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政治

1841年的纽约繁荣热闹，也是当时的文化之都。

22岁的惠特曼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一家专供小职员、小生意人住的寓所，开始他在纽约“社会大学”的生活。当时，在纽约有一半人都住在这种供应三餐、类似旅社的寓所内。比较有钱的人住在百老汇临街的大厦内，情况差些的就住在北河或波艾瑞一带。

才到纽约两个月，惠特曼就找到了显露才华的机会。他对演说及政治的热忱，使他很快跻身于民主党人的行列，并有机会在一个大聚会中发表他的心声。最后，他对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呼吁道：今天我恳求各位看清楚我们的目标：我们不是要协助这位或那位候选人获得胜利，我们是要提升我们的党，使党的理想能完全地实行。

我们在为伟大的原则而战，为光明和真理而战。今天，我若为任何一位被提名的人出力，我会因此而感到羞愧。因为，我们的党旨，我们的原则，是要令整党发扬光大，而不是捧红个人，或一个小团体的人……自杰斐逊以来，保护本党的天使似乎还未摒弃我们。这一次，她还会盘旋于我们的头顶，在混乱中为我们指点光明的道路，带领我们奔向最后的胜利。

第二天，《新世界》把他的演说全部刊登出来，自此之后，他就是坦慕尼会所（民主党人的聚会中心）的常客了。在坦慕尼会所里，他认识了许多政治要员以及沙场老将，这成为他日后写作的材料。

此时的惠特曼虽然热衷于政治，但仍然靠写作及印刷维生。他在《新世界》做印刷工，此外，还陆续在当时颇负盛名的杂志《民主评论》中发表了八篇小说。这八篇小说虽然受到了一些读者的喜爱，但当他进军文化名城波士顿时，出版商却回绝了他的要求。惠特曼一点儿也不气馁，仍然继续作文写诗。

惠特曼成长的时代，文人、政客不断地讨论民主、文化及国家主义对美国的影响。

像约翰·亚当斯就认为“文学必须是属于少数贵族的”。而《民主评论》的主编苏利文则以为：“我们的文学必须是民主而属于大众的……”

８年之后，美国有意扩张领土，这一规划获得了知识分子的热烈赞同以及无限期望。

像爱默生所说：“美国在我们眼中应是一首诗，它广阔的地域，多么能够激发个人绚烂的幻想，属于我们的诗就快要开始吟唱。”

惠特曼非常赞同爱默生的理论。1842年3月，一连六个晚上，他都与一群崇拜者挤在百老汇的社会图书馆内，聆听爱默生的演讲。

爱默生讲到了先验哲学、自我的满足，最后谈到诗及诗人。惠特曼崇拜地说：“爱默生的演说是我所听过的内容最充实、形式最优美的一次。”

听众问了爱默生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目前美国是否有自己的诗人。爱默生激动地反问：“为什么没有？我们的诗人文杰就在这儿呢！”他继续说：“这个诗人不是新来的移民，而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崇拜这片土地。他在林间，踩在铺满松叶、橡树叶及栗子叶的小径上，他划着木筏在河畔、在湖中**漾，他坐在山边的岩石上聆听松涛，他毫无怯意地去探访工厂、铁路线和码头。每次，当他洪亮的声音响起，所有人都忘怀地聚集在他身边。当他说话的时候，刹那间，他们日常所用的工具、所喜爱的艺术、所遵循的法律都成了浪漫的武器，将他们击醒。我看见听众们灿烂的眼神，他们内心渐渐地充满了欢乐和新的信仰，如果人怀疑属于美国的诗人尚未诞生，”爱默生反驳说，“那么此人就是在怀疑日月的存在。”

大文豪爱默生的这一席话似乎是针对惠特曼而说的。台下的惠特曼早已感动不已了，他遵循爱默生的指示，在学习期间，将自己完全融入各个地域、各个阶层、各种生活方式。

他写了一首爱默生式的诗：

你不曾知道我是谁，也不会了解我的心意，然而，我将有益于你，

渗入你的心，制造你的血！

1842年，惠特曼辞去了《新世界》的工作，成了《曙光》报自由投稿的记者。

《曙光》的老板艾瑞克和罗布斯决定拓展报纸的销路，经过短暂的考虑与试用之后，他们决定任命22岁的惠特曼为该报的主编，这是个大胆的决定，但是他们认为惠特曼是个勇敢又有精力，文笔自然而不矫作的作家。报社给惠特曼派了一个记者及一个印刷师傅帮忙，此外，惠特曼要一个人排两大张的版面，包括新闻、社论及投稿的文章。年轻的惠特曼夸下海口说：“《曙光》报是无党无派的，它的笔调是开放又坦率的，无惧于各种势力。它将成为代表纽约的报纸，使全国的读者都为之喝彩。”

当惠特曼抓稳了该报的销路之后，便开始大肆攻击天主教的主教休斯，指责他和他手下那些无耻的教徒及无知的爱尔兰人完全羞辱了伟大“美国人民”的意义，因为他们反对新移民入境。

当国会讨论是否需要补贴私立的教会学校时，惠特曼愤愤地在《曙光》上表明了他的原则和想法：现在，我们社会中有种种压力在影响我们，这些压力企图将我们土地上的思想、风俗习惯，甚至政府政策都带回到旧社会的制度里。《曙光》对这些压力是深恶痛绝的，它将公开地、奋力地、永不疲惫地与他们斗争到底。

惠特曼点燃了镇上许多非天主教徒的怒火。4月12日大选的那一天，终于爆发了基督徒与天主教徒巷战的事件。

老对手《每日之鹰》虽然同意《曙光》的水平突飞猛进，“但是，”《每日之鹰》批评道，“该报的主编似乎太主观，缺欠报业从业者应有的客观精神。”

1842年5月，因为与报社老板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惠特曼提出了辞职。到5月16日他就与报社解约。解约时，双方的态度都不好，并相互侮辱了一番，才平息了这桩风波。

在1842年到1845年这三年间，惠特曼先后换了十份工作，在一连串上任、离职、离职又上任的日子里，他过得稀里糊涂，到后来连自己也记不清了。

但是在这段日子里，他倒是出版了一本六万字的通俗小说《富兰克林·埃文斯》。书中的笔调和结构都有些粗糙，但惠特曼在书中描述了他初入社会的兴奋和面对各种**的惶恐。

惠特曼一直不以他这本小说为荣，他认为该书是他匆匆下笔的作品，实在不值一提，他发誓再也不写这些低俗的小说了。

惠特曼认为，诗人必须是稳定的，有能力为民众区分精神与现实的路途，更有果断地判断世情的魄力。诗人不似法官判罪似的强硬，而似阳光抚照弱者似的宽大、温柔。

但是，惠特曼本人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就达到那种境界。像所有的平常人一样，经过外界不断的冲击、内心的挣扎与领悟，才逐渐迈向成熟，写下他的传世杰作。他是美国第一个长在城市，又饱受城市洗礼的诗人，他在纽约长大、成熟，在千变万化的繁华之中，在贫富悬殊的生活之中，他领略了人生的滋味。

年轻的惠特曼也像一般的城市青年一样爱时髦，爱玩。他穿着一袭长大衣，领上常常别一朵鲜花，戴着高帽子，手中把玩着一根黑漆闪亮的手杖，悠闲自得、贪玩好奇地四处游**。

他在公园散步，在花园的泳池中戏水。玩得累了，他便靠着公园的栏杆，眺望远方海上来来往往的船只。

他不但爱纽约市静态的一面，也爱它动态的一面。他也从不放过亲近市井小民的机会。

他曾多次描绘大街上的屠夫。在《自我之歌》中，他歌颂他们：市场肉摊的少年屠夫，挂起血衫，磨刀霍霍。我在摊头闲逛，欣赏他与客人间的巧妙问答、双手飞舞的肉块和下刀的利落。

惠特曼是与纽约息息共存的，城中的曼哈顿更令他心怡，他踩着曼哈顿每一节拍，聆听每一声响。

早晨，走在路上的是衣着光鲜的上班的行人，街上是穿梭不停的车辆，是年轻的人潮，是活力，是朝气，是轻快的美。中午，雍容华贵的人们奔向高贵的旅店、餐馆，走向富足的商店、银行。傍晚，富人与穷人都拥向街头，在暮色中返回家中，留下一街清冷安静的美！

百老汇是美国最时髦、最彻底的游乐场，是表现民主文化与社会的最佳地点。它有绚烂的一面，也有黯然的一面。不夜城的繁华固然令人骄傲，但繁华的背面却是个鱼龙混杂之地，灵活矫健的小偷、扒手穿梭在人群中，还有连巡警也胆怯的黑暗地带。紧接着，就是杂乱的贫民区，这里是疾病、醉酒和暴力的温床。这些地方也往往是移民聚集之地，当时数以万计的欧洲移民在这杂乱无章的地方落脚，惠特曼痛心地写道：这些移民既不是穷人，也不是罪犯，他们只是不幸落脚于这个可怕的地区。实际上，他们是美国最珍贵的财富，因为他们就是劳动力。这些人应该往西部垦荒，而不应停滞在人口密集又仇视移民的纽约。

在纽约，惠特曼看到了浮云般的富贵，也体会了贫苦的悲凉，更遭遇了几次火灾的惊吓，平添了许多人生经验。

1842年，一场火烧掉了哈伯兄弟出版社。1845年，两起大火烧毁了《纽约民报》，7月间，轰然一声爆炸，火舌卷走了近300间大楼，将一条街烧得满目疮痍。

惠特曼曾将1842年的火灾记载了下来：到处都能看到挽着小包袱、面色通红的女人，汗流浃背的男人和哭泣抽搐的小孩。人行道上堆满了他们抢救出来的家具，有时候直摆到街心。救火车的引擎声，噼啪作响的火花，混杂着房主的号啕，我越走近灾区，这种声音就越清楚，到后来，各种声音混到了一起，是一种令人感到震耳欲聋的嘈杂。那是惨痛却又壮观的景象！一种令人看了心碎，夜夜想到便难以成眠的画面。

几场大火之后，就是新区的诞生，完全改变了街上原有的景色，纽约在杂乱中挣扎着发展。

直到1846年，150位建筑师塑造了一个崭新而又伟大的纽约市规划图。从此以后，纽约不再无头绪地扩张，它成了一个有秩序的大都会。

纽约代表了美国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它浓缩所有事物于一身。在这个城市里，惠特曼酝酿了日后注入《草叶集》的一些生涩的人生经验。

惠特曼日后自剖说：“《草叶集》这本书反映了我在布鲁克林与纽约的人生……我吸取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方式。”最后，他将该书比做纽约这个城市及现代文化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