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王恭厂大爆炸
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上午九点钟），在首都西侧的王恭厂火药库，突发爆炸，这次爆炸破坏力极强，损毁的面积达到 2.23平方公里，一共造成约2万余人死伤。
这次爆炸原因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迷，现象奇特、灾祸巨大，直到现在还困扰着无数历史学家。
据一些流传下来的书籍记载，爆炸发生的1625年前，曾经出现了许多反常的前兆，1624年出现了大旱。到天气五年的时候又是干旱，爆炸前一个月的样子，鬼车鸟在京城的观景台乱叫，爆炸前半个月气候又变得非常冷，霜凝挂在树枝上。爆炸的前几天，天空中的云朵颜色变换剧烈，由白变红到紫。不得不提的是，五月初一那天，山东济南知府大人前去城隍庙烧香，才进门，就莫名其妙的昏倒了。诸如此类的传闻现象还有东城墓地响起震声。乱云横飞，一个大的火球在空中滚动等等。
最后造成的后果就是巨大的人员伤亡，死伤者近2万人，房屋倒塌数万间，损坏面积2.25公里。
更为奇怪的是，这次大爆炸发生后，爆炸点周边范围所有的人，无论是死亡还是活着的人，都一丝不挂，变成了赤身**，事后，有人发现衣服被裹挟一空，全部都飘到了西边的山上去了，还有的人莫名其妙就躺在别人家里，爆炸的力量很大，连石驸马街上重达 5000斤的石狮子飞出顺成门外，树木则飞到了密云。当时明朝的官方报纸《邸报》还开辟专版《天变邸抄》记载了很多人失踪的事件，说震后“长安街一带，时从空中堕人头，或眉毛或鼻，或连一额，纷纷而下”。“德胜门外，坠落人臂人腿更多”。
“宣府新推总兵拜客至元宏寿大街，一响和马同长班七人并无踪迹”。
“粤西会馆路有慕师开学，童子三十二人，一响之后，先生学生俱无踪迹”。“承恩寺街有女轿八肩过，震后，只见轿打坏在街心，女客轿夫俱不见”。
这场大爆炸有很多人推测成因，可爆炸中心却 "不焚寸木，无焚烧之迹" ，因此用地震或者失火引起的灾祸都无法解释这个事情的发生。
明朝发生的大爆炸和印度的死丘事件，以及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大爆炸”并称为世界三大自然之谜。
大爆炸发生的时候，天启皇帝正在宫中吃早饭，突然感觉天崩地裂，他觉得不对，马上起身冲出宫门，跑到交太殿，因为震动太大，瓦砾横飞，当场就把一个太监给砸死了。天启皇帝吓得不轻，蜷缩躲在一个桌子底下瑟瑟发抖。
皇宫经此大爆炸，狼藉一片，物件东倒西歪，之前在皇宫顶上修缮的工匠也摔落下来，丢掉性命，爆炸声让全明朝震动不已，鬼神论流言四起，朝中有同情正直忠良大臣遭遇借此来上疏皇帝，批评阉党的作为。天启皇帝觉得这可能是上天警示，于是要求众位大臣一定要洗心革面，对照自身，反省自己的行为，此外还特地拨了一笔银两用于死者的抚恤。
朝中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场特大灾害中去了，救助伤员，重建家园，一大堆事情忙得手忙脚乱，加上天启皇帝说过暂时不予处理，因此魏忠贤也没有怎么管关在牢狱中的五个人。
缇骑们也有些慌乱，有人就放出话来说是作恶前的警告，胆小的缇骑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劝自己能少做坏事的就尽量少做，否则会遭报应。
周宗建等五人在牢中稍微歇息了一阵，直到一个月以后，天启皇帝才想起他们，因为事情忙得差不多了，回过头来，便继续处理他们，要求相关部门要追赃。
许显纯得了圣旨，马上就对几人开始拷打，周顺昌属于急性子，且性格刚烈，每次被打之前都要大声辱骂魏忠贤，魏忠贤的耳目很多，许显纯担心周顺昌乱说传到魏公公那里会怪罪自己，于是就命人打他的嘴巴。
周顺昌被打之后，骂的更厉害，许显纯一怒之下把他的牙齿给打掉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牢狱中骂人的事情很快就传到魏忠贤的耳朵里去了，他直接下令，在十七号的晚上，直接派人弄死了周顺昌。
第二天，许显纯将周顺昌的死报告天启皇帝，皇帝同意安葬。周顺昌的家人很快就接到通知，前来认领遗体，他们到的时候，看到周顺昌倒在地上，死亡多时，皮肤已经开裂，死状凄惨。目睹此情此景，莫不垂泪。
而七君子之中的周宗建因为说魏公公的做法是祸乱朝政，为魏忠贤所厌恶，许显纯为了讨好上级，对他下手也狠。
周宗建被毒打几次，身体扛不住。半死不活，伤痕累累，痛的不能说一句话，但许显纯还是不依不饶，大声叱骂：还敢说魏公公的坏话？
被打得这样凄惨让御史王心有些于心不忍，他之前就听到传闻说了这些人受到了冤屈。出于对他们的同情，他给冯铨提了一个建议，希望他能出手救救这帮人，冯铨掂量后果之后，婉拒了他的请求，惹到魏公公身上的事情谁摸到谁倒霉，王心没得办法，只好干着急。
周宗建遭受了拷打，身体吃不消，陷入昏死状态，许显纯拷打之后不解气，就用一种铁钉身体的酷刑对他，钉子用锤子直接敲进肉里，然后又用烧开的沸水直接泼到他身上，周宗建本来已经处于半死状态，经过这么一弄，挨到十七日慢慢死去。
另外一个人黄尊素，在进来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凶多吉少，因此没有报任何希望能够生存，周宗建死掉以后，活着的人就只剩下他和李应升了，黄尊素受了酷刑身体还能承受得住，李应升因为身体比较弱，用刑之后伤势较重，黄遵素看到他的日子难受，为了减轻李应升的痛苦，他把自己家人凑来的银两，转到了李应升的名字下面，希望这样可以减轻他的酷刑。
而他自己因为拿不出钱，被狱卒下重手处理，接连遭受了追比毒打，第二天，他就气绝而亡。
最后剩下李应升，他自知活着无望，便在死之前赋诗一首表面自己的心迹，自言从来没有忘记朝廷，剩下的一颗赤诚的丹心还想回报祖国，可惜自己不能为国建功立业了。死前的一天，他把遗书写好，在信中，他对年幼的儿子说，如果以后你运气好，可以做官，一定要好好善待你们的祖母，如果当不了官，那么一定要争取考个秀才，将你父亲我的文章等收集好。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力尽孝，所以我走之后，你一定要把我和驾鹤西去的祖父母葬在一起，也好有个念想。
遗书写好以后他交给狱卒，请求他一定转交给家人，然后向朝廷的方向跪拜磕头，陈述自己没有机会再报效国家，只有用死来回报了，随后又朝家的方向叩了几个响头，当天就在监狱里面选择自尽。
自此，周起元被押送到京城的时候，其他几人已经死去。
按理老说，周起元是七君子的领头人，因为他的缘故，其他六个人的案子才串到一起的。王化贞在奏折上给六君子定的账款数额很大，周起元被栽赃银两，达到十万两之多，魏公公做了批示，按照这个钱追比，没有说其他什么重话，由此揣测，魏忠贤的意思也不一定是要杀了他，而只想诈钱。
这个天价银两让周家家破人亡，即便是所有的家产都被充公，但还是杯水车薪，无数的亲朋好友都借尽了，都没办法凑够，就这样一直到九月份离凑齐的数额还有巨大的差距，周起元自知生还无望，便动了寻死的决心。在九月份的选择自尽而亡。
从天启皇帝即位的五年时间里，阉党掀起了两次大狱，把东林党的势力从头到脚杀了个精光，经过严刑峻法和强化思想控制之后，所有的朝中正直的大臣基本上被阉党清洗了一遍，一些趋炎附势的大臣纷纷选择投靠阉党，剩下为数不多中立大臣选择明哲保身。不在轻易议论，言官的活跃度也大为降低，阉党取得了最大的胜利。
随着魏忠贤势力做大，他的个人威望和崇拜之风也达到了顶点，全国出现了很多关于他的生祠，颂扬他的德行之风，朝廷吏治腐败，天启皇帝沉浸在阉党编织的美好谎言当中。觉得在自己的英明领导下，明朝形势一片大好，而没看到明朝表面之下岌岌可危的局面。
魏忠贤血洗朝廷正直人士的政策，使得明朝千疮百孔。
阉党的倒行逆施带来了不可挽回恶果，明朝最后的结局就证明了这一点。
魏忠贤把古代的特务制度推到了极致，锦衣卫，东厂，编织出了紧密的罗网。用于监视官员和人民，以至于到现在，人们一说到明朝就首先想到的现象就是特务横行。魏忠贤在明朝大力实施特务控制，全国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到处都有眼线，人数之多让人咋舌，对于提供有效情报的，一律给赏钱。这些所谓的特务，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社会闲散人员，他们整天无所事事，就喜欢到处打听消息。
人民在这种禁锢的环境下，生活胆战心惊，稍有不慎，就会被逮捕，判刑，这个时候处理的方式有两个，要么给钱贿赂，买条性命，要么就遭受刑法，这样一来势必会造成不少的冤假错案，在这种高压的控制下，百姓颤颤微微，敢怒不敢言。
除了监视天下的百姓，他对朝中的官员也施行了严密的监视，魏忠贤当权实行的就是“座记”制度，所谓“座记”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派出一批人手，通过抽签的方式到各个官府衙门去探查具体情况，尤其是与官员相关的事情，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事无巨细的报上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官员做的任何事情，包括芝麻小事，很快就会被魏阉掌握。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书舍人吴怀贤在家里读到了奏疏，读到高兴的时候，忍不住为文采所惊讶，便拍了一下大腿说，写得很好，因为这篇奏疏是关于魏忠贤乱作为的陈述，被身边的奴仆知晓以后就去告发，结果吴怀贤马上就被阉党的爪牙逮捕了，入狱之后，施以刑法，结果被活活打死。
吴怀贤被打死以后，朝廷的东林党人大吃一惊，他们第一次目睹了对手的凶残，魏忠贤施行的特务统治对自己人也不放过，一旦阉党里面的人物有对自己不敬，同样是严加处理，熟知的例子就是，当初缪昌期被处死之后，作为内阁阉党臣子的丁绍轼深表同情，因为他和缪昌期的关系还不错，算是比较好的朋友，就因为听说其死了以后叹了几口气，东厂的眼线马上就把情况报告给了魏忠贤，魏忠贤的处理方式就是直接矫诏赐死。
魏忠贤把社会围得像一个铁桶一样，官员和百姓都苦不堪言，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战战兢兢，生怕把自己给牵连进去了，对于民间的百姓和官员来说，自由纯属是一种奢望。
阉党对社会无孔不入，已经对社会形成了恐慌，流传下来的历史典籍《幸存录》还记载了民间人士因为乱说话而遭屠戮的故事，说的是明朝天启年间，某城的旅店，有五六人喝酒打发时间，其中一人大说：当今社会如此这般就是阉党作恶多端，特别是魏忠贤，我想，他肯定撑不过好久，必定倒台。话这么一说出，其他四人不知道如何回答，面面相觑，毕竟到处都是阉党的耳目，万一被发现举报就完了，几人没有附和他，那人讲到动情处，不由得沾沾自喜，有人劝他小心，万一有人传出去就不好了。
那人喝了点酒，此刻正酣。不仅没有听人劝告，反而还大声说，就算魏忠贤再厉害，最多我就一死，留个全尸，又不能将我剥皮拆骨。
吃完之后，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众人才渐渐放下提心吊胆。相伴回家去了，可到了半夜的时候，门却轰的一声被撞开，大批缇骑涌入，为首的举着火把，对了对几人的样子，确认是之后。不由分说，下令带走，最先被逮捕的就是白天那人，其余几人见只抓了一个，还暗自庆幸，不料过了一阵子，就有人传话过来，将其他几人带到衙门，白天大发议论的人此时全身**，手足被木钉钉在门板上，堂上坐的不是别人，正是权倾天下的魏忠贤魏公公。魏忠贤说：你们几个人白天喝酒，堂下之人说我作恶多端，不能剥他的皮，我今日倒要试一试，看能不能剥开。
于是呼唤左右侍卫，取来熔化后的沥青，沥青正是高温，魏忠贤命令将沥青直接浇泼堂下之人身上，那人呼天抢地，凄惨之声不绝入耳，过了一阵，确认沥青冷却了，再用钝器敲打，沥青和人皮一起脱下，四人见此惨景，当场吓昏过去，复用冷水泼醒。将他们放了，给了每人一点银子用作惊吓的补偿，将他们放走了。
对付民间的人士是这样，对付政治敌人东林党人更是如此，六君子自从被处理以后，阉党的耳目到处打探消息，凡是与六君子有一定关系的都受到监视。
比如之前魏大中被逮捕之后，他的儿子潜在京师，到处东躲西藏，躲避阉党人士的追踪盘查。
杨涟的岳父陈愚在杨被抓以后，竭尽所能帮助救援，也被东厂的人监视。
所谓患难见真情，在高压的危险之下，人们出于安全考虑，往往和自己的亲人划清界限。顾大章在被逮捕之后，以前的那些死党故交，都纷纷闭门不见，生怕自己被牵涉进去了。
在关键时刻，什么是真兄弟，什么是可以托付的人都可以原形毕露，同伴遇到危险的时候，喊几句嗓子，说几句慷慨激昂的话谁都会，但在关键时刻，性命攸关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避之不及，人间冷暖在这一刻显得那么的冷漠。
这样的情形之下，那些敢于站出来救朋友的人就显得特别的可敬。
周顺昌被逮捕之后，他的同乡友人朱祖文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周被逮捕之后到京城和朋友商议办法，又为周顺昌到处筹集款项，力求使他能够洗脱罪名。
朱祖文喜欢记录，他一路北上，将沿途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这也是我们能够从后世流传所见的文字中窥见当时的故事。
他写的《北行日谱》说：他和周家的两个佣人从苏州地区出发，到江边的时候，看到了很多锦衣卫聚集在那里，沿途之中还有人询问他们，在他们过扬州关卡的时候，有人说，你们来了？几人以为是过路的没有答应，那人又对两个佣人说，你们是苏州人。感觉好像对他们一清二楚。
佣人转过身来，对朱祖文陈述相关情况，朱大吃一惊。
等到达清浦江的时候，又有骑马的人走过来问，你们来了，三人没理，那人又说，你们是苏州人。
朱祖文只好呃呃的应付答应。
看来我们的行踪已经被他们知道了，朱祖文相信，这多半是苏杭的织造李实派的人马。来专门打探六君子消息的，此时，他担心自己身上的信件被人发现，想要用火烧掉，但又怕自己到京师以后没有凭证，人家会拒之门外。晚上休息的时候，心里害怕的要命。
休息的时候，有一群人马冲进旅社，朱心里暗暗吃惊，说来人必定是捉我们的。
后来才知道这伙人是县里的衙役找里长有事。
好不容易到达京师，京师却在戒严，到处都是耳目，为了找个安全的藏身之所，他来到了和祖父很有交情的宗都督家留宿，可是敲开门之后，为了安全，他对宗都督的家人说，因为有其他事情加上人生地不熟所以才到此地，请求留宿。
当时，宗都督已经去世多年，家里都是子孙辈，家里只有自己的二儿子和三儿子，大儿子正在外地任职，他们拒绝了他的请求，说现在已经和往日不同了，京城盘查严厉，如果收留了可疑的客人，是要犯十家连坐的罪。再加上周围已经有人关注，所以还是请另找住宿吧。
留宿一晚都不行，看来阉党的耳目已经遍布全城各个角落。
几人请求被拒绝之后，没有办法，只好返回，在长安道上另外寻了个住宿的地方。
本以为在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找个小旅馆就安全了，可是没想到的是，连旅馆房东都是东厂的线人，他们一进去就被盯上了。
到处都是眼线，密集的恐怖监视让人防不胜防。
旅馆老板见来的这三个人说话做事都很谨慎，就揣测是可疑之人。
到了晚上，就有人来询问，可否有人住在这里，又问了几人的着装。
三人在店里住了一晚，觉得还是不太妥当，于是就准备另找一家，离开的时候，其中一个叫严秀的佣人因为费用的问题和房东老板争执起来，房东老板本来就很怀疑，于是就试探性的说狠话：如果你们不把费用交齐，我马上给官军报告。喊他们来评理，朱祖文担心因小失大，于是便把随身携带的一件上好的衣服当做费用抵给老板，并说了很多好话，老板才没有怪罪。
在京师期间，朱祖文算是领悟了世事艰辛，他去找过周顺昌的好友，可这些好友都以不方便借宿拒绝了，他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旦出事，罪过很大，所以也不太愿意麻烦他们，但人生地不熟，总要找朋友牵线，他于是去找了和自己关系很好的朋友蒋士衡，蒋士衡悄悄对他耳语说：东厂已经派出了大批的人马正在缉拿为牢狱中跑关系的人，你们特别要注意。
朱祖文不以为然，然而，过了几天后，周顺昌的另外一个仆人却将消息证实了，他说他也打听过，确实东厂派出了几拨人马，对所有涉及到六君子的亲戚们都跟踪监视。
在这种情况下，朱祖文办事情就很老火，一些平日里的朋友因为处在风口浪尖上，出于无奈躲避都躲不赢，更何况找人，不被盯上太难了。
患难时刻见真情，也有少数朋友愿意给他们出主意，见面的方式一般都在偏僻的寺庙，他本以为这样的话估计跟踪盘查的人很少，可是出乎意料，在人迹罕至的小路上居然阉党还是派了人来设卡盘问。
有一次，朱祖文他们一行三人穿过一个偏僻的小路，预备去寺庙商量，身上揣着信件，哪知道在半路的时候被拦了下来，几人照例是搜身，眼见危险一触即发，朱祖文眼疾手快，先把行李拿给几人检查，再把信件悄悄拿给身后的一个人，使眼色告诉佣人怎么做，叫唐光的佣人很快就明白了意思，马上把信件捏成一团，藏在嘴里。一直不说话，这样才躲过了检查。
魏忠贤的严密统治之下，到处都弥漫着恐慌的气氛、他一方面专权，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感，对官员们任意进行处理，另一方面又利用手中权力给自己加官进爵，天启五年，明朝和后金的战斗中取得了宁远大捷，宁远大捷的首功之臣应当首推袁崇焕，毕竟是袁崇焕在辽东花了很大力气，苦心经营，才把岌岌可危的局面开始扭转过来。
袁崇焕在辽东的时候对练兵屯田抓得很紧，按照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原则修建城堡，亲定规制，城高3丈2尺，雉高6尺，址广3丈，上广2丈4尺。通过他的一系列措施，才使得宁远城成为屏障山海关的军事重镇。
特别是宁远大捷作为明朝首次对后金的胜利，并且导致努尔哈赤受重伤最后死亡，可以说袁崇焕功不可没，可是在朝廷的表彰中，魏忠贤却恩加三等。他的弟侄担任了都指挥使，自己手下的爪牙也得到了丰厚的奖赏，反倒是明朝出力最多的将领袁崇焕只得了一些奖赏，连官职都没有升迁，辽东部队不满朝廷这样决定，迫于无奈，为了安抚部众，只得给他升了一个兵部右侍郎，相当于现在陆军副司令员。
明朝的军队高级将领很多，兵部右侍郎属于一个副职，算来算去最多是三把手，没有多大的权力。
过了不久，魏忠贤又封了宁国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侄孙魏良鹏才四岁就被封为平安伯，三岁的侄儿魏良栋也被封为东安候。
袁大人的封赏还没得宦官获得的好。
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卖命的武将有时候还真不如一张宦官讨喜的嘴。
宁远战役的艰苦性有必要阐述一下。
1626年的元月，山海关比以往更加寒冷，北风呼呼的刮。关内外的河流早已经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