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一格发展儒学

军事方面的成就，是太宗执政生涯中最灿烂的一页，他不但收服四夷，还使得唐朝的版图成为历代中最宽广的一个朝代。但是，文治方面的功勋也是太宗治理国家中耀眼光辉的一页。

太宗即位后，首先就是把原本设在秦王府的十八学士馆扩充为弘文馆，招募天下有学识的读书人，到府中共商国事，充分发表他们对政治民情的看法并提出建议和策略。太宗经常到馆中听取各方的意见并参照他们的决策。

这天，太宗和几个亲近大臣商讨用何种学说治理国家最好。太宗认为，儒家是最合乎中道的学说，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适用，本朝的学术思想中心应该仍以儒家学说为主。宰相房玄龄也十分同意，他说起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道理和取得的成效，认为应尊儒学为大统。

话还没说完，杜如晦就摇手插进来说：“不可以，不可以，那多小家子气，你听过没有？收纳百江才能成大海，只读一家学说未免又限制了读书人的眼光与心胸。”

“你们两人不要太激动，我的意思是本朝的正统思想以儒家学说为准则，至于诸子百家的学说既能流传下来，当然是有价值的，怎么会把它们全部否定呢？”太宗连忙解释，免得又有人再插进来争论。

“陛下，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古籍太深奥了，除了大儒学者以外，一般百姓很难看得懂，这对文化的推广一定会有影响的，该如何解决这问题呢？”孔颖达在一旁问。

太宗沉吟了一会儿，说：“以往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机会读书，我觉得这规定太不合理，我希望普天下渴想识字读书的人都能受教育。当然这实施起来有很大的阻碍，但我非实施成功不可，因为这是对百姓有利无害，你们就这方面提供点意见吧。”

“创设学校倒不难，困难的是师资的来源，以及简易的教科书的编撰。如果能有简易的教本，想读书的人只要识字便能在家自修，那岂不是件好事吗？”颜师古说。

“对，要先有一套教科书，一套易懂又全面的教科书。从明天开始，弘文馆的学士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将深奥难懂的经籍加以注释，并校看有无谬误漏失的地方。”太宗当即决定解决办法。

从贞观三年（629年）开始，整理古籍的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不多久，颜师古等人就将考订后的五经校正本颁布天下，使天下人都有齐备的教本可以研读。太宗又命令颜师古、孔颖达、王恭、王玖、司马才章等人合撰《五经正义》，将五经中的疑难词句统一加注，经过这一番整理，中国上古的典籍才又以另一番新面貌出现。

“这样，考试录用人才才能有一定的依据，”太宗高兴地说，但一转念他却又轻皱眉头，“不过，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我们要用什么方法使百姓能轻易地了解本朝的思想重心在儒家呢？”

“那只有用实际的行动、具体的表现，才能使人民一目了然。”虞世南说。

“实际的行动、具体的表现？”太宗沉吟着，“我已经命人把五经都整理分类了，又在各个州县设立学校，难道这不是实际行动，不是具体表现吗？”

虞世南连忙说：“可是您并没有特别标榜儒家，我的意思是将儒家从诸子百家中特别提出来，给予最崇高的地位。”

“那其余各家的学说呢？”

“当然并存，但以儒为中心，正如五经中陛下认为礼的影响力最大，特别命博士官撰五礼，但其他的经书并不因此就抹杀了价值啊。”虞世南进一步地解释,“首先在国学中建立孔子庙堂，尊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为圣人，再征聘各地的名儒到国学中讲课，讲课期间陛下您最好能亲临听讲，这不就很明显地告诉人民，本朝是如何的重视儒学。”虞世南陈述他的意见。

“还有，我们可以把前代有名望的儒学大家，像左丘明、子夏、伏胜、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这些人都入祀进孔子庙堂，这样可使现代的学者有一个确切的目标，并明了思想的重心所在。”孔颖达也提供了他的见解。

“很好，这是个可行的办法，我立刻叫人着手去做。”太宗立即叫人将这些意见记录下来，又说：“不观史不知古今成败，前两天我翻查史籍，发现两晋南北朝还没有正史，而且北周和隋朝的史料也脱损了不少，如果不赶紧将这些史料汇编成册，恐怕过不久这些东西都要湮没了。”说到这儿太宗的脸色不禁凝重起来。

他接着又说：“史官是直言不隐的，当初孔子修春秋一字褒贬的成效，今日仍可从史书中看出来，要知道各个朝代的兴替、得失，只有从史书着手，我们一定要将历史上发生过的事，翔实地记载下来，一来表示对前人的追念,二来也可给后人做借鉴。”

“陛下说得对，两晋南北朝的变迁是中国少见的大变动，其中有许多的借鉴足以供后人警惕，当然要把它们写下来。”房玄龄、令狐德棻在一旁点头赞成。

“这整理编撰史料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两人啦，”太宗笑着对德棻说，“好好地写，人手不足的时候，叫我一声，我的学问不好，但抄写的工作相信还能胜任。”

“陛下，您不必太客气，到时您别推托就好了，怎能不借助您的长才呢？”玄龄和令狐德棻笑着说，由于太宗一向以诚心对待部属，再加上大家日夜一起研究学问，君臣间的关系就像朋友一般。

君臣同心一意整理史籍，没几年，由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合力编著的《周书》，李百药的《北齐书》，姚思廉的《梁书》、《陈书》，魏征的《隋书》，以及李延寿独力编撰的《南史》、《北史》，便陆续顺利地完成了。

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宣房玄龄和褚遂良入殿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已完成不少史册。不过，臧荣绪的《晋书》我总觉得不够完善，因为在学术思想及生活形式上两晋是最富创意、变化最多的朝代，如果不翔实地将这些人物故事记载下来，后人就无法领略到先人在思想、生活上曾有过的一大变革。”太宗感慨地说。

“陛下该不是爱乌及屋，因为喜欢王右军的字，连带地喜欢上那个朝代？”房玄龄以玩笑的口气问，太宗爱好晋人王羲之的字是众所周知的。

“你要这么说也对。”太宗笑着回答，“事实上那本书有修整的必要啊。”

玄龄正色地说：“陛下您说得有理，我和褚侍郎会立刻开始动手的。”

不久一部完备的《晋史》在太宗君臣的策力下完成了，其中司马懿、司马炎、陆机、王羲之四人的论赞，是太宗亲自动笔写成的。在太宗的大力推动下，儒家中庸、笃实的入世思想，击倒了魏晋南北朝时所盛行的属于玄学方面的出世思想。科举制度也为寒门子弟开启了一条上进的途径，击垮迂腐狭隘的门第主义，一股全新的文化气息散遍这块广大的领土。

在这种风气之下，还大大发展了中华文化遗产之一的唐诗。

贞观十八年（644年）前后，太宗的政治生涯已到达颠峰，无论在内政、外交上的成就，都是超越前朝令人震惊的。这些也随着领土的扩充发挥出万丈的光华，更在无形中融合了许多民族。当时，由这股强大而无形的力量所统治的王国跨洲越海，比太宗实际拥有的版图更广大。东边从倭国（今日本）、高丽、百济、新罗到现今的东北各省；北边则到达现在的内外蒙古和西伯利亚；西方则包括了今天的中亚、克什米尔、印度、波斯等地，甚至到达了欧亚的门户拂菻（就是西洋史上的东罗马帝国）；南边则控制了整个南海地区。这些偏远落后的民族在接触到唐朝的灿烂文化后，就忍不住被吸引了，不仅到长安学习典章文化、学术思想，也将他们的特殊文化风俗传到唐朝。在双方频繁的交流中，各种文化、思想在长安城中被搅碎、调匀，融合成一种国际性的新思潮，这种新思潮更开拓唐人包纳各色人种、各种文化思想的胸襟，所以才能创造出睥睨古今、雄浑豪迈、多彩多姿的唐人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