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灾多难

1660年年底，伦勃朗搬到小而简单的房子里。在这个地方，大多数的房产都是用来出租的，泰塔斯和亨德丽吉以他们公司的名义承租下来。

新房子位于罗珊街，对面是个名叫纽杜何夫的小巧玲珑的花园，由画家约翰·林格贝克的父亲管理。罗珊街是个荒僻之地，居民和外界很少接触，和布里街相较之下，它可是宁静多了。那里的人不肯花时间去串门，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不友善，而是因为他们必须为了生存而努力，既没有时间，更没有金钱去应酬。

虽然生活环境缩减了许多，如果我们如同一些传记家所推测，认为伦勃朗的家庭现在陷入一贫如洗的地步，那就错了。伦勃朗仍然有学生，不过因为他受欢迎的程度已减低，所以学生比较少。他也继续接到邀画的定单，他的学生格瓦特·佛林克还没有为新的市政厅作画就去世了，于是官员就问伦勃朗是否愿意接受这项工作。

新的市政厅在5年前就已经启用了，但是环绕主厅的大画壁还没有装饰好。当局决定请人画8幅油画，悬挂在圆屋顶下的半圆壁上。佛林克死后，伦勃朗接下的绘画工程，是“在克劳狄·西菲利斯领导下的巴特维安人反对罗马暴政的革命”。 17世纪的荷兰人认为他们是“巴特维安人”，就好像20世纪的英国人认为自己是“盎格鲁·萨克逊人”一样。

《西菲利斯的密谋》是伦勃朗所有作品中，最大的一幅油画。广阔的帆布（20英尺高，大约18英尺宽）后来被大卸八块——大概是伦勃朗自己做的——而原来的构图，只可以从存留下来的草图上去揣测。它会被这样切割，而且挂在市政厅不满一年，是因为它吓坏了阿姆斯特丹市的父老们。伦勃朗并没有画出他们希望看到的浪漫与高贵的自由形象，反而运用他所有的技巧和戏剧化的创造力，表现出他认为的比较真实的写实题材，画中的主角是阴谋颠覆罗马的一群人。

这副名为《西菲利斯的密谋》可以说是伦勃朗视觉想象的极致表现，但也是他最骇人的浩劫。伦勃朗没有美化这个荷兰建国功臣，而是真实的表现了整个历史事件。

所有的人物都是粗俗而残忍的，他们受残酷的独眼龙西菲利斯的支配。西菲利斯挺着一张已瞎掉一只眼的狰狞面目，拿着一把宝剑，歃血为盟，他穷凶极恶的样子，真是呼之欲出。潜伏的邪恶环境，被光线所强调：一股发磷光的绿色光线，从桌布上发射出。桌布发光好像是战场上一具长蛆的尸体。

这就是伦勃朗心中的叛变，他从来没把这个荷兰功臣想象成风度翩翩的君子。很多人觉得这幅画尚未完成，粗糙得令人惊心，似乎还在创造之中，但伦勃朗的画笔似乎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那就是你，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件尚在创作过程中的作品。”伦勃朗作画时，当然不会墨守成规，他创作了史上最粗糙，却也最真实的历史作品。

普通的民众永远喜欢刺激的东西，他们为伦勃朗的这幅画所吸引。但是市议员们却很愤怒，这幅描写暴行的杰作不久就被另一个艺术家同一体裁的三流作品所替换，至今仍悬挂在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里。油画的被拒，使伦勃朗感到很懊恼，尤其因为他曾答应从画的报酬中，偿还一部分他欠朋友卢狄克的钱。但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来说，《西菲利斯的密谋》被接受与否并不重要，此时的伦勃朗已超越了这种对褒贬得失的关心了。

伦勃朗在为市政厅作画时，画了一幅黑人的像，是他那时心态的缩影。他并不寄望那幅画能卖得出去，那根本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他所探讨的主题。那个时候，运送与贩卖黑奴越来越普遍，而荷兰商人面对传统海洋企业的新竞争，都急切地投资于这种有厚利的贩卖人口的“三角商业”。通常，黑奴都被卖到农场做苦工，偶尔也会有一两个黑奴运气比较好一点，可以在富人家里当仆人。

在油画里，伦勃朗使那个黑奴成为他那个民族的代表，激起我们对人类悲惨命运的同情心，同时，也质问这个重利忘义的社会，道德心究竟何在！1671年8月7日，亨德丽吉抱着病，忧心忡忡地去见一个公证人，伦勃朗在门外等着她。她认为自己的病不轻，预立遗嘱才是万全之策。公证人形容她“一看就知道在生病，不过仍不需扶持，仍很灵活”。

亨德丽吉所立下的遗嘱条款，是她爽朗大方的另一个明证。她几乎没有要求别人为她做什么，遗嘱的整个目的，是万一她死了，仍要继续维持那艺术公司，以保护伦勃朗的利益。她的做法是，使柯娜丽亚成为她的继承人，万一柯娜丽亚死了，所有的财产全都归她的异母哥哥泰塔斯。亨德丽吉很可能和萨斯基亚一样，也患有肺病。不论是什么原因，她的身体逐渐衰弱下去了。

伦勃朗自从1652年为意大利西西里的贵族安东尼画了《亚里士多德对荷马的头作冥想》（以下简称《荷马》）以后，一直和他保持通信联络。1661年，安东尼显然以意大利人的方式建立了一个“伟人”的画廊，买下了《亚历山大大帝》，并且请伦勃朗画了张《荷马》。不幸的是，安东尼对那两幅油画都不满意。他抱怨《亚历山大大帝》只是别人现有肖像画的放大。伦勃朗不甘示弱地回复他一封蛮横的信，如果安东尼再付给他500个金币，他就重新再画。安东尼也批评《荷马》，认为看起来好像没有完成。据说，伦勃朗回答称“如果艺术家认为已经达到他作画的目的，他的作品就算完成了”。不过，伦勃朗最后仍然作了一些修正，两个人的关系没有受到损害。以后许多年，安东尼继续收集伦勃朗的作品。

伦勃朗的这件油画作品表现的是他对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种诠释。在作品中，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右手轻轻按在古希腊著名的盲人诗人荷马的胸像上，荷马那失明的眼眶中放射出穿透黑暗的目光。一缕暖光照在荷马的头上，也反射在亚里士多德的脸上，而哲学家的眼神与其说在凝视，不如说在沉思。这让观赏者在欣赏作品时会自然而然的融入他的思考之中。画面的很大部分是伦勃朗一贯坚持的浓重的黑色，唯有亚里士多德的脸部和双臂的衣料是亮色的。画像上，亚里士多德佩戴着亚历山大大帝赠与的金色链条，它的重量，透过漫长的岁月，承受着时光的洗礼，却依然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辉。

比《荷马》较为顺利的一幅预订画也在同一年完成。那是一幅团体的肖像画，这一次的主顾是呢商同业公会。这幅画又称为《呢商同业公会理事的肖像》，是伦勃朗最知名的作品之一，肯尼斯·柯勒克称誉它为“欧洲油画的佼佼者”，当时的人对这部作品也极为赞赏。

无疑的，公会里小心谨慎的商人，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他们不希望像《夜巡》那样，被画得看不出各人的面目。无论如何，伦勃朗费了很大的劲，才摆脱他巴洛克式的画风。

17世纪的荷兰人，对于团体肖像画有一种永不满足的需求，而伦勃朗也独自在这方面开创了风俗画的例子。以前二流的艺术家把被画的对象排列得好像要拍学校的毕业照片一样，而第一流的艺术家把他们排列成有趣的几何图形。不过，没有人曾经显示，为什么那个团体会存在，它如何运作，也没有艺术家曾经使用一幅团体的画像，分析这个团体是什么性质。

在《呢商同业公会理事的肖像》里面，每一个人显然都有他自己参与的贡献，而且我们知道他们合起来是一个坚强的有机体。伦勃朗在他们每个人之间形成一个心理联系，邀请我们和他们相对谈话，他的方式是让我们进入他们正在开会的屋子。那幅画的画框，就好像我们必须经过的一扇门，他们全都往上看，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

1662年秋天，伦勃朗采取了一个特别的行动，他卖掉了萨斯基亚的墓园。从经济上来说，这一年不是丰年，不过还有更糟糕的年头，而且他以前从来没有动过做这种事的念头，他卖了一个墓园，为的是买另一个在维斯特科克的墓园，因为那里离他的新家比较近。

1662年的冬天，是亨德丽吉的最后一个冬天，她越来越衰弱。运河的湿冷，对亨德丽吉可能染患的肺炎危害更大。她衰弱得甚至连对美丽的荷兰春天之来临，都感到无动于衷。伦勃朗不必去请教医生，都知道她没有希望了。

1663年7月里，哀伤的泰塔斯出去请牧师来，并按照传统的习俗通告邻居们，有人濒临死亡了。伦勃朗在他们的小卧室中看着亨德丽吉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们可能没有交谈，因为她已经不能说话。他准备将她埋葬，通常先由最亲近的人为死者洗浴和更衣，她一定希望他为她做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