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恶之花：杨广的【大业】

仁寿四年十一月，在酒池中浸泡了十多年的亡国之君陈叔宝，终于在最后一盅酒喝到一半的时候一头歪倒，结束了他荒**糜烂的一生。

陈叔宝死后，杨广决定替他做件好事，帮他起一个谥号。虽然已经亡国了，但毕竟是一代帝王嘛，死后总要有个谥号才好。杨广认认真真地翻阅了好几遍《逸周书·谥法解》，左看右看，思前想后，最后终于帮陈叔宝挑了一个字：炀。

谥法对这个“炀”字的释义是：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

杨广发自内心地认为，对于像陈叔宝这么一个荒**奢侈的亡国之君而言，再也没有哪个字比“炀”更适合做他的谥号了。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短短十几年后，新朝大唐皇帝李渊和他的大臣们，也是出于与杨广完全相同的理由，给了杨广“炀”字的谥号。

结果，陈叔宝得到的“炀”字并没有被后人记住，反而是杨广的“隋炀帝”谥号最终得以“流芳百世”。倘若杨广地下有知，不知对这个黑色幽默会作何感想？

当然，“隋炀帝”是后世的叫法，杨广给自己的定位和期许一直是——“奄吞周汉、志包宇宙”的千古一帝！

登基的第二年春天，雄心万丈的杨广就把隋朝的年号改为“大业”。

一切都已禁锢得太久，一切都已压抑得太久。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起，深藏在杨广胸中多年的野心、梦想、**、欲望，就像严冬过后突然解冻的河流，又像春天枝头瞬间绽开的蓓蕾一样，开始在满目春光的天地之间奔涌和怒放……杨广坚信，自己很快就能成就一番彪炳日月、照耀千古的煌煌帝业！

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杨广下诏，命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负责营建东京洛阳。这是隋朝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工程。诏令一下，每月投入的工匠民夫就多达二百万人；大江南北的良材美石纷纷运抵洛阳，用以修建显仁宫；此外，还广泛搜罗四海之内的嘉木奇卉、珍禽异兽，以装点宫苑园林。同时，杨广还下令，工程竣工后，洛阳郊区及天下各州的数万户富商大贾必须迁居洛阳，以充实户口，繁荣东京。

就在东京工程破土动工仅四天之后，开凿大运河的命令也随即发布。

杨广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征调河南、淮北各州的男女民工一百多万人，开始夜以继日地开凿“通济渠”。这条运河全长一千一百公里，连接黄河、淮河与长江：起点是洛阳西苑，引导谷水、洛水注入黄河，再从板渚（今河南荥阳市北）引导黄河水，经荥泽（今河南郑州市西北）注入汴河，继而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东面引导汴水进入泗水，汇入淮河；同时又征发淮南民工十几万人浚通古邗沟，再从山阳（今江苏淮安市）引淮水南下，至扬子（今江苏扬州市南长江渡口）注入长江。

位于淮南的这最后一段造得最为壮观：渠水宽约四十步，两岸修筑御道，遍植杨柳。开凿运河的同时，杨广还下令修建了四十多座行宫，分布在从长安到江都（今江苏扬州市）的运河两岸。

开凿大运河的命令刚刚发布九天之后，杨广再命黄门侍郎王弘等人前往江南，负责制造大型龙舟及黄龙、赤舰、楼船等各种船舶数万艘。

大业元年五月，豪华的洛阳西苑开始兴建。此苑方圆二百里，里面开凿方圆十余里的人工海；人工海上筑有蓬莱、方丈、瀛州三座“仙山”，高出水面一百余尺，山上的亭台楼阁星罗棋布。苑北有龙鳞渠，蜿蜒曲折注入人工海。沿龙鳞渠两侧筑有十六座离宫别院，宫门正对波光粼粼的渠水。每院各由一位四品夫人负责管理。十六院中，堂殿楼观鳞次栉比，极尽奢靡华丽之能事。

西苑建成之后，每逢秋冬时节，苑中树叶凋零，十六院的夫人们就命人用绿色的绸缎剪成树叶形状，点缀在枝头上，一旦褪色，立即更换，所以西苑中一年四季都恍如春天。每当杨广驾临之时，十六院就争相以美酒佳肴博取天子宠幸。杨广总是喜欢在有月亮的晚上，与数千名花枝招展的宫女畅游西苑，并亲自谱写《清夜游曲》进行演奏。

大业元年八月，杨广开始南巡，从洛阳的显仁宫出发前往江都。杨广所乘坐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两百尺，上有四层。最上层有皇帝接见百官的“正殿”，有供皇帝休憩的“内殿”，有供百官办公用的“朝堂”；中间两层共有房间一百二十个，皆用黄金璧玉装饰；下层供宦官宫女居住。皇后萧氏所乘坐的称为“翔螭”，规模比龙舟略小，但装饰毫无二致。其余供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道、外宾乘坐的各种船舶有数千艘，供禁军官兵乘坐以及装载各种物资的还有数千艘。军队船只由士兵自己拉纤，不配民夫，可即便如此，总共动用的拉纤民夫还是多达八万余人。

这支规模空前的盛大船队首尾相接二百余里，骑兵在两岸护行，水陆各色旌旗迎风招展，与壮丽的山川交相辉映。船队所经州县，五百里范围内的各级官府都要进贡食品，有的州甚至动用了一百辆牛车来装载和运送。各地所献均为精美昂贵的山珍海味，可每次启程之前，还是有大量吃不完的食物被抛弃和掩埋。

隋文帝杨坚一生克勤克俭，好不容易积攒下的国力、财力和民力，就这样被杨广恣意地挥霍着。这个一向以恭谨自持、审慎克己著称的杨广，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一道接一道的政令，让隋帝国的各级官吏应接不暇。

一个比一个规模更大的工程，让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疲于奔命。

一次比一次更豪奢的出手，让天下人心惊胆战、目瞪口呆。

原来，这才是真实的杨广！

二十年的克制和隐忍，终于在一夜之间引发了**的泛滥和欲望的井喷。

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杨广就被历代史家贴上了“好大喜功”、“穷奢极欲”、“荒**无道”的标签，并最终被牢牢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是，在杨广自己的心目中，他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的泛滥和欲望的井喷。因为，在他心中，很早就埋藏着许多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宏伟的盛世蓝图。一旦君临天下，他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让它们成为现实。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杨广为什么要营建东京洛阳，并使其取代长安成为隋帝国新的政治中心。

关于这个问题，《资治通鉴》给出的答案是：杨广听信了术士之言和民间流传的谶语。

据《资治通鉴》记载，杨广刚登基不久，术士章仇太翼便向他进言：“陛下的命属木，而雍州（京畿长安）地处破木之冲，不宜久居；且谶语有言：‘重建洛阳，恢复晋朝之天下’！”据说此言立刻打动了杨广，于是他几天后便下诏营建东京。

然而，作为御极之初第一项重大的政治举措，杨广耗费无数人、财、物力重建一个新洛阳，难道仅仅是因为章仇太翼的一句话吗？

答案是否定的。

前文已述，隋文帝在位期间，虽然在疆域上实现了天下一统，但是北方与南方事实上仍然是貌合神离。毕竟南北两地已经分裂隔绝了三百年，历史刻下的伤口虽然已经停止了流血，但是横亘在它们之间的那道无形而巨大的裂痕，却难以在短时间内被表面的统一所弥合。这种裂痕不可避免地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等各个方面，严重削弱了一个统一国家所应具有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而京师长安则地处帝国的西北一隅，“关河悬远，兵不赴急”，一旦山东（崤山以东）或江南地区发生叛乱，等到中央得到消息作出反应时，不但已经贻误了战机，而且地方上很可能已经遭到破坏。

所以，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四方疆域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控制，为了南北两地能够消除历史隔阂，完成从形式到精神的真正统一，在地处南北结合部的洛阳营建一座新都，把帝国的权力中枢从西北一隅迁移到中原地区，就是势在必行之举，更是隋帝国的长治久安之计。一旦迁都洛阳，则“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不但在政治上意义重大，而且对促进南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融也有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职是之故，杨广才会在营建东京的诏书中称：“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隋书·炀帝纪》）这段话的意思是：“有隋一朝自肇始之日起，便欲以河、洛地区为创业之地，日复一日，直至于今。由于长久思虑挂念此事，所以一讲起来就令人激动哽咽！朕敬承大宝、君临万邦，一意遵行而不忘却，一心奉行先帝之志！”说迁都洛阳是杨坚的遗志，固然不足为凭，但我们起码可以从杨广的自我表白中看出一点，那就是——营建东京、迁都洛阳是他长久以来深思熟虑的一个政治构想和战略决策，绝非听信术士之言的结果，更不是一时心血**的产物。

而“开凿大运河”与“迁都洛阳”一样，也是杨广包罗宏富的战略构想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有机部分。

继大业元年开凿“通济渠”后，杨广又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下令开凿“永济渠”。这第二期工程同样征发了河北诸郡的一百多万民工，先疏浚沁水下游，使之与黄河灌通，再利用一些天然河道北上直贯涿郡（今北京），全长一千公里。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大运河的第三期工程“江南河”又破土动工。以京口（今江苏镇江）为起点，引长江水经太湖流域，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全长四百多公里。

至此，这条全长二千五百多公里的大运河，终于完整地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对杨广来讲，这是一项空前绝后的创举，也是一件震古铄今的杰作。

可是，对数百万承担开凿工作的民工而言，这却是一条榨干他们血汗、甚至剥夺了他们生命的血泪河，是一根吸尽大江南北民脂民膏的吸血管。

对隋帝国而言，这是一条贯穿南北的经济大动脉，一条弥合历史裂痕的文化纽带，一条造福后人、利益万世的黄金水道。

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既是让人惊叹的历史奇迹、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也是隋炀帝逆天虐民、施行暴政的一个有力证据和直观说明……大运河似乎什么都是，可它似乎什么也不是。

如果我们执意要追问：大运河到底是什么？杨广开辟大运河到底是功是过？那么，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大运河确实是关乎当时社稷民生的一项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加上隋文帝时期开辟的“广通渠”，地垮南北，横贯东西，沟通了渭水、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流域的航运。其全线开通之后，“商旅往还，船乘不绝”（《旧唐书·李勣传》），极大地便利了民众往来、商业流通和国家漕运，推动了南方地区的城市开发，繁荣了社会经济，同时促进了南北两地的文化融合。唐人皮日休在《汴河铭》中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然而，无庸讳言，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百万民工的累累白骨之上的。大运河的三期工程，包括营建东京的工程，所征调的数百万民工全部是无偿劳动，男丁不够就征发妇女充役。面对官府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劳役，百姓们被迫放弃田间生产，背井离乡，抛家弃子，奔赴到千里之外的工地上。而杨广对工程完工的期限又定得很紧。各级官吏为了自己的政绩，就必须如期、甚至提前完成责任内的工程量。所以他们往往不顾民工死活，调动一切手段迫使他们长时间、超负荷地工作。如果民工们忍受不了这种劳动强度，等待他们的只有鞭子和拳脚。

体能的严重透支，伙食和工作条件的恶劣，医疗和劳保措施的缺位，共同导致了大量民工的死亡。一群又一群汗尽血干的民工，就这么倒在了自己挖掘的沟渠内。据《资治通鉴》称：“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十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相望于道。”《隋书·食货志》称：“僵仆而毙者十四五”。

唐朝的皮日休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皮日休是矛盾的。

明朝的于慎行说，隋炀帝“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矣！”于慎行也是矛盾的。

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隋炀帝开辟的大运河，都成了我们这个民族、乃至全世界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而秦始皇与隋炀帝也无一例外地成了“暴君”与“独夫”的代名词。

“隋朝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大约早八个世纪的秦朝一样。两者都在经历长期的混乱之后，重新统一了中国，然后，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秦朝统治者的伟大贡献是：统一全中国，修建公路和开挖运河，修筑长城，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扩大并巩固疆土。隋朝统治者的成就与此非常相似，且同样穷极民力财力。他们重建部分失修的万里长城，开挖后被称为‘大运河’的庞大的运河系统的主要河段。这一大运河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但为此付出的财产和生命的代价是十分昂贵的。……此项工程的发起者隋炀帝虽使他的朝代缩短了许多年，但给子孙万代却带来莫大的好处。他虽实行暴政，但其统治将被认为具有不朽的功绩。”（斯塔夫里阿诺斯《中国通史》）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两大暴政，却催生了后人眼中的两大文明瑰宝。当时使用的手段越是残忍，付出的代价越是高昂，所催生的文明瑰宝就越发璀璨，越能吸引后人崇仰的目光。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恶之花”。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