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生活

瓦格纳从小就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所吸引，后来他在莱比锡的格凡岛剧院所听到的，却让他迷惑。现在这些法国的音乐家们，受过了意大利抒情诗的训练，抓住了曲调和歌曲是音乐奥秘所在的要领。这样，瓦格纳不顾生活的困顿，也开始尝试作些曲子，以满足自己的艺术渴求。瓦格纳谱写的《浮士德》序曲后来成为浮士德交响曲的第一章，而第一章《葛雷卿》也已经在他脑海中成形。这首D短调的序曲先前受了《第九交响曲》的影响，后来则影响了《漂泊的荷兰人》。15年后，瓦格纳在李斯特的建议之下重新改写。

瓦格纳为《音乐报》写了一篇短文《走访贝多芬》，以表达他对贝多芬的崇敬之情。在这一篇和其他的几篇文章中，瓦格纳显示出他还是一个十分优秀的文学作家，他的文体介于霍夫曼和海涅之间。

斯勒辛格早先一直拒绝出版瓦格纳为法国听众所写的一些歌曲。瓦格纳的朋友们建议他写些简短的曲子，让一些有名的歌手在音乐会上演唱，他们甚至还编写了部分歌词给瓦格纳谱曲，结果没有成功。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歌手愿意接受瓦格纳的歌曲，而瓦格纳也永远忘不了那些自满的法国歌手给他的羞辱。有一首被拒的歌，瓦格纳特别喜欢，他决定自费出版。后来他无法把制版费用付给斯勒辛格，只好做工抵债，因此就为《音乐报》写文章，他写了一些优美而富于幻想的故事和文章。

瓦格纳又着手写贝多芬的传记，由安德斯从旁协助，提供许多贝多芬的事迹给他。这本书以小说的方式写成，内容很详细，但是没有任何出版社感兴趣。

瓦格纳希望多听些柏辽兹的音乐。柏辽兹曾仔细听过瓦格纳的《哥伦布序曲》，并称赞他的一篇故事《在巴黎的一个外籍音乐家》——这里面瓦格纳毫不隐讳地写出了斯勒辛格的贪婪和强取。瓦格纳观看了柏辽兹的新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演出之后，对于曲子的壮丽与技巧的繁复十分赞叹。

瓦格纳在巴黎遇见了尤金·斯克莱伯，在里加时瓦格纳曾把《禁恋》寄给他，但他不承认自己收到过。

瓦格纳夫妇搬进了巴黎近郊穆登的一所便宜的夏季小屋里，因为他们的经济情况越来越差。1841年4月，瓦格纳的《黎恩济》已经被接受，要在德累斯顿演出。这是一岀五幕剧。它的曲谱刚完成几个月，是瓦格纳歌剧里最长的一岀。

瓦格纳向萨克森国王请求演出《黎恩济》之前，特别借了一个节拍器，好在曲谱上记下正确的拍子。用完之后，他把节拍器揣在薄外套底下，拿去还给人家。除了还东西，还得借钱吃下一餐饭，同时设法让债务已经到期的债主，答应把借据换新，把还钱的日子往后延长，而且还要向斯勒辛格借点钱，好将《黎恩济》的曲谱寄往德累斯顿。

手上持有瓦格纳的借据的人可以说是遍居于巴黎各地。“……我必须去找一个卖干酪的人解释——还要去还节拍器。早上跟明娜黯然道别以后，就早早出门了。她凭经验知道，我这趟是去筹钱的，不到深夜不会回来。浓雾笼罩着街道，我离开家时，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一年前被偷走的狗儿罗伯。……我以为是见到了鬼。”瓦格纳设法尖声呼叫它，它也似乎认识他，可是它后来又小心地朝后退缩，瓦格纳在它身后跟着走了好些迷宫似的街道，最后它还是消失在浓雾中。瓦格纳站在那儿，久久不动，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难过，它居然会逃避旧日的主人，瓦格纳觉得这是个恶兆。

瓦格纳认为《黎恩济》是经过剧烈的阵痛才诞生出来的。它有五个极好的终场，很好的赞美诗，多人大合唱，游行的场面和声势浩大的管弦乐曲。如果《黎恩济》是梅耶贝尔写的，一定会风靡全巴黎，可惜它却是一个穷困到极点的德国乡下青年所写的。

明娜不得不写信给一个朋友，请求金钱上的救助：“今早理查德必须离开我去坐债监……再过两星期，《黎恩济》的序曲就要公演了；可是在演练的时候他不能亲自在场，这怎么行呢？……我的眼泪又管什么用?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末日了?”结果《黎恩济》没有公演。

虽然几年后，有些歌剧院请求上演《黎恩济》，但被瓦格纳拒绝了。因为它太长，而且音乐性质不均匀。瓦格纳也不满意这部作品。《黎恩济》最后三幕，是在瓦格纳生计最艰苦时写的。二十多年后，每谈及巴黎这段痛苦日子，瓦格纳总忍不住热泪盈眶。他一生一世都深深地感激着明娜，是她在他最贫贱的时候，勇敢而冷静地守着他，他的失望使她难过，看到他昼夜不停地为斯勒辛格拼凑些差劲的歌剧的改写曲，她感到既怜惜又骄傲。

1841年10月，瓦格纳夫妇住进了杰克伯街，明娜为瓦格纳作了很大的牺牲，她把自己所有的首饰都当了。在巴黎这段困顿的日子里，瓦格纳经常和明娜散步到很远的地方去，并对她谈到他所谓的“南美洲自由的生活”。那里没有音乐和歌剧，但是若能苦干实干，便能过不错的生活。他那时在看一本关于马里兰州的书，以为它是在南美。明娜对他说，留在巴黎别上南美去，才是明智之举。后来，瓦格纳在德国推动音乐的改革，一遇到阻力就想移民到美洲去。

经常在瓦格纳脑中浮现的一幕，是来巴黎途中在挪威海岸外所遭遇的风浪，巨风在船上缆索间的呼啸声，以及水手们回响在花岗岩壁间的吆喝声。他在船上时，水手们曾告诉过他有关漂泊的荷兰人的故事，在遭受暴风雨袭击时，这个故事便开始在他脑中成形。当他听着狂风吹着缆索的响声，他突然隐约中看到另一艘船出现，然后又突然消失于黑暗中。他相信自己是见到了漂泊的荷兰人，于是他的脑海里又渐渐有了音乐。

瓦格纳在里加时曾读过海涅的《赫恩·斯那伯勒夫斯基的回忆》，这本小说的主题是，只有一个女人的爱，才能赎救那沉沦于地狱中的船长的灵魂。在巴黎，这个歌剧里的诗句和音乐逐渐成熟。瓦格纳想《黎恩济》若是遭到拒绝，也许短短的独幕歌剧，作为芭蕾舞表演前的开幕剧，会更有发展的机会。

梅耶贝尔把瓦格纳介绍给歌剧院的新负责人雷昂·皮耶。瓦格纳把新剧的稿本给皮耶看，皮耶很喜欢，但却不肯让他作曲。他建议瓦格纳以500法郎的价格把故事卖给他，并告诉他，歌剧院至少几年内不会请他谱曲。瓦格纳听从了他的建议，这个故事成了歌剧《幽灵船》的前身。

这年的夏天，瓦格纳写了《漂泊的荷兰人》的曲谱草稿。几个月后，他把全部曲谱完成。年底，瓦格纳将它寄给柏林剧院的经理韦翰·雷登。《漂泊的荷兰人》首次展示了瓦格纳的一种特殊的能力，他能把一个原始乐曲的原始主题，发展成为全剧的主题。虽然技巧不够娴熟，但是从这部歌剧看来，他已经打定主意，不走容易的、传统歌剧作曲家的路线，而另辟蹊径，孤独而勇敢地向音乐戏剧之途迈进。在巴黎，他终于应验了吉恩·保罗的预言，成为糅合诗歌与音乐的艺术家。两年后，《漂泊的荷兰人》在柏林上演。

随着《漂泊的荷兰人》的完成，瓦格纳开始领悟到自己改革音乐的使命。瓦格纳渴盼着返回德国，他认为德国将更有利于他的发展，他可以试着改变人们对音乐的鉴赏力。

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后，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这本书中，对宗教的批判由对人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的表述所代替。这种表述力图说明，所有宗教都是人和社会创造出来的。瓦格纳从此刻起成了费尔巴哈的信徒和无神论者。在《1849年革命》这篇自由诗体的文章中，瓦格纳写道：“我渴望打碎强权者、法律和财产的暴力。自身的意义是人的主宰，自身的乐趣是他唯一的法律，自身的力量是他的全部财产，因为神圣者是自由的人，没有什么东西比他更高贵了。”

瓦格纳在巴黎度过了3年饥寒交迫的生活。他在这里看到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发达形式，即毕尔纳所称的“有毒的金钱经济”：人民的贫困和以罗斯查尔德家族为代表的银行家们的奢侈生活。巴尔扎克曾借纽沁根男爵的形象在小说中给他们勾勒出一幅惟妙惟肖的画像。瓦格纳认定自己是歌德和席勒、贝多芬和韦伯等为代表的德国古典艺术和音乐的学生和崇拜者。怀着这一信念，他发现自己陷入力图将所有艺术变成商品的艺术工业社会中。在巴黎，瓦格纳积累了社会经验，这些经验将影响他以后的整个世界观。

1842年4月7日，回德国的日子终于到了。瓦格纳在朋友们依依不舍的送别中，离开了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