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转眼到巴黎已经一年了。在这三百六十多天的日日夜夜里，林海毅、应美妮一家，基本适应了法国的生活。在柬埔寨时，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只是有雨季和旱季之分；在法国却可以经历春、夏、秋、冬四季，既第一次见到了洋洋洒洒从天而降的白雪，也领略了夏日艳阳下的热烈和温暖。应美妮私下里多次与林海毅聊起，说法国的天气是最好的了，夏天不是很热，冬天又不会很冷，只要有一份工做，能吃饱肚子，应该是最宜居的地方了。林海毅认同妻子的生活感受，庆幸今后可以在法国安度和平而宁静的晚年了。孩子们在法兰西的土地上学习、成长，接受良好的系统教育，将来也可能就在这里长期工作和生活下去了，不用再像他们父母当年那样，为了活命，为了逃生，过着颠簸流离的动**日子了。

日子虽然暂时安定下来了，但今后的生活道路还很长，离安居乐业的奋斗目标还需要流很多的汗水，付出很多的辛劳。也可以说，在法国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感谢姐姐、姐夫在他们刚走出难民临时安置营时，接纳了他们一家五口。一共两居室的单元，一下子住上七口的大家庭，实在是有点太拥挤了。吃饭和睡觉倒是没有多大问题，反正是一家人，吃饭不分彼此，先吃后吃各人随便；睡觉也是一样，铺起睡垫就睡，收起睡垫各干各的。大家都习惯了，房子里进进出出总是有人，反倒多了一份家庭的热闹气氛。日常生活中唯一感到不便的是上厕所的问题。因为室内只有一个便盆，而且还是和洗漱间连在一起的。如果有人在上厕所，其他人就不好洗脸和洗澡了，只能耐心的等着。大人还好办，不是拉肚子急的话，最多忍一下，等上厕所的人出来后再进去。小孩子往往就不好办了，他或她一想起要上厕所，就不能等，常常将厕所门敲得“咚咚”响，搞得大人尬尴无奈，搞得小孩子们争吵斗嘴。

林海毅和应美妮私下商量了多次，认为一年下来，现在生活基本上算是安定了，每个月也有了固定的收入，租个两居室的房子还是能负担得起的，应该到了自己的小家搬出去住的时候了。

一天晚上，全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时，应美妮一边用汤匙往林海珍的饭碗里加了一匙洋葱牛肉，开口说：“珍姐、姐夫，这一年来我们住在这里，给你们增添了不少麻烦，但也让我们大小五口初到人生地不熟的巴黎，仍然享受到了家的温暖。这个恩情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一年下来，我们也算基本上熟悉了巴黎的环境，也有了相对固定的收入。我与海毅商量了一下，想在你们家的附近找一间也是两居室的房子，我们可以搬出去住。这样，没有了小孩子的吵闹，平时你们也可以清静一些。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经常走动的。如果有时候你忙，我可以随时过来帮你料理家务。”她说着，向海珍姐做了一个鬼脸。林海珍听后，沉默了几秒钟，面向李朝阳问道：“你说呢？你有什么意见？”

李朝阳憨厚地笑了笑，回答说：“说老实话，海毅他们搬出去住也是迟早的事。现在海毅、美妮他们有条件了，搬出去住也是好的。起码以后早晨起来大家也不用争上厕所了。”说完，他先自笑了起来。朝阳的最后一句话，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同声哈哈大笑。每天早晨起床后上厕所像打仗一样，排队轮流上，这种状况大家都是有深刻体会的。

一大家子人一边吃饭，一边议论着具体找房子、搬家的事宜。

在李朝阳的帮助下，林海毅他们跑了几家房地产公司，很快就选定了离李朝阳、林海珍家不远的一间公寓房，两个单元，房租也合适。在挑选租房之前，他们就商量决定了，房子一定要租地面一层的，主要是考虑到房子租下后，首先要买一架缝纫机，这样，应美妮平时在家可以从制衣厂里接些活回来做，多做多收入。在家里缝制衣衫有个好处是，在时间上可以自由安排，只要你有体力，你可以一早起来就干，你也可以一直干到深夜。珍姐和姐夫他们租的房子是在二楼，就有诸多不便，最主要的是，为了赶货，也是为了多挣钱，海珍姐常常要缝衣衫到深更半夜。夜深人静时，缝衣机“哒哒”的机器转动声，常常惹得隔壁邻居过来敲门抗议；为了减少缝纫机发出的噪音和振动，李朝阳特别在缝纫机下面垫了一层厚厚的棉垫子。这个办法虽然可以减少对地板的震动，但是也不能完全消除缝纫机转动发出来的响声。楼下的住户更有几次叫了警察来干涉，警告他们在晚上九点半后不能再使用缝纫机，否则会到法院起诉他们。有时接的活多，为了赶货，海珍姐不知不觉就超过了九点半，结果警察前后来到他们家两次，发出严厉警告，差一点把缝纫机也搬走。

租住地面一层的房子，下面是地下室，没有住户，即使在夜里，缝纫机转动发出来的噪音，相对来说影响面就会少一点，晚上工作晚一些也没有人来干涉。与房介公司谈妥了条件，交了两个月的押金，在姐夫李朝阳的帮助下，林海毅当天就搬了家。说是搬家，也只是将原来从柬埔寨带过来的几个帆布箱子一扛，外加来到法国后给三个孩子新添的一些衣衫，捆成一包一提，全部家当就搬好了。

接着又去买了一张饭桌，四张椅子，一张大床和一张叠床外加一张小床，再添了一些厨房必需的用品，这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新家就算安顿好了。劳累了一天，送走了姐夫、珍姐，安排三个孩子睡下后，海毅和美妮却还没有一点睡意。夫妻俩肩靠着肩，手握着手，就这样在床头相拥着，久久没有说话。过了好一阵子，美妮轻轻地转过头来对着海毅注视了一会，问道：“你在想什么呢？”这时，海毅好像回过神来，伸过头来在美妮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回答说：“我什么都没有想，脑袋里好像一片空白。”美妮伸手在海毅的额头探了探，觉得没有热度，一切正常。于是，美妮调笑地对海毅说：“你没有在做梦吧？今天对我们一家来说，应该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到法国已一年了，现在总算有了我们自己的家，你难道不高兴？”

此时的海毅，好像真的是从梦中醒来一样，晃了晃脑袋，伸手一把将美妮紧紧地揽在怀里，说：“到巴黎都已一年了，说老实话，不知为什么，有时我常常会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一样，明明是在巴黎，一忽儿又像回到柬埔寨那荒芜的乡间、阴森的丛林……就是行走在巴黎的大街上，有时内心不由自主地会问自己，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说完，海毅的眼眶溢满了晶莹的泪水。美妮完全能够理解自己丈夫此时的心情，战乱中逃难留下的心理创伤，不是半年、一年就能完全痊愈的，它需要在和平的环境里慢慢地去疗养，假以时日，恢复正常的心理状态。现在既然来到了法国，在这个安定、和平的国家里，就应该将过去的统统忘掉，振作起来，去面对新的生活。她对海毅说：“我想与你商量些事。现在你在雷诺汽车厂工作，我从姐夫那里领来衣衫在家里加工，都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每个月除了必须的开销，还会有一点积蓄。问题是，过去我们与姐夫、姐姐住在一起，孩子们早上上学我去送，下午放学都是麻烦姐夫帮忙去接的，因为他的时间比较机动，下午孩子们放学的这段时间，他刚好有空。下午孩子们放学不用我去接，我就可以省出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可以多缝几件衣衫。现在我们自己出来住了，下午孩子们放学的时候你还没有回家，就必须得我去接了。这样的话，每天我就要少缝好几件衣衫。一个月下来，就会减少不少收入。这个事看如何解决好？”海毅听了美妮的话，马上答道：“我也考虑到这个问题，现在我在雷诺厂工作，虽然说工作比较稳定，但是每天一早就要赶着上班，下班回到家已是天黑了。每天要有两三个小时花在路上，不要说家里的事什么也帮不上，连与孩子们见面的时间也少得可怜，长久下去也确是个问题。”说到这里，海毅停顿了一下，用手擦了擦双眼，接着说：“前些天我也与姐夫谈起过这方面的问题。在雷诺厂工作，工作是比较稳定，活儿干习惯了，也不觉得累，但是每个月的收入也就这么多。这一点姐夫比较清楚，他也在雷诺厂做过，二、三年也不会涨工资的。现在他出来到犹太人的制衣厂接活儿，再分送到各户华人家里，等他们缝好后再收回来交还给犹太人老板的制衣厂，在时间上可以机动，另外收入上也比在雷诺厂做工时多得多。所以，这些天我也想了很多，我想放弃雷诺厂的这份工，出来跟着姐夫一起干。这样，时间上可以灵活、机动，收入也会增加一些。我与姐夫商谈过这件事，姐夫也同意我的想法，他说了，像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白手起家的人，趁着身体还健壮，看准机会就要动，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现在犹太人的制衣厂需求量很大，短时期内不会有什么问题。加上这几年，从东南亚和中国大陆过来的华侨华人妇女很多，她们都愿意做缝衣这份工，这样，中间承包人的工作还是大有作为的。”

夜已深了。海毅与美妮他们还在津津有味地讨论着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打算和憧憬。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过些天与珍姐和姐夫再好好商量一次，选择合适的时机，海毅辞去雷诺厂的工作，回来跟着姐夫涉足制衣业这一行，说不定能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夫妻俩对未来有了一致的奋斗目标，心情也畅快了许多。时间已不早了，夫妻俩相拥着躺了下来，睡梦中脸上还留着笑意。

这些天，林海毅照常按时在雷诺汽车厂上班。他心里虽然作好了辞工的准备，但是他在工作时却没有丝毫的懈怠，每天都是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在雷诺厂工作期间，他与工友们关系搞得都不错，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有时见到个别黑哥们懒散，没有干完他该干的活，海毅也不去与他计较，不声不响地帮着干完拉倒。他的这些举动，往往赢得黑哥们冲着他伸出赞美的手指。

这么长时间在厂里工作下来，林海毅也没有交下什么值得深交的朋友，唯一让他认为值得深交的朋友也只有陈永华一人。陈永华与海毅不是在一个车间工作，但是上下班时会经常碰面，有时会约定时间一起去咖啡馆喝杯咖啡，或喝杯啤酒，聊聊各自的家常和近日的见闻；有时因时间关系不能坐咖啡馆，只好一路走一路聊，到了该分手的时候说声再见，各奔东西。陈永华个子高大，身板壮实、挺拔，也可能是学过中国功夫的缘故，双手手臂肌肉特别发达，与人握手时他可能觉得只是轻轻的一握，但是往往会令对方感到手掌生疼。陈永华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在厂里有华人兄弟受到小黑或小阿这些小混混欺负时，只要陈永华闻讯跑过去往那里一站，这些小混混就缩头无声地悄悄遛了。

林海毅在决定正式向雷诺汽车厂辞工前，想请陈永华吃餐饭，好好聊聊。将来不在一个工厂做工，见面的机会就会少了，能保持经常性的联系，是维系朋友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条件。一天下午快要下班了，林海毅给陈永华打了一个电话，约好下班时，大家在工厂的大门口见面，不见不散。

下班后，林海毅匆匆换下工作服赶往工厂大门口时，只见陈永华已站在那里与过往的工友们打着招呼。两人见面都十分高兴，一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相互挽着肩向公共汽车站走去。路上，林海毅对陈永华说了他想辞去雷诺厂的工作，准备跟着姐夫一起干制衣行业。陈永华听后，表情有点吃惊，问道：“现在从各种渠道来到法国的难民越来越多，要找雷诺厂的一份工作也越来越难了，你我都好不容易有了这份比较安定的工作。你现在却要辞去它，你知道制衣行业就那么好做吗？”林海毅听后，沉思了一刻，答道：“我与我老婆已商量过多次了，目前看来，雷诺厂的这份工作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它的收入也是固定有限的，维持一家人的最底生活水平是没有问题，但是要想有更大的发展，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事。人们都说了，‘工字不出头’，岁月不饶人，转眼就要往五十奔了，不抓紧时机求变，就可能一直在雷诺厂做到退休了。”“哪你肯定去干制衣这一行就能保证会发财吗？”陈永华瞄了林海毅一眼，问道。林海毅听了陈永华的问题，笑了笑说：“保证？谁能打这保票？不过看现在巴黎的制衣市场，犹太人的制衣工厂寻求制衣加工的量非常大，这个势头这一、两年内听说还会看涨。而不断到来的华人妇女中又有着庞大的劳动力，这些人因各种原因，不方便到工厂里去上班打工，她们都是自己在家里置办一台缝纫机，接活在家里缝制好后交回工厂。这中间需要一个中间人来衔接两头。我姐夫这段时间做下来，生意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也想去试一试，我不希望一辈子打工，为家庭、为孩子们也要去闯一闯。”

陈永华听了林海毅的一番话，沉默了一阵子，像是对林海毅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人这一辈子将来如何，谁也不能保证，勇敢者可能不断会闯出新路来，而胆怯者只能在原地踏步。你有这个胆量和勇气，不安于现状，像个有志向的男子汉！我应该支持你。”林海毅听了陈永华的这句话，很是高兴，有朋友为自己打气，不觉身上又有了一股新的力量和勇气，他兴奋地对陈永华说：“谢谢你的鼓励，我一定会成功的。看看哪一天你有空，我请你吃一顿法国大餐吧，咱兄弟俩好好喝个痛快！”说完，林海毅逼着陈永华马上定下吃饭的时间来。

陈永华想了想，对林海毅说：“最近我家里的事情比较多，下班后必须要回去料理。还是等些时候吧，或者等你把新工作安排好，挣到更多钱后，咱们再好好吃一顿也不迟，到那时底气更足，会更爽！”林海毅一听，马上反驳说：“哪里的话，即使没有挣到大钱，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好朋友一场，我难道请不起你一顿饭？”陈永华连忙说：“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最近我确实比较忙，家里一大堆事情要处理。还是等些时间再说吧。”林海毅听后，有点急了，冲着陈永华大声地问：“我俩是不是好朋友、好兄弟？哪有吃一餐饭的时间也安排不出来？你家里有什么事需要办的尽管说，我能帮忙的一定会全力帮忙的，请你一定不要客气。”此时的陈永华，似乎有难言之隐，欲说不能，只是说：“咱俩是好朋友、好兄弟没错，但有些事情就是好朋友、好兄弟也不一定能帮得上忙的。这些事只能靠我自己去解决。好多事现在也不好说，等以后有机会时我再告诉你吧。”

林海毅见陈永华的态度坚决，也不好再坚持下去了。他只是希望今后虽然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了，仍然要保持正常性的联系，因为在异国他乡找个能谈得来的好朋友也不容易。陈永华完全同意林海毅的说法，他说：“今后不管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一定要继续保持联系。等到你变换工作安定之后，而我自己家里要办的事也办妥后，咱哥俩再聚在一起好好地喝几杯，那样会更痛快，更开心！”

自那天雷诺厂下班的路上分手后，林海毅与陈永华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各人忙着各人的事。不过他们也常常在电话里保持联系、互通各自的消息。林海毅很快办妥了雷诺汽车厂的离职手续，按照原先的计划，跟着姐夫李朝阳做起了制衣厂的中间承包人的活计。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巴黎的制衣行业基本上是控制在犹太裔商人的手里，他们开有大小不一的制衣厂，招收一部分缝纫工在工厂里工作；另外，也将一部分活计外包出去，规定好缝制质量要求、每件缝制价格和交回的时间要求，由承包人将由厂里裁剪好的未成品领去，按规定的时间内将缝制好的成品交回厂里。交回的成品要过检验关，合格的发放加工费，不合格的还要退回重新返工。不少刚来到法国的东南亚华侨华人，大多数语言上不过关，加上也没有其他谋生的专门技术和特长，相对来说，缝制衣衫这一行比较容易上手，稍为学一学，领会一些要点，就能动手干起来。说到底，这是一个苦力活，多干多得，拼的是时间。所以初来乍到的华侨华人男女，不少人干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这种活计。女的从早到晚坐在缝纫机旁手脚不停；男的跑进跑出，肩背手提，取货送货也是忙个不停，干的是力气活。

做制衣厂的中间承包人，需要起码的两个条件：第一，必须要有自备的一辆小货车；第二，必须要有强壮的体魄，能干得动体力活。每天要从工厂里将裁剪好的各种布料扛上小货车，再将这些布料分发到各家各户；在指定的时间内，又要将各家各户缝制好的衣衫收回来，再交回到工厂里。

林海毅和应美妮将一年多来积存下来的钱，拿出了大部分，花了一万五千多法郎，买了一部旧的二手小货车；再在李朝阳的领引下去见了犹太裔制衣厂的老板，谈好了条件，签好了合同，就开始学着做起中间承包人的营生。一开始，李朝阳将他原有客户中的一部分让给林海毅，让他自己送货上门。在这个过程中，林海毅也慢慢地发展了一些自己的新客户，不到五个月，林海毅的客户就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有不少人是通过原先的客户介绍，自己找上门来要求林海毅送货的。承包业发展得那么快，是林海毅自己原先没有预料得到的。

安排三个孩子睡下，夜深人静时，夫妻俩才有时间坐下来细细算了算帐，结果这几个月的收入比林海毅在雷诺汽车厂做工时，翻了差不多两倍，这让他们夫妻俩从心底里乐开了花。这几个月干下来，虽然每天的工作时间长，十分劳累。但是有这样的收获，都是值得的，也让他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如果按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他们计划再过三、四年，就可以有资本自己创业做老板了。

林海毅每天干的活确实很累。虽然在工作时间上可以由自己灵活安排，不像在雷诺汽车厂工作时那样死板，但每天总的工作时间却要比在雷诺厂多得多。做这份工作有一个好处是，每天不用像在雷诺厂工作时要起大早去赶班车，他可以根据工作量多少，安排好时间，早上去送孩子们上学、下午接孩子放学。不用像过去一样，每天都得要应美妮去接送孩子们上学、放学。这样一来，应美妮一天可以节省下差不多两个多钟头来专心缝制衣衫，增加收入。应美妮往往早上起床后，先为三个孩子准备好早餐，连睡衣都不用换就坐到缝纫机前开始工作，一直到要做中午饭时才起身动一动。午饭只有他们夫妻俩，吃得十分简单，十几分钟就解决问题。吃好饭，碗碟也不用收拾，放到洗碗盆里留到晚饭后一起洗。于是，应美妮又一头扎到缝纫机前忙碌开了。海毅有时嬉笑她：你这样过日子，一天从早到黑都只穿睡衣就行了，衣服也不用换，一年下来倒可以节省不少买衣衫的钱呢。

林海毅自从变换了工作后，相对来说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过去多了，也有时间与他们谈谈话了。与孩子们在一起时，海毅发现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就是三个孩子在一起聊天和戏玩时，开始是用中文讲的，但讲着讲着，就不断地冒出了法文词句，到了后来，就直接用法文对话了。林海毅、应美妮夫妇早就给三个孩子作过规定，平时在学校里学法文、讲法文没有问题，但是回到家里后，孩子们之间对话必须要讲中文，谁违反了这个规定，一次就要在每个月的零花钱中扣除两法郎。孩子们都还算听话，回到家里后，相互之间一般都是讲中文的。但是时间一长，他们在对话中就自觉不自觉地讲起了法文。父母亲听到后往往向他们指出不准讲法文，要讲中文。如果在家里也习惯讲法文的话，久而久之他们慢慢就不会讲中文了，这是父母最担心的事情。对于父母的批评，孩子们往往感到委屈。尤其是大龙，有一次他正兴高采烈地用法文与妹妹在讲学校里的趣事，被海毅一声喝打断，要他改用中文讲时，他就很不高兴地反驳说：“有些东西我不知道用中文怎么讲，你们也没有教过我啊，现在又不让讲法文，你们叫我怎么办？”大龙的一句话，真的让海毅一时噎住了不知如何往下说。后来，海毅、美妮夫妻俩在一起再谈起这件事时，都觉得有点烦恼。平时在家时虽然要求孩子们讲中文，也只限于日常生活用语，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也很少涉及，孩子们在学校课堂上学的，或在课本上了解到的，都无法变换成用中文准确地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只能用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以法文来表达和交流了。

类似林海毅、应美妮这样的华人家庭，孩子们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家长要求孩子们在家里尽量讲中文，而孩子们开始用中文讲，讲了一会儿，却很自然地又讲起了法文。出现这种情况，家长也不能一味地责怪孩子们，孩子们在法国学校里学习，读写和交流用的都是法文。在家里家长平日忙于生计，除了日常生活里一般的交谈讲中文外，无法系统地教他们如何讲中文和传授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这样，孩子们之间谈话、交流自然就用法文了。而这样久而久之，他们就不会讲中文了。面对这种苦恼，海毅和美妮多次商量的结果，决定每天晚饭后，由父亲林海毅将三个孩子集中起来，在饭桌上教他们一个小时的中文。说做就做，林海毅马上给在香港的朋友打电话，要他去中国大陆时，帮忙到书店买一套小学中文教材，要简体字的，立即邮寄过来。这位朋友也真够义气，不到半个月，就寄来了一套学汉语的教材。

有了汉语教材，林海毅还特地到超市买了三本每页纸上印有暗格子、适合写汉字的本子，分给三个孩子每人一本，作为学中文的专用练习本。万事具备后，一天傍晚，一家人吃好晚饭，美妮收拾好桌子后，海毅叫三个孩子都去洗干净手，要上厕所的先去上厕所，然后重新坐回到桌子旁，宣布家庭中文课正式开学。

林海毅叫三个孩子翻开课本的第一页，指着这一页的三行字说：“今天，我们就学这一页的三行字，第一行是：‘我是中国人’。第二行是：‘我要学习讲中文’。第三行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你们先要跟着我念，然后学习写字。”说完，林海毅就高声地念起：“我是中国人”。三个孩子也跟着念道：“我是中国人”。这样重复念了三遍，林海毅又指着第二行带着大家念；也是念了三遍后，又朗读第三行。这样先后反复地念了很多遍后，林海毅问：“怎么样，都记住了吗？”看来三个孩子学习的情绪还很高，一齐高声地答道：“记住了！”

林海毅听后很高兴，就指着课本上的第一行字，问大龙：“你读一下这行字。”大龙随即大声地读起来：“我是中国人！”接着，林海毅又叫舒婷读，舒婷也能准确地读了出来；舒云是最小的妹妹，还没有等到爸爸点名，她就尖着嗓音喊出：“我是中国人！”已经坐在缝纫机旁开始缝衣衫的美妮听后，脸上溢满了笑意，但是没有笑出声来，只是慈爱地用眼光扫了扫三个孩子仍带稚气的脸蛋。

等读到第三句“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时，三个孩子就念得不那么畅顺了，显得有点结巴。此时的林海毅并没有不耐烦，而是一遍又一遍地领着他们念，直到大家都念得顺口了才停下来，并向他们解释了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历史”。等孩子们似懂非懂地说听明白了后，林海毅就教他们按着课本上的三个句子，在练习本上学习写字，每个句子要抄写五遍。等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抄写句子时，林海毅才站起来松了一口气，走到美妮的身边，向她做了一个鬼脸，似乎在问“我教得不错吧？”此时，大龙最先喊起来：“爸爸，我写好了。”接着，舒婷和舒云也都叫起来说写好了。林海毅看了一眼墙上的钟，时间已经过去快一个小时了，他急忙又回到桌子旁边，拿起他们的练习本仔细地检查了一遍，觉得写得还都不错，就对三个孩子说：“今天第一天学中文，你们表现都很不错，学习都算认真。今天的第一课就先到这里，明天晚上叫妈妈多做一个好菜奖励奖励你们！”

就这样，每个星期安排两个晚上，林海毅推掉一般应酬，吃过晚饭后，就雷打不动地坚持教三个孩子学习中文一小时。二个月下来，还是很有收获的，中文教学课本的前十页上的中文字和句子，兄妹三人都能读下来，并能写出来。在讲解一些字的意思时，林海毅还根据句子里的字义，配合给他们讲一些相关的故事，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问这问那，你一句他一句，十分热闹。三个孩子比起来，姐妹俩比较认真，每次都能专心的坐下来读写，识的字也越来越多。做哥哥的大龙，到后来就坐不踏实了，一小时的学习时间，一忽儿要去小便，一忽儿又要喝水，常常让老爸发起火来时才能无奈地重新坐下来。

林海毅和应美妮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家里坚持教孩子们学习中文，讲中国话，还是颇有收获的。三个孩子虽然还达不到能看中文书的水平，但是用中文与人交流一般都没有问题。后来，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先后成立了多个自己的侨团，并相继开起了中文学习班，林海毅、应美妮夫妇又将他们送到侨团的中文学习班学习，才结束了家庭的中文学习班，林海毅一星期两个晚上由此也得到了解放。这三个孩子在法国年复一年的长大，虽然读的都是当地的法国学校，但是他们却能讲一口流利的带一点点法国口音的中国话。回到中国旅游和办事，与人对话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当年林海毅、应美妮的英明决定和所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后来，林海毅在巴黎生意慢慢发展、做大，打开了一片天地，他就更加热心华人侨团的建设，尤其是侨团中文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出钱、出力毫不吝啬。一段时间里还亲自担任了侨团中文学校校长的职务，就是因为他深切体会到华侨华人下一代虽然生活在异国他乡，但是一定不能让他们忘记自己的母语，这既是家长的责任，也是侨领们热心搞侨团事务的一个重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