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方中允教授
第二天早晨，战教团果然来了。
他们一共有二十几个人，年纪都只在二十左右，穿着草鞋，带着健康的风尘颜色。领队的是他们的团长方中允和副团长余新之。方中允有四十多岁，高瘦个子，白净面皮，戴着近视眼镜，操着带有绍兴土音的官话。他是一位有名的学者，自幼就钻研着中国的古书本子像蠹鱼一样，立志要追踪乾嘉学者的后尘。十几年来他一直在平津各大学过教授生活，被青年们看做是国学大师。“九一八”以后，他从书斋中猛然惊醒，思想开始转变，开始和一些救亡青年们发生关系。随后他接触并且认识了新的哲学思想和拯救中国的道理，从乾嘉学派传给他的纯学术的牛角尖里解放出来，变成了一个拥护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随着国难的日趋严重，他更加勇敢地正视现实，主张抗日救亡，和北平的进步学生和教授的关系日益密切。由于有共产党嫌疑，他曾经被国民党当局“请”去过三次，甚至有一次硬是被“请”到南京，软禁起来。由于他的学术地位，当局顾虑着社会影响，对他不采取公开逮捕。经学术界多人营救，三次都获释放。抗战爆发前一年，北平的某大学在当局的压力下将他解聘，他来到多风多沙的黄河南岸，在河南大学中暂过着沉默的教书生活。虽然他所讲授的课程与现实毫无关系，但他的一举一动，依然被那些爱关心别人思想的人们注意着，监视着，煞有介事地猜测着，使他连呼吸都感到十分窒息。学生们对他极其崇拜。那些读死书的学生们崇拜他学问渊博，而关心现实的学生们在暗中更亲密地围绕着他。抗战一爆发，任何有害民族解放的反动力量都暂时在爱国的**下动摇，乱了阵脚，于是方中允毫无留恋地放下古书，放下考证，在地下党的要求下，在知识界从事救亡运动的领导活动，而他也热情地、坚决地献身给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
半年来他领导着战教团沿平汉线各处工作，到处播撒着新鲜种子，到处受着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为要把自己的薪水（他在大学中的教授位置并未取消）拿来贴补战教团的经费，他早把太太和孩子送到一位做地方法院院长的哥哥那里，如今只有这个团体才是他的家，能给他无限的快活与安慰。时常为了政治上的阻挠，他不得不回到省城或往武汉去托人疏通，解除误会。最近河南大学迁到了鸡公山，他因事到鸡公山上住了半个月，昨天晚上赶到离这里二十里的小镇上找到团体，今早同大家起五更一道前来。每次他离开团体期间，团员们想念他正像想念着慈爱的妈妈。虽然余新之也是把全副精神献给团体，但团员们对他远不像对方中允那么敬爱，时常积起来一些小矛盾、小问题，等方中允来时解决。
前几天余新之匆匆地来了一趟，仅仅在城里耽搁半天，拜访了县长、驻军师长和师政治部的几位负责人，下午就转往潢川。在潢川他拜访了一位坚持抗战的桂系高级将领，将战教团的成立经过和工作情形报告给这位将军。这位将军很耐心地听他报告，询问了许多问题，对他们的努力十分同情，说了些慰勉的话，还捐出来两千块钱。他是那么永不疲倦，一方面在外边奔走活动，一方面处理团体内部的烦琐工作，致使他的两只眼睛经常是红茫茫的，脸上罩着一层因睡眠不足和疲劳过度而起的灰暗神色，有时露一点反常的微红。如今他穿着一双廉价的新布鞋，提着一根磨得短秃的土产手杖，跟方中允走在队伍后边。他们的背后是几副行李挑子。因为昨天走了几十里山路，又一直陪同志们忙到半夜，当大家睡了以后，方中允还在向他询问着近来的工作和团员们的生活与学习问题，所以如今他脸上的疲劳神色越发显得重，而眼睛也越发显得红。
在城门外和欢迎的青年遇在一起，稍耽搁几分钟，然后重整队形，战教团走在前边，一路歌唱着走进城门。沿街民众都以惊奇和喜悦的目光注视着他们，有许多小孩子在他们走过后拍手欢呼，跟随着他们唱歌。方中允和余新之都极其兴奋，心像青年们一样燃烧着青春的热情。他们都不会唱，却不自觉频频地开合着嘴唇，从喉管里发出来低微模糊的断续声音，分明他们的心灵在这激昂的歌声中同青年们的融化到一起了。余新之的脸色开朗了。在歌声停歇时，他望着方中允，嘴唇蠕动了一会儿，喃喃地小声说：“方先生，你瞧瞧，虽然我们碰了许多钉子……”他看见方中允的眼睛只顾在街两边的民众、店铺、各救亡团体贴在墙上的欢迎标语上溜来溜去，并没有注意他的话，他也就不再说了。
整整的一个上午，本地的救亡青年、尚未参加救亡工作的知识青年、怀有抗日救亡热情和民主思想的教育界人士，穿梭似的来同学会拜访这个有名的救亡团体和他的领导人。一般知识分子对于方中允教授极其崇拜，谁都希望看一看他的风采，听一听他的谈话。青年人把各种各样的纪念册送到他的面前，要求他题句话或签个名字，等他题过后再要求余新之题。但方中允还要跟余新之去拜访县长、师长、师政治部和县党部，因此有许多人跑来较晚，就没有看到他，颇为怅然。人们对战教团的团员们也怀有很大敬意，喜欢和他们接近，向他们问长问短。尤其抗敌工作讲习班的先生和学生们自从参加了在城门口的欢迎之后，感情激动得简直不能够安心上课。“我们也组织个团体到各处工作！到前线工作！”他们在教室中纷纷嚷叫着，有的还要求罗明和张克非介绍他们参加战教团。由于大家对战教团的同志们的工作和生活非常羡慕，遂将平常所谈的客观环境的种种阻力、困难忘得一干二净，仿佛这世界已经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
午后两点钟，各救亡团体在同学会院子里的草地上为战教团开欢迎会，师政治部的魏科长也带领了一部分同志参加。这个会由陶春冰担任主席。一直开了三个钟头，到吃晚饭的时候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宣布散会。在这个小城市中，从来没有一个欢迎会像这样热烈，像这样给每个参加者以莫大的鼓舞力量。当方中允演讲时候，虽然他的话使当地同志听起来有点费力，但没有一个人不是在聚精会神地望着他，听着他，会场里忽而肃静得像夜的森林中风丝毫无，忽而响起来如雷掌声。从他的演讲里人们更亲切地接触到他的灵魂，感觉到他的灵魂极其天真、诚恳，而且在发光和燃烧。换句话，人们从他的演讲里清楚地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化战士，认识了一个为青年爱戴的进步学者的整个人格。他报告了他自己怎样由老学究变成“新青年”，一步比一步坚决地走上了今天所走的光明大道，每句话都叫人感到极其实在、朴素，贯穿着一个极其简单的中心观念，即做人必须毫无畏惧地为真理服务。方中允演讲过后，战教团的同志们站起来唱了两支歌，主席请余新之讲话。
“各位同志，”余新之开始说，“我想大家一定很想知道战教团的产生经过和它半年来的工作情形，现在我就来一个简单的报告。”
他的报告不但不简单，反而过于详细，费去了一个半钟头以上。首先，他报告“八一三”以后从北平、上海、东京回来了一批文化朋友，集中在省城，和原在省城工作的一批朋友联合起来。先办了个救亡刊物，跟着办了个游击训练班。游击训练班的主持人是姬非武和方中允两位教授，而余新之他自己也在班里面担负了一部分责任。游击训练班参加的分子都是省城里大中学生，可惜只办了一期不能再继续下去。游击训练班就是战教团的前身，不过大部分同学分散到全省各地，参加了别的救亡团体，也有一部分过黄河到战地去真正打游击，现在留在战教团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讲到这里，他又把那位众人皆知的学者，本省文化界的领袖人物，现在担任着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姬非武教授作一个补充介绍，然后才又继续报告下去。介绍姬非武教授在余新之的讲话中是一个不十分必要的枝节，但是通过这个枝节可以反映他同姬教授的师生关系。他像爱谈掌故的历史教员一样，有许多地方他的报告显得啰嗦和重复。不过因为他报告出了许许多多宝贵的工作经验，描绘出团员们的充满着学习热情、爱国热情以及民主精神的生活琐事，所以大家听起来都感到津津有味，还时常引起来一阵哄笑。
当天晚上，县长请方中允和余新之吃饭，并请了许多陪客，其中有地方上的重要绅士，教育界同人和师政治部的一位科长。县长肥头肥脑，四十多岁，头顶半秃，如果不是他穿着公务员制服，他的神气倒很像一个发财的小城市商人。他对方中允极其客气和恭维，处处表示他对后者的学问、道德、事业，都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在酒席上，大家的话题忽而由军事转到政治，忽而又由政治转到军事，忽而又转到青年问题。因为有几位绅士谈兴很高，使这个宴会十分热闹。县长频频地向客人敬酒，并且当他敬酒时一再声明上头有命令实行“新生活”，禁止烟酒，今天是欢宴佳宾，所以要大家痛饮一番。旁边一位绅士端起杯子时再三推辞着不肯多喝，说是他近来喝酒太多，正患眼疾，为证明自己的话，他取下眼镜，让县长和方中允看一看他的红眼睛。方中允一面和县长、绅士们应酬，一面听着另外两张桌上的高谈阔论，心中涌起一种不能忍耐的厌恶之感。在左边的一张桌上，绅士们正以非常乐观的论调谈论着台儿庄胜利，认为敌人经这次失败，绝不敢再向徐州进攻，一定要同我们中国讲和。于是就有一位穿草绿军服的年轻绅士说：
“抗战本来很简单，只要有好的武器，好的指挥官，就能够把敌人打败。但目前还有个政治问题。现在许多人煽动青年……”
一位胖胖的绅士怕他的话被方中允和余新之听见会引起误会，赶快一面对他使眼色，一面截断他：
“政治固然也重要，不过毕竟是缓不济急。如果等政治动员工作完成，我看，起码也得五十年。”
“可是我们的战争至多再打一年，”穿草绿军服的绅士说，“不说我们再连打几个胜仗，只要我们能在津浦路支持一年，使敌人没有进展，敌人自己就非崩溃不可。”
“那当然，”另一位绅士说，“日本是一个小国，经济上绝不允许它长期作战。其实要是抵制日货能做得彻底，不用打仗它就会崩溃了。”
“况且《曹刿论战》所讲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话，我看日本对中国进攻起初就是‘一鼓作气’，现在到了‘衰’的阶段，再过半年就要‘竭’了。”
“对对。我看台儿庄之战就是一个转机，就是一个转机。我们住在大别山下，离战场远隔千里以上，尽可以放心好啦。来，来，我们共同干一满杯！”
“共同干杯！”大家都举起杯子叫道。
在方中允右手的桌子上，首席是余新之，陪客中大部分是教育界同人和新派绅士，他们正谈论目前的教育问题，有人赞成实行“抗战教育”，即加强求知与救亡两种教育目的之间的密切联系。有人认为学生只应该埋头读书，培养成将来的建国人才，至于抗战救国，应由政府负责。于是满桌子议论纷然。在起初，后一派显然是占了优势，随后余新之加入辩论，后一派才让了步，不再坚持。但并不是后一派每个人都对他的话诚心接受，而是有些人心里边大不以为然，表面上不好意思同他驳辩。那位教育局长就用十分客气的口气向他说道：
“我对于余先生的这番高论佩服之至！佩服之至！可是呢，”他感慨地摇摇脑袋，“不管什么教育方案，我看今天的中等学校全得停办，我们大家都必须改行才行。”
“为什么要改行？”抗战教育派有一位问道。
教育局长冷冷地一笑，回答说：“学生们都不安心读书，大批逃走，学校不停办有什么办法？”他举杯向余新之敬酒：“请，请。”放下酒杯回头来对发问的同行接着说：“咱县里两个中学：男中从今春开学到现在逃走了三分之一，女中逃走了一半。一天前还有一批女学生结伴逃走，小学教员中也时常有人走掉。照这样下去，再过半年，还办的什么学校？”
“其实，据我看，”有一位主张要学生埋头读书的绅士说，“逃出去的学生十个有九个都是假借救亡名义，并不是真心救国。那些在家中订过婚的就趁这个机会逃婚，没订过婚的更可以到外边大胆地自由恋爱。我作了粗略估计，逃走的女学生多半是不满意父兄们为她们包办订婚。”
“这也不见得，”教育局长说，脸上浮着讽刺的微笑，“青年人总是富于革命性的……”
方中允没有听完，动委会秘书程西昌站起来向他敬酒，并且拱拱手说：
“县长命令我打个通关，先从方先生起，三拳两胜，输的喝一满杯。请！请！”
方中允推辞不过，但又不愿猜拳，只好站起来喝一满杯。等他喝毕这一杯酒，程西昌就同坐在他右边的政治部科长大声地吆喝起来。县长对猜拳很感兴趣，就望着余新之的桌子叫道：
“喂喂，你们不要尽喝哑巴酒，也猜几拳热闹热闹呀！”
因为下午同县长见面时候，他对于战教团的工作表示极愿帮忙，所以方中允对于县长的印象还相当满意。当宴会之后，县长率领着一群陪客把他和余新之送出县政府大门时候，他特别重重地握了县长的手，表示衷心的感谢之情，并再一次诚恳地要求说：“请在工作上多多指导。”县长连连鞠着躬，很恭敬地回答说：
“我对于救亡是外行，今后要多向方先生请教。”
虽然疲惫不堪，又带了三分酒意，方中允教授回到战教团后仍不肯倒下睡觉。看见团员们分成几组围着小煤油灯读书和研究问题，他的精神马上又振奋起来，脸上闪着快慰的笑容，一直向团员们走去。团员们听见他轻快的脚步声和手杖声，纷纷抬起头来，欢快地叫道：“方先生，你回来啦！”他站在他们中间，向每一双注视他的眼睛轻轻点头，报以微笑，同时从鼻孔里发出来嗯嗯声音。因为他是那么快活，简直不知用什么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余新之跟在他的背后，像一个学生对待他所敬爱的老师似的，说道：
“方先生，让我来照顾他们学习，你该休息啦！”
“我不累，我不累。”
方中允教授一面回答着余新之，一面从一位女团员面前拿起书来看了看。看见是一本翻译的哲学名著，他向面前的女孩子表示赞许地点点头，随即问道：
“你们刚才在讨论什么问题？”
“我们讨论得可热烈啦，方先生！我们讨论，日本鬼子已经打入内地，北平、天津沦陷之后，上海沦陷了，太原沦陷了，南京沦陷了，济南沦陷了……为什么救亡工作仍处处受到阻碍？”
有的团员问：“方先生，有人说台儿庄胜利之后，日本鬼子在军事上会停顿下来，重点工作将转到向蒋介石政治诱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秘密活动将更加紧。你说，蒋介石会投降么？”
另一个团员问：“有人说，台儿庄大捷是抗战军事上的一大转机，从此日寇将不敢冒险前进，中国将转入反攻。你说，这样的判断有道理么？”
有一位名叫高瞻的团员问道：“方先生，我也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从出现伪满洲国，到出现殷汝耕的伪冀东自治政府，到近来在平、津和华北各地出现的各种大小维持会都是日本人搜罗的社会上的封建残渣余孽？为什么国民党内部阻碍抗战的力量也是反对民主进步的顽固力量？这是不是证明反帝必须反封建？中国人民反封建的任务到何时才能完成？”
有人马上接着说：“对，方先生，高瞻提出的问题请你讲讲。我们小组刚才讨论了这个问题，正在讨论你回来了。”
另有人要求说：“请方先生先讲台儿庄大捷以后的战争形势！”
方中允对团员们争抢着向他提出问题十分愉快，一天的疲累一扫而光。他在他们的中间坐下去，又点头示意余新之坐下去，然后说道：
“台儿庄大捷值得庆祝，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这次胜利并不能改变中日整个战局，不能阻止日军向中国的继续进攻，也不能改变日军的整个战略。有些人盲目乐观，我今晚在县政府酒宴上也听到了这种论调，实际上对抗战没有好处。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中国人必须树立坚持长期抗战和抗战到底的思想，反对妥协投降，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昨天从武汉带回来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对于当前的抗日战争形势，以及未来的发展变化，分析得十分精辟，你们大家看一看好了。”
“什么人写的论文？”几个人同时问。
“是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
“啊！”
团员们吃了一惊，纷纷要求将这篇文章拿出来让大家一读。余新之笑着说：
“文章写得确实精辟，可以解决许多糊涂观点。我今天马不停蹄地忙了一天，今夜一定看，明天上午就给你们大家传阅。”
“方先生，你在武汉，对日本通过陶德曼向蒋介石诱降的事，有什么新的消息？”
“没有什么新的消息。以目前全国民气看，陶德曼的幕后活动不会成功。”
高瞻要求说：“我刚才提的问题，请方先生替我们讲讲！”
方中允笑着点点头：“你们讨论的问题很有意思。中国从近代开始，就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中国是一个大国，任何侵略者都只能分头蚕食中国，而不能占领中国，这就需要在中国寻找代理人。辛亥革命前，最能为帝国主义效力的是腐败的满清政府，民国成立以后是封建军阀，如今肯替日本帝国主义效力的人也主要是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当然问题不是这样简单，国民党的上层要人中也会有亲日派。五四运动时提出来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口号，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如今还是这两大任务。五四运动还提出科学与民主两个口号，至今依然十分必要。提倡科学是医治中国的文化落后，提倡民主是要医治政治上的半封建性，而提倡民主与科学这两大历史任务又关系密切。你们学了近代和现代史，就会明白，目前我们所进行的抗日战争，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不仅包括当前的抗日斗争，也包括未来能不能建设一个合乎广大人民需要的现代国家。”
团员们对方中允的回答纷纷点头，还互相交换着会心的微笑。随即有一个团员兴奋地问道：
“方先生，你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会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这一群青年的思想本来很活跃，而这个问题又是大家平时最关心的，所以登时所有的眼光都集中注射在方中允的脸上。他从这些期待的眼神中读出了一句同声的要求：“请你替我们讲讲吧！”他没有马上回答。如今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从事救亡活动，情况很复杂，有些敏感的问题应该回避讨论。然而他毕竟是一位教惯了书的学者，不回答学生觉得不好。他又拿眼睛向大家望了一遍，像故意逗着大家玩儿似的询问道：
“要不要我帮你们弄清楚？”
好几个人回答说：“要！”那些不说话的都用点头和眼神表示他们的希望也正是如此。余新之想着这问题还是不讨论为好，赶快向大家笑着说道：
“喂喂，方先生不同咱们年轻人，还是让他快去休息吧。你们提的这个问题，以后……”
他的意思是说以后有时间，再请方先生替同志们解释这两个问题。但他的话还没说完，同志间就有人截断他说：
“好，好，方先生要是累的话，就明天再讲吧。”
方中允教授出乎余新之的意料，摇着头声明自己毫不疲乏。真的，每次不管方中允怎样的奔波辛苦，只要一回到生气勃勃的青年群中，立刻就感到精力充沛，变得年轻了。他开始详细地给大家讲解中国社会应如何发展，将来在抗日战争的废墟上应该建成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尽管他回避了一些名词，但是他的意思大家还是清楚的。他一面讲一面注意着每个人的面部表情。他了解每个团员正像慈母了解她身边的孩子们一样，从团员们的面部表情，下颏的动静和眼睛的神色，他会看出来他们对他的话是否了解和了解的程度。但同时他也晓得团员们的兴趣并不一致，喜欢文学的不一定喜欢哲学或社会科学；他还知道因大家对他非常敬爱的缘故，无论他讲什么大家都爱听，都相信，这样往往会使他们在接受时失去了主动性。因此，他虽是讲解问题，也仍然采取了一部分讨论方式，随时请他们自己说出看法，互相讨论，一直把问题初步弄清楚之后，他还是不放心地嘱咐大家多参考几本书继续研究，在研究时应该注意活生生的现实问题。一个女团员闪着一双明媚的眼睛，非常天真地向他问道：
“方先生，我想将来在哲学上多努点力，你说可以么？”
“好，好，”方中允教授点着头说，“可是不要做一个学究。哲学不仅是要人怎样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而尤其要人们怎样去改造世界。”
好几个声音答道：“要人怎样去改造世界！”
方中允教授望了望余新之一眼，又转回头去向那些热情的眼睛笑着点头。看见余新之也在向他笑着，想说话没有说出来，方中允猜到又是那一句：“你瞧瞧，方先生！”他又转向余新之，点点头，心里边叹息说：“‘后生’真是‘可畏’啊！”就在这当儿，他想到自己的少年时代所过的生活，所接触的人物，所阅读的书本，所思考的问题，完全是另一方面的，不禁对眼前的这群孩子起一种羡慕之情，同时也惋惜自己过去有许多年的宝贵时间和精力都浪费于无用之地。当他在少年和青年时代，他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是“否定之否定”，“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等等，压根儿没想到过人类的前途，更莫说参加改造世界的神圣工作。那时，他所关心的是宋学和汉学的争执问题，是今古文的谁是谁非，一直到北伐前后，他还相信胡适的话，认为考证出一个字和发现一颗星星有同样价值。五四运动时他二十几岁，醉心于史学和考据学，偶尔也搞一点中国思想史，他除对儒家的经典比较熟悉外，对《老子》和《庄子》都认真钻研过，很感兴趣。由于老师梁任公的推荐，他读过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开始注意墨子学派。那时他偶尔读一读《论衡》，感到王充有些见解很新鲜。直到北伐以后，他才接触到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逐步成为新哲学的信徒。如今抗战一开始，新哲学的学习迅速在青年中普及了，这是他在青年时代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啊，新的时代产生了一代新人！”他又一次在心中叹息说，深深地感觉到时代的伟大和历史的飞速向前进。但他的叹息丝毫也没有伤感意味，仅是因为他心中有一种无法表达的强烈的感情罢了。
“方先生，”那个女孩子又跟着问道，“你既然是研究老古董的，为什么对新哲学和社会科学也研究得这么好呀？”
“哪里，我也是才开始学习！”方中允又笑着说：“虽然接受新哲学有点晚，可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相传著《道德经》的李耳生下来就有白胡子，那是靠不住的。不过我在青年时代是一个老头子，到壮年才开始青年生活，这是真的。要不是‘九一八’的炮声，我一头钻进故纸堆中，大概一生也不会有青年期吧。”
大家都笑了。余新之坐在他的对面，慢慢向口袋中摸索纸烟，向同志们说道：
“我们的方先生虽然四十多岁，可是比二十岁左右的人更要年轻。他跟别的青年人不同的只有一点，你们晓得是哪一点？”
“哪一点？”几个青年抢着问。
“他一心拼命地搞革命工作。”余新之把纸烟放进嘴角又接着说，“到处散播革命种子，但没有闹过恋爱，别人除工作以外还要闹恋爱。青年人闹恋爱不要紧，但不要影响工作和学习。”
大家又哄笑了。笑过之后，方中允整了整近视眼镜，给大家说了一个小笑话，是关于他开始思想转变时期的教书的一个笑话。他说：“九一八”以后他在北大教书，开的有门课程叫做“古历术”，是一种相当高深的东西。有一天他正在讲台上讲得津津有味，忽然有一位学生站起来问道：“先生，我们研究这门学问对现实有什么用途？”他眨着眼皮想了想，很坦白地回答说他自己也不晓得有什么用途，因为学校当局知道他写过这方面的学术论文，请他讲这门没有用处的课程，他就讲了……这小故事又把同志们逗笑了。他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两只手抱着膝头说：
“不要笑，有许多大学教授明明拿没有用的东西骗饭吃，还要说一套‘为学术而学术’的理论替自己辩护哩。”他笑着停一停，补充说，“当然，抗战胜利以后，再过若干年，我国的学术文化有很大发展，在今天看来是冷门学问到那时都有用处，只是今天首先需要的学问最好同现实的关系多一些，直接一些。”
一个坐在角落里的男同志问道：“方先生，你将来还回大学教书么？”
所有的男女同志都忍住了欢喜的余笑，重新把眼光集中在方中允教授的脸上，倾听着他的回答。
“什么时候抗战不结束，”方中允回答说，“我什么时候不回到大学教书。抗战后如果我必须回学校教书的话，我也不打算再拿没有用的东西骗学生。”
“假若战争延长下去，比如说延长两年或三年吧，方先生，你也一直不回到学校？”
“当然不回。从现在情况看，你们估计两年三年太短啦。明天你们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明白什么叫持久战了。不管怎么，只要抗战不胜利结束，我就不重回学校。最近我去鸡公山，辞去教授位置，就是决心同你们在一道做救亡工作；将来如果需要，我还要同你们一道上山打游击。”
“真的么？真的么？”好几个同志一齐叫着，因为不胜惊喜而不自觉地把声音提得很高。
余新之插嘴说：“当然是真的。我本来决定今晚要对各位同志报告这好消息的……”
“我本来早该辞职，”方中允不等余新之的话说完就抢着说，“起初因为姬先生和几位朋友都认为保留着大学教授的名义好做工作上的掩护，对于团体的活动有不少帮助，所以都不让我辞。半月前学校一天三个电报催我回学校教书，我到山上见了姬先生，才知道学校催我回去是由于某方授意，要我和团体脱离关系，然后就容易无所顾忌地打击团体。他们看见我们的团体到处受青年欢迎，工作成绩好，他们害怕，才想出这个阴谋！”
屋子里的空气登时严肃起来，没有人发出一点声音。停了片刻，方中允又接着说道：
“现在同学们在山上都没心读书，教授们也没心教书，事实上等于集体逃难。将来敌人再进一步，学校再逃一步，一直逃到四川的峨眉山为止。民族已到了生死关头，还尽有人把大批人才抛掷在无用之地，让他们生锈发霉！”
“姬先生怎么说呢？”一个同志问道，因胸腔窒塞而发的声音很低。
“他赞成我辞去教授名义，因为事实必须如此。他自己是本省人，社会关系复杂，现在又担任了文学院长，留在学校中所产生的作用比较大，所以他还是留在山上。”
“这更好，”一位同志说，“方先生永远同我们一起了！”
“好，好，永远一起了！”另一位同志高声附和着。
“永远一起了！永远一起了！……”
同志们纷纷欢呼起来。一阵热烈的掌声跟着爆发了。
夜里睡了个香甜大觉，到太阳照到窗子上，方中允才被院中的一阵雄壮的救亡歌声惊醒。虽然还很困倦，但他伸一个懒腰就忽地坐起来了。
同志们每天太阳刚刚闪边儿就吹哨起床，匆匆漱洗后跟着早操，早操后跟着有一个钟头的自修时间。现在，自修的时间已经完毕，有的在继续看书，有的在写壁报、画漫画、刻木刻，有的在院中唱歌、玩耍，还有的在帮助余新之忙于事务。一看见方中允端着洗脸盆走去舀水，那些在院中唱歌和玩耍的同志们纷纷地向他叫道：“方先生，你起来啦！”“方先生，你为啥不多睡一会儿呀？”“让我替你打洗脸水，方先生！”方中允教授应接不暇地向大家笑着点头，不晓得应该回答哪个。为不让别人替他打水，他加快脚步从他们中间走过，一面走一面喃喃地说：“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他把水端回屋里，洗过脸之后就把两件脏衬衣泡进盆子，搓洗起来，而同时也开始考虑着工作问题。一个女同志从院里看见他在屋里洗衣服，赶忙跑到门口，手抓着门框叫道：
“方先生，你别洗，让我替你洗！”
“我自己来，自己来。我近来时常自己洗衣服。”方中允教授拒绝了她，又向她夸耀说，“你看，这一只袖子已经快洗净了。”
但那个女同志跳进屋来，站在盆子边执拗地说：“不行，你洗不净，还是让我替你洗吧！”
“我学习学习，学习学习。我这一刻没有什么事，洗衣服也可以使胳膊活动。”
女同志又要求一次，见方中允执意不让她帮忙，就站在他面前望了一阵子，提供意见说：
“你应该把肥皂通通打上，放一会儿，然后一搓就净。哎哎，对了……我替你换盆水吧？”
肥皂还没有打完，师政治部的魏科长打发人送封信来，问他什么时候有工夫到政治部作一次演讲，并说明这是政治部主任和全体同志的共同要求。方中允立刻草草地写了回信，答应明天早饭后一准前去。刚放下笔，陶春冰和郭心清走来看他，谈了几句闲话，跟着就听见同志们在院中准备早餐，并有人在呼唤他了。方中允一面回答着屋外的呼唤，一面向墙上挂的布包中摸索自己的筷子和搪瓷饭碗，又邀陶春冰和郭心清一道吃粥。他们因为在门口的小饭铺中包有伙，已经吃过早点，所以只跟着方中允教授一道儿走到院里，参观战教团大伙儿的简单早餐。
院中地上放着两木桶的大米粥，一筐馒头，几碗咸菜。大家都蹲在地下，围着菜碗，狼吞虎咽地迅速吃着。方中允和余新之同大家挤在一起，吃得同样迅速，有时故意和同志们争抢半块馒头或一块咸菜，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这一群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好像从来没有过忧愁似的，特别爱笑，爱唱。他们在吃饭时也笑，在各自洗刷碗筷时笑得更多，不笑就唱，连方中允教授的脸上也一直是堆满了愉快的笑。陶春冰对方中允教授的吃饭和自己洗碗深为感动，他走到他面前打算问他对这种生活是否能过惯，但话没有说出口，他自己感到惭愧了。
余新之洗毕碗筷走到陶春冰和郭心清的跟前，问道：
“你们同方先生说了没有？”
他们回答说：“还没有。”
余新之转过去告诉方中允：“吃过早饭开个会，谈一谈工作问题。地点在妇女会，因那边清静一点。”方中允点点头，问：
“几个人？”
陶春冰回答说：“我们这方面除我同心清两个外，还有张克非和冯永青。冯就在妇女会工作。”
“咱们战教团都是谁参加？”方中允又望着余新之问，随即眼光又移向一位正吃饭的同志身上，意思说：“他也参加吗？”
“老冯也参加，”余新之点头说，“其实你同老冯参加，我就可以不必参加了。”
冯子兴是一名团员。从前他在北平作学生运动，如今在战教团中是一个核心人物，团员们对于他的信赖并不在余新之以下。
“你们俩不管谁参加都可以，最好是都参加。”
方中允说毕后向陶春冰和郭心清点点头，把碗筷送回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