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经略四夷：大国的虚荣（下）
中国人历来都有盛世情结，具体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大多数时候，中国人都过得太苦了，所以腰包稍稍鼓一点，就会赶紧闹点大的动静出来，生怕左邻右舍不知道咱发达了。
说白了，这就是暴发户心态在作祟。
杨广虽然是个如假包换的龙种，而且是个货真价实的富二代，但就冲着他追求“大国虚荣”的那个劲儿，我们就不难看出，在骨子里头，他其实还是缺乏贵族气质，终究只是个暴发户。
要看清杨广如何打肿脸充胖子地追求大国虚荣，下面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那是大业六年（公元601年）的春节，由于当时裴矩的外交政策已经取得丰硕成果，所以很多外国元首和酋长都齐集东都洛阳，要跟中国人一起度过这个普天同庆的传统佳节。杨广为了显示国家的强盛，就在元宵节这天举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庆祝活动。
活动在端门外大街举行，场地的周长足有五千步，主办方为广大老百姓和外国友人精心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节目，有歌舞、戏剧、杂技等等；演员阵容十分庞大，仅“丝竹乐队”就有一万八千人，声音足足传出数十里外，不用电视转播也能让郊区的农民兄弟们一饱耳福；演出现场灯火通明，亮如白昼，完全不亚于今天巨星演唱会的灯光效果；演出从傍晚开始，然后通宵达旦，一直持续到次日天明，所以压轴曲目想必也不会是《难忘今宵》，而是《难忘今朝》。不，据史书记载，人家这次盛会为期整整一个月，每天都演通宵，所以若一定要有压轴曲目的话，也应该是《难忘今月》。
这一个月下来，花的钱当然不会是小数目。据史书模糊形容，也称“所费巨万”。那些小国的元首和酋长们，在接受中国政府热情款待并享受这份文化大餐的同时，肯定会为中国的不差钱而咋舌不已。
这，就是杨广要的效果。
不就是一点小钱吗？算得了啥？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且人民勤劳质朴，政治觉悟还都很高，给他们加再多的税他们也没意见，所以国家根本不差钱！
历时一个月的演出活动结束后，很多外国友人都对中国的繁荣富庶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绝大多数外国元首和酋长，都带着这份美好的记忆恋恋不舍地回国了。但与此同时，却有更多的外国人像潮水一样涌进了洛阳。
他们都是商人。
听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差钱、而且最让外国人有宾至如归之感的国家，所以，他们都来了。
当然，他们不是来看文艺表演的，而是来经商挣钱的。
不知道他们的元首和酋长们有没有写信通知他们，说“人傻、钱多、速来”，总之，他们一到洛阳就直接给杨广打了报告，纷纷要求进入洛阳东市开店营业。
通过一场盛会就吸引了这么多外商来华投资，杨广很高兴，不但一律批准，而且还命令有关部门大力改善投资环境，把东市的店铺全部装修一新，并要求所有店铺的门脸和招牌必须整齐划一，让外商们好好见识一下中国政府招商引资的诚意和决心。
在最高领袖的亲切关怀下，外商们在洛阳东市的店铺纷纷开张了。一时间，市场里“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显示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而市场中大小店铺的装修装潢都很高档，就连摆摊设点的卖菜小贩屁股下面的坐垫，都是用价格不菲的龙须草编织的（时至今日，龙须草仍然是制造胶版纸、复印纸和钞票纸的优质原料）。
为了显示中国的不差钱和热情好客，杨广还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洛阳城内所有酒店的经营者，一看到从门口经过的外国人，必须热情邀请人家进来喝酒吃饭，而且分文不取，任由外宾们白吃白喝。
是的，你没有看错。杨广下的命令，就是不许任何酒店收外国人一分钱。
根据杨广的要求，如果外宾们酒足饭饱之后，对于不用买单的现象感到诧异的话，酒店老板就必须背诵一句有关部门设计的广告语，说：“中国不差钱，所以喝酒吃饭从来不用买单。”（《资治通鉴》卷一八一：“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每当听到这句话，外宾们总是一边打着饱嗝，一边惊叹不已。
西方流行一句谚语：“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可这话到了隋朝的东都明显就不好使了。如果第一个说这句话的外国人到过隋朝，或者略微了解一下中国历史，他肯定会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没有见识而深感羞愧。
不过，天天任外国人白吃白喝，在洛阳开酒店的那些人岂不亏死？
关于这一点，史书没有记载。据我估计，那些老板每个月肯定都能从政府有关部门得到补贴，或者说，这些酒店可能都是国营的。可不管是民营还是国营，政府每月肯定都要划拨一笔专项资金来堵这个“酒食例不取直”的窟窿，否则连会计都没法做账。
为了国家形象工程的建设，杨广可谓煞费苦心。除了所有酒店都让外国人白吃白喝外，杨广还专门指示有关部门，必须狠抓市容市貌的建设，务必做到不留任何死角，不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有关部门得到指示，立刻行动起来，把一座东都装点得犹如平安夜的纽约曼哈顿，又如同迎接奥运的北京城。如果你不信，那我就告诉你一个细节：在当时的东都洛阳，每棵树上都缠着五颜六色的绸缎彩带（缯帛缠树），相对于我们今天包装精品盒所用的彩纸，人家用来包装东都的彩带那可是高档多了。
任何外国人，只要在如此美轮美奂的城市逛上一圈，肯定都会为自己没有投胎到中国而遗憾不已。
不过，任何形象工程的建设，都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情况发生。有眼尖的外国友人，就在这座天堂般的城市里，看到了许多不太和谐的景致——衣不蔽体的穷人。
于是，心直口快的外国友人就问某外事官员：“你们说中国不差钱，可我却看见街上还有衣不蔽体的穷人。并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你们干嘛不把绸缎拿给那些穷人穿，而要缠在树上呢？”某官员的脸刷的红了，一个字也答不上来。
这位官员的心理素质还是不够。倘若今天，有外国友人向中国官员问及类似的问题，我想，我们的官员一定不会脸红，而且会给他一个十分圆满的答复。
其实，不管是古代的外国人还是今天的外国人，很多时候都是一根筋，他们压根不懂中国文化。关于他们的这种傻问题，我想引用我国晚清年间一位杰出政治女性的名言，来进行一个总答复：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想必大家都猜到了，说出这句名言的杰出女性就是慈禧。在中国，这种“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文化现象可谓源远流长。不管是杨广还是慈禧，似乎都喜欢干这种花钱买外国人欢心的事——弱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花钱买平安（这或许还情有可原），可是强的时候，我们又喜欢大把大把地花钱买面子（这就显得不可理喻了）。反正，中国的统治者就是习惯往外花钱，买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却永远不关我们这些升斗小民什么事。
虽然杨广喜欢打肿脸充胖子，裴矩也一意迎合他，但隋朝的综合国力在当时的亚洲的确是首屈一指的。这也就决定了，隋朝的外交战略不会是单纯的利益输出和“金钱外交”。必要的时候，杨广和裴矩也是会挥动大棒的。
比如吐谷浑，因位于隋朝与西域的必经之路上，战略地位至关重要，且一直不是很顺从，所以就挨了隋朝的一顿狠揍，并被一举吞并。
吐谷浑是鲜卑人的后裔，立国于青海，国主也称可汗，官制、服饰等与中国略同，风俗却与突厥相似。从北周年间到开皇初年，吐谷浑曾屡屡入寇。杨坚即位不久，便命上柱国元谐率步骑数万西征吐谷浑，大破之。开皇十一年，吐谷浑遣使入朝，奉表称藩。开皇末年，其国爆发内乱，国人杀死其可汗，立可汗之弟伏允。
伏允上位后，表面上依旧对隋朝称臣纳贡，但却时常派间谍刺探各种机密情报，显然已有不轨之心，令杨坚深感厌恶。大业三年末，铁勒寇边，杨广命大将冯孝慈击之；铁勒旋即遣使谢罪。杨广遂乘势命裴矩招抚之，并让其出兵攻击吐谷浑，以将功赎罪。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七月，铁勒悍然发兵，大破吐谷浑。伏允不知道铁勒是奉杨广之命来打他的，还一溜烟逃到隋朝边境，向杨广告急求援。杨广即命杨雄、宇文述等人率大军去“接应”。伏允一看隋军来势汹汹，心知不妙，赶紧掉头西逃。隋军在他后面拼命追击，连克曼头（今青海共和县西南）、赤水（今青海兴海县）二城，斩杀三千余人，俘获其王公大臣二百余人，并男女四千口。
伏允先是亡奔积石山（今青海东南阿尼玛卿山），躲了一阵子，收集了一些逃亡部众后，又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五月，率部进入覆袁川（今青海祁连县北黑河上游）。杨广闻报，即命内史元寿进兵金山（今青海湟中县北），兵部尚书段文振进兵雪山（今甘肃、青海交界处），太仆卿杨义臣进兵琵琶峡（今青海门源县西），将军张寿进兵泥岭（今青海刚察县北大通山），迅速对伏允完成四面合围。
伏允大惊失色，慌忙找了一个替身，让他穿上可汗的衣服，率部众往一个方向突围，然后趁隋军的吸引力转移之机，仅率数十名骑兵往相反的方向狂奔，终于侥幸逃出了包围圈。在他身后，那支被他抛弃的部队旋即被隋军全歼。
吐谷浑的一个名叫仙头的亲王，原本还想负隅顽抗，见伏允彻底失败，遂率部落男女十万余人，携各种牲畜三十万头，向隋朝投降。
同年六月，杨广正式宣布，将吐谷浑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的辖境并入隋朝版图，在其地设立了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且末（今新疆且末县）、西海（今青海海晏县）、河源（今青海兴海县）四郡，以及县、镇、戍所若干。
此后，伏允流亡党项，尝够了寄人篱下的滋味，一直到大业末年，隋朝国内大乱，才得以咸鱼翻身，正式复国。
征服吐谷浑后，隋朝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就是西突厥。
西突厥由阿波可汗建立。开皇中期，阿波被东突厥的叶护可汗（及沙钵略之弟处罗侯）生擒，其国人另立泥利可汗，泥利死后，儿子继位，是为处罗可汗。处罗的母亲向氏是中国人，泥利死后改嫁其弟婆实。开皇末年，向氏随婆实入朝，恰遇达头可汗与隋朝作战，道路断绝，从此滞留长安。
大业初年，处罗统御无方，国人多叛，且经常与铁勒交战，败多胜少。裴矩得知其内忧外患的处境后，遂建议杨广乘势招抚。大业四年，杨广派遣使臣游说处罗，以其母向氏为筹码，软硬兼施地劝其归附。处罗无奈，只好遣使朝贡，向杨广献上了珍贵的汗血马。
但是，处罗只是担心其母安危，并非真心归附。大业五年，杨广西巡，召处罗前往祁连山大斗拔谷觐见。西突厥的大臣们惟恐杨广有诈，纷纷反对，处罗便找了个借口推辞掉了。杨广勃然大怒，但一时也没什么办法。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西突厥的部落酋长射匮遣使入朝，向隋朝请婚。裴矩顿觉这是个离间西突厥的大好机会，遂对杨广说：“处罗不来朝见，只因其势力还比较强大。臣建议用计削弱他，分裂其国，如此便容易控制。射匮是达头可汗的孙子，其部落早在西突厥建立之前就已称雄西方，其后失势，才不得不依附处罗。如今遣使求婚，意在寻求外援。我若顺水推舟，许其可汗之位，必能令其与处罗自相残杀，西突厥自然一分为二，只能都听命于我朝。”裴矩的这个策略，正是当初长孙晟对付东突厥的拿手好戏。杨广当即采纳，遂召见射匮的使者，说处罗桀骜不驯，射匮一心向善，只要射匮能击败处罗，隋朝必将公主嫁给他，并立他为西突厥的可汗。
使者回国后，转达了杨广的许诺。射匮大喜，遂发兵进攻处罗。处罗一向对射匮毫无防备，故而大败，遂丢下妻子儿女，率数千骑兵逃亡高昌。高昌王担心得罪隋朝，连忙上奏。杨广遂命裴矩等人前往高昌，命处罗入朝。
处罗走投无路，只好乖乖地跟着裴矩到了长安。
见到杨广时，处罗惭悚难安，说：“臣总领西面诸蕃，因而不能早来朝拜，罪责极深，臣心里悚惧，非言语所能道尽。”杨广大笑，说：“过去，我朝与突厥交兵不止，大家都不得安宁。现在好了，四海清宁，与一家人无异，朕有心安养天下万民，就像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万物皆可生长，可要是有两三个太阳，万物岂能安宁？你过去事务繁多，朕可以理解，现在既然来了，朕心里十分欢喜，你也不必太过自责。”随后，杨广设宴款待了他。
然而，面对满桌的美酒佳肴和山珍海味，听着美女吹奏的丝竹管弦，处罗的脸色却始终怏怏。因为他知道，自己混到今天这一步，跟亡国的陈叔宝也没啥两样了。
第二年，杨广就把处罗的旧部一分为二：命其弟阙度率老弱残兵一万余人，居守会宁川（今甘肃靖远县）；命原西突厥的特勒（相当于公爵）大奈率其他部落，居守楼烦郡（今陕西静乐县）。至于处罗本人，则从此被留在了杨广身边。不管杨广巡游到哪里，他就只能跟到哪里，跟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没什么两样。
从大业元年到大业七年，隋朝不仅先后征服了林邑、契丹、吐谷浑、西突厥，而且交通西域，东征流求（今台湾岛），宣慰赤土（约在今马来半岛），将中国的赫赫声威远播八荒四夷。一时间，真腊（约今柬埔寨）、婆利（约在今马来半岛）、倭国（今日本群岛）等周边小国纷纷来朝，称臣纳贡，无不奉隋朝为宗主国。
经略四夷的同时，杨广还像一个疯狂的“驴友”一样，马不停蹄地到处巡视。
杨广向来最鄙视的，就是那些“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的帝王。所以，从登基的那一天开始，他便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目光去丈量帝国每一寸壮丽的山河，要零距离地去感受并触摸自己亲手缔造的煌煌大业，还要用帝国雄壮而盛大的军容，去震慑四夷、鹰扬国威……大业元年，杨广第一次下江都。
大业三年，杨广第一次北巡，经涿郡、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到达东突厥启民可汗的王庭（阴山山脉北）。
大业四年，杨广二次北巡，从洛阳前往五原郡（今内蒙古五原县），出塞巡视长城。
大业五年，杨广西巡，经扶风（今陕西凤翔县）、过星岭（今青海西宁市北）、出张掖，至燕支山（今甘肃永昌县西），命高昌等西域二十七国元首前来朝见。
大业六年，杨广二次下江都。
大业七年，杨广第三次北巡，前往涿郡。这一次，杨广就不再是单纯的旅游了。他要为他构划已久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做最后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