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苛酷的法网

作为一个雄猜之主，杨坚的刚猛严苛对于隋朝的维稳工作固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法律变成了权力的奴仆。

如前所述，杨坚经常出于他的个人意志，绕过司法程序在朝堂上公开杀人。此举对隋朝政治造成的恶劣影响，并不在于那些被杀的人是否冤死，或者皇帝处置大臣是否公平，而是在于国家法律遭到了皇帝的公然践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法律应有的威信和尊严。

开皇十七年三月，杨坚突然颁发了一道诏书，宣布自即日起，中央政府各部门及地方各级政府，其长官在处理下属的犯罪问题时，若发现适用刑罚很轻，但犯罪情节却很严重者，可以特准该部门长官在法律之外斟酌惩处，必要时还可以将人犯杖毙。

据称，杨坚颁布这道诏令的理由，是因为他发现“所在属官不敬惮其上，事难克举”，亦即很多官吏都不敬重、不服从他们的长官，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政令难以推行。

杨坚颁行此令的初衷，当然不能说是错的，但他采取的这个解决办法无疑是极不靠谱的。这道诏令，明显是他自己在朝堂杀人的“经验推广”。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做法本来就是杨坚的弊政之一，可现在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将其放诸四海并且常态化，这对隋朝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冲击和破坏，显然是难以估量的。

当朝廷律法变成了长官意志的附庸，甚至变成了随时可以被抛弃的赘物，那么法律所代表的客观、公平与正义即便不是**然无存，至少也是变得面目全非。此外，法律存在的意义本来就是要在所有社会成员之间设定一个“权利的边界”，也就是说，它既要保障个人的权利不受他人侵犯，也要防止个人越过权利边界去侵犯他人。如今，杨坚赋予了各级长官法外惩处、甚至是法外杀人之权，这就意味着任何有权力的人，都可以出于私利或者私怨，肆意侵入他人领地，剥夺他人的一切权利，同时让自己的权利无限扩张。

可想而知，这道诏令是一条多么可怕的恶法！

史称，杨坚颁布此诏后，隋朝各级官吏便“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

（《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在官场上，大多数人既是别人的下属，同时也是其他人的长官，所以，按照杨坚的这条诏令，你今天看哪个下属不爽就可以把他打个半死，明天哪个长官看你不爽也同样可以将你杖毙。如此“法外执法”、以个人意志凌驾法律的结果，就等于把官场变成了一条既残酷又无序的食物链——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你吃别人，别人吃你。而最后唯一不被吃的，恐怕就只有处于食物链最顶端的至高无上的天子杨坚了。

然而，当整条食物链因无序的相互吞噬而崩溃或者烂掉之后，身为“大鱼”的杨坚尽管没有被吃之虞，可他还能吃什么呢？！

当然，现实情况也许不会发展到如此极端的境地，但至少从理论上看，杨坚所推行的这条恶法指向的就是这样的逻辑终局。

自古以来，许多统治者都有一个思想误区，认为法网越是严苛、刑罚越是残酷，老百姓就越会安分守己、不敢犯法。然而，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这只是统治者的意**。换言之，刑法宽松固然不一定制造良民，但是严刑峻法却必然会制造更多的暴民。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杨坚马上就会用他的亲身经历，来向我们证明这一点。

由于当时天下盗贼繁多，所以杨坚就下了一道命令，宣布从今往后，凡是偷盗钱物达一钱以上者，一律斩首弃市。

不久，就有三个笨伯无视杨坚法令，居然顶风作案，联手偷了一个瓜。

三人共偷一个瓜，这在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国家，估计都很难构成犯罪，充其量也就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罚几百块或者关十五天了事。可是，这里是杨坚的天下，所以这三个偷瓜贼就在劫难逃了。

杨坚正准备树立典型，一看有人自动撞到枪口上，便一声令下，砍掉了这三个人的脑袋。

因为一个瓜而砍掉三个脑瓜，这绝对是古今奇闻。隋朝的老百姓们一听，个个都吐长了舌头，一脸匪夷所思之状。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全国老百姓一下子全都“安分”了，每天迟迟起床，早早就寝，而且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出门，以免惹上麻烦。这样的日子当然不是人过的，所以很快就有另外三个人跳了出来，联手犯了一件案子。

这次不是偷瓜案，而是一起绑架案，被绑的人是朝廷专门审理盗窃案的法官。奇怪的是，这三个绑匪绑了人之后，一不要赎金，二不扣人质，而是非常有礼貌地跟法官说了几句话：“哥几个绑你，既不图财也不害命，只为天下人申冤。请你转告皇帝老儿，自古以来，国家立法，从未听说只盗一钱就砍头的。你要不代为转达，等我们再来，你就没命了！”说完，三个绑匪就把法官放了。

法官吓得面无人色，当天就入宫向杨坚做了奏报。

听完法官的转述，杨坚陷入了沉默。法官看见杨坚的眉头拧成了川字型，并且拧了很久。

第二天，一道诏书颁下，那条“盗一钱以上皆弃市”的法令被撤销了。全国人民欢天喜地，马上恢复了早出晚归、忙忙碌碌的生活。

杨坚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企图以严刑峻法来消灭犯罪，最终只能是一个笑话。

尽管实施史上最严峻法令的实验失败了，可杨坚动不动就杀人的脾气却一点没变。

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每年处决囚犯的时间只能在秋季，因为秋天是肃杀的季节，在这个时候杀人才不违“上天好生之德”。可有一年六月，杨坚又因某事而大发雷霆，准备杖杀一个朝臣。时任大理少卿（最高法院副院长）的赵绰坚决反对，说：“夏季盛暑，万物生长，不可在此时杀人！”杨坚冷哼一声，说：“六月之时，虽然万物生长，但上天也会降下雷霆，我代天而行，有何不可？！”遂将那人活活杖毙。

有道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喜欢严刑峻法，底下当然有人会投其所好。比如赵绰的一个下属，时任大理掌固（普通办事员）的来旷为了搏出位，就上奏说，大理寺的审判一向用法太宽，今后应该一切从严。

杨坚认为来旷忠直敢言，遂授予他参加早朝的权利，并给了他位列五品的特殊待遇。来旷立马抖擞起来，以为自己的好日子到了，旋即打了一份报告，指控他的顶头上司赵绰随意为囚犯减免刑罚。杨坚立刻命人调查，结果发现来旷所言纯属子虚乌有。杨坚大怒，马上下令，要把来旷砍了。

照理说，来旷如此丧心病狂、诬陷上司，被砍头也是活该。而对于无故遭受陷害的赵绰来讲，来旷这小子更是罪有应得，早死早好。然而，赵绰却是一个公正的执法者，不是睚眦必报的小人。所以，他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挺身而出，在大殿上据理力争，认为来旷不应该死。

杨坚大为不悦，当即从御榻上站起，拂袖而去。赵绰急得在背后大叫：“臣不再谈来旷的事了，但另外还有事要奏。”杨坚这才同意他进入内殿奏报。

进入内殿后，赵绰噗通一下跪倒在地，俯首谢罪说：“禀报陛下，臣有三条死罪。”杨坚愕然。

赵绰紧接着说：“臣身为大理少卿，不能约束属下，致使来旷触犯天子，死罪一；人犯罪不至死，而臣身为执法者，却不能以死相争，死罪二；臣本无它事，却妄言有它事要奏，这是欺君，死罪三。”这就是谏诤的艺术。明明句句是劝天子收回成命，却无一字不是自责谢罪之辞。听见如此高明、滴水不漏的谏言，杨坚就算有再大的怒气也无从发泄了，脸色随即缓和下来。当时，独孤皇后也在场，见赵绰如此言辞恳切，遂用两只金杯盛酒，赐与赵绰，喝完后连金杯都赏了给他。

随后，杨坚赦免了来旷的死罪，将其流放广州。

“来旷事件”刚过去没几天，杨坚又因为一件小事要砍一个大臣的脑袋，赵绰力谏，结果差点连命都搭进去。

这件事说起来有点搞笑，起因居然是一条**。准确地说，是一个大臣穿的**颜色不对，所以触怒了杨坚。

杨坚是不是有病，连人家**穿什么颜色都要管？

其实，不是杨坚有病，而是中国古代的许多风俗习惯很莫名其妙，其中很多风俗还延续至今。比如说，中国人历来认为本命年是大吉大凶的，所以如果今年是你的本命年，家里的老人就会告诉你，这一整年都要穿红色**，这样才能趋吉避凶。假如你认为这种说法不靠谱，坚决不穿，估计老人也不能把你怎么样，而你当然也不见得就会横遇厄运。

但是，在古代，**穿什么颜色却是一件大事，因为它不仅跟本命年有关，而且还跟政治有关。比如我们这里要说的“**事件”，起因就是刑部侍郎辛掸听人家说，穿红**会官运亨通，所以就天天穿着红**上下班。可不知怎么着（估计是上厕所的时候被政敌看见了），马上就有人告到杨坚那里，说辛掸穿红**是在施行巫蛊，目的是诅咒皇上早点死。

于是，**的颜色问题就这样上升到了政治高度。

红**到底是不是跟巫蛊有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古代，施行巫蛊确实是十恶不赦的重罪。杨坚闻言，怒不可遏，也不做调查，马上命人将辛掸砍头。

正当这个可怜的辛掸即将成为史上唯一一个因**颜色被砍头的大臣时，赵绰再度站出来据理力争，对杨坚说：“依照法律，辛掸罪不至死，臣不敢奉命。”这回，杨坚再不给赵绰面子了，阴着脸说：“你珍惜辛掸的命，却不珍惜你自己的吗？”面对**裸的威胁恐吓，赵绰不为所动，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杨坚大手一挥，立刻命人把赵绰押下去砍了。赵绰面不改色地说：“陛下可以杀我，但不可杀辛掸。”随后，赵绰被押出大殿，推到外面。行刑官剥下他的衣服，把他的头按在了铡刀上。这时，传令宦官奉命来问赵绰最后一句话：“你到底作何决定？”赵绰只回了八个字：“执法一心，不敢惜死！”宦官回禀，杨坚顿时有些动容，但是一时又下不来台，只好拂袖而起，转身走进内殿。外面的宦官和行刑官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这一刀该不该砍下去。许久，杨坚才从内殿放出话来，让他们把赵绰放了。

次日，整整想了一夜的杨坚终于有所悔悟，遂召见赵绰，当面致歉，并赏赐给他绸缎三百匹。

至此，辛掸才没有因为一条**而送命。不知道这位堂堂的刑部侍郎从此以后会不会患上“红裤恐惧症”，但我相信，他至少会从这件事中吸取一个教训，那就是——封建迷信害死人啊！

紧继“**事件”之后，赵绰和杨坚又闹了一次不愉快。

这一次可以称为“劣币事件”。

在古代，由于缺乏防伪技术，加之铸造货币的技术门槛很低，所以政府通常无法垄断货币的铸造权。也就是说，民间私自铸造的货币，经常跟政府发行的货币一起在市场上流通。当然，历朝历代也时常重拳打击私铸货币，可效果往往并不理想。

比如开皇年间，杨坚就明令禁止民间私铸的劣币在市场上流通，可还是有很多人因利益驱使铤而走险，坚持作案。有一天，相关官员就在市场上抓获了用劣币兑换良币的两个人。上报朝廷后，杨坚马上下令斩首。

赵绰当然又反对了。他说：“依照法律，二人应处以杖责之刑。杀他们，于法无据。”杨坚怒道：“这事与你无关。”赵绰说：“陛下不以臣愚昧，让臣主管司法部门，如今却又胡乱杀人，岂能说与臣无关？”杨坚一声冷笑：“一个人去摇大树，如果摇不动，就应该知难而退。”赵绰道：“臣想摇动的是天子之心，岂止大树！”杨坚又说：“喝稀粥时，如果太烫，就要暂时放在一边。何况天子之威，岂是你所能压制？！”一个皇帝居然要跟臣子如此打嘴仗，足见赵绰的气场实在有够强大。杨坚说完，便喝令赵绰退下。可他非但不退，还一边磕头一边前趋，直逼杨坚御榻。杨坚大声喝斥，赵绰仍不肯退。

碰上这种不要命的，杨坚也实在是没辙，只好拿出他的“撒手锏”——拂袖回宫，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

赵绰能生生把皇帝逼退，顿时给其他正直的朝臣作出了强大的示范。随后，御史柳彧等人纷纷上疏，声援赵绰。杨坚无奈，只好打消原意，免了那两个人的死罪。

像赵绰这样的硬骨头，虽然杨坚从感情上很难接受，但是作为一个皇帝，至少在理智上，他是不得不承认赵绰的忠直的。是故，跟赵绰“博弈”了几个回合之后，杨坚对他就越来越赏识了。此后，杨坚经常召他入宫，让他直言批评朝政得失。独孤皇后在场的时候，往往还会给赵绰赐坐。而皇帝凡有所问，赵绰也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杨坚很高兴，给他的赏赐，前后数以万计。

然而，赵绰只有一个，国事却纷繁万千。因此，赵绰不可能事事知情，更不可能事事跟杨坚死谏。而杨坚苛酷猛厉的性情，则越到晚年越严重。仁寿初年，赵绰去世，杨坚就无所忌惮了，又恢复了从前动辄在朝堂杀人的恶习。

有一年元旦朝会，一些武官衣冠不整，而且佩剑的佩戴方式也不符合相关礼仪。按规定，殿上的御史碰到这种事是必须当场弹劾的。可是那天，杨坚等了很长时间，御史却始终没有发话。杨坚大怒，对那个御史吼道：“你身为御史，莫非想弹劾就弹劾，想放纵就放纵吗？”遂下令将他斩首。

谏议大夫毛思祖赶紧出列劝阻。只可惜，这位毛老兄的气场远远不如赵绰强大，运气也没他那么好。杨坚只瞪了他一眼，就命人把他拖出去，跟那个御史一块砍了。

杨坚晚年，类似这种草菅人命、“**杀人”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有关官员因征收田赋超过期限——砍头；武库守备官因办公处所的杂草没有清除——砍头；左右官员奉命出使地方，收受地方官员赠送的物品，小至一根马鞭、一只鹦鹉，被杨坚知道了，也无一例外，全部砍头，而且杨坚还要亲自到场监斩。

杨坚晚年，对杨素越来越宠信。杨素便恃宠擅权，凡是跟他有过节的，必定遭殃。鸿胪少卿（藩属事务部副部长）陈延曾与杨素结怨，自然也逃不过他的黑手。有一次，杨素偶然经过专门招待外宾的蕃客馆，发现院中堆有未及清扫的马粪，而一帮工作人员却聚在一起掷骰子赌博，立刻飞报杨坚。杨坚大怒，马上命人逮捕该馆的负责官员及所有参与赌博的人员，全部杖杀；陈延也被抓起来打了个半死，虽然侥幸保得一命，但仕途却因此玩完了。

隋文帝杨坚在位二十四年，不仅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历史使命，而且缔造了一个国力强大、民生富庶的太平盛世（史称“开皇之治”），其历史功绩可谓彪炳千古，加之其个人的俭朴寡欲和勤政爱民，使他完全有资格进入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圣明帝王的行列。然而，毋庸讳言，其性情的猜忌严苛，以及因此导致的法网的苛酷猛厉，却无疑给他光辉灿烂的帝王生涯抹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