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遭失败

《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完成了，瓦格纳似乎没找到下一个目标，也不知道该往哪个地方去。德国回不去，奥地利也被禁止居住了，苏黎世他觉得受不了，又不愿意到伦敦去。瓦格纳他一生中最大的渴求是“听一场好的交响乐团演奏的第一流的四部合唱”，以及再找一家剧院演出《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使他的音乐为更多的观众所注意。思索再三，他最后决定再度大举进军巴黎。事实上，他也别无选择了，只好到巴黎去。

1859年9月，瓦格纳前往巴黎，途中在韦森冬克家待了数日，以6000法郎的价格把《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版权卖给了奥托。瓦格纳抵达了巴黎，在香榭丽舍附近找地方栖身，最后在靠近埃脱埃的牛顿街16号租了栋小屋。

在巴黎，瓦格纳想要演出《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仍然很难，他无法说动一些重要人物，使他们感兴趣，不久他就灰心了。剧院经理卡尔沃原先兴致勃勃地想上演《唐怀瑟》，两人会面时，瓦格纳忘我地弹奏第二幕里的终曲，却把卡尔沃给吓跑了。当时，瓦格纳身穿蓝短外套，头戴黄色无边帽，他在客厅中的一架钢琴上面弹起了《唐怀瑟》中的片段。瓦格纳边弹奏边扯着喉咙大呼小叫，“这还不说，他唱的是德文，还有他的眼睛，那是疯人的眼睛，我不敢惹他，他真把我给吓坏了！”卡尔沃心惊胆战地说。

瓦格纳的第二个想法，是在巴黎建一座德国剧院，在那儿他所有的歌剧，包括《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都可以有上演的机会，可惜人们对他的艺术少有了解，因而没能如愿。他终于明白，要实现自己的理想，需要靠有影响力的人士协助，因此，他便在家中大宴宾客。这样的晚会倒是十分成功，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被邀请，足以反映出瓦格纳多方面的兴趣：有诗人、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学者和政治家。瓦格纳很善于应付这些人，宾客们不论贵贱，眼里看的耳里听的，全是出自他一个人的表演。

1860年，事情渐渐有了转机，法国的“瓦格纳派”逐渐成形。其中一个是海军军医奥古斯都·德·盖士培里尼。他对瓦格纳音乐有着深刻的了解，并留下了些当时的记载。据他说，瓦格纳看上去很年轻，初见面时他显得冷漠、保守、严厉，交谈以后慢慢就热情起来，脸上也绽放出智慧的光芒，这正是他从他的音乐里所了解的那个人。他的五官显现出不屈不挠的意志，这种性格表现在他宽阔的额角、坚定的下巴、紧抿的嘴唇和瘦削的双颊里。“我认识了这位天生的戏剧家与不眠不休的探索者，他在人类灵魂的最深处从事探索。”有时，他又从瓦格纳变幻的表情中，见到受到极度折磨的特里斯坦，或是叔本华的信徒。话题若是转到将来的计划上，瓦格纳又显得年轻活泼起来，与先前的深思沉静判若两人。瓦格纳从未染上矫揉造作的气息，也从来都学不会优雅的举止，至死为止，他一直就是那口浓浊的萨克森口音。

画师与雕刻家弗洛里曾撰有一篇短文赞美瓦格纳的歌剧，深得瓦格纳的心。弗洛里写道：“我想不出还有任何人，能比得上理查德·瓦格纳所遭遇的苦难；可是在他作品中却找不出丝毫这样的痕迹。”瓦格纳自己也说，他的艺术是纯净的、不染尘埃的。

瓦格纳在意大利剧院（法国的一家剧院）演出三场音乐会后，瓦格纳派在法国便逐渐活跃起来，这家剧院就是从前拒演《禁恋》的剧院。1861年3月，歌剧院演出《唐怀瑟》后，瓦格纳更是声名大噪。有位大公和一家剧院的经理表示愿意上演《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结果却食言了。瓦格纳于是决定租用意大利剧院，来使巴黎人认识他的新作。他写信给玛蒂尔德，告诉她自己对《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看法：“……我的艺术最好、最有深度之处……是转接的艺术……我艺术的全部精华就在这样的转接当中……在这精微、渐进的转接艺术里，我最得力之作，是《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第二幕中的大场景。”

曼茨的薛特音乐出版公司答应以一万法郎的价钱，购买瓦格纳的《莱茵的黄金》。由于此剧刚卖给韦森冬克不久，必须获得他的同意才行，韦森冬克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瓦格纳在意大利剧院的音乐会十分成功，在1500名听众面前，他的指挥没用曲谱，听众数度在音乐演奏间爆出掌声。首演的晚上，瓦格纳没有邀请任何批评家。第二场和第三场，听众较少，却吸引了一些知名的新爱慕者，如巴德雷，他匿名写信给瓦格纳说：“你带领我回到了自我。”

瓦格纳三场音乐会下来，亏损了1.1万法郎，因此不得不取消《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演出计划，现在他连是否能租得起牛顿街那舒适的家都成了问题。他前往布鲁塞尔再去指挥演出三场音乐会，期望能弥补亏损。首两场演出很成功，依照合约，他可以得半数的收入，可是他发现其中有一条载明，他需负责有关音乐方面的花费，这样他就一分钱也没剩下了，于是他取消了第三场音乐会回到巴黎。

回到巴黎后，尼瑟罗德伯爵夫人玛丽·卡列姬为瓦格纳解决了经济的困窘。玛丽是李斯特和肖邦的学生。瓦格纳说，他一直觉得，自己的期望一定都不会落空的。他的敌人因此抓住这个话柄，批评他自大而不知感恩。事实上，他对人们的关注，不论是实质上的或是精神上的，一向极为感激，即使是以一个有教养的绅士的标准来衡量，他都算是很有良心的，常为一点小恩惠而一再感谢人家，并不计较对方的社会地位是如何低微。有些债务他一直拖欠着，这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那帮艺术朋友，像普西尼利、韦森冬克以及许多其他的人，并未真正期望他会还钱，他们希望所得的报偿，是瓦格纳艺术理想的最终胜利。

为了对玛丽·卡列姬表示谢意，瓦格纳特别为她演出了《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第二幕，自己饰特里斯坦，著名歌唱家宝琳·维阿朵·加西亚演伊索尔德，另外再自费由伦敦招来卡尔·柯林华为钢琴伴奏，在座的唯一的外人是柏辽兹。瓦格纳说，卡列姬“一直不做声”，而柏辽兹也只称赞他演出“卖力”。卡列姬后来告诉女儿，《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真是令人听不懂，它是抽象的概念，很使人想去探究一番……作为一个戏剧作品，到处都会受到观众的排斥的”。

1860年3月，法国皇帝下令在歌剧院演出《唐怀瑟》。促成《唐怀瑟》演出的人有奥地利驻法国大使的夫人宝琳娜·梅特涅公主和彪罗。彪罗由柏林到巴黎，带着普鲁士公主的介绍信给普鲁士驻法大使，请他运用他的影响力，让《唐怀瑟》得以在歌剧院演出，他要大使将请求的细节写成报告。

回到巴黎后，瓦格纳便积极准备演出《唐怀瑟》。这时，令瓦格纳烦恼的事又发生了。为了整建巴黎市，他居住的牛顿街在计划中必须拆除，瓦格纳不知情，他预付了三年的租金，有天回家，却发现街道已经被封住了，要想步行回家都不成，多付的两年租金就这么泡汤了。他在歌剧院附近，另找了一处简陋的房子，这条街阴暗嘈杂，他的新居是拥挤的二楼公寓。

歌剧院的条款规定，外国作曲家的歌剧必须以法文演出，同时作曲家不论是否为法国人，一律不得指挥自己的作品。因此，瓦格纳请了一位海关官员，年轻的艾德蒙·罗希，来帮他把作品翻成法文。艾德蒙不懂德文，瓦格纳只好又找了一个德国人鲁道夫来帮忙，鲁道夫又只懂一点法文。最后，瓦格纳要不断地对艾德蒙做手势，并不时朝着艾德蒙喊道：“是！是！”就这样，两人辛辛苦苦地琢磨出了译文。

译成法文后，不料歌剧院的经理又说得押韵才行，于是又请来歌剧院管档案的查尔斯·贺韦，将它写成韵文。瓦格纳希望巴黎的观众在看演出前对《唐怀瑟》的剧情有所了解，而且他不喜欢人家把他归类成理论家，因此请查尔斯的巴黎朋友保罗把《漂泊的荷兰人》《唐怀瑟》《罗恩格林》以及《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译成散文式法文。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前言，说贝多芬的交响曲，为歌剧开创了可能的新方向，他正尝试把它运用在自己的剧诗里。他说《唐怀瑟》的诗，经由这种新交响曲精微细密的旋律，生动而真实地表达出它在戏剧、诗歌和心理学方面的内涵。这时，小提琴家约瑟夫及一些人共同签署了一项抗议，反对“新德国人”瓦格纳和李斯特的“将来的音乐”。

法皇下令一切遵照瓦格纳的意思去办，为使《唐怀瑟》的演出达成艺术与音乐方面的完美，一切花费在所不惜。这是瓦格纳一生当中，第一次能随心所欲地支配世界一流剧院里的一切：高水准的交响乐团、最好的合唱团教练、舞台经理、舞蹈家、布景画家、化妆师等，然而瓦格纳却不如想象中的开怀。诚然，和剧院的接触一向使他生龙活虎，他坚定的意志，常常鞭策着许多人跟着忙上忙下，但在表面的活力下，他却显得郁闷而忧思。在狭小的公寓里，他训练歌手们，并写了长而富含哲理与悲剧意念的信给玛蒂尔德，谈到《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叔本华、对白昼的幻想与黑夜的救赎。瓦格纳身上既无钱，身体又差，来巴黎是期望上演《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现在演出的却是15年前的《唐怀瑟》，这只能算是退而求其次了。

歌剧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岀歌剧的第二幕里必须有芭蕾舞演出。“骑士俱乐部”中的王孙贵族们，一向视这个为他们的特权，没有哪一个导演或作曲家敢违背。这些贵族们，习惯在晚上10点钟才姗姗来迟，错过第一幕。瓦格纳先是拒绝了，后来却又不得不妥协，答应改写第一幕中维纳斯堡的那一场。法国新闻界和骑士俱乐部所持的政治动机，强过对艺术的体谅。他们不喜欢瓦格纳，因为他是革命分子，又是法国敌人的朋友，他们也不高兴他对宫廷所产生的影响力，因此不管在第一幕或第二幕里是不是有芭蕾舞，他们都是抱着对瓦格纳仇恨的态度来的。

早先瓦格纳已经觉得，他对《唐怀瑟》中男主人公灵魂里感官与精神的矛盾，未能淋漓尽致地表达，现在《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音乐成就使他又感觉到一股新的创作动力，他觉得自己已有足够的技巧，来写出热烈、**、喧闹的音乐，并借助舞蹈来表现这样的音乐。

1860年7月22日，萨克森大使通知他说，他可以自由进出德国了。瓦格纳向往已久的赦免终于如愿，他再次越渡莱茵河进入德国，这次却没有像1842年那样泪洒莱茵。“唉！再次踏上德国国土，我竟是一点感觉也没有。天啊！我一定是变成冷血动物了！”他写信给李斯特时这么说：“……我若是真正的‘德国人’，我的德国是在我体内。”

返回巴黎后，瓦格纳完成了《唐怀瑟》“维纳斯堡大酒宴”那一场曲谱的改写，他对之前的曲子一直不太满意。瓦格纳的健康状况恶化了，医生给他开了个饮食疗法，早上吃牛排，晚上喝一杯巴伐利亚啤酒。他又大病了一场，患的是伤寒和脑膜炎，神志不清、眼睛半盲，眼前全是些奇怪的幻象，甚至有谣言说他快死了。

1861年3月在巴黎演出《唐怀瑟》，演员和乐队始终发挥不出好的水平。第三场演出，瓦格纳没有出席。演出结束后，朋友们在清晨2点钟，发现他和明娜在一起，没有旁人，他安静地抽着烟斗、喝着茶，他的手颤抖着。《唐怀瑟》的演出无疑是失败了，许多人都嘲笑起促成它演出的宝琳娜·梅特涅公主。她当时很气愤地预言说，20年后巴黎一定会欣赏瓦格纳，她果然没错。瓦格纳过世后，巴黎完全成了瓦格纳的天下，人们称他是神，说他在法国的艺术生命里，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法国演出《唐怀瑟》后，德国的音乐界才开始认真地把他视为代表德国的作曲家。

1861年到1864年的三年里，瓦格纳迁徙漂泊，居无定所，备尝艰辛与焦虑。他主要的职业，可以说只是为了赚钱，不管以什么方式订约，也不管什么尊严。这一时期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瓦格纳与明娜分开了；二是为《纽伦堡的名歌手》谱曲。这是一部安宁平和的歌剧，也是显示出他的脑海中有种精密自我控制能力的极佳例子，当他的意识再也承受不住愁苦的重担时，便会自动转向音乐创作的快乐内在世界。

1861年4月，瓦格纳前往维也纳，因为有人表示有兴趣在卡尔斯鲁厄上演《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瓦格纳前去维也纳物色主唱的人选。在那儿他首次听到《罗恩格林》的排演，他觉得男高音阿洛伊斯·安德和女高音露易丝·梅尔杜丝曼正是他所要找的人，可以分饰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但剧院经理不准他们离去，却建议瓦格纳在维也纳演出。瓦格纳一面沉思这个让他怦然心动的意见，一面步下剧院台阶，迎面遇上了有“威仪的绅士”之称的约瑟夫·史丹哈纳，他是伊丽莎白皇后的御医，也是瓦格纳的仰慕者，以后更成了瓦格纳最信赖的朋友之一。

《罗恩格林》公演时，瓦格纳去看了一场，作品受到观众热烈的喝彩。在维也纳逗留期间，有两个朋友陪着他，一是《巴格达的理发师》的作曲者弗朗索瓦以及一位音乐爱好者彼得·柯内利。两人都劝他在维也纳展开《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排演，瓦格纳最后便推拒了在卡尔斯鲁厄演出的计划。回到法国，他处理了多玛尔街的公寓，明娜到巴德索丹去治病，他则去和普鲁士驻法大使蒲塔利伯爵同住。

瓦格纳住处的房间，面对着一座花园，远处可见到皇宫，池里有一对黑天鹅，给他一种梦样的满足。他在这里找到了灵感，为大使夫人谱了一曲降A大调的《相册的一页》，同时又为梅特涅公主另谱了一曲C大调的曲子，这里面有《纽伦堡的名歌手》旋律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