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朋友
朗法罗曾称赞过惠特曼的诗包罗万象，诗中的爱更是触及世上每个生物：男人、少年、女人、婴儿、树木……诗人看得那么透彻，用字那么妥当。三五个字就能勾出一个画面，处处表现了人类阴柔之美。
惠特曼的感情之所以能如此包容，是因为他从未将感情放在个人身上，他总是去爱所有人的灵魂。当然，他也有阳刚的一面，因为人性的贪婪、残酷，奴隶制度还存留在美国的土地上。1856年总统大选时，惠特曼写了一篇激动、强硬的《第十八届总统选举》，印成一份宣传小册发送。结果，1856年的大选还是平静地过去了，奴隶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在19世纪60年代，帕顿夫妇是美国文坛上最红的一对夫妇。詹姆斯先生是惠特曼的朋友，他的太太莎瑞是非常有名的专栏作家，也是个敏感、神经质的女人。她的婚姻多有波折，帕顿是她的第三任丈夫。但是她写的专栏却拥有近百万的读者。在没有读《草叶集》之前，她已对惠特曼颇有好感了。
莎瑞不仅邀请惠特曼吃饭，还拜读了他的作品，并在她的拥有众多读者的专栏中替《草叶集》说了不少好话。她自己非常喜欢《草叶集》，认为它“清新可喜”。
莎端之所以喜欢《草叶集》，是因为诗中**裸地描述了大自然，歌颂了健康的人类，并且尊敬女性。她的一句名言是：“我在这些草叶中没有挤出任何毒液，它们只有治愈我疾病的汁液。”莎瑞的赞赏大大提高了《草叶集》的价值。
《草叶集》经常被人诟病的就是它粗野烂俗，格调低下，但是莎瑞的评论将这些缺点全部掩盖了。如果一个心思细腻又获得百万人欣赏的女人都觉得惠特曼的书文字优美，那 《草叶集》怎么可能粗糙呢？
因为莎瑞的专栏每日必有百万读者，所以惠特曼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接着，诗人朗法罗也邀惠特曼去加入他们的聚会。惠特曼虽然不喜欢那种场合，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都是聚会中最受人注目的人。就是在这种场合中，他认识了许多朋友，并辗转结识了一代文豪梭罗。
梭罗与朋友曾去惠特曼的住所拜访，惠特曼不在家，他们只见到了诗人的母亲。做母亲的当然爱子心切，因此在客人面前把儿子大加赞扬了一番，但她也承认，惠特曼也是有缺点的。她拿了许多自家做的糕饼待客，并相约第二天再聚。
第二天清晨，梭罗和朋友再次拜访。惠特曼专门在家等候。跟往常一样，惠特曼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往事和各种人生遭遇，并谈到想三版出书的计划。
梭罗从头至尾保持缄默，惠特曼多少也觉得有些别扭，气氛怎么也轻松不起来。梭罗的朋友开玩笑说，梭罗大概是担心惠特曼会将他的森林和野生动物偷走，在互不相让的气氛中，这两个人就像两头野兽，相互提防着对方，生怕对方会突然偷袭。
到了下午，气氛才渐渐融洽，两人才忘我地高谈阔论起来。谈话结束之后，惠特曼送了一本《草叶集》给梭罗。
梭罗不关心当代的政治，不在意眼前的社会，惠特曼认为他过于出世了，因而有些失望地说：“这个与卡莱尔齐名的人，居然蔑视一般的人民，他没有能力享受一般人的生活。总的说来，他是个非常傲慢的人。”
梭罗有热情的一面，也有冷酷的一面。但是梭罗细读《草叶集》之后，觉得除了有几篇略显粗俗外，其他的诗还是很好的。最后，梭罗说：“见了惠特曼之后，我不觉得他书中的自大和吹嘘有不妥之处，他应该不算是自夸的人，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有自信的权利。他确实是个伟大的家伙。”
1857年，惠特曼又冒出了新的念头，他想做一个大众导师，引导各阶层的人（上至总统、国会议员，下至贩夫走卒）“保持对公共问题的兴趣”“接近人民”。为此，他在家中撰写演讲稿，像《歌颂民主和原始的美国》《我们现在由此开始》《闲游教师》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这些诗歌都非常适合在演讲的时候朗诵，诗里也简单直接地表达了作者的本意。写完这些颂诗之后，惠特曼又野心勃勃地想出版第三版的《草叶集》，此次包括原先的32首诗和上述颂诗中的68首。
惠特曼一直认为他的老出版商浮勒和魏尔斯没有尽力，因此他想找新的出版商。然而当时他的经济非常拮据，日常生活开支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在这种情况下，惠特曼只好放弃他做大众导师的大志，在布鲁克林的《时报》担任编辑。这份工作给惠特曼带来的最大骄傲就是他策划了一项成功的运动——要求市政府兴建一整套布鲁克林区完整的自来水设备。这一建议给布鲁克林市民带来了很大方便。
惠特曼有时也撰写一些体育新闻，他并不十分鼓励竞争激烈的运动比赛，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好记者，他曾说：“我的意见总是姗姗来迟，我在任何场合都很难果断地立刻作决定。”
这个艺术家，这个宇宙的热爱者，他踩的是另一种人生的节拍：一只沉默而坚忍的蜘蛛，
我观察它如何孤悬在海岬，
我注意它如何探索它广大空旷的四周……惠特曼虽然身在报界，仍心系着《草叶集》的续版，他自问道：我36岁了，身体健康，我还有希望。我能写，一直写到死亡那一天。但是我能完成一本代表我们地区的书籍吗？我能写完那本神圣的书吗？
他立下志愿，要每天写一首诗，一年写365首诗。他预言这本新的“圣经”将于1857年完成。惠特曼心中的“圣经”包含三大宗旨，即崇尚自然、民主和科学、创立一个现代形象。
除了专注于创作之外，有一阵子，惠特曼突然又对文字学和声韵学入了迷，他甚至于想写一本脱离英国传统的美国本土的字典。他去拜访文字学的教授，没日没夜地研究字源学、口语和声韵学。但是，这股热劲过去后，他明白这样下去会影响他写诗的进度，于是，他快刀斩乱麻地放弃了这个缥缈的理想，又回到写诗的老路上去了。
惠特曼不只是凭空创作，他在写作之前一定会涉猎大量作品，像卢梭、柏拉图、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著作他都爱不释手。哪怕是古代的歌谣、史诗，甚至基督教的教义，他都不放过。最可贵的是，惠特曼知道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此外，惠特曼还虚心地向朋友求教。一个朋友认为他学识不够渊博，惠特曼听了他的话，开始大量阅读各家各派的作品。另一个朋友认为他的诗文有些粗糙，文字不够雅致，韵律也不够优美，诗人接受了他的劝告，一点点改善自己。他喜欢与人辩论、闲聊，借着这种机会增进自己的见闻、修正自己的观点。
惠特曼也跟教会的人接触。起先教会的人欣赏他的才华，但后来却无法忍受他反传统、反制度的新思想。教会的人给报社老板伯纳德施加压力，尽管伯纳德是个温和敦厚的老好人，而且几年来一直与惠特曼处得很融洽，但教会三番五次的抗议使得伯纳德也不堪压力，因此，惠特曼在1859年很知趣地主动辞职了。
离职之后的惠特曼批评教会人士时说道：“他们太专制、太古板、崇尚宗教式的善行，完全反对仇恨，甚至连畏惧也不敢表现出来。”但是惠特曼一直很感激伯纳德的友善。
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惠特曼都会立下一个愿望，作为他一年的目标。36岁那年，他的愿望是要写一本“新圣经”。37岁那年，他立志要改革美国的演讲形式，做一个拥有权力和信心的领导人，领导美国人民解放灵魂。每一年，他都有新的愿望。在他40岁那年，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个脱胎换骨的年代。”可惜，40岁之后的惠特曼既没有摇身一变成为解放美国灵魂的领袖，也没有完成“新圣经”。他的生活较以前更拮据了，他每个礼拜仅靠七八美元的稿费维持生活。
惠特曼生活的重心还是写诗。闲暇时，他在长岛的海岸沉思，终于写了一首《当我随着生活的海洋落潮时》，最后这首诗却被改名为《诗歌的象征》，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
惠特曼的内心深处，希望自己能一直停留在青少年时代而延缓成年，但是，他又有为人父、为人兄长的渴望与热诚。杰夫是唯一了解惠特曼的人。他在跟惠特曼离开新奥尔良后，自己也进了印刷界，不久后又爱上测量和土木工程，于是进入了自来水系统工作。
杰夫热爱《草叶集》，也像惠特曼一样迷恋歌剧和音乐。杰夫想学琴，哥哥就买了架琴送给他。此后，每次杰夫练琴，惠特曼就坐在一旁静静聆听。惠特曼后来回忆说：“我和杰夫的感情非常好，我们曾经有过很多快乐的时光！杰夫从小到大总喜欢跟着我，直到他结了婚，我们才不像从前那样亲密了。”
惠特曼40岁那年，杰夫带着新婚的妻子搬了出去。杰夫的妻子叫玛蒂，是个温柔善良的女人。惠特曼跟她的关系也很好，他曾称赞玛蒂说：“她是我认识的女人中最好、最温柔的一个，我从来不妄想自己会碰到这么好的女人。”总之，杰夫成家后，惠特曼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细致入微地照顾他，但是他仍保持着兄长对幼弟的深厚情感。
辞去编辑的工作后，惠特曼就埋头写诗。到了1860年，他手里已经积攒了不少好诗，因此，他想印行第三版的《草叶集》。尽管第三版的印行遇到了出版、发行、印制等一系列经济问题，诗人还是准备硬着头皮，自己来实现第三版的印刷。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波士顿的信，这封信改变了《草叶集》的命运。
那封信由惠特曼的老出版商转给了惠特曼，是一个出版公司写来的，信写得热情洋溢，自愿替惠特曼出版诗集：惠特曼先生：
我们希望能发行您的诗集《草叶集》。当《草叶集》初版的时候，我们还只是公司的小雇员，现在我们已是老板了。我们读初版的《草叶集》时，就深感受益匪浅。我们相信，这些真诚的诗也必是出自真诚的作者。
在这个所谓“高尚、纯洁”的时代中，像惠特曼先生这种有胆识、敢于道出肺腑之言的人，必定能获得朋友的帮助。现在，我们愿意做您的发行人。如果您能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也一定会提供精美的印刷，引起大众的注意。我们在各地都有经验丰富的代理，可以帮助您大量销售这本诗集。我们深信，我们比其他公司更能胜任这份工作。这是事实，我们绝没有自我吹嘘的成分。我们是靠行动来取胜的。如果我们能得到这个机会，不仅对我们有益处，您也会获得相应的酬谢。
如果先生相信我们，允许我们为您发行这本诗集的话，我们可能会买下《草叶集》的全部版面，或者在版权之外，再付灌版的款项。
您目前还写了哪些新诗？准备何时付印？您可以让我们先睹为快以饱眼福吗？希望您能告诉我们您的联系地址，方便我们联络。如果您有时间，也可以来波士顿一趟。
塞尔与艾尔洛基敬上
1860年2月10日
这封信令惠特曼喜出望外，1860年3月15号，他便起程前往波士顿，与塞尔及艾尔洛基出版社商讨《草叶集》三版的各种细节问题。
惠特曼抵达波士顿后不久，爱默生就找到惠特曼租住的小屋，邀请他外出。那一天，他们在波士顿的公园里互不妥协地争论了许多问题。
爱默生因为在《草叶集》初版的时候对它寄予厚望，因此自认为应对《草叶集》负有监护的责任。在波士顿的公园内，他苦口婆心地劝惠特曼删除其中一些露骨的片段。爱默生告诉他，现在世人开放的程度，还不到惠特曼想象的程度，一般说来，大众是无法接受这么露骨的描述的，他们会认为这些诗有伤风化，不够雅致。
爱默生像军旅出征前清点装备的长官，操着焦急的口气把重要的东西一一点到似的，数落惠特曼不对的地方。
爱默生并不是一个老学究，他只是审慎地分析了当代读者的想法。
爱默生劝告惠特曼，若是想要第三版畅销，势必要删除几首露骨的关于性的诗歌，做一点让步。
惠特曼却不以为然地对爱默生说：“删了后这本书还是好书吗？”
爱默生想了一会儿，反驳道：“我没说‘还’是本好书，我是说删了就是本好书了！”
但是顽强的惠特曼就是不肯退让一步，他对爱默生说：“在我灵魂深处，我的意念不服从任何的束缚，只走自己的路。《草叶集》是不会被删改的，任由它自己繁荣或枯萎吧。”
既然惠特曼软硬不吃，爱默生只好鸣锣收兵，两个人漫步到一家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晚一些的时候，惠特曼对一个老朋友说：“世上最脏的书就是被删减过的书，删减意味着道歉、投降、承认错误。爱默生要我删减，我说‘不’！我现在一点儿也不后悔对他说了‘不’字。”
在当时，惠特曼的许多朋友都劝他删掉那几首诗，甚至一些素来**的人也这样劝他。但是惠特曼坚持要保留。幸运的是，他的出版商非常信任和崇拜他，排版的时候他们连内容也不审查。回到布鲁克林后，惠特曼骄傲地说：“出版商塞尔和艾尔洛基唯我是从，他们认为我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
第三版的《草叶集》终于出版了，这次是八开本，厚达456页的大书。外皮是橘红的丝布，内页里有惠特曼的半身像。不同于初版时的木匠装扮，这一次，照片里的惠特曼看起来像是一个绅士。当然，封底也没有加爱默生的赞扬信。初版、二版所收录的诗，在第三版中有些略做更正或删改。新收录的诗大约有124首，包括三大部分：《民主之歌》《亚当的儿女》和《菖蒲集》。
三版问世之后，惠特曼兴奋地写了封信给杰夫，他写道：“杰夫，《草叶集》终于真正出版了，我非常、非常满意，无论读起来还是看起来，它都跟我要求和想象中的一样好。”
大功告成之后，惠特曼好好地享受了一番。他先是半公半私地周游了新英格兰，到佛蒙特州看妹妹哈娜。回到波士顿后，他停留了一段时间，每天漫步于有名的华盛顿街，看剧院的海报，在公园内喂鸭，在庄严的道路上瞻仰美国联邦海关机构等。这座城市以废除奴隶制度并坚守原则而闻名全国，但是城里的人仍然衣着保守、行为拘谨。惠特曼对一个朋友说：“这儿的人看起来都一样，只有我是不同的。那些我曾非常感兴趣的北佬，现在完全变得困惑、冷漠。”
当然，这些只是表象，事实上，波士顿的市民还是很热心的，惠特曼在逗留期间也结交了许多朋友。
他的出版商艾尔洛基对《草叶集》充满了信心，认为销量虽然不会一下子蹿上去，但必会稳步增加。所以他对惠特曼非常支持，并督促他写新诗，两人情感非常融洽。
为黑奴争取权益的小说家索培基也与惠特曼交上了朋友。索培基很欣赏惠特曼的诗，因为这些诗写出了很多作家从未展现过的狂放的一面。当索培基知道惠特曼正在波士顿为新书排版时，就抱着崇拜的心理去拜访惠特曼，结果他看到的是一个衣着随便、举止粗犷、木匠一样的人。那天惠特曼说话不多，使得索培基败兴而归。之后，索培基又邀请他吃饭，惠特曼这才敞开心胸，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童年往事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自此之后，两人就变成了一辈子的朋友。
经过艾尔洛基的介绍，惠特曼结识了雷派兹。雷派兹写了一本约翰·布朗的传记，因此一举成名。雷派兹不但是惠特曼的知己，也是他的崇拜者。
更值得一提的就是惠特曼与奥康纳的私交了。奥康纳后来被称为“短篇小说之王”。当时他刚从费城一家报纸辞职，艾尔洛基请他回波士顿写一本抨击黑奴逃亡法令的小说。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惠特曼和他算是同事，两人因此结识了。惠特曼曾经生动地描述了初见奥康纳的情景：我第一次看见奥康纳时，他是个英勇、俊美、快乐的男人，他的声音很优雅，眼睛灵动有神，脚步轻盈，全身散发着健康的气息。他是个彻底反对奴隶制度的演说家和作家（可悲的是他也是个空论家）。最初，我对他的理论非常欣赏，但渐渐地我开始怀疑，甚至畏惧他的那些空论，就这样，我与他渐渐疏远了。
惠特曼认为，奥康纳喜欢不切实际地夸大黑人的贫困，又喜欢戏剧性地描述黑人的不幸，他还曾渲染过黑人约翰·布朗的死刑。总之，惠特曼认为他做得有些过了。
在波士顿，惠特曼也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事。一个星期天，他漫步到泰勒牧师所属的教堂，听这位著名的牧师布道。泰勒牧师曾是一个捕鲸的水手，因此听他布道的也多是水手，连教堂都布置得像个船舱。
惠特曼是抱着猎奇的心理去的，但是他很快就被泰勒神父生动的演讲给迷住了，像幼年时听希克斯讲道时一样，惠特曼又再一次感受到了心灵的震撼。他非常欣赏泰勒言辞的奇妙：“当泰勒牧师布道或祈祷的时候，他的用字精确，他的词汇一刹那间似乎消散了，变成一股灵动的感觉，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紧紧抓住你的心。”
回到家乡时，惠特曼的心中载满了友谊、新的生命启示以及出版商频频的叮咛——催促他出版新诗。惠特曼喜不自胜，他定下了腹稿，想写一辑《晨曦中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