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〇经略四夷：大国的虚荣（上）

从大业元年到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间，杨广除了在内政上完成一系列重大举措外，又把自信的目光投向了八荒四夷，以雷霆万钧之势展开了一连串对外扩张和强势外交。

早在隋文帝杨坚在位期间，便有许多朝臣纷纷传言，说南边的林邑王国（今越南中南部）盛产奇珍异宝，杨广当时就动了心思。即位后，他自然就把林邑列为第一个征服对象了。

大业元年正月，交州道行军总管刘方刚刚平定交州（今越南河内市东北）叛乱，杨广便命他乘胜南下，征服林邑。刘方旋即兵分两路，命大将宁长真率步骑一万，从越裳（今越南甘禄县）出发，自陆路进攻林邑，自己则亲率舰队，从比景（今越南筝河河口）入海，渡海包抄攻击。

林邑国王梵志闻报，立刻派军扼守各处险要。刘方率部登陆后，一路势如破竹，击溃了沿途的守军，并越过阇黎江（今地不详），兵锋直指林邑都城典冲（今越南茶荞城）。

梵志大为惊骇，慌忙出动自己的王牌军——大象部队。

在冷兵器时代，大象部队就相当于今天的装甲部队，其强大的杀伤力是普通的步骑兵无法比拟的。刘方的部队一遇上这个兵种，顿时吃了大亏。刘方想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了应对的战术。他命部下大量挖掘深坑，在坑上覆盖树枝杂草，然后主动向林邑军挑战。等到双方接战后，刘方就佯装败北，将大象部队诱入了遍地深坑的包围圈。

结果，那些庞然大物纷纷堕入坑中，四周埋伏的隋军遂一跃而出，纷纷放箭，将坑中的大象射杀。而那些侥幸没有堕坑的大象，则惊慌奔逃，反而冲乱了自己的军阵，踩死了很多士兵。刘方乘机挥师反攻，大败林邑军，俘虏了一万多人。

此后，刘方连战连捷，迅速向纵深挺进，通过八天的急行军，进抵林邑都城。梵志不敢恋战，弃城渡海而逃。当年四月，刘方进入典冲，缴获林邑宗庙里用黄金铸造的牌位十八个，并勒石记功，然后班师凯旋。

同年八月，隋朝刚刚征服林邑不久，东北边境传来战报，称契丹入寇营州（今辽宁朝阳市）。杨广大怒，即命正在东突厥启民可汗处巡视的文臣韦云起（时任通事谒者，从六品），就地征调突厥部队讨伐契丹。启民接到诏书，立刻调拨了二万精锐骑兵，交给韦云起指挥。

韦云起是个地地道道的文臣，这辈子根本没打过仗，可这次面对的却是穷凶极恶的契丹人，这仗他要怎么打？更糟糕的是，启民交给他的这两万突厥人马，表面上说是受他指挥，可心里压根就瞧不起他。因为突厥人自由散漫惯了，就算是个武将来带他们，也不见得能带得动，何况还是个从没上过战场的文人！

可是，这些桀骜不驯、重武轻文的突厥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大错特错了——以为只有武将才能带兵，而文人只能动动嘴皮子、摇摇笔杆子的想法，绝对是一种错误！

韦云起临危受命后，立刻把这两万突厥兵分成了二十个营，每个营一千人，兵分四路，同时进发。韦云起下令，各营之间相距一里，不准交错混乱，听到鼓声就前进，听到号角就停止，并特别强调，除非奉有军令，否则扎营之时，不准任何人在营中骑马奔驰。

颁布完号令，韦云起又命传令兵在各营中反复宣布了好几遍，直到三令五申之后，才击鼓出发。

对于这些号令，突厥人当然是当成了耳旁风，所以队伍第一天扎营，就有一个低级军官故意骑着马在营里纵横驰骋。韦云起二话不说，把人抓过来咔嚓一刀就砍了，并让传令兵把人头拿到各营示众。

全军上下顿时全部傻眼。

他们这才知道，这个叫韦云起的家伙不是吃素的。随后，所有突厥将领凡是参见韦云起时，皆跪地而行，浑身颤抖，连抬头看一眼都不敢。

韦云起的威信就此建立。二万精锐骑兵迅速进抵契丹辖境。由于契丹部落历来受突厥管辖，所以看到突厥大军突然来到，他们并不惊讶，更没有防备。韦云起命一个突厥将领去见契丹人，扬言要前往柳城（营州治所），跟高丽人进行贸易，所以要跟他们借个道。

契丹人当然满口答应。

为确保行动的隐秘性，韦云起对所有将士下令：胆敢泄露此次出征任务者，杀无赦！

现在，只要是韦云起的命令，绝对是没人敢违背了。随后，大军如入无人之境，推进到契丹大营的五十里外，然后迅速发起闪电攻击。契丹人猝不及防，稍作抵抗后便缴械投降。突厥军共俘获契丹男女四万余人、牲畜不计其数。韦云起下令，将其中的男人全部斩首，然后把一半妇女和一半牲畜赐给突厥人，将剩下的全部带回长安。

韦云起身为文臣，受命于危难之际，不但不辱使命，而且在没有动用隋朝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就轻而易举地平定了契丹，几乎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杨广大喜，马上召集文武百官，说：“韦云起用突厥军队平定契丹，堪称文武全才，朕今日亲自举荐他。”随即将韦云起擢升为侍御史（从五品）。

隋文帝一朝，在外交战略方面最有建树、功勋最大的人，非长孙晟莫属。然而，到了隋炀帝一朝，长孙晟的风头就被裴矩抢光了。

自从开皇十三年自告奋勇出使突厥起，裴矩开始在隋帝国的外交领域崭露头角。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时任吏部侍郎的裴矩又奉杨广之命，负责掌管西域诸国与隋朝的贸易。从此，裴矩便成了隋帝国外交舞台上最惹眼的人物，并成为隋朝交通西域的第一人。

当时，西域诸国与隋朝的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张掖（今甘肃张掖市）。裴矩知道杨广好大喜功，很看重隋朝的国际影响力，就在张掖设立了一个部门，专门采访那些来此贸易的外国人，仔细询问他们国家的山川地形、风俗民情，以及服饰文化等等，然后精心编撰了一本《西域图记》，详细介绍了西域的四十四国家，并专程回朝呈给了杨广。

此外，裴矩还命专家根据采访所得的资料，绘制了一套具有重要价值的地图。该地图起于敦煌，西至地中海（当时称西海），东西距离长达二万里，几乎横贯欧亚大陆。裴矩不仅在其中标明了各国的关隘要冲，而且详细绘出了从隋朝前往地中海的三条交通线：北路，从伊吾（今新疆哈密市）出发，沿天山山脉，过西突厥王庭，然后穿过罗马帝国，抵达地中海；中路，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出发，经焉耆、龟兹、疏勒等国，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再经康国、安国等地（今乌兹别克斯坦），然后穿过波斯王国，抵达地中海；南路，从鄯善（今新疆若羌县）出发，经于阗，过葱岭，再经吐火罗（今阿富汗），入北婆罗门王国（今巴基斯坦），然后穿过天竺（印度），从海路抵达地中海。

在献上书和地图的同时，裴矩还呈上一道奏疏，说：“如今，以我隋帝国之威德，加上将士的骁勇，过大漠、越昆仑皆易如反掌。问题在于，西突厥（今新疆北部及中亚东部）与吐谷浑（今青海）分别控制羌、胡等国，将我国交通西域的线路拦腰切断，故而西域诸国朝贡不通。而今，西域商人东来，无不向我大隋暗表忠心，引颈翘首，愿为臣藩之国。若我国遣使招抚，不需动用武力，西域诸国都会归附，而西突厥和吐谷浑更可从容消灭。统一戎狄与华夏的时机，看来已经成熟！”见到裴矩的工作如此卓有成效，杨广大喜过望，当即赏赐绸缎五百匹，并天天命裴矩上殿，坐在御榻旁边，亲口询问西域诸国的各种情形。裴矩对答如流，并极力强调：“西域诸国多有奇珍异宝，而吐谷浑也很容易征服。”杨广闻言，顿时怦然心动，“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立刻擢升裴矩为黄门侍郎，并把交通西域、经略四夷的任务交给了他，然后命他再赴张掖，用一切手段招抚西域诸国。

裴矩殚精竭虑地做了那么多工作，又是编书又是画地图，为的当然就是得到这个足以令他享誉天下、名垂青史的任务，所以欣然接受。

平心而论，裴矩所做的上述工作，在中国古代的对外交通史上确实具有重大意义，而他随后展开的一系列对外扩张和外交行动，也对当时的隋朝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有隋一朝的“外交双雄”之一，裴矩的影响力甚至比长孙晟还要大，颇有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之势。

然而，遗憾的是，无论裴矩创造了多么辉煌的历史功绩，都难掩其代价的沉重与高昂。当初长孙晟经略漠北、削弱突厥，基本上全凭纵横捭阖的智慧与谋略，只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对外输送一些利益，但由此换来的回报却巨大而深远。反观裴矩的外交战略，几乎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长孙晟完全不同的道路：“引致诸胡，啗之以利，劝令入朝”。

说白了，就是四个字——金钱外交。

裴矩的手法，就是用巨额金钱去购买那些小国对中国表面上的尊敬和名义上的效忠。这种做法，貌似缔造了一个万邦来朝的盛世，实际上却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金钱，甚至是在透支一个国家的未来，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最终将这种外交政策付诸实行的人是决策者杨广，但裴矩作为首倡者和执行者，显然也难辞其咎。事实上，裴矩积极争取并展开外交活动的初衷，本来就是为了迎合好大喜功的杨广，同时也是为了博取自己的政绩和声誉。因此，只要能达到“招抚西域”、粉饰太平的目的，不管付出多少代价，裴矩和杨广一样都在所不惜。

关于这么做的代价和后果，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作了这样的记载：“自是，西域诸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迎送，靡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导也。”（《资治通鉴》卷一八〇）“自西京诸县及西北诸郡，皆转输塞外，每岁巨亿万计；经途涉险及遇寇钞，人畜死亡不达者，郡县征破其家。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先困矣。”（《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综合这两段记载，大意就是，自从裴矩对西域诸国展开金钱外交（啗之以利）之后，西京长安所属各县，以及西北各郡的财税收入，全都要输送到塞外，每年以亿万计。由于路途遥远，地势险恶，沿途经常遭到盗匪洗劫，民夫和牛马往往在中途死亡，不能抵达目的地。而郡县政府则把责任推到百姓头上，实施严厉惩罚，致使很多百姓家破人亡。从此，许多百姓纷纷逃离家园，放弃农业生产，隋帝国的西部地区首先陷入了贫困。

除此之外，各国商人频频来往于西域与长安之间，所经郡县，各地方政府无不疲于应付，招待费用数以亿计，终于使得隋帝国的人、财、物力逐渐枯竭，进而导致灭亡。

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始作俑者裴矩惹的祸。

不难看出，司马光把隋朝国力衰竭、以致最终灭亡的责任全部归咎于这种“金钱外交”，肯定是失之武断的，而将其全部归咎于“裴矩的倡导”，则更是以偏概全，显然不够公允。但无论如何，司马光的说法至少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杨广与裴矩这种外交战略的实质。

这种实质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国的虚荣”。

综观杨坚与杨广、长孙晟与裴矩、文帝一朝与炀帝一朝在外交战略上的差异，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两个词来概括，前者是“务实”，后者是“务虚”。虽然务虚的事情表面看上去往往更有光环，也更值得炫耀，但到头来，人家务实者收获的是实打实的利益，可务虚者收获的，却只能是一个徒有其表、吹弹可破的“盛世肥皂泡”，或者只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虚胖的大国”。

如果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坚与长孙晟的外交战略更像是今天的美国，而杨广与裴矩的外交战略，跟今天的我们似乎也有得一比。

当今，美国在几乎所有国际事务中，总是以“大棒”（军事手段）开路，必要时才辅之以“胡萝卜”（利益贿赂）；在他们的外交行动中，谋略往往是最主要的利器，而目标则一定是基于现实、着眼长远的国家利益。除了这个目标，其他任何东西在他们眼中都是浮云。

然而，同样作为世界大国，我们花费巨大代价所追求的东西，却往往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而是一朵闪烁着“盛世光环”的巨大浮云。

从古到今，中国人都很喜欢这朵浮云，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