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从前门走出去
1966年5月
这是个温暖的小房间。浴缸里的热水散发出浓厚的水汽，透过水汽看过去，墙上浅绿色的瓷砖变了形。湿漉漉的头发沾在我的脸上，汗水不断地往下流。我的双颊热得通红，水从睫毛上流下来，遮住了我的视线。我把自己浸在热水里，只露出头，享受这独立的美好时光。这是我搬到我的新家—青年旅馆的第一个晚上的第一次沐浴，也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一个人住。我让水龙头一直开着，源源不断的热水保证了水不会变凉。
迄今为止，这可能是我生命中最美妙的时刻。
我不必再征得任何人的许可，想洗澡就可以洗，只需要看看卫生间是否能用。我脱下裙子和衬衫，换上浴袍，然后从房间里拿上毛巾、香皂和一些干净的内衣，把它们带进卫生间并锁上门。是的，锁上门！除非我允许，否则没人能随意打开它。没有人知道我在里面，我也不必告诉任何人。
我满脸通红，脸涨得像极了气球，手指上的皮肤也已经泡得起皱发白。该出去了。我站起身，水从我身上哗哗地流下来，搅得浴缸里的水来回晃动。我紧紧抓住浴缸的边缘，从浴缸里跨出来踩在地面上。都好了。我快速把身体擦干，赶紧离开潮湿闷热的浴室，回到我的房间。
房间的宽度相当于我双臂展开的长度的两倍，长度比这稍长一点。从暖气片上方的窗户可以看到第八大道。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放下一把直椅，一张小床和一个梳妆台，梳妆台上面放着詹妮姨妈送我的珍贵的唱片机。父母帮我从医院搬到这里时，把它跟我的唱片一起带了过来。
父亲给我交了房租，青年旅馆的女服务员把钥匙、房间号和住宿守则交给我时，认真叮嘱了一番。我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一趟电梯就全部运完了。多年的医院生活教会我，生活并不需要太多东西。
父母离开后，我在餐厅吃了第一顿晚餐。食品供应台里摆满了诱人的食物，许多张餐桌整齐地摆放在餐厅里。这种格局的舒适性和亲切感远远超过了医院的餐厅。我点了面包屑炸鸡块搭配豌豆和土豆泥。如果我愿意，还可以选择烤肉或青豆。没有人注意我，我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
这会儿，刚洗完澡出来，我打算听一会儿唱片，然后吃药睡觉。我躺在**，听着《波希米亚人》第一幕的咏叹调。
再没什么比这更好的庆祝方式了，庆祝我自由的第一天。睡着前，我这样想道。
1966年5月6日，是弗洛伊德诞辰纪念日，也是我23岁生日的前一天。就在这天，我搬出了医院，搬到了第八大道上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几天后，我回到研究院去参加出院审查会。
“请说一下，为应对出院后的下一个阶段，你做了哪些准备？”礼堂的讲台上，坐在我对面的精神病医生问道，她没有直视我。赫勒医生和梅斯尼科夫医生挨着坐在讲台的一侧。看起来有点杂乱的学生和工作人员散落地坐在礼堂的前排座位上。往后几排，我能看到我的父母坐在过道边上。出于某种原因，我一点都不紧张。就当作在演一场戏，我对自己说，我知道该怎么做。
提问的医生不安地摆弄着提示卡。
“去年11月起，我开始在金贝尔斯百货销售玻璃器皿，但那只是兼职。关于全职工作，今年3月，我在戴维凯伊鞋业经销公司找到了一份文书工作。现在我在柏丽针织品公司的会计部当书记员。”我停顿了一下，到谢幕的时候了，“我在努力天天向上。”
除了紧张的提问者外，其他人都笑了起来。我感觉自己仿佛高大了许多。至少暂时，我已经掌控了自己的生活。
医院记录 1966年5月14日
病人在出院审查会上表现得很好。她还和面试官开了个玩笑，展现了她的幽默感。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再伤害自己时，她回忆说，有一次，她又用头撞墙后，我对她说，我以为她这么做是想撞开门离开医院。这让她的自残显得很可笑。
——高级住院医师 赫勒
出院前几个月，我去见了职业康复咨询师利普卡夫人。那次面谈之后，她把我送到上东区的一位心理学家那里进行评估，其中包括一系列心理测试。我跟利普卡夫人坐在桌子的一侧，我倒着看到医生在报告的第一段写道：“病人以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贯的方式来回摇晃身体……”的确，我坐着的时候会经常摇晃身体，但这与精神分裂症有什么关系？我无法理解。幸运的是，尽管他认为我精神不太正常，但还是认为我应该去上大学。
在让我手足无措的成人世界的海洋里，利普卡夫人充当了船锚的角色。她帮我申请了纽约大学的三年制语言障碍矫正课程。我已经远远落后于我的高中同学，而我不能再等四年才开始我的职业生涯。虽然没有明显的身体障碍，但由于生性容易害羞和不安，我必须非常努力地与人进行沟通。我的想法是，如果我能当一名语言治疗师，也许可以帮助一些有语言障碍的人。
当纽约大学拒绝了我的申请时，我愤怒极了。申请过程中，我需要接受一轮面试，而面试官是我见过的最郁闷的精神病学家之一。他病得比我还严重，但他竟然有勇气断定我健康状况欠佳。
利普卡夫人向我保证说，哥伦比亚大学的成人社区教育计划—综合教育学院，实际上比纽约大学更适合我。负责面试我的是一位说话温和的亚洲人。“欢迎！”面试结束时，他边跟我握手，边说道，“我相信你会成为我们学校一颗闪亮的明星。”他对我的信心，令我感到震惊和鼓舞。每当受到打击，感觉没有希望时，我就会想起他的话。
赫勒医生的定期治疗也支撑着我。我们每周面谈两次，一直持续和贯穿了我的整个大学生活。在他的办公室，我可以完全敞开心扉，不留任何秘密。但有点讽刺的是，我却感到必须隐瞒正在接受治疗的事实。
1967年1月底，在利普卡夫人的指导下，以及赫勒医生的祝福中，我在父母的帮助下搬进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女生宿舍—约翰逊楼的一个小单间。虽然我不是研究生，只是一名大一新生，但是当时学校没有其他地方可供就读综合教育学院的女生住宿。
我善于吸收他人释放的信息，这种技能在精神病院一直是个问题，但在大学里却证明是财富。我很快就沉浸在各种哲学和文学的世界里。随着对感兴趣的课题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尤其是涉及人际关系、社会的性质和结构，以及语言对文化的影响，我感觉自己像脱离牢笼的小鸟：懵懂而无知，但却渴望在崭新的领域一试身手。我陶醉在迷人的和未知的社会生态学中，唯一的烦恼是要选择在哪里落脚。
1967年4月
进入大学几个月后，一天早上，我正走在去图书馆的路上，走到百老汇街和116街交会处的人行道，也就是哥大入口处的大铁门外时，我停了一会儿。果树上盛开的花朵让空气充满了芳香，散落的白色花瓣像给地面绣上了蕾丝花边。熙熙攘攘的学生和来来往往的汽车匆匆从马路上经过。尽管早上还有点凉，但温暖的上衣让我感觉不到一丝凉意，甚至还出了点汗。我把抱着的那摞书换到一只手上，另一只手把掉落的碎发别在耳后。我必须时刻保持整洁镇定，以确保看起来像个正常人。
一个漂亮的鬈发女孩快步向我走来。
“嗨，安妮塔，你怎么在这里？”她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嗨！”我笑着温柔地回应道。我打量着她的脸，在脑子里搜索着关于她的印象，祈求上天能给我点提示，同时又希望我不会因此而停顿太久。天哪，她是谁？
“你最近都在做什么？”我冒险地问道，身体僵硬，好像一个机器人在背诵剧本。但我在高中时的演技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我定了定神，竭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深吸一口气—还好还没有紧张到出汗—然后再次对她咧嘴一笑。
她说了一长串有关她的近况。她在郊区跟人合租了一套公寓，和音乐家或工商管理硕士学生约会，但还没有碰到特别喜欢的。大学毕业后，她去法国旅居了一年。现在，她在市中心的一家银行做一份不喜欢的工作。她到这里来是想看看法学院的课程。她停顿了一下，问道：“你呢？”
“我们真的好长时间没见了，对不对？”我说道，好像我在回答她的问题，好像我们是老朋友一样。她又重新说起了自己的事情。每当她等我回应时，我都会赞同她的话，鼓励她继续说下去。“是吗？……不是在开玩笑吧……他还真那样做了！”我们看上去是在对话，而实际上只是一个人在独白。
我很确定，她没想到我根本不认识她。
我像个经验丰富的卧底特工，一边收集关键的信息，一边争取着时间。我的秘密身份：前精神病患者，隐退近6年后又重出江湖，几乎没有任何精神病院之外的生活记忆。我的公开身份是跟她一样的本地大学生。我根据她的年龄、着装和用词方式，尽量按照她的方式回答。她看起来似乎跟我同龄。我快24岁了，但别人总觉得我比这个年龄小，这意味着只凭年龄判断不够可靠。她穿着干净的白色棉质衬衫和开襟毛衣，熨烫过的绿色灯芯绒裙子。她表达非常流畅，性格很活泼，表情没有任何不自然，头发也没有乱蓬蓬，更没有那种一看就像幽灵的感觉，这说明她肯定不是我在精神病院认识的患者。她很可能是我的高中同学。
我不能直接承认我不认识她，因为如果告诉她我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记忆，那我就必须解释原因。如果我说这是由于在精神病院接受了大量的电休克治疗，她肯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跑开。这完全超出了她的心理承受力。而我入院前认识的人，不会相信我已经忘掉了那么多事情，甚至连她是谁都不记得了。
我经历过实话实说的后果—他们满脸惊愕。我那时猜测同学们已经知道了我去精神病院的事，因为我突然离开了学校，再也没有回去，至少萨拉和苏肯定知道。而且孩子们会四处谈论这些，高中没有什么真正的秘密。想着应该对别人诚实，于是我笨拙地解释为什么我不记得他们了。
听我这么说，一些朋友看上去很受伤，有的甚至很生气。他们脸色煞白，目瞪口呆。我想，他们可能觉得我不重视他们，所以才会忘记他们。当然，还有人担心我是真的疯了。尽管没人直接说出来，但他们结结巴巴、拐弯抹角的样子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我怎么能怪他们呢？如果我是他们，可能结巴得比他们还厉害。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种情况有多微妙，是有一次从医院回家，恰好赶上弟弟最好的朋友鲍比来家里玩。他按了门铃，我去开的门。我让他在门口等一下，然后去叫里奇 — 他从部队回来休假。然后他们一起出去喝酒，一直到我睡了，里奇才回来。但第二天回医院前，里奇在客厅满脸怒气地叫住我。他把脸凑到我面前，瞪着我的眼睛。
“我对你很失望。”他咆哮道，指着我说，“我希望你尊重我的朋友，听懂了吗？”
“你……你是什么意思？”我咕哝着说。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鲍比说你特别冷漠。”里奇继续嚷嚷，“你不理睬他，好像完全不认识他一样。”
“我只是想有礼貌些啊。他是你的朋友。我并没有无礼啊。”
后来我才知道，鲍比曾经也是我的朋友。他来我家并不只是来看里奇，也是来看我的。而我却认为他只是来找我弟弟的，可以想象他为什么会感到被漠视。
“对不起。”我说，同时也很失望。我以为里奇知道我的记忆出了问题。我没有再为自己辩解就溜走了，想到马上能回到医院，心里甚至有点高兴。
大约一年后，刚过感恩节，我又回到家里。里奇也在家。那时我已经出院几个月，在针织品公司工作，住在青年旅馆。我离开的那些年，高中的朋友们已经毕业并上了大学，他们继续着各自的生活轨迹。我那非常善于交际的弟弟里奇，和我最好的童年伙伴莱妮成了好朋友。她已结婚并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那周她正好回来探亲访友。
那天，正是寒冷的11月，莱妮到我家来看我弟弟，我没有认出她来。看到我时，她显得很慌张。她可能一直在想如何跟一个疯子说话。我们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最好的朋友，可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安妮塔，哇，呃……最近怎么样？”
那时我已经知道，要表现得我们曾经是朋友。“你气色真好！呃……快坐吧。”我指着沙发说，“要不要来点果汁？”
“那真是太好了。”莱妮微笑着说。我能看出她稍微放松了些。“我们最后一次见是什么时候？还记得我们一起玩的通宵派对吗？还有那些游戏，你还玩吗？”
“里奇告诉我你可能会过来……是的，我很好，呃，你怎么样？真不敢相信天怎么这么冷，上周还没这么冷呢……”
莱妮打扮得时尚又漂亮。我盯着她那时髦的帽子、衣服，尤其是她的脸，听着她说起以前的事，“……那次我们和你妈妈一起去海边，还决定不经过她的允许就去参加派对，记得吗？……当你弟弟拿走你的书时……还记得我们讨厌舞蹈学校吗……你不记得了吗？”
我无话可说。莱妮坐在沙发上，摆弄着她的帽子。
我感觉脸在烧，汗在流。我尽可能专注地看着她，仔细听她说的每一个字。我在脑海里，紧急回顾了一下过去的生活，但仍然一片空白。我记不起任何关于我们的事情，就好像我走进自己的园子才发现，原本该有鲜花和蔬菜的地方，却只有沥青和石子。里面空无一物。
我别无选择，只能解释。“你也知道我在这里的精神病院待过好几年，对吧？”我停顿了一下，无法直视她的眼睛，“是这样，他们给我做了很多次电休克治疗，而这种治疗会让人忘记一切。我不记得任何关于学校的事情—从小学到高中。我痛恨这样。真的很抱歉。”
起初，她看上去很震惊，然后缓缓地深呼吸，继续思考着我说的话。她扬起那画得很精致的眉毛，狐疑地看着我。她歪着头，嘴唇紧紧抿成一条线。然后叹了口气。“很高兴你能告诉我这些。”但她的语气却并非如此，“请转告里奇我来找过他。”然后她抓起手包，拾起身边的外套，转身离开了房子。门快要关上时，我听到她说了声“再见”。
我知道莱妮不相信我。我甚至可能吓到她了。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你最近跟其他人联系过吗？麦克？萨拉？”
这个问题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我猜对了：面前的这个女孩是我高中时的朋友。她提到的那两个人是我班上的。这次我没有说谎：“最近没有联系，你呢？”
她就又说起了她和她的朋友的故事。最后，我甚至可以推断出她是谁了—艾琳。我们曾一起上过荣誉班的大部分课程。那次我很幸运，收集到了足够的线索，从而确定了她的名字。虽然我不记得任何涉及艾琳和我的具体事情，但至少我知道了她的名字。
“就这样吧。跟你聊天真开心，下次你见到他们时，要代我向他们问好。”
“好的，一定。”
她微笑着拿起书包，向街上走去。
“再见……艾琳。”我补充道，那时她已经走远，听不到了。
渐渐地，我知道，没有人能理解我丧失记忆的状况。这是不可理解的，就好像我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访客，有着只有我自己知道的风俗习惯。为了避免让遇到的人疏远或害怕我，我开发出一套系统：认真听他们所说的话，从中收集足够的细节，来弄清楚我们彼此相识的背景关系。之后挑一些我认为我们肯定一起做过的事情作为话题，而通常这会令对方十分满意，甚至是感激。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到，人们是多么渴望被倾听，却很少注意到事情的真相。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个倾听专家。而更重要的是，在搜寻信息来证明—我是他们认识的那个我—的过程中，我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眼中的那个朋友：安妮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