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香槟、蛋糕和生米

1969年夏

这一天,从它开始的那刻起,就注定了与所有平常的日子截然不同,我仿佛身处梦中,又好像在童话故事里。

我很早就醒了。阳光透过薄薄的白色窗帘,在它的边缘投下淡淡的光。很久以前我还住在这里时,墙是粉色的,如今这里已经被母亲重新粉刷成了明黄色,掩盖掉了那略显幼稚的颜色。窗帘是母亲用一种不常见的绗缝布做的,那肯定是她在打折时淘的。窗帘的顶部是褶皱的窗幔,帘布从两侧散开垂下来。每个窗都加装了一块白色遮光帘,让这个房间的私密性更强。邻居的房子就在车道对面。拉开一边的遮光帘,可以看得到外面的天空。

自从八年前重回医院,我就没有在家住过太长时间。而自从20岁试图在这里自杀以来,我最多就只是在这个房间过个周末。它那黄色的墙壁再次提醒着我,一切都不一样了。今天你要出嫁了。你再也不会一个人待在这里了。

与之前常有的惴惴不安不同,此时我只感到一种身心舒畅的平静。我的心房像一只奶罐,里面盛满了加蜂蜜的热牛奶。安宁的感觉涌入我的每根血管、每根指尖。我躺在儿时的被子里,沉浸在美妙的幸福中。

想要小便的感觉打断了我的幻想。我把被子掀到一边,下了床—公主要去如厕了。从洗手间回来,我把两扇窗户上的遮光帘都拉上去,然后又钻进被子里—公主想要在**多赖一会儿。躺在从天主慈善会上买来的旧单人**,可以望见窗外那棵樱桃树的树叶和湛蓝的天空。每年5月初我生日时,这棵树就会开花。属于我的樱桃树。

这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外面的天气很好。我凝视着另一扇窗,对面是邻居的房子,然后环视着房间的四周。

与父母卧室相邻的那面墙上,一个破旧的白色木制书架上摆放着书籍和纪念品。我从初中开始每年做的年鉴也放在那里。几张《少女妙探》的电影录像带,旁边是平装版《莎士比亚全集》第三卷,绿皮的,已经有点褪色了,书脊上印着“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图书馆”。书架的两端放着一些盒子,盒子里装满了旅行收集来的小饰物、电影票、朋友的留言条、旧书信、高中戏剧的节目单,还有已经干掉的舞会胸花。我感到懊恼,因为这些东西的大部分来历,我都不记得了。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将重新开始你的人生。

我和比尔商量办一个尽可能小而简单的婚礼。由于他离家多年,而我在医院里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很久以前的朋友。出于这个原因,也为了尽可能给父亲省钱,我们只邀请了最亲近的人:总共27个人。我们决定在房子旁边的花园里举办婚礼,在门廊处迎宾。

鲍勃是比尔的伴郎。他们自60年代初在海军服役时相识,就成了最好的朋友。我在综合教育学院第一次与比尔相遇时,他们正合住在一间公寓里。我弟弟里奇的妻子芭比同意做我的伴娘。他们结婚时,我也曾给她做伴娘,我们相处得很好。婚礼前几个月,芭比告诉我,她怀孕了。这意味着,她的孩子也会在现场见证我和比尔的婚礼和誓言,这让我感到幸福又开心。这是来自上天的祝福,是我们幸福婚姻的昭示。

婚纱是我自己缝制的。我花0.49美元买了个人模,20美元买了白色亚麻布—风格简单,不需要太多布。我在礼服下摆和无袖袖口的边上缝上比利时蕾丝花边。父亲给我用来购置礼服的余款,我用来买了一台便携式“胜家牌”缝纫机。买缝纫机还附送了缝纫课,我在缝纫课上做好了礼服。这个课程正好帮我学到一些必要的技巧,例如怎样让袖口的贴边整齐妥帖,如何缝上蕾丝花边等。

芭比的伴娘服也是我自己做的,是一条淡绿色的棉布裙,两侧有可以调节的带子。我没戴面纱,而是戴一顶雏**冠,交给市里的一家花店来做,用雏菊和白百合做捧花。

比尔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周边的社区和谐而略显破旧。它位于纽黑文郊区,在一片建筑群和山林之间,距离我父母家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打算在楠塔基特度完蜜月后搬去与他同住。我父亲的姐姐,玛乔丽姑妈的一位朋友把她的夏季度假屋借给我们一周—正赶在7月4日的度假高峰前。结婚这天,我之所以可以做到如此冷静,还有一部分原因也许来自6月21日这个日子:夏至。夏至,将我们与过往文明的婚礼和仪式,以及这个世界之外的东西联系了起来,那是一种至善至美或独一无二的力量。许多人称之为上帝。

而如今我已不知该如何看待上帝了。直到大约一年前,我一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我每周都忏悔自己的罪过,并认真反思自己的缺点和过失—我十分乐意认真对待自己的宗教信仰。星期天做弥撒时,我会吟诵拉丁颂词。然而,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意识到,正是我在教堂里所说的那些伤害了我。

那晚,我跪在纽约市一所教堂的地下室里,准备忏悔。“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用拉丁语重复了三次,右手攥拳捶打着心脏,“主啊,我不配”。我尽力为自己的罪感到难过,尽管当时我并不能具体地说出自己的罪,例如抢劫、谋杀,甚至故意刻薄。但我担心,如果我不认为自己是个肮脏、应受谴责的人,我可能又会犯下不谦卑的罪。

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继续做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了。我想到,我花费那么多的时间进行治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是为了想要理解和接纳,我生活中所遭受的诸多艰难困苦与挣扎并不是我的错。一直专注于内疚和自责肯定是不对的。真实而慈爱的上帝,是不会让人们痛恨自己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低下头,在心里思索着答案。几分钟后,我走出教堂,投入这个嘈杂吵闹、臭气熏天,却热情友好的城市夜晚的怀抱。

婚礼那天,当透过樱桃树的树叶看着天空时,用不着完全相信上帝,我也能感觉到一种神圣感。

一股咖啡和培根的宜人香气飘进卧室。其他家庭成员都已经起床,楼下熙熙攘攘的人们正在准备着早餐。我听到泰勒向母亲喊了句什么。当听到詹妮的声音时,我的心欢快不已。詹妮是我的教母,她一直爱着我并相信我;她让我安心。我渴望待在**继续我的思绪,但我知道,是时候让公主现身,尽一下自己的职责啦。

我不情愿地坐起来,掀开被子,它那如同皮草般的柔软触感—只有用了多年的床单和毛毯才会慢慢拥有那种触感—还在皮肤上久久萦绕。我的每一个动作被无限放大,犹如投射在巨大的高保真彩色荧屏上;每个想法中的每个字、每一丝声音、每一种气味,皮肤上的汗毛、光线、空气都放得清晰可见。我穿上那件12岁就开始穿的粉红色格子浴袍,穿上那双至少有相同年岁的平底拖鞋。真希望我记得这些衣服所见证过的过往,我边系浴袍边想。我用手搓了搓额头,匆匆走下楼梯进了厨房。

身穿自制白色礼服,头戴花冠,捧花上的百合散发着阵阵香气,我准备好了。粉色的唇膏,淡淡的妆容让我的脸光彩照人。我感觉好极了,仿佛身处童话般的梦中。

我站在后门,等待着我入场的信号。比尔的嫂子将用大键琴演奏巴赫的赞美诗《喜乐心灵》—之前,比尔从他康涅狄格的家中把那架大键琴万般小心地运到我父母家。比尔的两个侄女会演奏长笛。那首曲子响起时,便是给我的信号了。我将走到房子一侧的门廊,门廊旁是一条长满富贵草的斜坡,一直延伸到小花园;围绕着满是岁月痕迹的石板路,种着一片片的玫瑰、杜鹃和凤仙花,看起来像一座低配版的老式城堡花园。同时,我父亲听到那首曲子,也将从前门出发,然后我们在门廊下会和,他会送我走过四级石阶,来到拱门圈那里—伴娘芭比的前面,然后他会坐到花园前面的椅子上。接着,比尔跟伴郎鲍勃应该在前门会合,然后一同走到我和伴娘所站的位置。

主持婚礼的牧师帕克博士是我一位老同学的父亲。我故意忽略了他的教派,因为考虑到宗教敏感性,这已经是我能做出的最佳折中方案了。比尔的家人是圣公会教徒,但他已经远离了那个教派。母亲、詹妮姨妈、我和我弟弟都是天主教徒。我父亲说他是无神论者,他从来不上教堂,也从不谈论宗教。他的姐姐玛乔丽姑妈是圣公会教徒,她看不起天主教徒,而我的父亲又看不起她。姑妈家的表哥跟我说过,我们的祖父—我父亲和玛乔丽姑妈的父亲—是犹太人。比尔说他的外祖父也是犹太人。因此在我们家,人人都知道不能谈论宗教。

我在后门听着大键琴的演奏,等了很长时间。这时比尔最小的侄女跑了过来,看上去有点担心,“他们都在等你。”她说道。

“我……我……但我没有听到信号声啊。”犹豫片刻,我深吸一口气,大步向前走去。

当我走到房子的一侧,靠近花园台阶时,我意识到,是风把声音吹走了;她一直在弹着大键琴。银色琴弦上飘扬出的美妙乐曲,像萤火虫一样飞舞在我四周。我重新恢复了平静。

我小心翼翼地、慢慢地跟着父亲一起走到花园中央的拱门。比尔几乎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他不得不先退后让我们先走,然后他又重新走过来,站到我旁边。鲍勃和芭比站在我们后面。帕克博士和比尔的侄子查理站在我们前面。查理穿着一件合唱团红礼服,手里拿着一本圣经,那是詹妮姨妈几年前送给我的。

我的父母、弟弟和比尔的母亲,还有詹妮坐在最前面—富贵草旁边的木制折椅上。其他客人坐在我左侧草地的椅子上,紧挨着小花园。我喜欢他们坐得如此靠近:我很高兴我们只邀请了最亲近的人。

牧师一直在说着什么,过了一会我才注意到,他是在读一节诗篇。“……说谎和诡诈的舌头”什么?比尔和我翻透了整本诗篇,才特别选定了第23篇,就是因为它里面没有提到罪、死亡、仇恨、邪恶或暴力。牧师读的肯定不是那篇。比尔的母亲脸色苍白,好像有人打了她一样。其他人是一副严肃又极力克制的表情,就好像他们虽然也感到震惊,但为了保持礼貌,又不好怪罪我们。查理肯定是把书翻错了。

听着听着,我感到一阵恶心。不是那篇!我很想尖叫。比尔冲我挤眉弄眼,似乎在说:“这傻透了,但我真的很爱你。”他那两条又黑又密的眉毛活像两条毛毛虫,仿佛随时准备登台表演,就为应对今天这样的事故。我深吸一口气,闻到了捧花中百合香和玫瑰的芬芳。我想着爱的美好,重新收拾好心情。

仪式的进程加快了。很快,就轮到我们交换结婚誓言—我们的誓言很传统,但为了绝对的性别平等做了必要的改动—之后我们为对方戴上了戒指。我和比尔走下台阶,绕着房子走到前院,长笛和大键琴合奏的珀塞尔的小号即兴前奏曲甜美而壮丽,将草地变成了一个充满音乐和灯光的魔幻地毯。那场盛大的婚礼,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我所有的悲伤都被远远地甩在身后,消失不见。

不久,我、比尔和客人们在前面的草坪上站成一圈,每人都拿着一个空酒杯。爸爸把比尔选购的香槟倒入我们的酒杯中—科贝尔干型香槟:它比一般的干型香槟更贵,味道浓烈,口感强劲。我父亲举起杯子时,聊天的人们停了下来,当其他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也跟着安静下来。

“我想敬个酒。”他说道。

“烤面包?不要烤面包!葡萄酒,葡萄酒!”一个愤怒的孩子打断了他。我表妹珍妮弗3岁的女儿伊迪亚,跺着脚哭了起来,小脸涨得通红。伊迪亚的母语是意大利语,“敬酒(英语中与烤面包发音相同)”一词使她感到困惑:她可不能被轻易糊弄。我们同情的笑声让她更加愤怒。珍妮弗赶紧递给伊迪亚一杯酒让她象征性地尝了一下。庆祝活动继续。

爸爸在工程界的社交经验丰富,今天这种场合对他来说游刃有余。虽然之前选香槟时他颇有微词(他跟母亲说:“我可不会买单,惯坏那小子。”),但还是为我和比尔献上了精心准备的祝酒词。应该是这样的吧?实际上他刚说完,我就已经完全不记得他说了什么。但我没有时间再去想,因为此刻我弟弟泰勒正挥手示意他也要祝酒。

我那年少害羞的弟弟竟然要祝酒。我很感动。

“首先,祝贺你们俩。”泰勒说道。他讲话时不太熟练,让我为他捏了把汗。“你们看上去很般配。祝你们幸福长久到永远。”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脸上似乎蒙上了一层阴影。他眯起眼睛,脖子上的血管暴起,久久地盯着比尔。他眼里满是泪水,声音有些颤抖。“你,”说着他用手指指着比尔,“你,照顾好我姐姐。”

我胳膊和腿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一刻我的心满满的。他爱我,他想保护我。我开心地涨红了脸。但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刚刚的快乐转瞬被痛苦取代。冰冷的恐惧从脚趾一直贯穿到头皮,刺进我心里。我强行把它从身上赶走,让自己的心去感受爱。

我们婚礼的接待台由三个餐桌组成,摆放在前廊上。其中两张餐桌上摆着大盘的面包卷和调味品,以及大份的牛肉或火腿。每张桌子后面,都站着一名穿黑色连衣裙、头戴白色折边帽,有点丰满的侍者,给客人提供从烤肉上现切下的肉片。而客人可以用各种配料自由搭配成自己喜欢的三明治。餐桌上还有白色的餐巾纸和餐盘供大家使用。

我太兴奋了,什么都不想吃。父亲四处走动着,给客人倒香槟。我喝了一小口,但似乎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的胃装不下任何东西了。而且,我还得招待客人。

“还有五分钟就要切蛋糕啦。”母亲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冲我喊道,“你和比尔得去门廊那里,快点。”

我四处寻找比尔的身影。他穿着手工定制的白色西装,戴一条橙色花纹的领带,这让我能很容易在形形色色的客人中找到他。当然,我也可以看看人群里谁最高—他就是人群中最高的那个。我很感激母亲亲力亲为地接待客人,而尤其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比尔已经为我们的蜜月做好了安排。我乐于听从安排。

不久,我和比尔就站在了门廊边的第三张桌子前,垂着长桌布的桌上摆着高高的糖霜蛋糕和银质蛋糕铲。客人簇拥在我们周围。自从订婚以来,这是我最向往的时刻之一:切婚礼蛋糕。我喜欢众人的这种关注,但此刻我又感觉那么不真实,好像这个场景并没有真的发生,好像这些东西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消失。我把第一块蛋糕递到比尔的嘴边,然而他还没咬到,蛋糕就碎了。碎落的蛋糕有些掉在白色桌布上,有些粘在他白色西装的衣领上。希望它们不会留下污渍。希望轮到我时,我不会把蛋糕弄到礼服上。我咬了一小口,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离我最近的侍者拿过蛋糕刀,开始将蛋糕切成块,分给客人。另一位侍者把咖啡摆到之前放火腿的大餐桌上—剩下的食物已经被合并到其他桌子上。咖啡壶边上,整齐地摆放着杯子、碟子、小勺、糖碗和奶油罐,井然有序,令人心安。

我一直微笑着和客人聊天,这时母亲匆匆过来告诉我,该换衣服了。你不必这样紧张,我很想这样跟她说,我现在结婚了,你不必再事事为我操心。这一小小的怨愤转瞬即逝,不一会儿梦一般的感觉又重新环绕了我,我不再感到压抑。我像踩着粉色的云飘回了自己的房间。

最后,我换了一套米色度假服,一条无袖连衣裙和一件立领长外套—那是爸爸送给我的礼物。那天,我和母亲即将出门去商店时,他笑着说,我们可以花100美元,他如此慷慨令我惊讶不已。外套的衣领上别着比尔送我的结婚礼物—一枚金质雏菊胸针,胸针中间镶嵌的黄钻,与我的订婚戒指交相呼应。白色手套、背包、鞋子。时尚、协调、齐全。我的行李箱已经装进比尔的小跑车,我们随时准备前往几英里外的机场。我对这次旅行感到紧张,尽管我表现得很勇敢。

客人聚集在房前,等着我和比尔走出去。我一想到要离开,心里就打怵,但我知道不能给这感觉喘息的空间。把它们想象成需要氧气才能生存的细菌——屏住呼吸。

我站起身,头晕晕的,这时比尔抓住了我的手。“抓紧了,”他说,“我们直接上车,来吧。”我们推开面前的门,走下台阶,我紧紧抓着他的手。

客人站在两边,为我们让开一条小道。“祝你们好运!”“祝福你们!”他们纷纷喊道。当我们从中间走过,他们纷纷把大米往我们身上撒。我的胃一阵绞痛。我记得广播上说,如果鸟儿吃了这些生米会死的。我之前居然没想到这事。

我笑着向欢喜雀跃的亲朋好友挥手告别。开心点,你喜欢的男人已经成了你的丈夫,我像只陀螺一样不断告诫自己,要微笑。突然,我注意到汽车后窗上贴着“新婚”,一堆罐子和缎带绑在保险杠上。太酷了!然后,我又不禁想到,如果车后一直拖着这些东西,我们会尴尬死的。要微笑!

比尔和我疯狂地挥手,坐上车离开了。车子拖着一堆东西,一路噼里啪啦地沿着山路向下驶去。终于开到拐弯处,确认大家已经看不到我们了,比尔停下车,拿掉拴在保险杠上的那些饰品—我们猜应该是我的弟弟还有鲍勃弄的。有那么一个微妙的时刻,我担心比尔有点反感他们弄乱了他的车。“我爱你。”我说,希望他别过分在意这事。很快,我们又重新踏上旅程。路上我们聊了聊对客人的看法和下午发生的趣事。

婚礼刚结束,比尔的母亲就决定要养一条狗。她把她的计划告诉了所有人:等第二天回到克利夫兰,就去买一只贵宾犬。“听到一只迷你贵宾犬取代了你的位置,不知道你的治疗师会说什么。”我咯咯地笑,瞥了一眼比尔的脸,然后换了个话题。比尔的车在机场高速上奔驰,很快,我们又说到对未来美好蓝图的憧憬,而且每一幅蓝图都比上一幅更宏伟。

在楠塔基特的夜晚,黑暗中,我静静地躺在丈夫身边。在我们所住的小屋周围,没有路灯,没有商店,也没有城市;什么都没有,而且这里很冷。这个地方关闭了一个冬天,我们是今年的第一批住客。我们到了之后,离这里最近的一个邻居把钥匙给了我们。除此之外,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们乘坐一架四人飞机飞往岛上。飞机上只有飞行员和副驾驶员,比尔和我。我不赞同如此奢华浪费,但这是比尔想要的。所以我说服自己,既然已经和非常爱的人结了婚,只要好好欣赏旅途的风光就好了。从精神病院的电击**走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我这样安慰自己。从大学到结婚,26岁才开始的人生,已经比我想象中要好太多太多。黑暗中,这些想法使我温暖起来,它们帮我击退了不安和恐惧。

但毯子实在太薄,房间里冰冷彻骨,一种海滨屋特有的潮湿让寒意更甚。我们住的房间原本是给服务人员使用的。由于整栋房子都找不到一张双人床,我们将两张单人床用风筝线绑在一起,铺上床单和床罩,让它适合两个人睡。

当晚早些时候,我们在岛上最好的一家餐厅享用了龙虾和香槟。我们很晚才回到住处,两人都精疲力竭。有好几分钟,我们紧靠在一起,紧紧地拥抱着对方,然后比尔睡着了。今天,我不用为性的问题苦恼了。

如果我是个正常人,那我可能会把蜜月中的亲密行为想象成美丽的海浪,白天时,它会掀起最高的浪花;到了晚上,它温柔地轻拍在细软的沙滩上,浸透所有经过的地方。但我并不正常—我的浪花顶多是小水池级别。

婚前,每次性行为都会让我感到窒息:**裸地躺在**总让我想起等待电休克治疗的场景。

我们也有进行得很美好的时候,但有前提。例如,我更喜欢白天亲密,尽量避免在夜晚。如果他坚持,我需要亮着灯,而且我必须在上面。比尔看上去很健康—对一个男人来说,这也意味着饥渴—但对我的这一癖好,他似乎总是很有耐心。我没有告诉他,亲密过程中的气味让我感到恶心,而且我必须想象自己是在别的地方才能继续下去。当我们订婚但尚未结婚时,我总是下意识地害怕,好像我的母亲随时可能会冲进房间跟我断绝关系。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既然我结婚了,亲密行为正式得到认可。也许我的感受会有所改变。

至少这些感觉没有毁掉这美妙的一天。

时间又过去了很久,我仍然睡不着。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因为睡觉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个难题。现在的问题是,我很担心那些可能会去吃大米的鸟。如果有的鸟吃了太多米,撑死了怎么办?我不知道我们的客人怎么会有大米;而当我知道他们是以此来向我们送祝福时,又没有阻止他们。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我是如此粗心大意,而且在应该站出来说话时,却保持沉默。

我知道我应该放下对这些担忧的执念。比尔很爱看百科全书,他会帮我的。明天我要问问他,对那些吃大米的鸟怎么看。我依偎在比尔温暖的身体旁,胳膊环着他的腰。终于,阵阵睡意轻轻抚平了我的纠结不安,将我送入星星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