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的主编

1845年，惠特曼的父亲返回布鲁克林，重新干起了木匠。他租了一间房子，把全家大小安顿了下来。虽然他仍然像以前一样辛勤工作，但到底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

此时，惠特曼也在布鲁克林。他在文艺界已小有名气，所以被《长岛之星》报社聘回去当主编。

惠特曼在《长岛之星》待了几个月，写了不少短文，包括音乐、文学、教育及戏剧方面的文章。5个月之后，因为与社长关系不和，双方不欢而散。

此时布鲁克林的畅销报《每日之鹰》的主编突然去世，惠特曼就顺理成章地顶了这个缺。

《每日之鹰》上下班的制度很松，正合惠特曼的胃口，于是他在《每日之鹰》待了两年，创下了他在一家报馆工作时间最久的纪录。

不久之后，惠特曼搬回家中与家人同住。

1844年，他的老父亲贷款买了块地建房子。两年之后，房子完工了，全家人随即搬到了新房子里。惠特曼将这笔贷款移到了他的名下，全权负责家人的花销。他不但要付贷款的利息、地税，也为自己及家人买了很多东西。他给自己买了一套上好的西装、一件名贵的大衣、金戒指、金笔和一只银表。他替母亲、妹妹买了一些首饰，替弟弟们每人添了两双靴子。

除此之外，他还替家中添置了很多家具和日用品。把屋子里打点妥当后，他还在院子里种了很多花木。

1846年，惠特曼还未拥有著名诗人的桂冠，仅是一个有孝心有责任感的儿子、有才华的年轻主编和布鲁克林区的好公民。他加入了民主党，在地方委员会中担任秘书一职。惠特曼是爱国的，他热衷国事，他关心军人、政治，经常写此类热情洋溢的文章，刊登在《每日之鹰》上。

惠特曼在《每日之鹰》的工作很愉快。他满意地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份工作。工作轻松，上班的时间又没有限制，老板亲切，待遇也不错。”

在那段日子里，他趁着时间上的方便，常到四处玩乐。他接受政坛人物的热情款待，到康妮岛戏波弄浪，在海滨痛饮香槟。有时候他也会乘公共马车，带着孤儿院的孩子们到绿木广场去游玩。他们在草地上追逐、嬉戏，享受草莓、蛋糕和柠檬水的野餐。还有一次，惠特曼坐火车到佛蒙特州去玩。到了佛蒙特州，他还特地去看了妹妹一家。回来的时候，惠特曼手上还捧着妹妹花园中的鲜花。

自从他上任之后，《每日之鹰》的市场扩大，销量日增，报社方面也不断扩充设备和投资，报馆规模越来越大。

在惠特曼的悉心编排之下，不但各地新闻发布得快，副刊也办得有声有色。

他系统而广泛地介绍古今及欧洲文学，打开了读者的眼界，令他们能接触到古典及现代的作品。对他自己而言，他也因此吸收了更多丰富的知识。最终，他将所有的东西融会贯通，自创了一种风格，《草叶集》就是他推翻旧文化的代表作。当他为《每日之鹰》写书评时，这种意欲锐变的动机也浮现在字里行间。

1846年5月，墨西哥与美国为了边境的德克萨斯州起了争执，当时的美国急于扩张领土，自然不肯妥协。冲动的惠特曼更主张以武力扩张，为此，他在《每日之鹰》上大声疾呼。

后来，美国以200万美元的价格从墨西哥人手中买下了德克萨斯州，这才平息了两国之间的怒火。但德克萨斯州是否应该畜奴，这也是一件令惠特曼耿耿于怀的事。

惠特曼的家族历代都畜养黑奴，所以，他从小就非常熟悉黑奴。他对黑奴的感情也是非常复杂的。他曾看到家中的黑奴做着各种辛苦的工作，但他更在布鲁克林街上看到许多恢复自由的黑奴靠乞讨为生，过得反而不如家中的黑奴安逸。

令惠特曼深恶痛绝的，是一些白人虚伪的态度，他们表面上反对奴隶制度，而事实上，却连基本的人权都吝啬给予黑奴。

因此，在惠特曼看来，黑人们的心中充满了仇恨。譬如在《富兰克林·埃文斯》一书中，男主人公酒醉后，误娶了一个女黑人，这个女黑人有魅力、精明，却充满了仇恨和杀意，因为“她族人的怒火熊熊地在她心中燃烧”。

他们根本忽略了黑人的精神价值，而想出各种苦刑来折磨他们。

在1856年12月21日的报纸上，惠特曼呼吁民主党应该坚定地反对政府在新建的州蓄奴，他写道：如果我们要继续扩张版图，那么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再不可推三阻四，你们要坚定地挺身出来，毫不妥协地强调，这些新建的州将永远不允许奴隶制度的存在。

惠特曼如此莽撞地表明心迹，《每日之鹰》的政治倾向自然不言而喻。他还火上加油地添了一句：“北方的人已团结一致，形成不可攻破的方阵。”

不幸的是，民主党人并没有惠特曼那样鲜明的立场，连被提名竞选总统的凯斯也避重就轻地认为，是否蓄奴应该由当地的居民投票表决。

此时此刻，民主党内又起了内讧。老一辈反对废除奴隶制度，而新一辈坚持取消奴隶制的党人自称“烧仓派”（Barnburners，此语出自荷兰——农夫自己为了赶走老鼠而自烧仓库）。“烧仓派”反而与辉格党（日后演变成了共和党）中反对奴隶制度的人结成了一个新的党派，他们喊出了“土地自由、言论自由、人力自由、民意自由”的口号。

惠特曼一点也不将报社的老板放在眼内，他还没有请示老板，就匆忙而坚定地表明了《每日之鹰》的立场。殊不知老板凡·安敦根本就不赞成废奴。

1848年年初，惠特曼又一次在《每日之鹰》攻击凯斯两面倒的政策。不久之后，布鲁克林的另一家小报就刊登了一则幽默的新闻：当惠特曼遭到一个政客的侮辱之后，他一脚将这名政客踢到了楼下。

这一脚不但踢走了干涉他写作自由的可恶政客，更踢掉了他自己的饭碗。没过多久，很多报纸就刊登了惠特曼被解雇的消息。而《每日之鹰》的政治倾向又一次大反转，由反对蓄奴变为赞成奴隶制度。

被解雇的惠特曼无事一身轻。有一天，他去百老汇看戏，凑巧碰到一个从新奥尔良来的迈可诺先生。两人相谈甚欢，迈可诺想在新奥尔良办《新月》，没有总编辑，惠特曼也想换个环境，离开恼人的政治，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两天后，惠特曼就带着刚学会印刷的小弟杰夫上路了。

这是惠特曼人生中第一次长途旅行。他由纽约出发，坐火车到达西部高地，在高地上看到许多粗犷的吉普赛人，带了牲口及篷车在荒野中过夜。接着他又搭火车和邮船驶入新奥尔良。

这12天的水上航行十分枯燥，河水泛黄，两岸的景色因冬日的枯萎而显得惨淡。幸好，船上的美食多少弥补了两岸的荒芜。小杰夫兴奋地写信告诉母亲：妈妈！您一定想不到这艘船有多舒服。船舱在甲板中，两边是特等舱，中间是普通舱。普通舱中每间房有两张床。这艘船最好的地方就是餐厅（您知道我一向对吃最有兴趣），纽约所有高档的糕点店里的小点心，这儿都有。我来给您说说我们的一日三餐吧。早上，船上供应咖啡、茶、牛排、香肠、热饼、火腿、鸡蛋和各式各样好吃的面包和糖等。午餐的时候，桌上的东西就更多了！有烤牛肉、羊肉、小牛肉、火腿、烤火鸡、烤鹅，还有布丁、馅饼，到晚上，更有一大堆数不完的美味佳肴呢！

但是航程并不是一帆风顺，船过了路易斯维尔后，忽然进入了一段陡峭的急湍，乘客们吓得惊慌失措。小杰夫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们大家都吓坏了，有些人上床休息，有些人在舱中走来走去，沮丧得好像要上刑场的囚犯。虽然我也很怕，但我绝对不像他们那个德行。两岸虽近在咫尺，但是河水太急，如果船翻了，我想我无法游到岸上。

惠特曼的心情大概也和其他人相似，他到新奥尔良之后，就在他主编的《新月》上发表了这首诗：河水万恶，它长了一张狰狞的脸！

泼辣地、宽阔地，它张开双臂，

……河是一袭令人生厌的丧服，

它只一味索取而永不愿退还。

两个星期，2400公里的路程，惠特曼兄弟终于在2月25日到达了目的地。

第一个晚上，惠特曼和小杰夫就地在船上过了一夜，第二天，他们租了一间包吃住的宿舍式的公寓，但是这栋公寓脏乱不堪，满是灰尘。3月4日，两人搬到靠近报社的拉法叶广场，这次找到一个舒适而价钱又公道的住处。

惠特曼手下有一个编辑、一个记者、一个翻译和一个排字的师傅。杰夫替他跑腿，一个礼拜拿五美元。3月6日，惠特曼替《新月》出了第一份报纸。老板要靠惠特曼才能出报纸，所以也只好忍受他解放黑奴的立场。

新奥尔良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战争期间，它是补给物品的中转站，于是就慢慢繁荣了起来。当战争结束时，它已变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大城市。当地有豪华的旅馆、酒吧，还有剧院和各种舞蹈表演。

因为南方是蓄奴州，惠特曼一直觉得南方毫无可取之处。直到来了新奥尔良，他才发现南方也有它迷人、可爱的地方。他曾在他的文章里说：“南方是迅速、精力充沛、冲动、充满了情感却又令人热血沸腾的地方。”

最后，惠特曼将自己观察到的这个城市仔细地描绘出来，他写道：我在圣玛丽市场看到一个老人，他穿着蓝夹克和棉布裤子，手上拿着一条长甘蔗，你绝对猜不到他是干什么的，他是一桩纷争案的律师呢！在菜市场，有个女人脚下放了一篮活螃蟹……走到城内，所有的店都开了，能听到报童清脆的卖报声……再走下去，你会看到各行各业的人，他们都开始做生意了。小店的店员们把盆子都排到街上去。大店的经理把橱窗装饰得五彩缤纷，一阵混着薄荷味的火腿、牛排和洋葱的香味，都由半掩的餐馆门口溢了出来，飘得满街都是。走过康提街，就到了港口，那儿停了一排排的汽船，有些船正准备开动，浓浓的黑烟直冲上天空，好像一条黑柱子——有些人悠闲地倚在甲板上，有些人正在卸货，一桶桶的糖浆、棉花和密西西比山谷的各种产品被搬到岸上来。总的来说，新奥尔良是个好地方，这话没错！

家还是惠特曼最眷恋的地方。他念念不忘的是家中房子的贷款、他的庭院、他的树，他也为多日不曾收到母亲的来信而忐忑不安。

不过比起小杰夫，他的情况要好多了。小杰夫本来年纪就小，不太能适应外边的环境，所以他在给家里的信中更显得无助又害怕：这是我第九封信了，你们还没寄一个字来……爸爸，求求你写信来，哪怕写几个字也行……妈妈，如果你希望我快乐，就该给我写信啊，你再不写信来，我们就要去做些惊人的事，不过我还没想好要去做什么……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5月中旬时，社长迈可诺怕惠特曼激进的言论会在大选期间为报社带来麻烦，所以就决定找机会辞掉他们兄弟。

到了5月27日，惠特曼和迈可诺因为一些财务上的小事起了争执，两个人彻底决裂了。惠特曼兄弟就结束了三个多月的南方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