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盛世蓝图上的小小斑点

大业五年，隋朝天下共有190个郡、1255个县、8907546户、46019956人；疆域范围东西长9300里，南北宽14815里。

史称，“隋氏之盛，极于此矣。”（《资治通鉴》卷一八一）杨广即位不过数年，就获得了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帝王梦寐以求的一切——社会稳定、人口增长、民生富庶、国力强盛、四海升平、万邦来朝……一幅名为“大业”的盛世蓝图，就这么光芒四射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然而，在这幅几近完美的盛世蓝图上，杨广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斑点。

这个斑点就是高丽。

高丽为“高句丽”之简称，是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扶余人于西汉末期建立的一个政权，其疆域东西跨度三千一百里，南北跨度二千里，大抵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南部和朝鲜半岛的北部与中部。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高丽与后来的王氏高丽根本不是一回事，无论从历史渊源、疆域范围还是从民族构成来看，二者之间都毫无本质联系。古代高丽是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领土有三分之二在辽东、亦即今天中国的辽宁省东部，朝鲜半岛的地盘实为扩张所得。而王氏高丽则是在古代高丽灭亡200多年后创立的王朝，其创立者王建也根本没有高句丽族的血统。据王建在《十诫书》中自称：“朕赖三韩山川阴佑，以成大业。”可见王建是三韩人，与古代的高丽人毫无关系。

（所谓三韩人，是朝鲜半岛南部古代居民的总称，包括马韩、辰韩、弁韩三支，是后来朝鲜半岛居民的主要来源）。

大业年间，当周边国家普遍对隋朝称臣纳贡的时候，惟独桀骜不驯的高丽始终不愿臣服。这对于完美主义者杨广而言，当然是不可容忍的。因为高丽一天不臣服，他的“大业”就谈不上完美。

事实上，高丽对隋朝的挑衅由来已久。早在开皇十八年，高丽就曾入寇辽西，并“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同时暗中联络东突厥，企图共同对抗隋朝。高丽此举极大地激怒了杨坚君臣。于是，举国上下都发出了征服高丽的呼声——“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隋书·刘炫传》）开皇十八年六月，杨坚下诏废黜了高丽王高元的王位，派遣水陆大军三十万人征讨高丽。然而天不佑隋，大军出发不久便接连遭遇水患、瘟疫和海上风暴，故未及踏上高丽国境便减员十之八九，不得不黯然班师。这对杨坚和隋朝而言，无疑是个奇耻大辱。

尽管随后高元为了避免全面战争，被迫遣使谢罪，并上表自称“辽东贱恶如粪土的臣子高元”，但背地里却不甘为隋朝臣藩，一直在暗中拉拢已经归顺隋朝的东突厥。大业三年，杨广北巡至启民可汗王庭，碰巧高丽使者也在那里。启民不敢隐瞒，遂带着高丽使者一同晋见杨广。

随同出巡的裴矩趁机向杨广进言：“高丽本是商朝末代王孙箕子的封地，在两汉及晋朝年间，都曾经设为郡县，而今却不肯臣服，俨然另成一个国度。先帝意主征伐，由来已久，只因杨谅无能，出师不利。现在正逢陛下盛世，怎能轻易放弃，使衣冠文明之地沦落为化外蛮夷之邦？如今，他们的使节亲见启民举国汉化，臣以为可以利用他们的恐惧心理，迫使高元入朝称臣。”这番话正中杨广下怀。他随即命人向高丽使者宣诏：“朕因启民可汗诚心归顺帝国，故亲自驾临他的王庭。朕明年将前往涿郡，你回去告诉你们国王，让他前来觐见，不必心存疑虑。朕接待他的礼节，将和启民可汗一样。如果不来朝贡，朕将率领启民可汗，一同前往你们的国土巡视！”杨广最后这句话，显然已经是威胁恐吓了。

可是，对于大隋天子的威胁恐吓，高丽的反应却极为冷淡。

不，应该说是根本没有反应——杨广既没等到高元入朝觐见，也没有看到高丽王国尽到它应尽的臣藩礼节。

杨广愤怒了。他决定打一场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让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高元和他的弹丸小国付出血的代价！

于是，从大业四年起，杨广便开始积极整顿和扩张军备了。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向富人征收捐税，用以购买数量庞大的战马。由于国家在短时间内大量收购，致使每匹战马的价格高达十万钱。同时，他还命令有关部门检阅武库中的各种武器、装备和辎重，务求精良新颖，一旦发现粗制滥造，立刻将监造军械的官员斩首。此外，杨广在大业四年下令动工的洛阳至涿郡的“永济渠”，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东征高丽开辟一条快捷的运输补给线。

大业七年春，当国内所有大型工程相继竣工，疲惫不堪的臣民们刚刚想缓一口气的时候，杨广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讨伐高丽的诏书。

是年二月底，杨广下达总动员令，命全国军队不分路途远近，一律前往涿郡集结。随着杨广的一声令下，一道又一道十万火急的敕令，便从洛阳的显仁宫迅速飞向了帝国的四面八方。

三月，幽州总管元弘嗣奉命前往东莱（今山东莱州市）海口，督造三百艘战舰。由于军令严急，监工官吏拼命督促，全体工匠日夜站在水中劳作，片刻不敢休息，致使腰部以下都生出蛆虫，死亡人数达到十之三四。

四月，全国各地的精锐部队纷纷奉命北上，如江淮的水兵、弓箭兵，岭南的短矛突击兵等，皆络绎不绝地涌向涿郡。

五月，河南、淮南、江南各郡奉命制造辎重运输车五万辆，送往高阳郡（今河北定州市），用以装载军服、盔甲、帐幕；同时征调黄河南北的大量民夫随军北上，以供军需。

七月，再次征调长江和淮河以南的民夫和船只，将黎阳仓（今河南浚县境内）和洛口仓（今河南巩县东）的粮食运往涿郡，船队首尾相接一千多里。与此同时，满载着军队、武器和攻城器具的大小车辆也日夜不停地在各条道路上穿梭奔驰，途中基本上始终保持着数十万人，道路为之堵塞。时逢盛夏，大量士兵和民夫纷纷倒毙，致使尸体枕籍，恶臭满途，天下为之骚然……由杨广亲自驾驶的这辆帝国战车，就这样轰轰隆隆地冲上了战争轨道。

然而，战车刚刚启动，隋帝国的后院就起火了。

因为，老百姓的生存底线被突破了。

战争动员令一下，山东地区就成了主要的战备后勤基地。从大业六年开始，杨广就下令在山东设府，命当地百姓负责饲养战马，以供军用；同时，又征调大批民夫运送粮食前往泸河（今辽宁锦州市）、怀远（今辽宁辽中县）二镇。由于运输量大，路途遥远，致使大量车辆和牛马损毁死亡。

眼看一批又一批的车辆牛马都一去不返，官府只好再次征发六十多万名车夫，命他们两人一组，每组配一辆小型手推车，负责运送三石粮食前往辽东。

可官吏们都忽略了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这些车夫一路上要吃什么？

牛可以吃草，人却必须吃粮。而这六十多万早已倾家**产的农民，根本没有能力自带口粮，其结果是：每辆小推车上的三石军粮，恰好成了两个车夫一路上的口粮！

临近二镇的时候，手推车上的粮食也差不多被吃光了，这六十多万名车夫自知犯了死罪，只好一哄而散，各自逃命。可想而知，这些走投无路的破产农民最终的选择只能是揭竿而起。

由于频繁的徭役挤占了耕种时令，导致山东、河北等地的大量农田荒芜，各地爆发饥荒，粮食价格飙涨，一斗米卖到了数百钱。而各级贪官污吏却依然横征暴敛，不计一切后果地竭泽而渔。此外，再加上黄河泛滥、洪涝成灾，一时间天灾人祸纷至沓来，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被彻底逼到了死亡的边缘。

做良民已经没有活路了，做暴民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大业七年冬天，山东邹平人王薄率先拉起了反旗。他自称“知世郎”，然后精心创作了一首政治宣传歌曲《无向辽东浪死歌》，积极号召广大人民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生存权。歌中唱到：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这首通俗易懂、振奋人心的宣传歌曲一经问世，立即成为当年齐鲁大地最火爆的流行歌曲。四面八方的流民、饥民和难民，齐声高唱这首让人热血澎湃的歌曲，像潮水一样涌向了王薄据守的长白山（今山东邹平县南）。

王薄的势力逐渐壮大，其部众在齐郡（今山东济南市）、济北郡（今山东荏平县西南）一带纵横出没，攻击官军，劫掠府库，穿金戴银，吃香喝辣，原本饥寒交迫的日子忽然变得滋润无比。

看着这一切，山东各地的英雄豪杰不禁怦然心动。于是，大大小小的反叛势力就在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先是在平原郡（今山东陵县）崛起了一个“阿舅贼”。此人原名刘霸道，本是官宦子弟，家境殷实，而且生性豪爽，喜欢行侠仗义，家中食客常有数百，算是当地黑白两道都叫得响的人物。所以刘霸道一揭竿，四方变民立刻纷涌来附，部众一下子发展到十几万人。

随后，又有孙安祖聚众于高鸡泊（今故城县西），张金称聚众于河曲（约在今河北临西县一带），高士达自称聚众于清河（今河北清河县）……他们啸聚山林，神出鬼没，到处攻击城邑，劫掠资财，让地方政府大为头疼。虽然杨广亲自下令，由军队配合地方政府大力围剿，一旦捕获变民立即斩首，但仍然遏止不了反叛的势头。

在大业七年这些大大小小的起义群雄中，有一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后来却成了这批人中声望最著、势力最强的义军领袖。他雄据河北，自称“夏王”，直至唐王朝建立后仍然割据一方，是武德初年秦王李世民东征路上的主要对手之一。

这个人就是窦建德。

窦建德是漳南（今河北故城县）人，与孙安祖同乡，自小勇武过人，在乡里有侠义之名。隋政府招募东征士兵时，窦建德因骁勇之名被任命为二百人长，同乡的孙安祖也在征召入伍之列。可孙安祖因家中遭遇洪灾，妻子儿女皆饿死，因此对官府恨之入骨，坚决不肯应征。当地县令大怒，将其逮捕并施以鞭刑。孙安祖愤而刺杀县令，逃亡至窦建德家中。

窦建德将他藏匿起来，对他说：“当今皇上不恤民力，欲征高丽，天下必将大乱。大丈夫若不死，当建功立业，岂能成为东躲西藏的逃犯！”随后，窦建德便帮孙安祖召集了二百多个壮士，让他们到高鸡泊一带落草为寇。

尽管窦建德自己也知道隋朝已经失去人心，天下必将大乱，可他对自己在隋朝军队中的前程似乎还抱有幻想。所以，尽管他可以不遗余力地帮助孙安祖去反叛隋朝，可自己却仍然舍不得扔掉“二百人长”这块鸡肋。

最后，还是当地官府帮他下了这个决心。

本来窦建德窝藏孙安祖一事，当地官府已经有所察觉，加之张金称、高士达等盗匪凡有洗劫，皆自动避开窦建德家所在的那条街，当地官府据此认定，窦建德必然与盗匪暗中勾结，于是随后就将他的一家老小悉数逮捕，全部斩杀。

至此，万念俱灰的窦建德终于无奈地迈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步——脱下隋朝军装，带着手下的二百名士兵投奔了高士达。不久，孙安祖被张金称所杀，所属士卒全部归附窦建德，部众增至一万多人，声势日渐壮大。由于窦建德能够礼贤下士，与普通士卒同甘共苦，所以人们都愿意为他效命，越来越多的人投到了他的麾下。

就这样，这个准备到辽东战场去当炮灰的“二百人长”，摇身一变就成了远近闻名的“草头王”。窦建德绝对想象不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而更让他想象不到的是，短短几年后，他就将拥兵割地、称霸一方，并且与天下群雄一起逐鹿中原！

窦建德的成长史告诉我们：虽然时势可以造英雄，但是要想成为英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必须扔掉手中的那块鸡肋。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初一，隋帝国的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名远征军终于在涿郡完成了集结，同时就位的运输和后勤人员的数量是士兵的两倍。

正月初二，大军出征之前，准备御驾亲征的杨广特意举行了三场隆重而庄严的祭祀。首先在桑乾河畔祭告战神，继而在临朔宫祭告上帝，最后又在蓟城（涿郡郡治所在地，今北京市）北郊祭告马神。

同日，杨广亲自颁发远征军的建制令及所有将军的任命状：将一百一十余万名士兵分成左右各十二军，每军设大将、次将各一人；每军之中，骑兵分成四团，每团十队，每队一百人；步兵也分为四团，每团二十队，每队百人；其他的重装备和散兵也各分四团；所有步骑兵团每团各设偏将一人；此外，每军各设“受降特使”一人，直接听从皇帝命令，负责招降慰抚，不受各军大将节制。远征军中，各团的头盔铠甲、帽穗马缨、旗帜旌幡的颜色各不相同，而前进、后退、行军、扎营则都有统一的号令和规定。

正月初三，这支空前庞大的帝国远征军从蓟城北郊正式开拔。第一军出发后，每日派遣一军，两军相距四十里，依次出发，鱼贯前进，整整用了四十天，大军才出发完毕。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绵延达九百六十里。此外，杨广的十二禁军，以及朝廷的三台、五省、九寺的随驾官员也紧跟在大军后面出发，连绵亦达八十里……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资治通鉴》卷一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