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为了今天

1990年春

我已经和亨利·曼一起工作了9年。我在业界赢得了自己的专业声誉，并负责督导机构里经验不足的临床医生。我认为我已经具备了独立开诊所的能力。除了我自身取得的一些成就外，我用母亲留给我的遗产—她生前成功理财投资的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我的督导丹·米勒很支持我。我的前心理医生海瑟·桑德斯同意在我拿到行医执照前，做我的医疗合伙人。在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支持下，我离开了曼医生的团队，开始独立执业。当然，这里也有我母亲的投资，我把这看成母亲在保佑我。

一年后，在康涅狄格州心理许可委员会上，我的律师成功为我做了辩护，申明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接受培训之后，就已经具备了取得执照的资格。取得马萨诸塞州的行医执照七年后，我通过了康涅狄格州的考试。

为了能弥补自己的盲区，并尽可能多地从临床实践大师那里学习，接下来的7年里，我继续与丹面谈，寻求他的指导，直到他去世。那时候，他已经成为我的导师，也是我的朋友和知己。他把我和比尔看作他的家人。

1993年秋

“我想，你一定是东欧犹太左派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儿。我猜你在纽约长大，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对蒙大拿那么了解。”

一个波浪头的高个女人坐在我旁边，一副十拿九稳的样子。听起来，她对自己的猜测很满意。我其实很想告诉她，我实际生长在一个偏远的郊区，和她猜测的可不一样。但我又好奇，她说的跟我曾经向往的相差不远。我停顿了一下，思索着该怎样回她。

“你为什么会想到东欧犹太左派知识分子呢？”

她想了一下。“因为那是我向往的，”她说，“但这改变不了现实。我真羡慕你。我真想也生在你那样的家庭。”

我很同情她。我想，你永远不会相信，我早就这么想了。

“我对你很重要，这是肯定的。”我说着，用手抚过头发。我在想该怎样委婉地告诉她，她说的其实不对，“但是你对我的描述，包括关于我的父母、我住的地方、我的文化，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你为什么会那样想呢？”

她盯着自己的手看了一会儿，然后抬起了头。“我想相信你真的能理解什么是痛苦，”她说，“但你是如此冷静镇定。显然，你生活得很好，还有一对好父母，他们一定很能理解痛苦的滋味。我想要那样的理解。我想知道我的痛苦能被接纳和理解。”

大约半小时后，诊所即将关门。我没有感到心烦意乱，我高兴地想。这次面谈让我很激动。丹把我教得很好。我的病人，在我的帮助下，终于能通过联想，从我联想到她二十多年前的第一位治疗师，进而联想到她的家人、被迫害的恐惧和可怕的秘密。

我通过天窗望着天空，想起了我在纽约的那些“犹太知识分子”。从血缘上讲，他们不是我的家人，但他们一直是我的老师和我精神上的父母：他们是我以前的治疗师和丹。

如果她知道我是怎么长大的，她会怎么想呢？

一直以来，我饱受噩梦的困扰。我时常梦见自己被错误地关进精神病院，无论我怎么解释，管理人员都不肯放我出去。在梦里，我有时感到很害怕，怕梦是真的；有时又很不安，担心在那里被认识的人看到。有时候我还梦到自己作为心理学家去参加会议，却被误认为是精神病人，而无法离开那里。从梦里醒来，我总是精疲力竭。

母亲去世后不久，我做了一个噩梦。那个梦从一个完美的夏日开始，我和母亲站在一个大花园里热烈地聊着天，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绸缎晚礼服—很像父亲去世后，她送给我的一件伴娘礼服，杰西卡5岁时，我穿着它参加过一次苏格兰舞会。梦里的她看起来还年轻，大概45岁的样子，但像去世前那样瘦。

突然，母亲倒在地上。原本充满欢乐的花园变成了灰暗的精神病院。当两名护工把母亲扶起来时，她开始胡言乱语。我知道这说明母亲已经成了精神病人。令我惊恐的是，伴随着她的胡言乱语，生命也随之从她身上消失，她的头垂到一边，眼睛往上翻。然后，她不断地萎缩，直到皮包骨头地蜷缩在地上。我跪在她瘦骨嶙峋的身旁，把脸放在她冰冷的手上。

虽然我心里渴望能这样陪着她，但我知道自己的处境也很危险。矛盾撕裂着我。我不忍离开她，但我必须逃离这里。我站起身，正准备离开，护工们冲过来抓住了我的胳膊。晚了。他们错把我当成了母亲，他们会把我永远关起来。

成年以来，我总是反复做噩梦。梦是如此真实，以至于我以为自己是醒着的。在“清醒梦”里（我这样叫它），我会从睡梦中惊醒，发现身边躺着一个陌生的男人。他不是比尔。我惊恐万分地蜷缩着身体，感到一种深深的厌恶。有时我从**跳下来想要逃走；有时，我直挺挺地躺在那儿，噩梦的巨大恐惧让我动弹不得。我赶紧对自己说：**的那个人是我丈夫，他本就应该在那里。但是我依然恐惧。

在接受赫勒医生和桑德斯医生的治疗时，我没有向他们提起这些噩梦。除了希望避免过分情绪化，我还无法解释为什么。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一样，我把这些噩梦归咎于我早期在医院的经历，而没有做进一步的思考。

到读研究生时，心理治疗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宗教般的存在。结婚前，我就摒弃了天主教。我质疑上帝的存在，我愤怒地抵制任何试图把我拉进某种信仰的人。跟我一样，比尔也不信奉任何宗教。作为夫妻和家人，抚育我们的孩子，跳苏格兰乡村舞蹈，参加合唱团，从花园里采摘蔬菜和鲜花，去航行时接受风、水和天空的洗礼，所有这些都滋润着我们的灵魂。在很多年里，拥有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在我和比尔结婚的第18个年头里，我们第一次参加了纽黑文教友派。当时杰西卡为了重获内心的平静，希望能再参加一次去年夏天参加过的贵格会。贵格会的官方称呼为“教友派”，它没有正式的信条，而是秉承上帝在每个人心中的思想而延伸出的一系列教义。在这里，即使上帝的概念也是开放的，善良、光明、圣灵、上帝只是特定的词语，用来识别那些无法理解的东西。尊重所有生命是这个团体的核心。礼拜会是大家聚集在一起，寻找内心与此刻的联结。大家静静地坐在一起，除非有人想要发言。我喜欢跟和我一样在寻求答案的人坐在一起，喜欢贵格会所重视的正直与和平，而我最喜欢的，是他们的包容。和他们在一起，我可以安心做自己。

面对生活中的艰难困顿，在灵光闪现的瞬间探寻世界的真相，对我来说，这才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我无法找到自己的上帝，但我在这个探寻者的团体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1996年冬

会议室窗外的树木，在冬末的天空中泛着银色的光芒，它们如此纯洁而美丽，恰似灵光的体现。房间里，有三四十人正聚集在一起做礼拜，他们的静默将我包裹在甜美、充满希望的舒适感中，就像在山顶或夏日的池塘边，感受着黎明前的静谧，整个世界完美地呈现在眼底。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聆听这个世界之外的声音。抛开所有的意识活动—我无法完全掌握的技巧—为其他意识留出空间。有时忽然间我会冒出新的想法，新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在贵格会议室中的静默里，一滴泪从我的脸庞滑落。静默又是一种特别的力量，它拥有生命，随着泪水的滚动，它也滚动着，悄无声息，但却影响着我。角落里的家属区，偶尔传来小孩坐立不安和外套沙沙的声响。她的母亲伸手从地上的背包里拿出一本书递给她。但即使她们交谈也不会打扰到这一刻。令我惊讶的是，小孩子居然能适应这样安静的环境。我想，她们也一定感受到了那种平和。

这种平和的气氛，让我能够直面自己的伤痛。让伤痛从我心灵深处的海洋，通过泪水缓缓地从我身体里流出。以前我从没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贵格会友们说，你永远不知道上帝的话会在哪里出现，所以一定要时时留心，并在打破集会的静默之前用心思考。那时，你从自己内心深处会发现什么都是无法预测的。

当回到自己的心理治疗室时，我感觉自己是个理智、能干的成年人。

1998年冬

我的办公椅已经有些年头了。椅臂上的布料和木头之间薄薄的一层海绵已经老化碎裂，摸上去凹凸不平。如果手抓得太紧，放开时黄色的海绵屑就会从接缝处掉落。曾经优雅的斜纹绸布面，也由原来的蓝、红棕、酒红相间色，基本变成了银灰色，显得破烂不堪。我旁边放着一张更宽、更深、更柔软的椅子，椅臂顶端和座位边缘也已经褪色，有点发灰变白，就像我的头发一样。

我感觉左手一阵疼痛。原来是看对面沙发上的女人太专注，以至于过了很久才意识到抓着椅臂的手太用力。我把手放到腿上，强迫自己深呼吸，让空气进入我的四肢百骸，从胸部和手臂到手腕，然后再到指尖一点点放松下来。我想象丹·米勒、斯坦利·赫勒和海瑟·桑德斯是我的一部分：让自己坚强起来。我有些胆怯，并且希望自己能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倾听她说的话。

苏珊娜高挑又漂亮，让我想起了格蕾丝·凯莉，只是她太瘦。45岁、事业有成的苏珊娜来寻求帮助是因为，“我害怕自己会发疯。”尽管受到很多人的崇拜和追捧，但工作上的巨大压力加上她的个人状况，使她无法再应对日常工作。苏珊娜对奥施康定有依赖。“没有它我会死。”她解释说。治疗刚开始时，她并没有告诉我这一点。

不久，我就发现苏珊娜有多么绝望，也许因为她的极力隐藏。“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需要看心理医生。”我们第一次面谈时，她这样承认道，“我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我觉得自己能管好自己。”

但煞白、消瘦的脸颊和灰暗无神的双眼出卖了她。强颜欢笑的话语听上去无比空洞。她轻描淡写地说着自己的事，仿佛是在谈论天气：“我男朋友告诉我，我常在睡梦中尖叫，把他吵醒……工作上他们都很器重我，但如果再犯一个错误，我就得出局了。”下午可能会有阵雨，可能会打雷。她转过头，望向窗外，手指穿过打理得很漂亮的金发。“我不是真的在意这些。”她补充说，“我也可以休息一下，问题是那样要背负大堆的债务还没有钱还。我成功了，但我又把它搞砸了。”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强风和冰雹。

听她讲完，我知道，我们接下来的治疗将需要数次面谈才能最大限度地帮助苏珊娜挽救她的工作（她经营着市里的一家老年诊所），甚至是她的生活。我为她担忧。

丹曾经教导我们，将每一场与患者的面谈都视为一次独特的经历，并关注过程中的每一刻。我从来没有爬过山，也没有坐过飞机，但我知道要达到山顶（治疗的目的），要一步一步来，而每一步又可以从几个层面同时入手。苏珊娜的治疗持续了大约一个月后，有了一步进展。

我柔和而缓慢地说：“你身上有很多矛盾。你有一个有虐待倾向的父亲，一个抛弃了你和弟弟的自私母亲，一个爱你的祖母。你所处的环境迫使你必须照顾自己和弟弟。你现在仍然在照顾着别人，”我停顿了一下，“但谁来照顾你？”

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但仍然倔强地说：“我自己照顾自己。”

“你吃的那些药，”我尽可能温和地继续说道，“也是在重复你早期的困境：你依赖它们，但它们并不会保护你，反而会夺走你的生命。”

接下来漫长的沉默中，苏珊娜又转头望着窗外，我只能看到她面部的轮廓。然后，她转过来看着我，我们之间有了第一次的眼神接触。“你能帮助我吗？”她急切地说。她恳求地望着我，然后低头盯着她双膝上紧握的双手，“我不能去康复中心。如果有人发现这件事，我会丢掉工作的。”

回答之前，我先停顿了一下。

“最难的部分不仅仅是戒除药瘾。”我慢慢地说，让所说的话渗入她的大脑，“你从来没有信任过别人，而治疗恰恰要求你信任我。你承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而你努力想要自己解决。治疗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会很辛苦。”

“我开过工厂；我创立过好几家公司，后来卖了很多钱；我管理过很大的部门；我有商业和医学双学位。任何事只要我想去做，我都能做到。我也从来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我无法入睡，我的工作折磨着我；我和男朋友的关系很糟糕。我已经一无所有了。”苏珊娜把头埋进双手。

看着她，我似乎看到一个绝望的孩子，孤苦伶仃。也许那是我自己？我很想哭，但我控制住了自己。我定了定神，想象着人生的画卷在眼前慢慢展开，这是一个有机的过程，中间会有种种变化的可能。给她空间，让她找到自己的路，我想。我等待着。

苏珊娜抬起头，她直视着我，眼神明亮，声音平静而坚定：“如果你愿意，我愿意做出承诺。”

“我们的治疗很有挑战性。”我说，希望她能听我强调的“我们”，“戒除药瘾，我们还需要进行其他的药物辅助治疗。但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么我也就准备好了。”

渐渐地，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苏珊娜笑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注意到我的手紧紧地抓着椅臂。当我松开手时，黄色粉末撒在地板上。

“我想，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说着，我拿过预约簿，“我们下周一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