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党派定性

既然东林党已经被摧毁，实体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么下一步就要摧毁他们的精神力量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及爪牙已经意识到了这点，于是给魏忠贤做了汇报，魏忠贤便做了安排，由吏部给事杨所给天启皇帝上奏，内容是要把影响很大的三个案子辑录成一个读本。刊印天下，这样才能够警示后人。不久后又上奏建议仿制世宗御制的《明伦大典》。

天启皇帝收到上疏后并没有在当时点名如何处理，这个事情一直放在一边，在九月份的时候，和杨涟等人有过过节的御史贾继春又给天启皇帝上疏，建议把杨涟等六人所犯的罪尤其是他们在诋毁先帝，侮辱李选侍和“皇八妹”这些重罪公开。让天下的黎明百姓都知道他们所犯的罪过不可饶恕。

这一次天启很快就同意了。但对于具体怎么编，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

到1626年的一月，天启皇帝觉得三大案件应该有个盖棺定论了，于是就下谕要求编篡《三朝要典》，由顾秉谦担任总负责人，黄立极、冯铨、丁绍轼担任副手。这些编写的人员全是阉党的清一色。

编撰的架构体系建立之后，阉党的骨干大臣纷纷加入，总负责人深知这个事情很重要，马虎不得，于是认真挑选可靠的人员参与誊写，结果第一次报上去，魏忠贤就否定了四个人，怀疑这几个人与东林党有关系，于是便将四人免职。

编写工作开工以后，工作顺利展开，从一月份人员的组成，到三月底全部编完，花了两个多月时间，编完之后崔呈秀把稿子浏览了一遍，觉得稿子有宽度，但还缺乏深度。他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比如把国家的根本和案子的关系讲起，就可以突出案子的示范性，于是他提笔上疏《三案本末》，把故事重新捋一遍，天启皇帝看后很认同，于是采用了。

这本刊好的《三朝要典》面世之后，当时担任工科给事的虞廷弼给皇帝上疏，建议废止以前的《点将录》，认为那本册子颇有些戏谑的味道，不严肃。天气皇帝采用了他的建议。

十九号一大早，文武百官齐聚内殿，天启皇帝带头为《三朝要典》举行了进献仪式。

《三朝要典》一共二十四卷，仪式上百官跪拜称贺，皇帝也心情大好，仪式完毕之后，正本送到皇史馆收藏，副本由礼部负责刊印，颁布天下。

工作一波接着一波，完成《三朝要典》之后，《光宗实录》也随之修改。

阉党编撰《三朝要典》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在编录的时刻，抓捕了一个刚正不阿的东林党大臣，此人名叫惠世扬，其为陕西清涧县人，万历甲辰的进士。因为在之前的梃击案和移宫案中，他对阉党的一些所作所为无法容忍，曾在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份复奏《论宰辅沈交通客魏状》，直接弹劾附势阉党的大学士沈潅，从而得罪了魏忠贤的阉党，阉党欲除之而后快，其被编入《东林点将录》，称其为天猛星霹雳火。随后被罗列罪名，罢官免职。

在天启九年九月份，杨涟的案子牵涉到他，于是被逮捕到京城听后发落，和以前的流程一样，他被三法司的官员审讯，三法司此时早已经是阉党的人员掌管，特别是刚上任的一把手，刑部尚书徐兆魁，为魏忠贤所提拔，自然要感恩戴德表示一下。

惠世扬在三法司这帮混球的审讯下，自然得不到很好的结果。

因为六君子当时已经全部死去，所以审讯的大臣们也没怎么把惠世扬当回事，就想随便走个过场，然后给他判个死刑就了事。

审讯的地方在城隍庙，所谓城隍庙在古代就是用来祭祀城隍神的庙宇，为中国古代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祇之一，大多由有功于地方民众的名臣英雄充当，是中国民间和道教信奉守护城池之神。

在这样的地方来审讯惠世扬，真是莫大的讽刺。

审讯伊始，时任河南道御史的徐扬打趣的问他：邵辅忠邵大人是否是小人？

惠世扬说：你们看他是君子，是因为聪明，我就是太笨，所以看他是小人。

周应秋说，你这么认为的话，那么，徐大化和孙杰等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惠回答：自然是好人。

既然知道是好人，那为什么还要弹劾，周应秋接着问。

惠说：正是我的愚笨之处，我甘愿死。

几个大臣发现被惠世扬戏谑了一阵，恼羞成怒，决定好好的给惠世扬一个颜色看，便直接命令衙役狠狠的杖打二十五大板，众人拿起板子一顿痛打，直接打得惠世扬半死。收拾完了之后命令将其关进牢狱。随后把判词写好，准备呈报给天启皇帝，为了让皇帝满意，三法司的几位官员商议把惠世扬和移宫案的事情串联起来，这样的话，也好交差。

收到三法司官员上递的判决书之后，天启皇帝和魏公公都觉得很好，魏忠贤本意想马上处死他，但转念一想，还是把他的死放在祭奠修好之后的《三朝要典》和《光宗实录》上，这样一来也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就没有马上处死他，只是把惠世扬关在大牢里，可怜惠世扬这个时候算是领教到了阉党的歹毒，他在大牢里郁郁寡欢，本想一死了之，但总觉得这样走了不好，他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那不是太便宜了那帮坏蛋了，于是就不再寻死，惠大人福大命大，还没有等到他死，随着天启皇帝的驾崩，魏忠贤的阉党也迎来了灭亡的日子，他在牢狱里被关押了半年多，新皇帝上任之后，他便得以释放，最后还被委任官职，特别是在崇祯皇帝时期，居然官至副都御史实和侍郎。不能不说是一种造化。

《三朝要典》把东林党可以说是一顿贬低，一群鸡鸣狗盗之徒却标榜成光明磊落的朝廷重臣，这黑白调也算是明朝天启年间才独有的，众多依附于阉党的官员抛弃了为国家悬壶济世的理想，抛弃了自己的人生操守，很多通过科举取仕的精英分子，本可以伸张正义，却在阉党的大权之下，低下了自己的头颅，要说这帮人完全是不知廉耻也不完全对，至少他们还惦记到自己的名声，不管自己做的事情有多么的龌龊，还是想给自己留一个好的名声，避免自己给家族的历史抹黑，这估计算是阉党在本可以赶尽杀绝的时候残存的一点良知吧。

明朝天启年间编写的《三朝要典》，本意是想通过这本书给阉党正名，但时事易变，历史虽然跟当时的掌权者有着紧密的关系，毕竟历史是胜利者来记录，但时间是最好的证明，它可以透过时空看见未来，这部《三朝要典》随着明朝的日渐溃败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东林党重要骨干被歼灭之后，魏忠贤的阉党就基本把持了朝廷的内外，没有对手以后，日子就变得很无趣，自从和东林党交手之后，魏忠贤等人发现这种战胜对方的感觉居然如此过瘾，特别是和权力裹挟在一起的斗争，有着强悍的爆炸力。

手上掌权，就是我的天下。

天启六年，阉党的老大魏忠贤又开始谋划用计，先后将东林党人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宗建、李应升、黄尊素、缪昌期等七人抓捕到牢狱中。

因为所在的年份为丙寅年，因此被历史冠以“丙寅诏狱”，加之被逮捕的一共有七个人，所以称之为，“七君子之狱”。

阉党自从把六君子骨干除掉之后，基本上东林党都没有还手之力了，剩下的人员也基本不构成威胁，为什么魏忠贤要捉拿他们？

除了因为怕遭受报复的原因之外，还在于魏忠贤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这当然和他从小的生长环境有关，那逮捕这六个人的导火线是什么呢？

说到七君子的事情就不得不说到一个大太监，这个太监叫李实，为河北雄县人，也就是现在的雄安新区所在地，他进攻的资格要比魏忠贤都还要老，1578年万历六年的时候就进了宫，那时候魏忠贤还没有进来，在他进宫当差的十一年以后，魏忠贤才进宫，也就是说魏忠贤可以算作他的小弟了。他在明光宗朱常洛继位之前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就在常洛身边做贴身伴读，和太子关系非同一般，在1620年，朱常洛继帝位之后，李实也升任司机监秉笔太监，同时也掌管御马监，深得皇帝的倚重。

他虽然是秉笔太监，但也和魏忠贤一样，也是一个粗人，不认识字，而泰昌皇帝在位时间又极短，明神宗朱常洛一驾崩，自然司礼监秉笔太监的位置就不保，被调到江南任苏杭织造，所谓织造是指生产织造宫廷所需的丝织品，他就负责管理这个。

苏杭织造的办公地在苏州，古语有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浙一带一直都是丝绸业发达的地区，因为盛产绫罗绸缎，这一带经济发达，生活富足，把李实调到苏杭担任织造这个官职也没有亏他，毕竟这是一个肥缺。

李实这个人做事情还是可圈可点，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也没有做出有损自己名誉的事情，但他有两个手下，名叫孙升和樊得，都是得陇望蜀之徒。常常借用上司李实的名义去搜刮民脂民膏，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苏杭一带本来是当时纺织业的中心，经过两个手下这么乱搞，弄得是民愤极大，当时杨姜代理苏州的知府，听说有人反映这个事情以后就对太监李实不满，觉得也太过分了，看到太监李实也只是冷冷的照面，也不主动去拜访他，李实见杨姜很无理，于是就找了个机会就把他向朝廷参了一本。

恰逢周起元刚被调到应天府担任巡抚，周起元对李实的做法也很有意见。就上疏帮杨姜辩护，陈述李实存在的问题。这件事情被李实知晓后，直接上疏诬告杨姜犯法，杨姜因此被逮捕起来，于是双方就生了恩怨。

因为自己出身太监，加上没有多少文化，因此李实在一些东林党人的眼中都是看不起的，他曾经在黄尊素被罢免之后，因为钦佩黄的才华，所以想去拜访一下，但黄拒绝不见他，他只好悻悻而归。

这个事情传出来之后，风言风语就有了新的说法，变成了黄尊素和李实经常在往来。

魏忠贤的耳目告知了这个消息，他马上有些警觉，和自己同属一个太监阵营的人，再怎么也是先皇的红人，如今和东林党人掺和在一起，那还得了。魏忠贤于是派遣了正在南方出差的刑部侍郎沈演去看看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回来如实向他报告。

沈演亲自跑去问了一下，汇报给魏忠贤的消息就是几个字：确有其事。

这几个字虽然不对，却很有爆炸力。

把当时的魏忠贤给炸蒙了。

李实的事情一定要查清楚，于是火速就派亲信到苏杭一带查询。

这个时候，李实的下属司房，就是一个负责誊写文书的小官正在京城办事，听到关于李实的消息很吃惊，马上去找阉党的大骨干李永贞求助怎么办？

李永贞因为和他很早就很熟，便安慰他不要惊慌，听完他的陈述，他给了一个主意，说既然魏大公公怀疑到这个事情了，那肯定无论有没有，多少都是有风险的，为了摆脱自己的干系，你最好让你们家李公公上奏东林党人一本，以表明自己的清白。

司房问：需要参奏哪些人？一个人可以？

一个人肯定不够，李永贞板着手指数了一下说，七个人差不多，说着便说了七个大臣的名字。喊他给李公公讲上报这七个人就可以了。

司房觉得这个主意很好，为了能够早日免去李实的祸患，当场就求李永贞代写一个上疏稿。李永贞和司房关系不错，就答应了。马上提笔就写好了一篇奏疏，司房本来就是奉家主李实的意见来京城出差，恰好身上就带的有李实的空白奏本，于是就找笔认真将李永贞帮忙写得上疏稿件给誊写了一遍。

誊完之后就呈递给朝廷。

司房未经李实同意就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先拨始志》和《三朝野记》等大部分历史书籍对此都有记载，也有零星的书籍提出了另一种看法，认为是李实受不了魏的人马询问，于是喊司房找京城崔呈秀帮忙，崔呈秀出的这个主意。从后来明廷间对后面几位大臣的处理，推测出来前面的说法比较准确。

明朝最后的皇帝崇祯在裁定这个案件的时候，认为李实的罪实际上不能完全怪罪到他一个人身上，毕竟这个上疏还有朱批修改过的痕迹，实在是依附魏忠贤的势力所为，所以未有判定李实死罪，将其充军革职而已。

上疏一呈递上去，皇帝很生气，于是下令，马上派锦衣卫速速将七人逮捕归案。

对于李实，则安慰他好好工作，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