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说的尝试

从长远来看，吉卜林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他的短篇小说。在鲁宾森接任编辑之前，吉卜林就已经写好了一两篇。他用梦幻般的句子描写了拉合尔夜间和白天的景象，用同情却并不感情用事的语气记录了一间鸦片烟馆发生的事情，也有模仿爱伦坡式的神秘和想象写成的故事。这些作品都刊登在1885年圣诞节吉卜林一家共同创作的《四重奏》一书中。

吉卜林一家人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商量为吉卜林的这些故事起一个概括性的名称——《来自山上的简单故事》。这期间，翠丝也为《军民报》写了一两篇较为平实的故事，当然，后来并没有收在吉卜林的专集里面。

驻印度的英国女士所感兴趣的事情在吉卜林的小说中都有所体现，比如浪漫刺激的爱情、濒临破灭的婚姻等。

在这些早期的小说中，吉卜林并没有体现出他的种族偏见。事实上，当时如果和一位不同种族阶级的女人结合，一定会永远破坏一位官员或军人的前途。吉卜林明白自己没有理由指责那些权威人士的种族偏见，不过，他对这些情人却有着相当程度的同情，因为他们受着两方面种族的敌视。他对于那些能够帮助这些情人克服种族障碍的人，也有着无限的尊敬。

在一篇小说里，吉卜林还对英国人的种族偏见作了最刻薄的攻击。他笔下的一位白人医生在送走一个奄奄一息的黑人小孩后居然说：“这些小鬼，他们一点忍耐力都没有。”从这些负面形象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吉卜林多么厌恶持有种族偏见的白种人。那个时代的吉卜林，从整体来讲，似乎在为英国的殖民主义感到抱歉。

不久后，吉卜林奉调到加尔各答的记者站任职。在那里，他看到了很多接受过欧洲现代化教育的当地人，并留心观察他们。观察的结果是他对印度的同情依然停留在有限的程度，并没有增加。

吉卜林对加尔各答的卫生条件极为不满，不过更让他不满的是印度政客谈论独立的言论，他认为印度永远不能自治。自治只是一部分“印度绅士”的希望，他们不能代表所有印度人。

令人惊讶的是吉卜林竟然没有到过印度中部地区。虽然他的《丛林故事》一书使得他的同胞都知道英国海外属地有这么一个地方，但他却只是从他朋友的照相簿中认识了这个地区。

19世纪80年代的后五年间，吉卜林在报纸上发表了越来越多的文章，这使得他轰动一时，等他再次回到伦敦的时候，人们早已知道他在印度建立起来的名气了。

把吉卜林的文章更进一步传播的是印度铁路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把吉卜林的文章按照主题加以挑选，印成专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吉卜林感兴趣的主题有哪些。

《喜马拉雅山之下》收集了爱情和风流韵事，也是人们普遍意义上认为的“法国风味”的文章。事实上，吉卜林的这些故事在法国也确实很受欢迎。同样在法国受到欢迎的是《盖茨比一家的故事》。这篇小说由一长串的对话组成，讲述了一位军官的婚姻和他的前途发生了冲突，最后他退出军队，选择了爱情。对于这位军官的这种选择是不是值得的问题，吉卜林并没有作明白的阐述。

《幽灵人力车》一书则包含了四个恐怖和冒险的故事。英属印度是一个迷信社会，这里对世界文明许多宝贵的贡献之一就是通灵学。虽然约翰曾指责一位通灵学专家是他曾见过的“最有意思和最无耻的骗子之一”，但吉卜林却对通灵学有极其浓厚的兴趣。虽然通灵学的敲桌子声和转动茶杯的行为使吉卜林在小说中痛骂，但他对于鬼魂和心灵研究却表现出一种近乎未接受过教育的人的那种“开明态度”，而且他很可能曾涉足过通灵学举行仪式的场合。不论怎么说，吉卜林一直喜欢写些有神秘鬼怪出现的小说，但对于这些现象是确有其事还是只是幻觉，却没有下过确切的评语。吉卜林的这种方式在现在来说可能是幻想小说作家的标准手法，但在19世纪80年代，这还是比较前卫的。

使吉卜林名噪一时的是一个有关军人的故事——《三个士兵》。这个故事讲述了马文、奥托立和列罗这三个士兵的一些功绩，不过人们认为这三个人是吉卜林凭想象创造出来的：“他们一个是爱尔兰人，一个是英格兰人，而另一个是苏格兰人……”

在这个故事中，吉卜林认真尝试不用正统英语，而用爱尔兰、伦敦和约克郡的土音和造句法来写对话，但是他没有成功。列罗说的根本不像约克郡的话，马文说的话也没有爱尔兰话的味道，奥托立说的话也不是地道伦敦腔。但吉卜林的这种尝试却开创了在文学中使用土语、方言、俗话，以表现文中人物个性的形式。

这个关于士兵的故事引起了驻印度英军总司令的注意。总司令邀请吉卜林和他一同视察军队，并要吉卜林向他说明军营中一般士兵的想法，那真可以说是吉卜林风光无限的时刻。

总督和总司令都是仰慕他的读者，吉卜林在印度还有什么可求的呢？他在新闻工作圈里已经做了七年的记者，也学会了怎样用他的笔赚钱，而且刚满23岁，就已经是印度最好的英文作家了。这时候，鲁宾森劝他回伦敦去，以便徜徉在更深广的文学海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