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的支持

早在1863年，惠特曼就认识了布鲁。当时布鲁是财政部的职员，跟太太马苏拉住在华盛顿市内。惠特曼经常早晚光顾它们的红砖小屋，与他们一起吃饭。

也是在这些朋友的支持与鼓励之下，惠特曼完成了两首诗：《哦，船长，我的船长！》及《当去年的紫丁香在庭前绽放》。这两首诗都是为了林肯而作。他把这两首诗收入《桴鼓集》中。《桴鼓集》在1865年10月与世人见面。出版之后，这本诗集的命运同《草叶集》一样，没有造成任何轰动。《纽约时报》这一类拥有众多读者的报纸不屑给惠特曼写评论，小时报的评论也都是贬多于褒。

1866年，惠特曼自费出版了修订版的《草叶集》，并把一年前出版的《桴鼓集》也收了进去。修改的地方并不多，全书456页中只修改了34页。虽然改动不多，但是惠特曼颇用心。他仔细阅读了每一首诗，在遣词造句方面字斟句酌，并慢慢放弃了年轻时爱用口语化字眼的毛病，改用比较有传统色调的词，例如把原来的“生命是吸吮、是洞穴”改成了“生命是个空洞的游戏”。

全书的宗旨也大致与以前一样：

我出这本书确实有一点小小的野心，我想为我们的文学贡献一些东西。它不再是脱胎于外国的思想，也没有空洞的幻象和特定的形式。它只是朴素而真实地表达我们的东西，勇敢地描绘我们国家的生活，并强壮我们的灵魂……接着，惠特曼回到纽约，希望能找到出版商出版《草叶集》。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愿意尝试的出版商，但是他们要求惠特曼删除诗集里露骨和不受欢迎的句子，被惠特曼一口回绝。索培基也在波士顿替他活动，结果也是一无所获，惠特曼只好继续自卖自销。索培基开玩笑地说：“我们的莎士比亚眼看是找不着出版商了。”

1867年10月，《草叶集》所在的装订工厂宣告破产，厂家只寄还一小部分《草叶集》给作者，其他的全都失散了。

那个年代，没有人愿意为修订版的《草叶集》写评论，除了《纽约时报》，因为该报纸的主编非常欣赏奥康纳为惠特曼辩护的《白发苍苍的好诗人》，因此他在报纸上刊登了奥康纳对《草叶集》的评论。那篇评论写得非常棒，既得体又有力，也没有受到舆论界的批评，这对《草叶集》帮助很大。

奥康纳又找来了布鲁，由惠特曼提供素材，奥康纳给予意见，布鲁撰写，三人合力完成了惠特曼的传记《惠特曼其人、其诗》。

康威也是一个热心的朋友。他把惠特曼和《草叶集》带到了英国。

康威原本是爱默生的门生，内战时期住在伦敦。他非常欣赏《草叶集》，还亲自到布鲁克林拜访过惠特曼。1867年4月，康威集合了一些英国的评论家和出版商，决定在伦敦出版《草叶集》。但是英国政府对出版物的检查尺度非常严格，他们没有办法一字不漏地印出全书。

一开始，惠特曼并不同意删减。评论家罗塞蒂想了一个办法，他建议由他先写诗集介绍及书评，并借着他的声誉、地位，使英国方面放松对这本书的审查。显然，这篇评论在英国并没有引起注意，反倒是在美国成了抢手货，当时各家杂志纷纷抢印。

罗塞蒂最后提出，不如由他来挑选适合英国读者的好诗，放弃那些不合适的。惠特曼同意了。如果这本书能在英国风行，那么美国读者也一定会欣然接受，毕竟他们中还是有很多人崇拜英国文化的。罗塞蒂选录的《草叶集》于1868年2月出版。出版后，惠特曼发现整本书已经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无法完整地表现原著的精神了。惠特曼虽然伤心，但也不能抱怨，是他答应要删减的，虽然他不得不承认，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但是不管怎么说，是罗塞蒂将《草叶集》嫁接到了欧洲。经过他的推荐，惠特曼的诗被翻译成丹麦语、俄语，惠特曼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但是美国国内的作家，如罗埃尔等却不以为然地说：“那些欧洲人爱的是经过罗塞蒂删减的《草叶集》，而非惠特曼的《草叶集》。”

尽管国外的人没有看到《草叶集》的全貌，但是这本书还是在那儿生根发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