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在冷酷的现实面前
吴寄萍走的这天，城里便传着扒城的新闻，而这新闻在乡下传得更起劲。“扒城哟！扒城哟！都去扒城哟！”老头子们在呼叫着，年轻人们在呼叫着，小孩子们也在呼叫着。男的在呼叫着，女的也在呼叫着。从平原到深山，从市镇到村落，所有躺卧着耕牛的地方，所有冒着炊烟的地方，都被这一个想不到的紧急命令震惊和沸腾起来了。那些掉了牙齿、白了头发的老年人还都记得，因为长毛反，父辈和祖父辈曾经被召去翻修过城墙，至今乡村里还保留着许多传说。他们记得很清楚：就在几年之前，为着“剿共”的军事需要，乡下老百姓被逼着修城墙又修碉堡。一年之前，为着准备抗日，乡下老百姓被逼着修城墙，修寨墙，又修碉堡，硬逼得庄稼人误了农活。可是如今又要扒城了，听说这一次要彻底扒平。人们纷纷议论着，非常惊奇，但不懂得什么道理，连那些耀武扬威的乡保长也不晓得。“这倒是新鲜的花样！”人们这样批评说。“反正老百姓肚皮是私的，人是官的，一年四季都不得安生！”于是在保甲长的火急督促下，人们放下了向田里灌水的工作，放下了晚稻的插秧工作，放下了田里的除草工作，放下了红薯的栽植工作，放下了一切属于自己的要紧工作，带着扒城的家伙，运砖运土的家伙，带着干粮，带着煮饭的家伙，跟随着保甲长往各处区公所集合，又从各处区公所往城里去了。
成千上万的农民汇集到古老的城墙下，分布到附近的街道上，有的已经按照分配的段落开始工作，有的还在陆续从乡下赶来。在这个非常壮观的集团里面，有不少驼着脊背的老头子，白胡须在风中飘着，在太阳下闪着银光；有不少才只有成人的肩头那么高的小孩子。由于这些小孩子是第一次走进县城，看见城墙，看见这么庞大的农民集团，他们以惊骇和好奇的眼光，不住地向各处张望；有许多中年妇女，她们不得不来应付差事，是因为她们的丈夫死了，她们的孩子打仗去了，或者还太小，或者病在**了。在这个集团里面，有很多人害着眼疾，有些人的眼皮向外翻着，眼球上网满血丝，很可能他们的眼疾是一代一代传下来，永远也没有医过；有很多人的脸孔虚肿，黄得可怕，显然他们是被疟疾或别的什么传染病**了许多日子，靠着天大的幸运，靠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药方，保住性命，仍未恢复元气；有很多人的脖子里长着瘿包，因为食物中缺乏碘质；此外，也有很多的小孩子患瘌痢，有的已经成了秃子。在这个集团中，虽然人的成色非常不齐，但是单看看这些人们所穿的破烂衣服，单看看他们的结着茧皮的双手，就知道他们是从乡下来的真正的劳苦大众。在乡下，绅士们、地主们，跟乡保长有一点瓜葛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被乡保长看做略有身份的人们，都从来不参加政府所号召的任何劳役，不出壮丁，甚至还可以不负担苛捐杂派，而是由乡保长将他身上的苛捐杂派转嫁到一般的百姓身上。这情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已经习惯，被乡保长和绅士们看成为天经地义，所以在这上万人的集团中没有一个人对于这情形敢公然批评，甚至连偷偷地发怨言也极有分寸。噢，这个包括着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太老的和太小的，包括着孤儿寡妇的庞大集团，是多么的善良，多么的不幸，多么的有忍耐力啊！
人如同蜂群一样，活动在城头上，一齐努力破坏着这座古城。砖头和石头，黄土和石灰，不管结合得怎样坚固，迅速地在人们的脚下崩解着，飞迸着，向城下滚落着。钢铁的碰击声，砖石的滚落声，劳动者的吆嗨声，沿城墙构成了不断的嘈杂声。但是那些监工的绅士们对于这一重大的扒城工作并没有认真准备，连洋镐都没有，也没有想到将群众的力量合理地加以组织。他们忽而说用砖头和石头填塞城壕；忽而命令把砖头和石头运到别处；忽而人们同时听到这两种命令。究竟哪些人担任扒，哪些人担任运输，以及怎样的轮班休息，什么时候应该让大家吃饭，监工的绅士们一点也没有想到。县长带着区长们，后边跟着十来个挂盒子枪的勤务兵，从城墙上走了一趟，向监工的绅士们嘱咐几句，要他们加紧督促；也向拿着专为打人用的手杖的联保主任和保长之类的人物说声“辛苦”，然后，他认为一切满意，跺一跺脚上尘土，回他的衙门去了。男人们全脱光了上身，汗水在炽热的阳光下像雨珠一样奔流在额角上、胸膛上、胳膊和手上。当喉咙渴得冒火的时候，如果他们找不到一点开水喝时，便走到附近的小溪旁边，蹲下身子，用双手捧起溪水解渴，不管这溪水是否干净。到晚上，人们像难民一样露宿在被破坏的城墙上和街道两旁，身下薄薄地铺把草，至多再铺一件自己的破棉袄，几个人挤在一起，用一条破被子遮着露水。黎明前有些人被寒气逼醒，揉一揉眼睛坐起来，瑟缩地夹着膀子，用火镰打着火，点起烟管抽着，于是这儿那儿闪动着点点火星，发出来断断续续的咳嗽，也偶尔发出来喃喃的小声絮语。有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睡得很香甜，从喉咙里发出来沉重的鼾声；但有些常常被噩梦惊醒，醒来后惊慌四望，才看见自己是睡在城上，但见满地明月像霜样白，并没有乡保长派人来抓壮丁，也没人来催逼苛捐杂派。第二天人们又早早开始工作，恨不得立刻把工作做完。他们大部分仍然不知道这样紧急的扒城是为了什么，只有少数人听到或感觉到这个事情与战事有关，但是在心上的反应却十分淡漠。
从扒城开始的时候起，城里的居民们起了很大震动，到处谈论着这新的话题。老人们提着烟袋或鸟笼，女人们抱着或拉着小孩子，都被好奇心吸引来了。他们恐怕衣服上扑了尘土，又怕砖头或石头滚到脚上，总是找一块空散的地方站得远远的，不近城根。虽然他们听说扒城和战事有关，但心中却不对战事格外地感到关切，甚至还有人批评军事当局下这样的命令未免过虑。在这个小县城的绅士中，只有很少人肯相信敌人有可能进攻武汉，这个地方将来会沦为战场。对于这座古城的扒毁，有些人一方面感到惋惜，一方面担心着将来万一有匪荒时没有保障；有些人觉得城墙拆除后较为方便，提议把城基改为马路，多多地栽植树木，以供市民们将来散步；有些人打算如何利用这些砖头和石头为自己建筑房屋。但救亡工作者却把扒城这件事看成为最好的工作机会，于是几位负责分子立刻开了一次会，决定向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提醒那些醉生梦死的市民们对时局的注意。为着不引起当局误会，余新之同罗明开过会就一道去拜访县长了。
正是全县行政会议开幕的时候，传达长接到余新之名片后迟疑起来。他知道县长这时候不能会客，把名片拿进去说不定会碰钉子。但是余新之的名片上的官衔是那么多，而且前几天县长请他吃过饭，使传达长又不敢不传。这位小心谨慎的传达长想了一想，把县长正在主持开会的事情说明，问他们是否可以先会一会秘书或科长。余新之和罗明表示可以，他就拿着来宾的名片往里边去了。一会儿工夫，传达长走出来说了声“请”，把余新之和罗明带到秘书室，请他们稍等一下。
从秘书室的窗子望出去，恰好可以看见作为会场的三间大厅，里边坐满了穿黑色公务员制服（即中山服）的人物，也有几个人穿草绿军服，束着武装带。县长正站在主席位置上滔滔不绝地讲话，时不时用指甲搔着起明发亮的前脑瓜上的光头皮。大概他的开幕词已经讲得很长，他的喉音显出来一点苍哑，而坐在后边的绅士们也有人忍不住打着哈欠，甚至有人打盹。余新之和罗明正在观察着会场情形，刘秘书拿着半截纸烟，带着倦容，喀喀咳嗽着走了进来。他强装精神，同他们打着招呼，让他们抽烟喝茶，但他的态度却显得十分冷淡，和两天前遇见他们的情形完全两样。余新之和罗明对这一点都立刻感觉出来，心里稍微有点不快，但随即想着这家伙的态度冷淡大概是因为精神疲倦，也就不大在意了。余新之望着刘秘书的那一双熬夜熬红的眼睛，客气地问道：
“刘秘书一定很辛苦吧？隔两天没有见，你已经有些憔悴啦。”
“为着准备开会的事情，”刘秘书打个哈欠说，“一连两夜晚没有睡觉。唔，两位今天来有什么事情见教？”
“是关于工作问题的，”余新之沉着不迫地说，“我们想趁着扒城的机会，对民众做一点宣传教育工作，比如当他们休息时候……”
“是不是要演戏？”刘秘书截住问。
罗明说：“不一定要演戏，主要的是趁他们每天休息的时候向他们讲一些军民合作啦，帮助政府抗日啦，踊跃从军啦一类问题。”
“同时也让他们知道政府为什么要他们来扒城。”余新之补充一句。
刘秘书耸耸肩膀说：“你们两位的意见当然都是很好的，不过中国的老百姓一向惯了，要他们出钱他们出钱，要他们出力他们出力，用不着对他们宣传解释。况且，有时宣传得多了反而会出毛病，所以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况且，上面命令叫扒城是一种军事秘密，更不必向他们解释道理。况且，总理的‘行易知难’的学说正是我们领导民众的最高原理，只要民众能依照政府的命令去行就可以了。况且如果要他们先知而后行，起码还得等候一百年！”刘秘书用食指敲掉烟灰，很满足他自己的这套理论，望着客人们笑了。
余新之和罗明对于刘秘书的这番回话都觉得出乎意外，又生气又觉得可笑。余新之用讽刺的口吻说：
“刘秘书对于‘行易知难’的解释非常新鲜，第一次听到，第一次听到。”他轻蔑地微笑着，向窗上吐一口烟缕，“刘秘书是不是认为抗战不需要政治动员，不需要任何宣传？”他接着说，虽然态度很温和，但骨子里却又冷又硬。“从去年‘八一三’以后，我就跟方中允先生率领战教团在各地工作，许多军长师长，地方当局，都希望我们多做点民众工作。十天前我在潢川看见白健生先生，他也是同样意见，并且保证在工作上尽量帮忙。我想刘秘书同县长也绝不会不同意做民众工作。”余新之故意不称白崇禧的官衔，而称白的表字，以暗示他自己在文化界的身份较高。
“这个，这个，这个恕兄弟不能负责，”刘秘书赶忙推脱责任说，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我的意思是恐怕耽误老百姓的工作时间，因为上头限一个星期内把城墙拆平，况且……”
余新之抢着说道：“我想在今天必须贯彻《抗战建国纲领》上规定的努力原则，不要同民众之间画一道鸿沟。刘秘书觉得怎样？”
“是的，《抗战建国纲领》自然要实行。不过，况且，县长是恐怕有人会故意扰乱民心，节外生枝。他是地方官，负一个县的责任，有不得已的苦衷啊。”
罗明心里想着一定是出岔子了。他望一望余新之，向刘秘书问道：“是不是有人对战教团跟讲习班不很谅解？”
刘秘书闪烁其词地说：“那倒不晓得，这恐怕只有县长晓得。”
余新之说道：“不相信战教团才真是笑话！战教团的负责人是姬先生和方先生，他们都是国内有数的学者。姬先生现在是河南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本省党政要人有很多都是他的学生。方先生最近还到武汉去见过陈辞修部长，我自己也同白健生先生谈过几次。陈部长同白先生都竭力支持战教团，怎么还有人不相信呢？奇怪！奇怪！”于是他轻轻地笑了起来，仿佛在笑着别人的幼稚和愚蠢。
“他为什么要说这话呢？”罗明心中说，“吹得肉麻！”
刘秘书吹一吹纸烟灰，淡淡地笑了。大家一两分钟都不说话，各自默默地抽烟喝茶，想着心思。县长的话仍然回**在罗明的耳膜上，在他的心坎深处激起来厌恶之感。为要转变一下谈话的气氛，罗明从窗口抛出纸烟头，向刘秘书问道：
“扒了城墙之后，那么多的砖头、石头准备做什么用？”
刘秘书懒懒地回答说：“行政会议上也要讨论到这个问题，自然要加以适当利用，比如盖校舍，救济院，县医院，贫民工厂。”
余新之不肯罢休地问道：“县政府派人同我们一道工作好不好？”
“你们最好等晚上，县行政会议开过会以后，找县长当面谈谈，或者找动委会程秘书谈一谈，因为这事情兄弟不能负责答复。……来人倒茶！”
主人既然要送客，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余新之和罗明失望地向刘秘书握手告辞，从县政府走了出来。一到街上，罗明深深地嘘出来一口闷气，骂道：
“妈的，真是想不到，什么样的事情都有！”
余新之笑着说：“老弟，将来碰钉子的时候多着呢，工作本来就是一种斗争嘛。我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再来找县长一趟？”
“我看这问题并不简单，暂时别找吧。我们今晚上再讨论一下，研究一个比较适当的办法，然后提出来同县长商量。”
他们向同学会一边走一边谈着刘秘书所发的奇怪理论，谈着县长在开幕词中所讲的关于严密保甲组织的一番话。罗明学着县长的姿态和声调说：
“呃，各位同学，我说，要安定抗战后方，推行政令，就必须严密保甲组织。要严密保甲组织，就必须，呃，从今后花户不准告保甲长，保甲长不准告联保主任，联保主任不准告区长，有以下犯上的就是在抗战后方捣乱，就是破坏保甲，破坏政府，破坏抗战，我一定从严惩办！……”
起初他们带着憎恶和气愤谈着县长和刘秘书，但谈着谈着就忍不住笑起来了。
眼看着这座被夸赞为铜墙铁壁的古城，这座曾经保护地主和绅士们平安度过了无数次兵灾匪荒，度过了“洪杨之乱”，度过了几年前大别山红色风暴的古城，非常迅速的，像奇迹一般的，被上万的农民以惊人的力量在两三天之内扒毁得不成样子。工作还在继续着，并且还加了夜班。每天晚上，下弦月还没有出来，颓毁的城墙上已飘动着无数灯笼，灯笼也随着运送砖石的手推车和挑子散在附近。手推车的轮轴的摩擦声，砖石和钢铁的碰击声，有韵律的吆嗨声，以及零乱的灯火和人影，一直继续到午夜方休。
战教团和讲习班，以及别的几个救亡团体，因为不能得到地方当局的同意，始终不能够趁着扒城的机会对民众展开工作。但他们并没有向环境的困难缩进脖子，反而想出来种种办法去突破地方顽固势力所加给他们的工作封锁。他们利用壁报，特别是利用漫画，向农民解释着出力救国的道理，解释着军民合作和拥护抗战到底的道理，解释着敌人的侵略野心和奸掳烧杀的残暴行为，解释着战局的严重和扒城的重要意义，以鼓励群众的爱国心和工作热情。他们利用每个同志的私人关系，比如有的人到群众中去瞧看他的邻居，有的人去瞧看他的佃户，有的人去瞧看他的本家或亲戚，用口头解释着一切道理。群众的反应是非常好的。他们很愿意多知道一点救国道理，多知道一点战事消息。当他们知道后，他们就自己互相谈论起来，不再对国事漠不关心，也不再认为扒城这件事和他们自己的利害毫无关系。
不过就在这种不算深入的宣传工作上，同志们也碰到了困难问题，那就是在乡下一切永无穷尽的捐派不合理，军粮的征购和运送不合理，征工派夫不合理，抽壮丁的方法不合理。农民们一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有冤没处诉，痛恨保甲长、乡长和区长，压根儿不信任政府和官吏。他们偷偷地向访问他们的同志诉苦，摇头叹息，要求帮助，但同志们除对他们表示空空洞洞的无限同情，除敷敷衍衍地安慰几句，除将那种极不可靠的希望提示他们，想不出更好办法。每当农民们提到乡下的种种事情时，同志们都不免感到没法回答，因为他们深切地意识到自己所宣传的大道理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是多么软弱，多么不能够解决问题！
也是为着军事上的紧急需要，当扒城开始的第二天，县政府又下个十万火急的命令，动员更多的农民在离城不远的乱山中修筑公路。一连两天，一起一起的农民群众，合起来起码在两万以上，带着行李、锅碗和开山掘土的家伙，从城里穿过，比太平年赶庙会的人数还要众多。但那些不从城里穿过的就没人能晓得有多少了。同志们没有机会去和修路的人们接近，仅派去几位同志随着师政治部派去的政工队员在沿路的悬崖上、大石上、庙宇的墙壁上，写了些石灰标语。到晚上，天黑得看不出山影时，从城里可以望得见无数闪烁的灯火在遥远的半空中忽断忽续地盘来盘去，彻夜不息。这灯火的阵列伸展得非常远，一直到不能够望见为止。炸山的声音常常像大炮一样震动着大地，每隔一两个钟头就有一声或连续几声，但有时那响声特别遥远，只能够隐约听到。据说这条公路要把大别山拦腰打通，使武汉和它的外围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不管谁一想到这公路将经过怎样多和怎样险的高山深谷，并且不得不相信它必须在短期内修筑完成，都不由得惊叹起来。而且许多人在私下谈话，万一徐州失守，这大别山北麓就变成保卫大武汉的重要防地。
本来这几天徐州正酝酿着大战的消息已经使每个同志的心都紧张起来，又加之这么紧急地扒城和修公路，越发使大家感觉暴风雨即将来临。同志们除每天下午和晚上参加座谈会外，还要向扒城的群众做宣传工作，比往日加倍忙碌。就在这时候，前一批壮丁送走了，又有几百名壮丁从各区陆续来到，等候到齐后向师管区转送。这些将要为国家流血拼命的青年农民，仍然几十个一起的用一条麻绳拴着。他们有些人背着一卷破棉袄以防备夜间寒冷；有许多光着脚板，把一双布鞋珍惜地挂在肩上；有许多在区公所或乡公所拘囚了几天，因为饥饿和精神折磨，脸孔憔悴得像病人一样。全体壮丁被关在靠近城墙的一座狭小的院落里，拥挤在潮湿的稻草上，多得使人不敢相信的跳蚤吸吮着他们的血液，扰乱着他们的安静。俨然像对待囚犯一样，一排兵把他们严密地看守起来，连家人都很难见到他们，但附近的居民们和扒城的农民们却时常听见那小院中有狠命的打人声，被打的壮丁发出来惨痛的叫声。地方上各救亡单位在同学会的号召下立刻发起了慰劳运动，在一天之内就捐到了四百五十元现金，五百斤猪肉，十几打万金油，还有不少的香烟、手巾和鞋袜。人们对于捐东西给壮丁表现得比较踊跃，特别是那些小商小贩，小手艺人，格外热心。有的小贩把仅有的一点钱全数捐献出来。
一天早饭后，各单位的代表集合在同学会，一共有二十多个人，由罗明率领，带着慰劳品往临时关闭壮丁的地方去了。
黄梅和罗兰也是代表，讲习班的女同学中还有两个参加。林梦云的歌声很好，本来她应该参加，但是她是最能够懂得和关心罗兰的人：近来她一方面看出来罗兰进步很快，一方面也感觉这个好胜心强的女孩子常常因为工作上的小问题发生嫉妒，所以她坚决推辞了做慰劳代表。至于张茵，因为要到儿童补习班去上课，也没有来。
刚走出学校大门，正要往同学会聚齐时候，黄梅的舅舅王有富慌张赶来，自己赤着脚，手里却握了双半旧布鞋。他是前天被征来参加修路的，因为忙，只来看黄梅一趟，又恰逢黄梅正在开会，没有见着，把给黄梅带来的一双新鞋子留给春喜。这时候黄梅一看见她舅舅带着满脸忧伤的神色，慌慌张张地跑来，心里大为惊疑，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还没有等到她开口问话，她舅舅抢着说道：
“梅呀，你大表哥给抓去五天啦！听说前天晚上就送进城来了！”
黄梅的心从半空中落了下来，觉得她舅舅有点糊涂。她望着舅舅的充满苦闷和焦急的脸孔，心里想着：“我大表哥迟早总是要当兵的，那有什么值得难过的？”但她装做很关心的样子说：“你去看过他了吗？我们现在正要去慰劳壮丁，只要他也在里边，我一定会找着他对他说几句宽心话。舅，你还有什么话要我嘱咐他？”
“我今早跑去看了他一趟，站岗的不让我见，还挨了一枪托。我刚才遇见春喜，她说你要去慰劳壮丁……梅啊，你把这一双鞋子带给他，这是我从脚上脱下来的……”舅舅的声音开始哽涩起来，把手中的鞋子交给黄梅，惹得黄梅的心也酸辣辣的。
“还有，这里有两块钱，”他从口袋里摸出来一个长方形的红纸小包儿，那里边包着两张法币，“你也带给他，可要亲手交到他手里啊！”他把热乎乎的纸包儿用力地塞到黄梅的手里，嘴两边的肌肉不住**，使得他的稀疏的黄胡子也随着乱动。“你小点心，别让看守的兵们看见啦，看见就不会到他手里啦。”
黄梅被舅舅的这种对儿子的感情所感动，赶忙劝道：“舅，你不要难过，他一年半载打走了鬼子就回来了。”
舅舅噙着眼泪说：“本来还可以要出来的；可是大少爷不肯管，他叫我找二少爷，”他用祈求的眼光向罗明的脸上看一看，“我知道二少爷更不肯管。唉，咱在城里又没有认识别的有面子的熟人，想花几个钱把他赎出来也没有门路，眼睁睁看着他当壮丁去！”他用粗糙的手背擦了一下眼泪和鼻涕，绝望地叹口长气。
黄梅和罗明交换了一个眼色，他们又对他同情，又觉得好笑。罗明说：“王大哥，现在当兵是好事情。材娃当兵替国家打仗，给你的脸上增了光彩，以后你就是抗战军人家属，受社会抬举，受政府优待。你是个明白人，为什么要这样难过？”
“我二哥说得很对，”罗兰接着说，“你只管快快活活地修路去吧。每个国民都有当兵的义务，为什么要找我大哥把材娃要出来？这样不是破坏了国家的征兵制度？不是太自私自利了吗？”
“别人都是……”
黄梅不等舅舅的话说完，截断他的话头，“别人这么办，咱可不能跟着学。如果大家都自私自利，不肯让自己儿子去当兵，谁来替国家打仗？”
“对啦，你应该做一个模范父亲！”站在黄梅背后的沈岚跟着叫道，向王有富伸一个大拇指头。
受了大家纷纷的劝解和责备，王有富心中明白，这些住在城里的有钱有势人家的少爷小姐，哪知道乡下人的苦处！梅是苦水中泡大的，乡下人的苦她全知道，没想到她竟然不知道当壮丁的苦，新近也学得满嘴大道理，尽是空话！他深深地叹口气，擤了一把鼻涕，又擦了一把眼泪，吞吞吐吐地说：
“救国是应该的，这道理我也明白。我不是不愿意让材娃去当兵，我是怕他到不了火线就让人折磨死啦！”
“当壮丁并不会太受苦，”罗兰说，“传说壮丁如何受罪，常常是言过其实。国家靠他们打日本鬼子，谁能虐待他们？”
黄梅接着说：“你看，俺们正要去慰劳壮丁。”她指一下由工友们挑送的慰劳品，接着说：“我们带的这些肉，这些香烟、这些鞋袜、毛巾、万金油，另外还有许多现款，不都是给壮丁的？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慰劳。舅舅，你放心！”
王有富在心里明白这些东西和现款都到不了壮丁手里，但是不愿说出，只是叹一口气，又一次嘱咐黄梅：
“你记清，钱可要亲手交到你表哥手里！”等黄梅跟着同志们走了十几步，他又追上来把她叫住，哽咽地嘱咐她说：“你叫他别挂念家，到了师管区时央个人写封信呀！”
黄梅的心里又一次深受感动：“舅，你跟着俺们一道去见见他不更好吗？”
舅舅摆摆手，回答说：“我现在要赶快去修路，晚一步就要受罚啦……”
黄梅同表哥们的感情本来不错，差不多同亲兄妹没有两样。不过为着她的脑筋里只装有救国思想，所以对于舅舅的心情不能够完全理解，也根本不肯理解。当正在街上走着时候，她一直在盘算着拿什么话鼓励表哥。
“我大表哥当了兵不知他是什么心情。”她对罗兰说，“咱们同他见面时，请你也对他说几句鼓励的话。青年男子，杀敌救国，理所应该，责无旁贷！”
罗兰对于黄梅的表哥一向只当做一个普通佃户的孩子看待，从没有引起过她的注意，自然不会关心到他的生活和前途。如今因为他要去为国家打仗了，她对他忽然间发生敬意，眼前浮现出一个结实而年轻的农民影子，带着恭谨而忠厚的笑貌。她把带在身边仅有的一块钱和几张角票交给黄梅，满心快活地小声说：“把这点零钱也交给材娃。”黄梅没有推辞，接到手里，看着她眼睛笑了。
这一群跑来慰劳的代表刚走到关闭壮丁的院子附近，就碰见从院子里抬出来一个用麻秆箔卷的死尸，翻过拆毁的城墙缺口向荒郊抬去，后边跟着两条吃惯死人的黄狗。抬死尸的两个兵时时大声地叱骂黄狗，瞪眼睛对它威吓，不许它跟在后边，但它们却执拗地不肯折回，停停，走走，嗅嗅，一直跟去。当死尸抬过身边时，罗兰赶忙用手绢捂着鼻子，躲到黄梅背后，想看又不敢看。冯永青向两个抬死尸的士兵问道：
“同志，抬的是什么人呀？”
“壮丁。”后边的那个兵说。
“什么病死的？”好几个同志一齐问。
“鬼晓得什么病，反正是死啦不得活！”
旁边一个小贩等死尸抬过城墙后，偷偷地对罗明说：“壮丁吃不饱，睡不好，怎么能不死？病啦也不给医治，每天总要死个把两个，死了也不给埋深一点，狗就吃上瘾了。”小贩一说毕就摇着头把嘴唇咂了两咂，表示他对这件事有无限愤慨。
“见鬼，这些壮丁都是本县人，为什么不通知死者的家属来领呀？”黄梅愤愤地说，眼前忽然现出来舅舅的那一副愁苦面影。
“嗨，这年头死一个庄稼人还不如大户人家死一条狗！”
大门外站立着几个满脚尘土的乡下女人，其中有一个白发银亮的老太婆，用一条老蓝布蒙在头上，一只小竹篮中放着两双草鞋和三根红薯。她们都在向站岗的要求同各自的亲人会面，都没有得到允许。看见罗明们一群人来到，她们不晓得他们是干什么的，赶忙惶惑地退到一边。罗明掏出来一张名片，把他们的来意告诉站岗的，站岗的跑到隔壁的院子里把排长请了出来。这时候扒城的男女们已经围拢上来，排长没有同罗明说话先向周围的群众大喝一声：“都走开！走开！”站岗的跟着用枪托向群众威吓着，大声地喝叫着：“走开！走开！”群众向后退了几丈远，于是排长同罗明谈起话来。起初排长坚决拒绝代表们进里边同壮丁见面，说这是上头的命令，代表们对这个拒绝感到意外，认为是毫无道理，争执得非常激烈。后来好说歹说，排长只允许罗明一人进去，还说这已经是他负起了天大责任，被上头知道会挨骂的。罗明问道：
“排长，如今是抗战时期，我们做抗日宣传和慰劳壮丁，是有利于抗战的正当活动，也是党国所允许的，任何人不能阻止。我们要进去送慰劳品，为壮丁唱歌，你不让我进去，不是阻止我的正当救国工作么？你的上级也不敢负这个责任，你怎能负责任？”
排长感到很难应付，说道：“确实上边有指示，我不敢自己做主。我们都是爱国的，我不敢不让你慰劳壮丁。可是上边有命令，我有难处。请你一个人先进去给壮丁说几句慰劳的话，别的都不用说。准不准随你来的同志们都进去，我派人去请示连长。这样好么？”
罗明已经考虑好，自己先进去，打开一个缺口再说。于是他又向排长问道：
“我一个人先进去，等你们连长的指示也可以，可是我们带来的慰劳品和现款如何处理？”
“东西由我分发，这是规矩，不然会发得乱七八糟的。”
“你能够负责把东西完全发给他们么？”罗明注视着排长的脸孔问，眼睛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排长冷笑一声说：“我当然能够负责，你不愿让我负责的话，你可以把东西带转回去！”
罗明说：“我们热诚地希望你能够负责把每一样东西，每一角钱，都散发到他们手里，要知道他们到前线就要为国家流血拼命！”
“我恐怕……”黄梅本打算说她恐怕这些慰劳品和现款不一定会完全分散到壮丁手里，因看见冯永青向她使个眼色，赶忙用鼻子哼一下，改成半讥讽的口气说：“这样就会使排长麻烦太多啦。”
“还有，排长，我打算代表各救亡团体除向全体壮丁表示慰问之外，还要对抗战的道理多讲几句话。”罗明又提出要求说。
“那不能，罗先生，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既然代表各救亡团体来慰劳，当然应该对他们宣传抗战的道理，这责任由我自己来负！”
排长因为代表们一个个的态度是那么强硬，早感到不好对付，同时也不知道这些救亡团体同官方都有些什么关系。他很为难地考虑了一下，又拿“院子太小，没法使全体集合”的话来推辞。罗明想着院子太小大概是实情，便说：“那没关系，请你集合一部分好啦。”排长转过身去向一个班长吩咐了几句，但声音非常低，罗明们只听清“解开”两字，心中明白是解开绳子。大家既然不能进去，就将慰劳品和现款清清楚楚地点交排长，要个收据。排长看见现款不少，决定不派人去请示连长，随即换一副和蔼面孔，很客气地让大家隔壁去坐。大家都没去，气呼呼地围绕着门口站着，观察着院子里边情况。刚才的那个班长一进去，院子四角和大门内就添了警戒岗哨，每个兵的步枪上闪亮着刺刀，随后从一个屋子里放出来一百多名壮丁，虽然捆绑的绳子解了，却好像赶猪群一样的被赶到院子中心，站成两排。五个兵托着枪监视在他们的左右前后，像对待俘虏一样，时时刻刻提防着这一群手无寸铁的庄稼人乘机暴动。当一切布置妥当，班长走出来向排长报告之后，排长请罗明一道进去。他的态度更加客气，简直可说十分恭敬。忽然想起来黄梅手中还有一双鞋和一点钱须要交给她的表哥，罗明回头向她问道：
“你手中的东西怎么办？让我替你带给他？”
“我当然要进去亲手交给他，”黄梅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好像并不会有人阻止她进去似的。“排长，请你让我同你们一道进去看一个亲戚，”她走向排长说，“他的名字叫王材。”
不仅排长，连罗明和所有的同志都对她的举动感到吃惊。但同志们除吃惊之外，又觉得她的勇敢和天真非常有趣，都注意着那个稍感狼狈的排长怎样对付，巴望着她的胜利。排长愣了一下，和气地对她说：
“同志，上头有命令，不准壮丁随便见客。你的东西交给我，我替你转交。”
“奇怪！罪犯坐监也允许接见亲属，何况我的表哥并不是罪犯，是出征军人！”
“这是上头的命令……”
“这命令根本不合理，我非要见王材不可！”
排长向罗明和全体同志望了望，摇头笑着，好像求别人快帮他说话似的。但同志们纷纷替黄梅说话，大家攻击这一道禁止壮丁接见亲人的混蛋命令。黄梅得到大家的支持越发的胆壮起来，一边向大门走一边说道：
“见鬼！我今天非要见王材不可，看我该能犯多大国法！”
站岗的用枪托向她挡了一下，她鼓起眼睛来大声说道：
“闪开！我一不是土匪，二不是日本鬼子，为什么用枪挡我？难道你自己不是从老百姓出身的？为什么对壮丁没有一点儿同情？……”
排长不等黄梅的一排子话说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道：“好，好，一道进去吧，不要再多说了！”
同志们因闷了满肚子气，一看见黄梅得到了完全胜利，都感到十分得意，一齐笑了，有的还称赞黄梅有办法。那些刚才被撵到一边的几个乡下女人看见黄梅已经得到了允许，也都赶快走过来向排长恳求。排长把脚猛一跺，大声喝道：
“都给我滚！滚！”
女人们打个冷战，畏缩地退后一步，仍然用悲痛和哀求交织的笑容望着排长。她们不死心，用怯怯的声音、含泪的声音，继续要求着，又不敢说得太多。排长向那个挨近身边的、白发银亮的老太婆盯了一眼，意思是要威胁她站远一点。但老太婆以为官长对她特别地发生怜悯，满是深深皱纹的脸颊上滚动着两行眼泪，全身颤巍地像风中残烛，张动着牙齿脱落的嘴巴想说话又一时说不出，连连地向排长拜着干枯的双手。排长恶声恶气地向她问道：
“你要干什么？想死么？”
老太婆没听清排长的话，但已经从他的神气上看出来他没有一丝怜悯，于是腿一软跪了下去，发音不清地哀告说：
“官长！官长！我三十二岁就守寡……”
“谁不让你再嫁人啦？这个老太婆！”排长不耐烦地向卫兵望一眼：“把她拉起来！”
“我五十岁上死了儿子，守着小孙子过日子，三门头只有这一棵独苗儿，正在打皮寒，给保长抓来……”
排长大声说：“你去告保长去，找我有什么用？”
“保长坏良心，官长。多少家弟兄几个他不抓，偏偏欺我家人单势弱，抓我这棵独苗儿！官长，你做好事在儿女身上……”
“我要看一眼我的孙子，求求你，官长！”忽然看见十九岁的孙儿像囚犯一样站在队中，老太婆赶快流着泪向排长哀求：“官长，我的孙儿站在那里，求你开恩，让我进去，让我进去同孙儿见一面我死也甘心！官长，你让我进去见一面，我来生变骡变马报答你……”
“好啦，好啦！”排长挥着手，“现在别说啦，等一会儿再讲！”
排长一转身，带着罗明和黄梅向里边走去。老太婆跟了半步，被卫兵用刺刀拦腰挡住。
“叫你等一等！”卫兵大声说。
“啊？啊？”老太婆的含着惊疑和询问的眼光从卫兵的脸上移转到旁的女人的脸上，“叫等一等？唵？唵？”
“官长说等一等就叫见了。”旁的女人们回答说，期望的火苗燃烧在她们心上。
好像怕有人劫狱似的，卫兵们把扒城的人们用枪托赶回到城墙上，把一群可怜的女人们赶到一边。
壮丁们所受的非人的虐待，不允许壮丁们同亲属见面，罗兰在过去只是听说，如今她亲眼看见了这种情形，实在不能忍受，咬紧嘴唇，两手攥成拳头，两腿轻轻打颤。人们正在为白发老婆婆抱很大同情却无能为力时，不料罗兰迅速向前走了两步，搀着老婆婆的左边胳膊，用坚决的口气说：
“走，跟我进去！”
卫兵将安着刺刀的步枪向她们的胸前一横，不许她们进去。老太婆猛一迟疑，打算给卫兵跪下恳求。但是她没有跪下，忽然罗兰向两个卫兵怒目一瞪，厉声说：“你敢用刺刀碰我？你敢！”说毕，搀着老太婆直往前走。
看管壮丁的是本县的地方部队。卫兵们虽然不认识罗兰，但是从她的大家闺秀的长相和高贵的神气，以及那非同一般的说话口吻，他们只好把横在她们面前的步枪收回，更不敢动手拉扯，无可奈何地让她们进去。
大门外的一大群男女老少看见她们二人进入大门，认为有了机会，一齐拥来。卫兵们又赶快将刺刀一横，大喝“滚开！”把人们震住了。一个卫兵怕受排长处分，抢在罗兰前边去向排长报告。排长没有让他说话，一摆下巴，命令回大门口去。
排长也看出来罗兰不是一般平民小户的姑娘，既然敢于搀着老太婆冲卫兵，已经进来，也就不必说别的话了。他向罗明说：
“罗先生，请你对壮丁讲几句话。”
罗明说：“我们的慰劳品还没有挑进来，各救亡团体来的代表也没进来，怎么进行慰劳？请你命令卫兵，放他们都赶快进来。”
“没有上边指示，我负不了这个责任。”
罗明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出了什么事儿我负责。我就是本城人，学界里都认识我，跑不了。”
“县后街路北罗宅。”
排长心中恍然明白，不再问别的话，立刻吩咐卫兵放各救亡团体的代表和慰劳品挑子进来。果然，跟罗明来的全体救亡青年和慰劳品挑子都进来了。
老太婆的孙子名叫郑铁锁。他是独子，所以生下来几天后奶奶替他起了这个名字，意思是将他的生命牢牢锁住，不要有三灾八难。他站在后排中间。奶奶一进来他就看见了，但是由于班、排长动不动打骂壮丁，打得很凶，所以他只用泪眼望着奶奶，不敢叫一声。奶奶一进来就哭着呼唤他的名字，整个壮丁队伍和进来的救亡青年都受到惊动。排长有点动怒，回头望着老太婆：
“不许哭叫！你叫的哪个？”
“官长，求你开开恩，开开恩！我要见我的孙子郑铁锁。那不，他站在那儿不敢出来，不敢说话。官长，我快七十了，死也要见他一面！官长开恩！”
排长无可奈何，大声叫：“郑铁锁，出来！”
一脸稚气的郑铁锁，流着眼泪，从壮丁队伍中走出来。奶奶一把抓住他胳膊，痛哭起来，边哭边说：
“我的好孙儿，我们郑家的独苗，自从你被抓走以来，奶奶天天哭，夜夜哭，今天终究见到你啦！你一岁死了爹，三岁死了娘，是奶奶含辛茹苦把你拉扯大。有一年，荒春上奶奶拉着你出外讨饭，讨来的残羹剩饭奶奶舍不得吃，先叫你吃。没想到你刚刚长到十八岁，半夜里把你抓来。多少人家弟兄好几个都不出壮丁，偏抓你这一棵无钱无势的独苗儿。我的老天爷，你睁睁眼，看看我奶孙的命多苦，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排长看见壮丁中已经有许多人噙着眼泪，有的人鼻子发酸。他回头来对正在哭叙家常的奶孙二人将脚一跺，眼一瞪，大声说：
“你们还啰嗦不完么？分明是故意来动摇军心！……你这个老太婆，有要紧话赶快说，三言两句，说完出去！”
郑铁锁见排长生气，害怕死了，哽咽着对奶奶说：“奶奶，别说啦，说也没用。你走吧，赶快走吧！”
老太婆也害怕孙儿会受到官长打骂，强忍悲哭，用干枯的手背擦去眼泪，从小竹篮里取出两双她亲手编的草鞋，又取出三根蒸红薯，递给孙子。铁锁将草鞋收下，不肯将红薯留下，哽咽说：
“奶奶，红薯你留下，回去路上吃。走山路你空着肚子没力气，还会晕倒！”
在排长的怒视下，没有时间让奶孙二人继续推让，只好奶奶留下一个，孙子留下两个小的。奶奶又从篮子底上取出一个纸包，递给孙子，说道：
“这里边包着五毛钱，你拿去，饿的时候买点东西吃。”
铁锁不肯要，说道：“奶奶，我不要钱，不要！你本来要积下鸡蛋换盐吃，你把鸡蛋卖成钱，就没有盐吃了！奶奶！……”
“罗先生，请你对壮丁讲话。”
罗明的心中很不平静，向走出的佃户青年轻轻地点头招呼，正要开始讲话，忽然他的妹妹来到身边，声音哽咽地说道：“二哥，把你身上的零钱给我！”罗明心中明白妹妹的意图，立刻将口袋中全部零用的钞票和镍币——共有两块多钱——掏出来交给妹妹，清了一下喉咙，准备开始讲话，但忍不住转头来瞟一眼妹妹在干什么。
罗兰迅速地走到奶孙二人身边，从铁锁手中夺过用纸包的五毛钱，还给奶奶，却将向罗明要来的钞票和镍币塞给铁锁，推着奶奶说：“你快走吧，你再不走要惹官长动气哩。”她的举动完全出奶孙二人的意外，没有拒绝她的帮助。老太婆颤声问道：
“小姐，你姓啥？我下一辈子变骡子变马也要报答你。你姓啥？”
“我姓中。快走吧，不然官长要骂你孙子哩。”
“啊啊，我走，我走。钟小姐，你是我们的恩人。你的名字呢？”
“我的名字叫国人。走吧，走吧。你的孙子要挨骂哩！”
奶孙挥泪相别的情形使罗兰也滚出了热泪。孙儿说：“奶奶，你不要挂心我，等着我打败了鬼子回来。”奶奶哭着说：“奶奶苦了一辈子，如今老了，今晚脱鞋，不知道明早还能穿不能。只要不遇大灾荒，奶奶为等着你回来也要活下去！”奶奶望着孙子走回队中才转身往大门走去，但仍然几次边哭边回头向壮丁队中望孙子。
黄梅和表哥王材站立的地方离排长约有一丈远，离罗兰较近。罗兰一边看着老太婆同孙子分手，一边也注意到黄梅将东西和零钱交给表哥，但王材只留下东西，不肯要钱，小声说：
“钱我不要，上边会搜走哩。”
“别怕，你只管留下。只要你们不开走，三天以后我还来；钱要给搜去，我给报纸投稿揭发。”她故意使这句话让排长听见，接着问道：“你还有什么话嘱咐家里么？”
王材迟疑片刻，看见排长用眼睛催他归队，他轻“唉”一声，下了决心，对表妹嘱咐：
“我三年前订的那门亲事，原说今年秋收以后过门，女家的嫁妆都准备啦。你告诉我爹妈说，赶快托媒人到女家去一趟，把这门亲事退了。”
“为什么？”
“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为啥要误人家大姑娘的青春？”
“上前线不一定就打死，你怎么这样悲观？”
“在火线上被打死我不在乎，”王材悄声说，“我怕到不了前线就给折磨死了。当壮丁，有病不给治，这几天已经死了几个，还有个发高烧，病得要死。梅呀，我嘱咐的话，你一定替我带到！”
罗明本想用几句煽动性的演讲鼓起来壮丁们的抗日热情，使他们摆脱那种留恋家乡和土地的暗淡心理。但他演讲了几句之后，把自己感动得几乎要落下眼泪，壮丁们并没有显得激动。他感到自己的话同眼前冷酷的现实距离太远，不能够打进听者的心中，他自己越发感到难过，简直要向那些虐待他们的人们和一切不合理的现实破口大骂。望着站在面前的被折磨坏了的人们，他觉得再讲多的话全是浪费，于是他放低了声音安慰着这些可怜的农民说，壮丁的待遇会慢慢改善的，政府一定会优待抗属的。他说打败日本后，农民的生活要大大地好起来，还说目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都要在战争中扫得净光。他不是欺骗他们，而是在说他自己所相信的希望。从抗战爆发的那天起他就像千万个渴望光明的天真青年一样，相信着这希望很快就会实现。壮丁们用心地听着他的话，从他的表情上知道他的心确实在向着穷百姓。二部分人对他的话开始半信半疑，有一些感动模样。
罗明的宣传讲话草草结束，接着全体进来的救亡青年为壮丁唱了两支救亡歌曲。本来大家还准备了许多节目，因为看见壮丁们没有心思听唱歌，罗明决定不让同志们继续唱下去，随即向大家说：
“同志们，我们进来的这些人，是代表全县各救亡团体，代表全县的青年学生，带一些慰劳品和现款来向你们慰问，向你们致敬！祝你们一路平安！祝你们多打胜仗！”
排长看场上寂静，不满意地向壮丁们说：“鼓掌呀！乡下人真蠢，怎么连鼓掌也不懂得？……鼓掌！”
壮丁中响起来稀疏掌声。
黄梅不放心那些慰劳品和现款能发到壮丁手里，等罗明的话一说完就赶忙提醒他说：“你应该把慰劳品跟现款的数目对大家报告清楚，罗先生。”
“啊啊，我临时忘了！”罗明恍然说，于是把慰劳品同现款的数目报告一遍。他心中称赞黄梅是个细心人，很感激她的帮助。
听见罗明报告慰劳品和现款的详细数目，排长很不高兴地冷笑一笑。随后他命令全体向罗先生说声“谢谢”。
今天慰劳壮丁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大家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壮丁的临时驻地。
在回去的路上，黄梅一边走一边向同志们议论壮丁们的生活情形，因为激动，两个脸颊涨得通红。罗明心思沉重地闭口不语，对于同志们的询问也只简单回答一句两句。他的脑海里一直在盘绕着一个问题：“那些东西和现款能够分到壮丁的手里么？”等到黄梅的话断了线头时，冯永青插嘴说：
黄梅叫道：“一定提不高！一定提不高！青姐，我敢打赌！”
同志们纷纷叫着：“这现象非废除不可！非废除不可！”“我们一定要把这不合理的现象提出来请当局注意！”
罗兰本来早就悲痛得不能忍受，到这时候把低垂的眼睛蓦地抬起来，想向她的二哥说什么，但喉咙壅塞得说不出来。“这大概是普遍现象，”她心中喃喃说。回头向关闭壮丁的地方望一望，她看见那一大群妇女、老人和孩子又围在大门外向卫兵哀求。罗明对妹妹今天的表现很满意，但是回头来看见她闷闷不乐，小声问道：
“兰，你对今天来慰劳壮丁的事有什么想法？”
罗兰脱口而出地回答说：“一群火热的心，满眼冷酷的现实。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