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贤后长孙氏

贞观十年（636年），太宗的妻子，唐朝的文德皇后去世。每一个伟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强而有力的精神支柱，那个支撑唐太宗的支柱就是长孙氏文德皇后。

文德皇后是隋朝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再加上她的先世是北魏的宗室长，所以被称为长孙氏。长孙皇后的家世虽然非常显赫，但她从小就知书达礼，端庄稳重，没有一点千金小姐娇纵蛮横的性格。长孙氏十三岁时便嫁给了当时年方十七岁的李世民为妻，她年龄虽小，但能悉心事奉公婆，恪守妇道，相夫教子，深得丈夫和公婆的喜欢。在秦王李世民征战期间，长孙王妃跟随着丈夫四处奔波，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使他能够专心作战。李世民登基后，长孙氏作为一国之母并不因地位的改变而骄矜自傲，她始终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太上皇李渊，长孙皇后十分恭敬，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宫女怎样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尽守孝道。

长孙皇后非常宽容大度，她从不因为自己与太宗同生共死、感情深厚就要求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妃嫔争宠的现象，这在历代都是极少有的。

因为长孙皇后很有见地，所以唐太宗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并有时会按照她给出的意见来处理国事。但长孙皇后没有因此就干预政事，她认为“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她只对唐太宗说过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她提出的是原则，而不愿用细枝末节的建议来束缚皇夫，她十分相信李世民手下那批谋臣贤士的能力。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他文武双全，早年就跟随李世民在秦王府中做幕僚，为李世民出谋划策，并辅佐李世民赢取天下，立下了卓卓功勋。太宗本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长孙皇后却奏称：“妾既然已托身皇宫，位极至尊，实在不愿意兄弟再布列朝廷，以成一家之象，汉代吕后之行可作前车之鉴。万望圣明，不要以妾兄为宰相！”太宗觉得他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凭的是他的功勋与才干，完全可以“任人不避亲疏，唯才是用”。长孙无忌也因妹妹是皇后而有所顾忌，不愿意接受宰相之职。不得已太宗只好让他作开府仪同三司，位高但是没有实权，长孙无忌仍要推辞，理由是“臣为外戚，任臣为高官，恐天下人说陛下为私”。太宗很严肃地告诉他，这是唯才是用，并不是任人唯亲，长孙无忌才接受这个职位。

长孙皇后的大儿子李承乾自幼被立为太子，他的乳母遂安夫人管理太子府的日常用度。当时宫中实行节俭开支的制度，太子宫中也不例外。遂安夫人时常在长孙皇后面前抱怨太子府内一应器物都很寒酸，花费经常捉襟见肘，因而屡次要求增加费用。但长孙皇后并不因为是自己的儿子就加以娇惯，反而认为既身为储君，没有德行就没有能力管治天下。长孙皇后的公正明智，使宫中所有的人都佩服她，愿意听从她。

长乐公主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唯一的女儿。她从小养尊处优，很得太宗宠爱。长乐公主出嫁时，她向父亲提出所配嫁妆要比永嘉公主加倍。永嘉公主是唐太宗的姐姐，出嫁时正逢唐初国库空虚，因而嫁妆比较简朴；长乐公主出嫁时已是贞观盛世，国力强盛，要求增添些嫁妆也是很自然的事。魏征听说了此事上谏太宗，他认为长乐公主的要求不符合长幼有序的礼数，劝谏太宗不能答应。太宗认为情况不同，现在国力也强盛了，多给女儿点嫁妆有什么关系。回宫后，就把魏征的话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对此十分重视，她十分称赞魏征的话，认为魏征是个不可多得的臣子。最后，在长孙皇后的反对下，长乐公主带着并不丰厚的嫁妆出嫁了。 长孙皇后不仅在嘴上称赞魏征，还亲自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来奖赏他。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随太宗巡幸九成宫，回来路上受了风寒，又引动了旧日痼疾，病情日渐加重。太子承乾请求大赦天下为母亲祈福祛疾，群臣感念皇后盛德，都随声附和，就连耿直的魏征也没有提出异议。但长孙皇后坚决反对，她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何用？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度！”她是多么深明大义啊。长孙皇后的病拖了两年时间，崩逝于立政殿，年仅三十六岁。弥留之际尚殷殷嘱咐太宗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

唐太宗为长孙皇后修建了昭陵，气势十分雄伟宏大，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凭高远眺皇后的陵墓，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