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友归来

1806 年春天，柯勒律治仍迟迟未归。华兹华斯一家挤在局促不堪的“鸽舍”期盼着他的归期。约翰的死依然笼罩在每个人的心中，窄小的家中显得更加沉闷。华兹华斯终于忍受不了家中的氛围，兴起了到伦敦一游的念头：“我希望此行能看到许多朋友和风景，使我的身心恢复健康。”

华兹华斯到伦敦后，不但看到了许多老友，如戈德温、兰姆等，还被邀请参加了许多社会名流的宴会。当时上流社会有自命风雅的人士，他们都想目睹一下新派诗人的庐山真面目，所以有不少人对华兹华斯很感兴趣。但他的光芒与斯科特一比就显得逊色许多了。除了出入上流社会的宴会之外，华兹华斯的住处也很考究，与学生时代在伦敦的住所有天壤之别。他先是住在英国教会提供给他们的官邸，后来干脆搬到乔治·白蒙爵士的豪宅。乔治·白蒙爵士还特地请一位画家为他作画，据说，这幅画最传神，把中年时代华兹华斯所有的特点都表现出来了。

华兹华斯从伦敦归来后，第二年 6 月，玛丽又产下一子。这个孩子被命名为汤姆，这是他舅舅的名字。他是华兹华斯的次子。

华兹华斯很爱孩子，是个尽责的父亲，孩子们小的时候，他较偏爱女儿多拉。次子诞生不久，百日咳流行起来，他们怕体弱的多拉染上，便连夜送她到舅舅家避一避。一路上华兹华斯和多萝西轮流背她，多拉看到沿途的景色非常快乐，到舅舅家时已经进入梦乡。

孩子们的舅舅家群山围绕，有一个秀丽的湖泊，景色十分迷人。华兹华斯在这里小住时，看上附近一幢占地 17 英亩的房子。他出价 800 英镑，屋主索价 1000 英镑，不肯让分文。议价没成功，华兹华斯回家之后就把这件事淡忘了。不久，被拜托议价的友人突然来函，说已用 1000 英镑将房子买下。华兹华斯很疑惑，打听之下，原来是罗德爵士代付的，此人是罗德家族的旁系亲戚，心地善良。当他听到诗人连买一所像样的房子都无能为力时，就暗中相助。

华兹华斯起初很不愿意，后来想通了，写了一封恭敬热情的致谢函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两家的怨隙至此烟消云散。

柯勒律治终于要回来了。华兹华斯仍想征求柯勒律治对于搬家的意见，再决定住处，罗德爵士买下的房子因为需要装修，还不能马上搬进去，对于住处要做长久之计。

柯勒律治到马耳他的第一年，日子过得很好，他在一位政府官员那里做秘书，平时上班，空闲时游山玩水，阳光普照的南方气候很适合他的身体。但是，耐不住寂寞的他 1805 年秋天就离开了那里，开始在地中海沿岸游**。当时，拿破仑想征服整个欧洲，地中海的局势十分混乱，再加上柯勒律治曾写过多篇攻击拿破仑暴政的文章，所以早就是黑名单上的人物了。靠着机警，他才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他曾到那不勒斯，没等法军开进城，又溜到罗马，在那里住了六个月，然后搭一艘美国邮船返国。这期间他结识了很多文艺圈的人士，潇洒的习性一如当年。但是等他 1806 年 8 月返回湖区时，他外表的改变令人吃惊。多萝西写道：当我第一眼看到他时，我从来没有那么吃惊过，我想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好像他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人，而是一个我们常想到，脑子里也有印象，却不太深交的人。

他完全变了，但是，有时候当他激动地与人讨论事情时，我似乎又看到了往昔的他……我相信他一定是病了，如果他再不振作些，整个人就要沉沦了。改变最大的就是他的发胖，那不是一个健康人的胖，倒有些像水肿，连眼睛也陷在肉里看不到了……他昔日飞扬的神采……一闪而逝，只留下一点影儿，是那么微弱，那么短暂。

他对住的地方没什么意见，好像根本没有在意我们对搬家的计划。自从他回来之后，太多忧愁的事困扰着他，弄得他身子虚弱，又变得优柔寡断起来。

最令他头痛的应该是他的太太，他觉得无论如何，两个人无法再继续共同生活下去了。他希望分离，他去编报、教书、教育两个儿子，他的太太带着小女儿住在原处，靠他的津贴过日子。不久后，他带着两个儿子与华兹华斯一家人一同到乔治·白蒙爵士的别墅过冬。

在别墅过冬时，柯勒律治发现自己的生活状态每况愈下，而华兹华斯的生活愈加滋润，这使得他非常懊恼。

1808 年春天，他们回到“鸽舍”，华兹华斯在附近看上一幢现成的大房子。搬进去后，房子宽阔，也可以为柯勒律治收拾出一间客房。

柯勒律治夫妇离婚的事仍在进行，柯勒律治太太不肯公开此事，最后妥协的办法是将两个孩子送去住读，柯勒律治住在华兹华斯这里，孩子们假期回来，柯勒律治太太随时可以过来。这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保住了彼此的面子，夫妻又无须长期相对。

虽然两人已经分居，柯勒律治仍觉得压力很大，不久后，他逃到了伦敦。在苦闷和烦躁交加的情况下，他病倒了。华兹华斯前往伦敦探望他，顺便办些出版诗集的私事。

1807 年夏天，华兹华斯又出了两本新的诗集，收录了他七年来呕心沥血的作品。自从出版了《抒情歌谣集》之后，一晃七年他没有新书问世。《抒情歌谣集》为他在诗坛上建立了一定的地位，所以出版商、年轻的读者群，甚至文艺界的对手都热切地盼望新书的出版。这两本诗集没有特别取名，即是后世所知的《诗两卷》。

《诗两卷》中包含了华兹华斯被古今读者喜爱、学者钦佩的许多佳作，像《水仙花》《致雏菊》《责任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十四行诗》《孤独的收割者》及《我心跳跃》等 130 首诗。这些诗以不同的长短、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笔调反映了华兹华斯生命中不同的阶段和过程。可惜的是，这两本诗集并未被当代诗坛赏识，反被评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

华兹华斯的诗歌风格新颖，同行认为他独树一帜，要创立新的学派。可喜欢他作品的老友斯科特动摇了对他的信念，他认为华兹华斯并不是想创立新学派，而是“用尽精力试着去追寻一条并非最好，却与前辈相异的写诗途径”。其他人更是不断地指责 “湖畔派”诗人。自从柯勒律治搬到华兹华斯家附近，世人便将他们加上与他们交好的骚塞称为“湖畔派”诗人。但是，这七八年来，柯勒律治几乎没有写诗，骚塞根本很少与他们共同创作，不可能在一起成立派别，所以，外界对“湖畔派”的指责多半是针对华兹华斯的。

新的诗集问世后，评论文章也陆续刊登在各大杂志上，前后共有 10 篇，一篇比一篇措辞激烈苛刻。第一篇诗评是拜伦于1807 年 7 月在《文学月刊》上发表的。拜伦开始还说了几句恭维的话，说华兹华斯的诗曾给他许多冲击式的影响。他认为华兹华斯有几首诗是“自然的、优美的、淳朴的，全然没有当代诗人虚伪、夸张的笔调”。赞誉一结束，批评接踵而至，拜伦批评华兹华斯的百余篇诗文，说他取材平庸、文字幼稚。

伤害华兹华斯最深的是《爱丁堡书评》上刊登的一篇诗评。评论中说，《诗两卷》中的诗文是幼稚、冗长、可怕、抽象的，完全令人无法忍受，华兹华斯一定是疯了才会写出这些无意义的诗句，他所创立的学派更是没有格调又不合常理的，应该马上被解除，省得以后贻害更多读者，文中一再强调这两本诗集根本都不应该出版。

华兹华斯本人在看到这些诗评之后强抑愤慨，反过来安慰友人。他写信给乔治·白蒙爵士，解释他诗中的真谛：您千万不必为目前的诗评而烦心，我寄望的是它们日后的使命：我的诗要抚慰疾苦，在白日之下再添艳阳七彩，使快乐的人更快乐，能教化后生学子和各种年龄段的成人。教人们如何思想，如何感受，使他们更积极、更平稳地沐浴在善良中。这是我赋予它们的任务，我深信，等你我在地下永息之后，它们仍会忠心耿耿地为我完成这项任务。

华兹华斯外表虽然装作若无其事，但他的内心深处还是留下了伤痕。由出版新诗集一事可以看出他仍在乎外界的舆论。当他准备出版新的长诗时，因与出版商议价不成，一怒之下拒绝再谈。后来出版商妥协赔罪，加上多萝西的游说，都无法挽回他的心意，这使得在往后七年之内，华兹华斯没有任何作品公之于世。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烦恼就来了。最初是房子有了问题：冬天一到，华兹华斯发现房子的壁炉和烟囱都偷工减料，常常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多萝西绝望地写道：“烟雾弥漫的房子、湿淋淋的地下室，半打工人成天尽力抢修也于事无补……”

房子的情况已经够令人烦躁了，没想到柯勒律治再次染上了毒瘾，还经常酗酒，导致华兹华斯一家人生活不宁，华兹华斯在苦恼之余，只好写信向好友诉苦：我要你保证，不泄露我对你说的这番话。由这些年的事实看来，他（柯勒律治）已不愿为他自己、家庭或人类再做任何有益的事。纵然他才气横溢，见识广博，但道德的缺失使他的能力才情无法发挥出来，更别说履行道德上的责任，或负起生活的担子了。他的杂志发行不下去了……他的毛病是爱疑神疑鬼，觉得旁人要阻碍他发展，一旦任何人成了他怀疑的对象，劝他休息一阵不要工作，他必会将自己的失败一股脑儿怪罪到此人身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也帮不上忙……请你看完信把它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