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正确的抉择

1986年秋

艺术节还没结束时，母亲被诊断出患有食管癌，在此之前，她一直持续腹痛。医生建议立刻进行放射治疗。一朵刚刚盛放的花儿枯萎了，她的花瓣纷纷凋落，几周前那个自信的女士已不见踪影。这个瘦小枯槁的母亲，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仿佛变成了那个极其羞怯的我的夸张版。

那时，我在亨利·曼的工作室已经工作了五年。杰西卡快11岁，詹姆斯快8岁了，他们从附近的小学转到纽黑文的一所小学上学。时间允许的话，我会开车到白原市送母亲去做放射治疗或去见她的肿瘤医生—这个傲慢、暴躁的男人让一位患有多种癌症的朋友活了十年。虽然统计数据显示她的生存概率低于25%，但在做完放疗后，她又选择进行化疗。我和比尔开车送她到医院进行化疗，在那里她通常一待就是几天。我上班、孩子们上学时，比尔会去看她。母亲很喜欢比尔，他也很敬爱她。比尔认为，她是他见过的最好的母亲。比尔对母亲的照顾，令我和母亲都感到非常欣慰。

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一直做着可怕的化疗，但癌细胞仍然在扩散。我感到绝望，不知道如何是好。一方面，曼医生说，我不能总是这样经常离开工作岗位；另一方面，我又想多陪陪孩子。另外，还有需要照顾的母亲。母亲的朋友写信告诉我，母亲需要我，可是她从来没有要求我去看她。“我应付得来。你不必……孩子们需要你。你两周前来过了。”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简单明了地让她明白，告诉我“她需要我的帮助”有多么重要。我需要挣钱养家；我必须对患者负责；我希望自己能多待在家里；我害怕给比尔带来负担，如果我离家太久，让他自己带孩子……所有这些内心的斗争都是为了在母亲需要我的时候能够帮助她。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本就娇小的母亲变得更加瘦小。对我和比尔来说，医院总让我们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在隐隐的担忧和悲痛中，我们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

母亲是在一个周一的清晨去世的，癌症确诊后，她坚持了差一周就满一年的时间。临终前，她的体重只有64磅，需要通过氧气瓶才能呼吸。去世前，我们一起度过了周五和周六。好几个小时，我们只是静静地坐着，脆弱的母亲轻轻趴在我的膝头。就像陪詹妮姨妈走过最后的时光一样，我们都很平静。在那宝贵的时刻，我们早期的情感分离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们的心连在一起。

1987年7月

在一座大而阴暗的伪现代教堂里，我坐下来打量着周围。我的两个弟弟里奇和泰勒、里奇的妻子芭比、我的侄子侄女们都到场了，比尔和孩子们坐在我身边。母亲生前的朋友们，像散落的面包屑一样零星地坐在教堂里的各个角落，他们有些比较年轻，但大多数都比较年长。他们人数不多，使阴沉的教堂显得更加空旷。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母亲已经退出了她的社交圈。一些最忠诚、最善解人意的朋友曾坚持打电话问候她，但她觉得如果她一旦忍不住跟他们抱怨，他们不会一直容忍她。所以在遭受痛苦时，她选择跟朋友们保持距离。渐渐地，她退出了她的圈子，癌症吞噬了她的身体和精神。

虽然我为母亲的去世感到悲痛，但我知道这对她来说是最好的解脱。她想和父亲在一起，那是她最恳切的愿望。我心痛是为我自己，为我自己荒凉的灵魂。在她去世前的几个月里，我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终于有了情感的联结。然而，我却没能做一个好女儿—没有给予她应有的关注，她理应得到的关注。我悲痛，为我年少时的岁月，那时的我感觉自己不受欢迎又孤独。

我为什么没有眼泪？我在不舒服的座位上调整一下坐姿。我希望那一刻我能更难过些；希望自己的失落感更多一些。

我想到了父亲。他的过世也是一种幸福，令他从痛苦和残缺的身体中解脱。我同情他所遭受的痛苦，但我不为他的过世感到悲伤。甚至在八年后，我仍然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有愤怒、没有遗憾、没有悲伤，什么都没有。.

提示圣餐仪式开始的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弟弟里奇一家向祭坛走去。里奇和芭比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的孩子都知道圣餐仪式。

我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杰西卡和詹姆斯困惑地盯着我。“来吧。”我对他们说。为了表示对母亲的尊敬，我把孩子们带到圣餐台接受圣餐。走到半路，我又改了主意，但这时再转身回去已经晚了。孩子们一脸茫然，他们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所以我只得带着他们往前走。我向他们演示，如何张大嘴巴接住牧师放在舌头上的圣饼。他们跟着我回到座位上时，比尔满脸疑惑地看着我。我希望他别生气，或者让我稍后再解释。但他没有生气，也没有让我解释。

我继续思考自己人际关系的特点。在与父母的关系中，一些重要的东西丢失了。那是他们造成的吗？还是我造成的？

光线昏暗的教堂里，牧师絮叨地说着，孩子们无聊地晃着。不知道父母在我出生之前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各自是否有过其他的伤痛？他们是将伤痛向对方隐藏起来还是会彼此分享？作为孩子，我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我周围发生的一切毫不怀疑。即使长大成人，我对他们也几乎没有什么好奇心。为什么我没有更多地了解母亲？

也许是因为她不想让你了解？父母告诫你，问问题是很粗鲁的行为，

我心理学家的一面表达了她的观点。我对杰西卡笑了笑，她正在向弟弟示范如何安静地玩拍手游戏。我用口型跟她说“谢谢”，弯腰拍拍他们的背。葬礼快要结束了。

父亲去世后，我的焦虑明显减少了。现在她也走了，我会怎样？现在还很难说。

几个月来，每天早上，我都会给她打电话，确保她又撑过了一晚。她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仍然习惯性地去拨她的电话号码，过一会儿才意识到，她已经不在了。虽然母亲拒绝我的安慰，但她仍然感激我每天来确认她是否还醒着—活着。我哀悼我们之间的那种联结。

成年后，我和弟弟们住在不同的州，彼此相隔很远。平时我们通过电话保持联系，但除了参加婚礼和葬礼，我们很少能见面。如果让我来说，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很亲的，但在母亲去世后，我们变得比以前更亲近了。我们一起安排葬礼、清理她的公寓、整理她的东西、执行她的遗嘱。所有这些，让我们的小家庭重新团聚起来。我们彼此相亲相爱，便是对她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