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尝试一场恋爱

由于没通过综合教育学院的英语考试，我被分到了初级班。我还要补习数学。而高中时，我在全国诗歌比赛还得过奖，但如今我已经不能精确地使用一个副词或句子。我不敢对别人提起我原来的英语有多好，否则你还得解释英语变差是因为电休克治疗。

在这之前，我一直想成为一名儿童心理学家。第一学期，心理学基础导论课的时间跟我的课业表有点冲突，所以我转而选修了社会学导论。讲这门课的阿兰·布鲁姆教授是一位睿智、见多识广的教师。他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人们如何构建社会、社会如何赋予行为意义，以及人类如何相互沟通。

除了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外，他还教授20世纪60年代一种被称为民俗方法论的激进的社会学。我们研究人类行为中的一个基本课题：分享如何使沟通成为可能。“人类之间给予彼此的信号，传达着各种不同的信息。假设一个火星人来观察人类的这些行为，他会理解到什么呢？最基本的必要信号是什么？”他的专长是精神疾病社会学。哪些行为能将某人定义为疯子？

“如果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在电话亭里尖叫、哭泣，并用拳头砸玻璃，我们能以此断定她是精神病吗？”他问道，一边踱步一边抽烟，挥着手臂强调道，“如果我们了解到，她在电话里被告知，她的孩子被公共汽车撞死了呢？”我的脑子不停地思考着各种可能性。我领会了他的理论，并将它应用于我周围的一切，就好像我刚刚发现了颜色，然后注意到它们到处都是，于是迫不及待地说出每一种颜色的名字并对它们进行分析。

心理学导论是心理学专业和任何高级心理学课程的必修课。我从课程目录中了解到，这个课程是关于老鼠和鸽子的—科学原理、历史和普通心理学的经典实验概念。但老鼠和鸽子并不能激发我情感上的共鸣，于是我在夏季强化班进修了这门课，用了五周的时间把它修完。

虽然我仍然认为我应该学习心理学，但我发现自己被社会学迷住了，并从中学到诊断标准不明、分类不清的概念，例如在精神病诊断中，某些行为如何被定义为精神疾病的症状，以及这些定义如何在不同文化中得到迁移。英语、法语、历史、音乐和艺术欣赏等一系列必修课程填满了我的日程表，而每当有一点空余时间，我就会去听社会学课。为了跟随自己的内心—那时候是我更喜欢人，而不是鸽子—我主修了社会学专业。

同时，我还进行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课题是“正常”。我观察其他学生，把我的行为同他们的行为进行对比。我还模仿我喜欢的学生和教师的着装及行为姿势。

有一天，高中时曾经同组的一位老同学在街上认出了我，并邀请我去参加在她公寓举办的派对。我曾经最亲密的朋友们，大学毕业后纷纷搬到了这个城市。萨拉在一家出版社担任编辑助理。苏在写申请哈佛的论文，她的男朋友住在哈佛。杰弗里在攻读新闻学。

他们如今都成了陌生人。派对上，我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为在学业上远远落后于他们而感到羞愧；我没有任何生活琐事与他们分享，没有人会聊精神病院。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一场梦。朋友们讨论着办公室里的钩心斗角，而我整个晚上都在恐慌中度过，思考着为什么世界还没有毁灭。但从表面上看，我至少若无其事地撑过了这个夜晚。

我的老朋友好心地忽略了我上次的“惨烈”表现。几个星期后，她再次邀请我去参加派对，这次是在郊区。当他们聚在一起，笑着分享各自的故事时，我决定把自己灌醉，也许这样我就不是个“外星人”了。于是我自己到厨房倒了一大杯伏特加，并加了足够多的橙汁，这样易于下咽。

没多久，我就站不稳了，躺在堆满了大衣的床垫上，感觉墙壁在旋转，我就这样度过了那晚剩下的时间。天旋地转又动弹不得的感觉无疑是可怕的，却是暂时的，而我糟糕的表现留给我的羞耻和遗憾却是永久的。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第一天上布鲁姆教授的社会学导论课，我和比尔就相识了。他在海军服役四年之后，正在努力回归正常生活。

仔细想来，我大学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门课是社会学导论。它不同于我在高中时学过的英语、数学或历史等科目，它让我的学习热情更加理性和成熟。比尔跟我一样对学习充满了热情和期待，他计划先学习一些社会学课程，以便选择合适的专业，然后返回耶鲁大学继续读大三。

我读詹姆斯·乔伊斯(1)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面的文字让我感觉自己时而渺小，时而高大，时而又给我惊喜。我喜欢思绪翻飞的状态—现在我意识到那都是受到乔伊斯意识流的影响。每周三上完社会学导论课，综合教育学院的学生四点钟会在休息室吃茶点和零食。那时我和比尔会在那里交流彼此的见解和想法，在道奇大楼的休息室碰撞出迷人的智慧火花。我为与比尔如此心意相通感到惊讶。

比尔喜欢上了我。在学校里，我去哪儿，他就出现在哪儿。虽然我喜欢和比尔谈论社会学，但并没有和他约会的想法。他摸清了我的日程安排，总在课后等着我，这让我非常害怕。我开始故意晚一点离开教室，如果发现他又在等我，我会跑到女卫生间，然后一直躲在里面，直到确定他离开才出来。我不想直接拒绝他，怕会伤害他。后来我们聊起这事时都会忍俊不禁，但当时我并不觉得好笑。

1967年6月，学期结束后，比尔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8月的一天，我正从张贴着暑假班分数的行政楼走出来，在前门外的人行道上遇见了他。他来把他的课程学分转到耶鲁大学。一见到他，一种巨大的幸福感涌上我的心头，这令我很吃惊。当我得知他已经回来了两个星期却没有联系我时，我心中那种烦恼的感觉更令我吃惊。他邀请我共进晚餐，我答应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比尔经常在纽黑文和纽约市之间来回跑，说是因为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一对夫妇打出来的耶鲁论文质量一流。他也经常来看我。

我认为，如果要认真开始一段恋爱关系，首先，我必须诚实，要让比尔知道我的精神病史。我知道，一旦告诉他这些，我很可能会失去他。每次约会，我都跟自己保证：这次一定跟他坦白。但每次约会完，我都会把这事忘掉或给自己编个新理由，下次就说。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坐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里，一起吃着蛋糕。突然，我觉得是时候了。

“我比大多数新生年龄都大，因为我在两家精神病院待了几年。”我脱口而出，“之前的生活，我几乎都不记得了，因为我在第一家医院接受了大量的电休克治疗。”我叉起自己盘子里的一块覆盆子蛋糕，递给他说：“再来一点吗？”

比尔盯着自己的叉子。我叉着蛋糕的手抖了一下。

他吃下我递过去的蛋糕，然后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词句。“我的家庭实际上一团糟。”他平静地说，“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十几岁时，也曾进过精神病院。她也接受过电休克治疗。”他把他的巧克力慕斯蛋糕推向我，我们都盯着食物。“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让我去看精神病医生。”他继续说道，“等我一回耶鲁，就赶紧找个好医生开始心理治疗。”他拿起银壶倒了一杯咖啡，然后把它递给我：“可以吗？”

我几乎笑出了眼泪。

之后，比尔定期回纽约，请我吃晚餐，带我去听音乐会和戏剧。他会准备好香槟、新鲜的草莓和鲜奶油，带我到哈得孙河对面的帕利塞兹野餐。我们去参观博物馆、艺术展、花展。无论什么活动，我们都有说不完的话。

我还记得，当上课铃声响起，比尔走进社会学导论课的教室，坐在前排，不时地向老师提问，那时我就知道比尔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一年多后，我仍然对我们之间激烈的讨论乐此不疲—分析和构建我们在课堂、书本、新闻及任何地方所发现的各种想法和理论，而且比尔对我的想法和理论能立刻心领神会。我想我可能找到了我的灵魂伴侣。到1968年春天，我也开始坐火车到纽黑文，与他一起过周末，但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在纽约度过。

一个温暖的夜晚，我们去林肯中心附近的可丽饼餐厅吃饭。那是我们最喜欢的餐厅之一。

比尔像贵族绅士一样有风度地推开门，点点头让我先走进去，然后跟着我进入餐厅。一位优雅的黑发女侍者穿着白色的围裙，戴着一顶精致的蕾丝花边帽，亲和有礼地站在门边。

“晚上好，女士，先生。”她微笑着用法语向我们打招呼。我们跟着她，穿过弥漫着植物香气的大厅，来到餐厅最靠里的一张小桌旁。

“晚上好，女士。”比尔微笑着回应侍者，他的法语流利而动听。女侍者的脸变得更红了，黑眼睛闪闪发光。我的心跳得很快。和如此迷人、博学的男人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啊！

比尔总能打动我。有一次，他带我去四季酒店吃饭，并提前订好喷泉旁边的位子。他带了自己的一瓶葡萄酒，并让斟酒服务员帮我们打开。他认为我很重要并设法打动我，这让我非常开心。但我更喜欢平时的他，自然流露出的博学多才。我们在这里吃过很多次饭，甚至称它为“我们的餐厅”。当他用法语回应侍者时，并不是为了炫耀，他只是喜欢用她的语言与她交谈。

夜晚，微风轻拂。每张餐桌上都点着一盏小油灯，空气中有玻璃花瓶中的紫丁香气，也有香草和奶油煎饼的味道。我们吃完了主菜，比尔点了香槟。我正要点一支烟来打发等待甜品的时间，比尔对我摆手示意说不要。“那会影响香槟的口感。”他解释道。我知道他不喜欢我抽烟，所以我没抽。

在安静的等待中，我沉浸在荧荧烛光里，感到一阵迷离恍惚。我怎样才能平衡两个角色？一个是跟迷人、高贵的男子在优雅的法国餐厅吃饭的大学生；一个是五年多的时间都在精神病院，因为电休克治疗而忘记了高中所有知识的精神病患者。两个不同角色几乎分不清彼此，好像双重曝光的照片。我对比尔笑了笑，确信自己的确和他在一起。我把香烟放回烟盒，装进手包，然后把膝盖上的餐巾抚平。

比尔拉着我的手放在桌子中央。我的心跳再次加速。他身体微微前倾，凝视着我的眼睛。“我爱你。”他说道，清晰而认真。一瞬间，我的大脑变得麻木，眼冒金星，身体像针扎一样疼，然后我倒下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自己侧躺在之前坐过的长椅上。我的头重得无法动弹，头昏昏沉沉的，感觉像刚被人从熟睡中叫醒。身上密密麻麻的刺痛感，就是手脚麻木后，你一动它们时的感觉。我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看清楚周围。

人们担心地聚在桌子周围。我盯着他们足有几分钟。发生什么了？我心想。“没事了。”我听到比尔跟我们的侍者说，“这种事经常发生。”

不好，是我出事了。这时我意识到，哎呀！我肯定是晕过去了。我努力坐起身，一只手抓住桌子边缘，另一只手抹掉脸上的头发。我微笑着想让大家相信，我没事。一些顾客仍然盯着我看，其他人看了看就转身离开了。

比尔去结了账。他回来时，我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然后我们一起慢慢地走出门。我紧紧地靠在他的手臂上，不停地道歉：“对不起……我没事……真的……非常抱歉。”

“对不起。”到街角时，我再次说道。此时夜晚的空气已经有了丝丝凉意。“我很高兴你没事。”他说，“我差点就叫救护车了。”那时我已经感觉好多了，然后我们都笑了起来。我想我之所以会晕倒，是因为比尔是第一个对我说“我爱你”并让我完全相信的人。

月底，我和比尔订婚了。我们计划一年后，他耶鲁毕业的第一个周末结婚。

订婚意味着无法再逃避亲密这个问题。

“给我三个月，我就能把她扑倒。”我们初见的那个下雪天，他回去跟室友宣告道。对我而言，与彼得的交往，让我对任何性关系都很慎重。尽管如此，性革命已经在我们周围全面展开。作为一名大学生，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另外，除了比尔外，我从未对任何其他男人有过那种“就是他”的感觉。

比尔没有预料到我对性是发自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深藏在无意识中，而且非常强烈，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自称反对婚前性行为，用这一天主教教规来为自己的抗拒辩解。他虽然心有怨念，但在我的坚持下，他妥协了。

慢慢地，我在性方面也有所长进，尽管我假装不承认。比尔技巧上的鼓励，加上我想要取悦他的愿望，让我学会了做前戏，也知道了什么是**。

在我同意让关系更进一步之前，夏天过去了。我需要一枚戒指，来证明我们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