃惊地问。
“前两三天上头给县政府来过一个密电，叫对战教团的活动严密监视，随时详细报告。这边就立刻回个电去，说战教团在这里积极进行赤化活动……”
“是谁这样随意诬蔑战教团，丝毫也不讲事实？”罗明截住问，冒起火来，“你能告诉我这是哪一个人叫县长回这个混蛋电报？”
程西昌滑头地笑了一笑说：“谁叫县长回这个电报，我不必说出来，过几天你自然就会晓得。今天下午，上面又来了一个密电，叫制止战教团一切活动，勒令出境。今晚上县长因为请客不得闲，大概明天早晨上班后他就要请方中允去谈话。你前天同余新之一道去找刘秘书是不是？”
“是的。怎么？”
“那时候第一个密电已经来啦，你们的消息不灵，还坐在鼓里呢。”
罗明心里想道，怪道那天刘秘书是那样态度！随即又问：“县长自己对这事情有什么主张？”
“哼，他有什么主张？只要他自己的纱帽能戴稳，别人叫他怎么主张他就怎么主张。呃呃，还有，关于陶春冰跟你们的讲习班……”
“哦？”
“他们认为讲习班很有问题，准备命令你们解散。”
“叫解散？讲习班有什么问题？”
程西昌不回答他的问题，继续说：“他们早就有个酝酿，不过县长是接到关于战教团的那密令后才决定的。他们要等战教团走了后才解散你们，所以这事情还算有一线希望。可是关于陶春冰……”
罗明拦住说：“我现在去找县长好不好？世五兄，请你帮帮忙，我们一道去找找县长好不好？”
“现在找他没有用，你应该沉着一点。”
“那么明天去找他怎么样？”
“这事情我不能出头露面，只能暗中帮你们的忙。三五天之内，李醒亚就从省里回来了，他这次回来是接国民兵团跟自卫队的，同时县党部也有变动，整个局面都要跟现在不同。我想只要醒亚一回来，你们的工作就有商量余地了。地方上最注目的是陶春冰，他必须赶快走开，不然将来会吃他们的亏哩。”
“陶春冰这次回到故乡来除早先在讲习班教过一点课之外，什么活动都没有，为什么这样不能容他？”
“那恐怕是由于过去的关系。”程西昌直率地说：“就连我也疑惑他在本省是一个负责分子；不过因为是老同学关系，别人讲的时候我还替他洗刷呢。”
罗明生气地说：“过去的事情我不晓得，现在我敢担保他绝不是的！这样一个清白纯洁的文化工作者，他们敢把他怎么样？难道就没有一点道理可讲么？这才怪了！”
程西昌轻轻笑了几声，连连拍着罗明的肩膀说：“你在这个社会里经验少，把事情看得真简单！老弟，现在是抗战时期，他们固然不敢公开逮捕他，可是一遇到兵荒马乱，他们暗中下毒手能提防吗？所以，老弟，我为避嫌疑起见不愿去找春冰，你应该告诉他早点走，愈早愈好。”
罗明被程西昌几句话一提醒，摇摇头说：“唉，这是他妈的什么样的鬼蜮世界！”
“好啦，老弟，我不同你再谈啦。”程西昌很亲热地把罗明往街上推了一下说：“快走吧，我还要去‘做梦’哩。”于是他笑着跑进去了。
院里的打牌声、醉语声、小胖子的快活笑声，同附近的农民群众的吆嗨声、手推车子声、钢铁与砖石的碰击声，在小城市的春夜中交响。罗明在动委会门口怅然地立了片刻，然后迅速朝讲习班走去，皮鞋底在青石板上发出来沉重的橐橐声。他一边走一边喃喃地重复说道：
“谁救国谁受打击！……什么社会！”
杨琦正在教务处为修路的农民画宣传漫画，一边快活地低声唱着。黄梅同张茵在旁边油印东西，嘀嘀咕咕地小声讲话。另外有几个男同学围绕着一张桌子进行着什么讨论，每个人的神气都非常严肃。罗明站在门口望了一望，顿然感觉到又走进一个世界。因为没有闲心情，他没把王材已经被要出来的消息告诉黄梅，也没敢把战教团的事情告诉大家，怕扰乱大家的工作情绪。他轻脚轻手地走进去站立在杨琦身后，看着他的漫画问道：
“老杨，你看见克非在什么地方？”
“唔，程西昌找你有什么事情？”杨琦有点吃惊地抬起头来问，打量着罗明的脸色。
“没有什么特别事情，”罗明镇静地说，“只问问讲习班什么时候结束。老张是不是在他的寝室里？”
“大概在。走，我们一道去看看他去。”
杨琦已经感觉出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刻放下画笔，同罗明一道儿走出教务处。
“老罗，”他情绪紧张地小声问道，“到底他找你有什么事情？”
“到老张屋里谈。”罗明回答说。
见了张克非，罗明就将程西昌所谈的话报告一遍。张克非听了后沉默着没有说话，用力地咬着嘴唇，脸孔带着一种冷然的微笑。杨琦望望张克非又望望罗明，用拳头向桌子上猛力一捶，大声说道：
“战教团不能走，我们的讲习班也不能解散！我们要斗争！要坚决地同他们斗争下去！”
“你吵什么？”罗明皱着眉头说。“你慢慢地谈一谈你的意见好不好？”
“我没有别的意见，我的意见就是不接受他们的命令，同他们坚决进行斗争！”杨琦第二次又往桌子上捶了一拳，继续叫着：“头可断，血可流，但救国的工作非做不可！违反民族利益的命令决不接受！”
“不接受能够行么？”罗明又气又笑地看着杨琦问。
“只要我们的态度坚决，当然能行。我们要问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准救国。我们把这事情向全国控诉，请求全国青年声援我们！只要我们能得到全国同情，就能胜利，以后各地方顽固势力就不敢再随随便便打击青年的救亡活动！”
“我就怕你这个炸弹！”罗明讽刺说，“我考虑问题已经够感情用事了，你简直更冲动得不像话。别吵啦，我们平心静气地商量一个对策吧。”
“我说的就是最妥当的对策，除此以外没有第二个更好的办法。”
“你两个别抬杠，”张克非从椅子上站起来了，“我们现在赶快往同学会找大家谈一谈，同时给战教团送个消息。”
“走，走，现在就走！”杨琦同意说。
罗明拦住说：“别忙，我有一点意见，就是关于讲习班解散的消息要绝对守秘密，只能同小郭和老陶商议。因为据程西昌的口气看，讲习班还有一线希望，所以事先把解散的消息张扬开反而不好。”
“对的，对的，”张克非跟着说，特别向杨琦望了一眼，“我们三个人必须镇定，不要对同学们露出来一点风声，也要嘱咐小郭和老陶严守秘密。”
三个人匆匆向外跑去，不提防打开大门后有两个兵托着枪站在街心，大声地向他们喝问：
“干啥哩？”
“啊啊，我们是要到街上去的。”走在前头的张克非慌忙解释说。
“不准走！进去！”
三个人非常恐怖地退了回来，把大门关上，隔门缝向街上张望一下。张克非迅速地跑回到自己屋里，把几本书和一点重要的文件拿往茅厕，藏到他平素看好的隐蔽地方。一看见张克非的警觉行动，罗明和杨琦也立刻往各自的寝室跑去。他们走过教务处门口时还叫同学们快去把全校同学们的书籍都检点一下，有什么该烧的信件立刻烧毁。同学们来不及打听究竟，分往各寝室和教室跑去，立刻把恐怖和紧张散满全校。几分钟以后，罗明和杨琦又来到张克非屋里，看见他沉思地坐在椅上，向空中吐着烟圈。跟着，同学们来了一大群，惊慌地围绕在他的面前，大家都不敢说话，用眼睛向他们三个人询问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克非镇静地微微笑着，故意装做疲倦，打个哈欠，说：
“喂，瞌睡啦，大家都快去睡吧。街上临时戒严了，我想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大概是逮汉奸的。快睡吧，让他们听见我们院子里乱糟糟的，反而不好。”
“都去睡吧，”罗明也吩咐说，“快把各屋里的灯火都熄了去吧！”
等同学们都退走以后，张克非递给罗明一支烟，对罗明和杨琦说：
“我想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你们说是吧？”
罗明说：“大概与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不是与战教团有关系？”
大家互相望着沉默了片刻，张克非摇摇头说：
“我想也不会的。”他笑了一下：“不要管他，明天就会知道了。”
杨琦深感到他刚才在感情冲动时所说的“对策”不能实行，很后悔回到故乡来工作，暗暗地羡慕着他的两个弟弟。他决心不管将来宣传队能否搞成，他都要离开故乡，因此对于刚才的问题也不愿继续谈了。
“管他妈的，”他心里说，“横竖到处都可以做救国工作！”
为着使同学们安定起见，张克非也主张今晚上不要讨论，催罗明和杨琦都去睡觉。他自己到各教室和男生寝室巡视一遍，又走到女生院里。王淑芬和陈维珍已经睡了；林梦云在细心地写日记；张茵和黄梅都凑在罗兰的桌子上小声谈话，显然在兴奋地谈论着今夜的一场风波。张克非用指头在窗上敲一敲，催她们快点就寝，告诉她们绝不会有什么事情。他悄悄溜到大门口，隔门缝望见那两个端着步枪的士兵仍在街心，同时听见在附近有呼问口令和狗叫声。他怀着一颗不安的心走回自己寝室，慢慢地抽着纸烟，听着静夜的街上和城里的种种声音，久久地呆坐着，想得很多。同他作伴的一只马蹄钟在桌上哒哒走着，时针指向一点了。
张克非把各种来到眼前的问题都仔细考虑一遍，觉得工作环境虽是突然坏起来，但并无悲观必要。目前各地方情形不同，战教团离开此地仍可以在别处展开工作，而反过来还可以影响此地。至于讲习班，既然程西昌认为还有希望，而且把希望寄托在快回来的李醒亚身上，这里边就有文章。他知道程西昌是拥护李醒亚的忠实信徒，可能李醒亚已经有意要争取这一群救亡青年。想到这里，他的心稍稍安慰起来。刚把纸烟向窗外投去，忽然一个人影闪进屋来，使他大大吃了一惊。但随即他向进来者笑着问道：
“你还没有睡觉？”
“我今晚睡不着。”罗明坐到他对面说，“刚才我又到大门口望了望，街上还继续戒严，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要管它，反正明天就会晓得了。你来得正好，我正想同你谈一谈咱们的问题。”
“我也是特意来找你谈这个问题的。我刚才整整想了一个多钟头，觉得战教团和老陶走掉都没有大关系，但讲习班绝不能被解散。因为他们能解散讲习班就会跟着解散同学会，取缔一切救亡组织，禁止我们的一切活动。你觉得我的意见对么？”
“我的意见同你的差不多。我刚才想到了为什么程西昌对你提到李醒亚……”
“对对！”罗明抢着说，“我也想到了这一点，这一点很值得我们研究。”
于是两个人的谈话就着重在李醒亚的回来上面。这位李醒亚是一个很有政治野心、思想上受别廷芳影响很深的人，四年前曾经回故乡来抓过一次政权和兵权，企图实现他自己所说的“地方事业”，但没多久就失败了。失败后李醒亚跑到省城里接办了一个私立中学，完全用军事管理，封锁思想，用铁腕镇压学潮。当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浪潮狂卷华北，开封城里成千成万的学生在刺刀尖与机关枪的“保护”下闹着南下请愿、示威和卧轨的时候，只有李醒亚的学校里风平浪静地照常上课，不过禁闭室关满了“捣乱分子”罢了。罗明和张克非虽然明知道他们同李醒亚之间有一条思想的鸿沟，但他们相信战争的炮火已经改变了李醒亚的一部分思想，在救国的前提下大家是可以合作的。研究结果，他们把一部分渺茫的希望寄托在李醒亚的回来上面。他们商量好：明天一早起来，张克非往同学会，罗明往师政治部去找魏科长，请魏去找县长探探消息，并设法使县长不要急着下解散讲习班命令。魏科长有热情和正义感，是一个忠实的救亡同志，对本县救亡运动出过很大力气。他们推想着魏科长听到这消息后是怎样愤怒，一定会立刻报告政治部主任和师长，还一定会在见到县长前先从电话里把县长大骂一顿。谈到这里，罗明和张克非就互相地望着笑了。
“我们步步小心，”张克非收敛了笑容说，“结果还不断遭受打击，可见救国真是一种无比艰苦的事业！”
罗明说：“从我们讲习班开办的时候起，我们就看到有一道反动的暗流在逐渐增涨，到今天就不再是暗流了。我现在很怀疑我们能不能把这道已经公开的逆流消灭，你说能不能消灭呢？”
“不敢说。不过只要整个形势好，小的逆流是不会长久的。”
时针已经指到两点了。扒城的人们早已收工。但张克非和罗明越谈越觉得没有瞌睡，又坐了很久。后来他们听见有大军从公路上走过，步伐声、马蹄声、驮子声，不断头地在月色苍茫的城外响着。罗明走回自己的寝室门口，站在月光中倾听着大军走过的声音，望着那远远的山谷间像星河一样的修路灯火，站得疲倦时又来回地走来走去。当他感到身上有一点凉浸浸的，两肩也已经被露水打湿时，他才慢慢走回屋去，喃喃地自言自语说：
“鸡子叫了，天也该亮了。可是黎明前还要黑暗一阵。”
县政府的职员中有不声不响的进步分子，对救亡工作暗地里贡献力量，同郭心清一个人发生关系。这天黄昏，战教团接到信阳打来的一个电报，请他们快去工作，大家都非常高兴。晚上座谈会散会以后，郭心清得到了关于战教团的不好消息，立刻告诉了方中允和余新之，跟着就向全体团员们公开出来。但这坏消息在战教团没有引起多大恐慌，好像都觉得这是早在意料中的事情一样。半年来他们经历过无数打击，冲破过好些难关，比讲习班的同志们沉着得多了。大多数的团员们希望往信阳，只有余新之和很少数的团员们主张往潢川，于是在午夜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参加会议的除方中允和余新之外还有三位青年，他们都是团员中的工作干部，分担着各组的领导工作。三位组长中有一位叫冯子兴，特别重要，在团员中像一个大哥一样，不管谁都叫他老冯。省里的负责同志派他进游击战术训练班做学生，当游击战术训练班结束后又派他参加战教团做团员，为的是要他在下层起领导作用，做一个核心分子。虽然余新之是副团长，当方中允教授不在团里时，他是惟一的最高负责者，但同志们都掌握在老冯手里。这情形余新之非常清楚，所以遇事总要找老冯商议。老冯很尊重余新之的领导地位，常常化除余新之和团员间发生的矛盾，但遇着余新之在工作上领导错误时，他也不客气地同他争执。方中允和那些住在省城里的同志们都相信老冯，而实际上老冯在战教团正如张克非在讲习班一样，负的责任最大，做的工作最多，是不大被社会注意的地下英雄。其余参加会议的两位组长：有一位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背稍微有点驼，上唇上生着像汗毛一样的黄色胡子；另一位长着四方脸孔，两颊上现出红润。他们半年前还都是在省城读书的高中学生，新的生活和新的学习环境把他们锻炼成优秀的救亡干部。
当会议开始后，方中允首先说明了此地的工作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到不能支持时才离开此地。至于此地的工作还能够支持多久，须等到明天同县长见面后才能断定。随后他请大家发表意见，虚心地在大家的脸上望着。三个青年互相望一下，把眼光集中在余新之的脸孔上，等待着他先发言。余新之慢吞吞地嘘出一口烟，用食指敲落烟灰，慢吞吞地说：
“我没有什么意见，大家的意见也就是我的意见。”
大家沉默了一个片刻。方中允把期待的眼光移向老冯；老冯又望着两位同志挑一挑下巴，用眼神请他们说话。四方脸孔的青年把两只手放在桌下，捏得指关节轻轻地响了几下，然后带着兴奋的声调说：
“我完全赞成方先生的意见，一定得坚持到最后一刻才走。关于下一个工作地点，我觉得还是去信阳好，不赞成到潢川去。大部分同志也都不赞成到潢川去；只有少数同志或者因为家在潢川，或者因为看潢川是一个政治中心，或者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青年军团学习，才主张去潢川工作。”
“我也赞成到信阳去。”嘴唇上有黄毛的青年接着说，“因为第一，我们去年曾经去潢川工作过一次，没有必要再去；第二，那里既然有青年军团，又有开封学生演剧队，又有很多地方上的救亡团体和各部队的政工队，更用不着我们去锦上添花。我们应该在没有人点火的地方点火，需要人开荒的地方开荒；信阳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方中允又把眼光移向余新之：“新之，你的意思怎样？”
“我以同志们的意见为意见，”余新之疲倦地说，“请老冯发表意见。”
“还是请余先生谈一谈自己的主张，”冯子兴很谦恭地说。忽然他机警地向窗外问道：“谁呀？”
在窗外窃听的人很快踮着脚尖逃掉。冯子兴向大家摇摇头苦笑一下，小声说：“这又是他的报告材料！”
“我早就主张把他开除，”嘴唇上有黄毛的同志愤愤地说，“你们说等一等，等一等。我看越等越糟糕！”
“小点声！”老冯向嘴唇上有黄毛的同志使个眼色说。
“我并不是不要开除他，”余新之噙着半截烟头说，“我是想遇着机会时找一个适当的理由使他离开团体。他是郑先生介绍来的，郑先生在政治上的关系你们是晓得的，我们不是怕他，而是‘投鼠忌器’，为着文化界的团结着眼。”
嘴唇上有黄毛的青年说：“余先生的苦心我是很晓得的，不过我们讲团结应该有个标准，不能够因为‘忌器’就只好让老鼠猖獗下去！”
“我也说早一点请他离开团体好，”四方脸孔的同志说，“我们来到此地的第二天，我就发现他一个人鬼鬼祟祟地出去找人；后来有一个不三不四的人来看他，据郭心清说那个人是……”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不讨论，”方中允打断四方脸孔的同志说，“我回到团体以后，老冯就把这位同志的情形对我说了，我决定换一个地方就让他离开团体。现在我们继续讨论到底往什么地方去的问题。新之，他们两位刚才都主张去信阳，你觉得怎样？”
余新之用手背揉了揉干涩的眼睛，勉强地笑着说：“我永远服从多数。”
四方脸孔的同志很不满意地说道：“余先生，你现在不是推诿责任的时候。遇着这样重要的时候，你应该更坦率地说出来你自己的主张，更坚决地领导同志们才是。”
“我并不是不坦率，推诿责任。我向来是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只要大家议决，我就执行。你看，老冯不是比我说话更少么？”余新之毫不介意地笑了。
老冯很了解余新之主张往潢川去的真正用意是在联络那儿的军政要人，不全是为着工作。余新之一方面任劳任怨地协助方中允领导战教团，为这个团体比任何人牺牲的精力都多，一方面又把战教团作为他政治活动的资本，希望在大时代左右逢源。这是他的矛盾，也是他的悲剧。因为对他的用意了解得太清楚，所以老冯知道他为什么沉默，为什么勉强地笑。
老冯说道：“我们的团体一向有一个顶值得骄傲的作风，就是民主作风。这作风是在方先生和余先生领导之下培养成的。余先生既然再三声明他服从多数，那么余先生并不是坚持要去潢川，换句话说，也就是同意去信阳了。关于大多数同志主张去信阳的理由，我可以简单地报告一下。”他稍微停一停，继续说：“第一，在保卫大武汉的意义上说，信阳远比潢川重要。第二，在将来发展游击战的意义上说，信阳也远比潢川重要，这一点余先生时常讲到。第三，正如刚才同志们所说的，到潢川是锦上添花，到信阳是雪里送炭。第四，到信阳不仅可以做知识青年工作，还可以对农民工作，而尤其重要的是信阳有很多铁路工人，面粉工人。有以上四种理由，所以我主张到信阳去。”
余新之用困倦的眼睛看着老冯，慢吞吞地抽着纸烟。等老冯说完以后，他说道：
“我很同意到信阳工作。不过今天我们既然把工作重心放在大别山一带，就不能太看轻潢川的关系。既然白先生很看重我们的团体，而桂系在国民党里边又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实力派系，我们似乎应该同他们发生更密切的联系。如果同他们有更进一步联系，起码在工作上可以少受许多阻碍，像今天的情形一样。既然大家决定到信阳去，我提议将来我自己再去潢川一趟，把关系建立起来。同志们常常批评我爱跑上层，”他笑了一下，“可是我的跑上层是为着团体，丝毫也不是为着个人。在目前环境中我们不应该忽略了上层工作，尤其要争取上层的开明分子。至于将来到信阳以后，最好我或者方先生到武汉去一趟。在武汉我还有不少关系；新闻界和文化界不用说，就是军政要人方面也有关系。”
倘若是在生疏的朋友面前，余新之一定还要长篇大论地说下去，还要提到他曾经和某大报有一段关系，曾经在泰安陪伴过冯玉祥将军读书两年，还要说出当年在泰安替冯玉祥讲书和整理冯的读书札记的几位社会知名人物，同他很熟。如今因一则在方中允教授面前，二则同志们都听厌了他的这番话，他的谈话就适可而止了。
“关于打通上层关系，”方中允教授带着绍兴口音说，“我也认为很必要。不过，这个问题，等我们到了信阳把工作基础打稳以后，再详细讨论一下，分头进行。目前主要的是靠我们自身健全，工作有成绩。我们从开封出发，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以上，固然在各地起了很大影响，就是同全国各救亡团体比起来我们也毫不逊色。但是，”他用手整一整近视眼镜，“我们今天所获得的成绩离我们所期望的目标还很远，很可能我们的工作会赶不上战局的发展。”
他把话停一停，点起一支纸烟。同志们的心都变得非常沉重，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领导人再说下去。
“从前，马致远先生给我们讲游击战术的时候，”方中允教授继续说，“我们就考虑到万一中原沦陷后会出现什么情形，也考虑到我们事先应该作什么准备。平原上固然也可以发展游击战，但山地建立根据地总比较容易得多。我记得那时候新之同致远常谈到伏牛山脉和大别山脉的重要性不下于太行和吕梁山脉，（他望一眼余新之，余把头点了一点。）我们沿平汉线往大别山附近来，其目的也就是要进行我们的准备工作。我们曾经打算分一批同志往伏牛山去，因为同志们人手不够和别的人事条件不成熟，没有实现。好在有另外的同志在那里工作，听说工作的成绩也很不坏。据我在武汉的许多朋友的观察，敌人最近一定要夺取徐州，我们在这个大会战中依然是没有把握……”
院子里起一阵轻悄而惊慌的脚步声、说话声，使余新之和同志们都机警地抬起头来，向外边听了一听。他们一方面很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故，一方面更关心方中允所谈的战局问题，所以跟着把眼光又集中在方中允的脸上。方中允教授想着大概同志们因为听到了战教团被驱赶的坏消息，不能去安心睡觉。他不去理会，吸口烟，接着说道：
“战局愈恶化，我们的责任愈重大。半年来我们的收获是在知识青年方面，不是在民众方面。我们虽然也时常接近工农和士兵，但只是漂浮在群众之上，而没有深入到群众之中。马先生离开团体以后就在信阳一带乡下工作，据说已经有了基础……”
院子里又起一阵纷乱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匆匆地来到门口，随即有人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大家立刻停止谈话，有点儿吃惊地转过头去。
郭心清带着镇静的微笑推门进来，他背后跟随着好几位面带惊慌的战教团同志。郭心清今晚留宿这里，他们因工作尚未睡觉。方中允们对于郭心清们的出现都很惊愕，一齐用眼睛问：
“什么事？”
郭心清若无其事地说：“大门口发现了几个兵，后门口也有几个，街上已经戒严了，不时有巡逻队从街上走过。”
“为什么？”余新之和同志们一样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刚才想办法打听了一下，原来今晚上逃走了几个壮丁，同时有人向县长报告说，共产党要在今晚暴动。嗨，怪事！如今共产党讲团结抗战，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政策，谁去搞暴动呀？……见鬼的话！”
方中允问：“造这种谣是不是为了抓人？”
郭心清冷静地摇摇头，笑着说：“据我的分析，你们这里不会有事，讲习班和几个救亡团体也不会有事。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往年不同，县政府不敢随便抓人，自找麻烦。”
余新之问：“我也估计县政府不敢抓人，可为什么造这个谣言？”
郭心清依然平心静气地微笑着，从烟灰碟上拿起来方中允才放下的半截烟头，用力吸了一口：
“本县也有一股顽固势力，原来是拼命反共反进步，十分嚣张。
这一股势力中包括三青团的两个头头，还有几个士绅，其中有CC的，也有复兴社的。CC的士绅和复兴社的士绅平日矛盾很深，但在反共反进步这一个问题上又十分合拍。如今形势变了，他们不敢公开捣乱，但暗中并不死心。县长要解散讲习班，驱赶战教团，除接到上边的密电之外，也受了这一股顽固势力的压力。今天有几个壮丁逃跑，全城戒严，顽固派趁机造出共产党要暴动的谣言，别有用心。”
余新之问：“这些顽固士绅中有没有罗明的父亲？”
郭心清暂不回答，把已经烧近嘴唇的烟头放在烟灰碟上弄灭，但不肯丢掉，装进衬衣口袋，然后说道：
“罗香斋虽然原是本县参加‘剿共’的民团领袖，如今仍然思想顽固，反共反进步……”他忽然向余新之伸出右手，笑着问道：“请你慷慨一下好不好？”
余新之心中明白，递给他一支纸烟，并把火柴盒也扔到他面前。郭心清点着纸烟，抽了一口，接着说道：
“罗香斋是老式士绅，瞧不起他们，不愿同他们同流合污。”
方中允问：“他们造这样谣言，难道会有人相信么？”
“鬼也不会相信。”
“那么他们造谣的目的何在？”
“想制造不愉快空气，催你们赶快离开。”
方中允摇头骂道：“真是卑鄙！”
郭心清问道：“刚才你们开会怎么决定的？”
没有人回答郭心清这一句平淡的问话。余新之向老冯看一眼，小声说：
老冯等三个人和刚才进来的团员们都退出去了。余新之疲倦地打个哈欠，跟着站起来，不再说别的话，向自己的寝室走去。来这里刚开始工作就受挫折，使他原来就十分矛盾的心理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去年开办游击战讲习班的时候，由于他是姬非武教授在北大教书时的学生，思想进步，所以姬先生推荐他担任游击战讲习班的总务工作，便于由他同河南大学校方当局和社会有关方面接触。虽然姬先生和方先生都没有对他明言，但是他心中明白，这个讲习班是中共河南地下党在暗中领导。那时候，他满怀兴奋，全心投入工作。他的工作能力和热情深得姬、方两教授的信任和欣赏，所以在组建战时教育工作团时，他担任了副团长，成为方教授的亲密助手，是战教团中顶大梁的人。战教团的团员多是游击战讲习班的学员，所以对副团长十分拥戴。但是日子久了，他感觉到青年同志们对他的敬仰和信任逐渐减退。什么原因？他自己不完全清楚。尽管党组织是保密的，他不能随便打听，但是通过他的留心观察，他已看出谁是党员，谁是最被依靠的民先老队员。使他最难摆脱的苦恼是他愈来愈觉察出这几位战教团中的骨干人物同他在精神上有了距离，遇到问题时并不都尊重他的主张。此刻他一面想着战教团的前途，一面也想着自己的前途，仿佛预感到终会有那么一天，右的方面害怕他，而左的方面会同他疏远起来。他感到很怅惘，脚步迟钝地走回到自己屋里，但是一坐下马上又想到明天的许多工作。
郭心清仍在抽烟，在他的紫檀色的略微清瘦的脸孔上依然挂着安详的微笑。方中允在来之前就有某一党内同志向他介绍了郭心清这个人，嘱咐他关于本地的情况可以多问郭心清，遇着困难问题可以同他商量。不必介绍更多的话，方教授明白他是地下党员，而且是本县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来到之后，方中允同他接触几次，感到他对本地的社会和政治情况了若指掌，分析深刻，见解不同一般，对他的才干十分欣赏。趁着此刻屋中没有别人，他想了解他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小声问道：
“小郭，假若日寇进攻武汉，这个地方当然要被日寇占领，在本地能发动游击战么？”
“当然能够，而且会搞得很好。”
“为什么能搞得很好？”
“这地方原是……”
方中允不等他说下去，笑着扔给他一支纸烟。小郭将纸烟拿起来，竖起来在桌上顿一顿，一头空了，然后将嘴中的烟屁股接上去，吸了一口，接着说道：
“这地方原是老苏区边缘，进山不远就是老苏区，群众觉悟高，斗争性强，也有打游击的经验。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考虑，当然还得积极准备。一旦发动游击战争，就不是一个县的问题，整个大别山就连成一片了。”
“你没有纸烟抽了？”
“不要紧。我还存了一包烟屁股，可以用纸卷烟末吸，能够凑付几天。”
方中允从抽屉中取出一包纸烟，送到小郭面前，说道：
“送你一包烟，也许够你应付明天一天。”
郭心清并不推让，将纸烟抓到手中，回答说：“不是对付一天，至少能够对付两天。”
“啊？一包烟能对付两天？”
“我不能光抽好烟，还有许多烟屁股，搭配着吸。”
“你的生活很穷吧？”
“我还有母亲和两个妹妹，都靠我养活，所以常常口袋里不名一文。”
“听说你在一个小学里做兼课老师，薪水很少。为什么不活动一下，做一个专任老师？”
“我教课很好，想做专任老师用不着活动，学校欢迎。再说，校长是我的好朋友，他巴不能我做专任老师，最好担任班主任。”
“为什么你不肯做？”
“我还有自己的工作。我这样自由一些，有时可以不去学校，别人找我也方便。”
方中允点点头，在心中对郭心清有了更多的敬意。他明白地下党组织对各处地下党员没有任何经济补助，而党员们既要冒着生命危险开展活动，还要自己想办法维持生活，解决家庭负担。每次想到这一点，他的情绪就不免激动，在心中问道：“是什么力量能使如此众多的聪明才智之士投身革命？真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时代！”沉默片刻之后，他带着感情微笑着说：
“我看见像你这样的青年朋友就看见了中国的希望。像你这样的无数青年，正在做着为中国开辟光辉道路和幸福未来的伟大工作。”
郭心清冷静地笑着说：“是做着铺路工作。”
“铺路？铺路与开路有什么区别？”
“也可以说没有多少区别，但是我总是想着自己是一块小小的铺路石头。”
“哼！这话怎么解释？”
“方先生，我想得很实在。”郭心清深深地吸口纸烟，接着说：“我十六岁那年被国民党逮捕，本来已经决定枪毙我，不知谁看我年纪小，也没有抓到我多少罪证，刀下留情，把我扔到监狱里关了一年，糊糊涂涂地把我放了。十七岁我考入信阳第三师范，读了两年，因为父亲病故，母亲有病，我不再上学了。以后我可能还会被捕，甚至牺牲。对这样的事，我只能小心，但没有侥幸思想。将来的社会一定很幸福，但我未必能享受。我活着，只是做铺路工作。”
“用什么铺路？”
“当然是用自己的鲜血和尸体铺路。”
方教授忽然站起来，用力地握住郭心清的一只手说：“小郭，你这样的思想太光辉了！太伟大了！你的话简直是诗，是革命英雄主义的诗！”
方中允说：“如果能够让战教团的全体同志都听到你的这些话就好了。不过，如今还不可能请你直接说给大家听。我不能暴露你的身份。”
郭心清问道：“方先生，假若我能够活到革命成功，你猜我个人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到苏联参观？”
郭心清摇摇头：“不是。”
“那时候你已经是革命功臣，你想按照你自己的兴趣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郭心清又摇头：“也不是。到那时做什么事嘛，由组织考虑，按我这块小材料安排用场。我自己的愿望不大，你再猜。”
“听说你对文学很有兴趣，想做作家？”
“不是。我没有那样的天才。”
“我猜不出来，还是请你自己告我说吧。”
“希望我母亲不再为每天的生活发愁，我的两个妹妹都能够继续读书，不要每次交学费哭哭啼啼。”
“这些事，在未来的中国当然不再是问题了。”
“我还有一个重要愿望，你猜？”
“真是重要的愿望么？”
“是很重要，和我每天的生活有关。”
“娶一位志同道合的妻子，建立一个美满的小家庭，是吧？”
“你还是没猜到。”
“你还有什么愿望比这更重要？”
“嗨，方先生，你同我所处的地位不同，当然猜不到。我可以直接告你说，你想不想知道？”
“你说出来吧，到底是什么愿望？”
郭心清一板正经地说：“我希望革命成功之后，我每天能有一包烟抽。”他举起右手食指，重复说：“一包，只要一包，好坏不论，于愿足矣。”
方中允愣怔片刻，随即忍不住哈哈大笑。
郭心清站起来，将烟灰碟中的几个纸烟头拣起来，又从衬衣口袋中掏出原来的一个烟头，一起用纸包好，然后说道：
“方先生，你赶快休息。县长是一个老奸巨猾的新官僚，国民党党棍子出身，你不要上他的当，也不要叫他从你的谈话中找到把柄。好，我走了。”
方教授问：“这么晚了，你到什么地方睡觉？”
郭心清的清瘦脸孔上依然挂着安详无忧的笑容，回答说：
“街上戒严，我自然不能回家了。不过这里的几个工友同我很熟，关系不错，总会有闲床铺让我舒舒服服地睡一晚，不会把我挂在墙上。”
他同方中允一握手，飘然走出屋子，不再回头。
方中允赶快追到门口相送，但小郭没有回头打招呼，很快转弯了。教授想着郭心清的可敬性格，又想到中国共产党有无数这样的地下党员，心中很不平静。他在屋门外停留片刻，仰视天空，但见月亮被一片乌云遮住，更显得满天星斗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