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养分

1850年左右，惠特曼的兴趣由文学、戏剧拓展到艺术。他在好友波恩的《纽约晚报》上呼吁所有美国的画家和雕刻家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热络的、激进的、进步而又使人无法攻破的方阵，创造‘伟大又真实’的艺术，代表我们的时代，也代表美国。”

惠特曼曾这样赞美美国新生代的艺术家们：他们是温和、冲动而又独立的，而且宽厚、真诚。他们适合做好朋友，有时候虽稍嫌狂放和粗鲁，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做那些吝啬和偷偷摸摸的事。

查尔斯·路易斯·海德是个出生于法国、后来移居美国的风景画家。惠特曼曾经十分欣赏他，不但将当时颇有名望的画家带到画室去看海德的画，更是将自己的小妹妹哈娜介绍给他。

1852年3月，海德和哈娜结婚，婚后他们远赴佛蒙特州定居。两人在那里生活40年，整天吵架，并且一直没有孩子。

哈娜常抱怨海德的粗鲁和暴力，说他常常对她拳打脚踢，还叫她“疯子”、“坏蛋”，更侮辱她，说她的智商不及她的白痴弟弟艾迪的一半。

在海德的口中，哈娜则是蓬头垢面、暴躁又疑神疑鬼的人。海德常说：“她把自己的日子过得不像人，我总要花好多工夫，才能把她当做个正常人看。”这对夫妻最后都进了疯人院。

哈娜的一生以如此暗淡的结尾收场，使得惠特曼非常难过，他常常诅咒这个画家妹夫，说他连畜生还不如。但是，在《草叶集》无人问津的年代里，海德倒是对它很有兴趣。

惠特曼结交的许多画家朋友里，其中一个就是哈瑞逊，他曾为惠特曼画像。惠特曼非常钦佩哈瑞逊的艺术造诣，对于哈瑞逊为他画的那幅肖像，他更是爱不释手，认为是代表《草叶集》精神的一幅佳作。

此外，惠特曼还结交了油画家谢伯曼、风景画家特尔伯和名雕刻家可克等人。

这一时期，惠特曼经常去布恩的画室串门，并与一批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年轻画家混在一起。惠特曼对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使这批年轻人感动不已，他们也把他封为艺术界和文化界的领袖，请他到第一届布鲁克林画家协会的颁奖大会上发表讲演。

惠特曼在大会上讲道：

艺术家承担着向人类传递美的责任。一个完美的人也必定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家。人类不需要接受任何美术训练，就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在我们生存的天地里，有比衣服、家具、生意、政治更好、更美、更值得追求的东西。

若有人能真正领悟这种宏伟的气概和单纯美好的气质，那么这种人定能将我们这个污浊不堪的时代装点得如同伊甸园那般神圣和清新。

他接着又说，世上臻于完美的艺术就是一种完全投入而又无所为的美：所有的英勇事迹都是源于艺术化的冲动。伟大的人在做事的时候，必须始于自己的感受，止于道德的美。他们不仅是艺术家，更是艺术的一部分，如临危受命的华盛顿、血染战场的劳伦斯、断头台旁的玛丽皇后、狱中的可苏、在逃的马志尼（为意大利的自由与统一而奉献的爱国者）等，他们都是伟大的斗士。当卓越的智慧指挥他们沉着应对眼前的灾难时，他们完美地表达了艺术的最高境界。最可贵的是，当至善至美的德性呈现在他们眼前时，他们懂得如何去珍惜它。

画家、雕刻家、诗人都擅长描述英雄的伟业，因为那些真正的英雄都是美的化身。

年轻人！不要光把艺术家的名字挂在嘴上，也不要只是观摩他们的作品。你们必须把眼界放宽些，去学习更多更好的学问。那是什么样的学问呢？它们是世间伟人的美德，是英勇的事迹，是困顿之人的亡命，是烈士的牺牲……好好地去读苏格拉底，甚至还有比苏格拉底更优秀的作品。好好地去了解黑奴艰苦的奋斗和反抗，自从世上出现了第一个暴君之后，他的子弹再也不能消灭我们追求人权的斗争。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在最纯净、最高贵的艺术圣坛内，取一粒火种，点燃内心的圣火。

仔细推敲惠特曼的这篇讲演稿，其内容融合了卢梭、朗法罗、布昂、莎翁、波普、郝莱斯等人的精华，又融入了古希腊、《圣经》、苏格兰哲学等。讲词大纲则融合了乔治·桑、弗兰斯·瑞特、爱默生及卡莱尔等人的思想。由此可见，惠特曼是个博学广闻的人。

惠特曼个人与文化的沟通是繁复的，他是个将自我放逐于世俗之外，却又沉迷于文学、艺术、音乐之内的诗人。对惠特曼来说，文化和传统都是压抑人性的东西，阻碍我们产生自我超越的感觉。他往往别具一格，推翻一贯的口号，而呼出他自己创新的说法：“让我们赞美那些名人，也别忘了将他们更新。”

在写作《草叶集》的过程之中，他时而小心冷静，时而热血沸腾，他鬼祟、鲁莽、温柔、保守，又激进、开放。他支持文化、革命及无政府主义。

在他的诗篇之中，惠特曼总是自成一格，但他的思想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广泛吸收他人的精华，融会贯通之后才形成的。

影响他思想的文化先哲可说是数不清，但在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就非卡莱尔莫属了。

在1830年到1840年之间，卡莱尔风光无限，他是当时全世界的精神领袖和社会舆论的焦点。在那段时间里，惠特曼曾虚心研究过他的生平及著述。最令惠特曼醉心的就是卡莱尔的“自然化的超自然主义”和他对资本主义及工业社会的批评。这两种理论都一度影响过惠特曼。从卡莱尔的《由英雄对英雄的崇拜而看历史上的英勇事迹》这本书，惠特曼吸取了历代宗教大师、先知、世界领袖及各派诗人的思想，为日后写《草叶集》提供了养分。此外，惠特曼醉心于卡莱尔另外一本诡异怪诞又高深奥妙的小说——《萨多·雷萨多斯》。

惠特曼曾一度模仿卡莱尔，写过一两首与卡莱尔的风格雷同的诗。

惠特曼不是一个只会模仿的人，不久，他就从卡莱尔的思想中挣脱了出来。他认为卡莱尔的思想过于悲观，又缺乏一股魄力。于是，他像脱离乔治·桑、司各特，甚至爱默生等人一样地远离了卡莱尔，继续迈向自创的文学道路。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惠特曼的狂热由戏剧转到音乐上面。最初，他还不能领略那些纯艺术性的音乐，而多半沉迷于家乡淳朴的歌谣。

惠特曼曾在报纸上赞美一个家庭合唱团：“合唱团以毫不做作的形式、简单的和声和单纯的协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合唱团中女孩清新的面孔，以及她们兄弟粗壮的肩膀，令我想起了乡下早晨干净清爽的空气。”

1840年间，纽约音乐界大量引进世界各地的歌剧，惠特曼则以凑热闹的心情常去观赏。

起初，这些欧洲歌剧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但是渐渐地，他看出了一点儿眉目。最后，他由可以忍受变得有些儿喜欢，再由喜欢到走火入魔，整天沉迷于歌剧院，他对歌剧的印象彻底改观。

50年代之后，他简直成了戏迷，每当有女歌唱家或者著名歌剧演员赴美国访问，他必前去捧场聆听，还为她们撰写评论。

在众多歌唱家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玛丽亚塔·埃布尔尼。

惠特曼老年的时候回忆说：“埃布尔尼在纽约演唱的时候，我是每场必到，我认为她的唱功是所有人中最好的。我常常在想，她是否知道她曾根深蒂固地影响了我这个人。她的唱法、她的台风都给了我很多启发，并影响了我日后诗文不押韵的创作技巧。”

惠特曼曾说，如果没有歌剧的启发，他可能是无法完成《草叶集》 的。音乐慢慢变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歌颂音乐，认为它“集精神及感性于一体”。

最后，惠特曼劝导众人说：“每个人在年少时最好都能学习一种乐器，在一生中都要不断反复练习、保留它，使它能永远保留在你的记忆中。”

他自己也豪放地随时施展他的歌喉，在海边、在路旁，兴致来时即高歌一曲以自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