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牛津到纽约

1938年，伯特兰写了一本《权力论——一个新的社会分析》。书中分析论述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该有某种程度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是过去所讲的，而必须重新加以定义。他认为此一主题非常重要，希望能引起更多的注意。他从基本的假设上而非枝节上反驳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伯特兰认为社会原理的基本概念是权力而不是财富，所以，公平的社会应该尽量地使大家有平等的权力。

自从《权力论》完成以后，伯特兰的思想路线便又转到了理论的哲学上，1937年年底，牛津大学邀请他去讲学，他选择了“语言和事实”为题。早在他1918年被监禁的时候，就开始对有关“意义”的问题产生了兴趣，但过去他忽略了这些。

伯特兰在牛津大学讲学期间，曾在牛津附近的金林顿买了一幢房子，住了大约一年。他在那里未曾受到人们的尊敬。伯特兰在自传里说，只有一位牛津的女士去拜访过他们。后来在剑桥也是同样的情形。这使他意识到这些历史悠久的学术中心对他的态度。

就在这时，伯特兰在美国找到了一份安定的工作。1938年3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系聘请伯特兰去做客座教授，期限是一年。伯特兰心中明白，实际上不可能只有一年，所以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以便能够长期居留。

不过，爱子心切的伯特兰，又为即将与子女分离而深感烦恼。自从和桃拉离异后，约翰兄妹除了住校念书外，每逢假期就轮流到父母那儿去团聚。远隔重洋，不但不能常常见面，而且监护权问题也会随之产生。

1938年4月10日，他写了一封信给奥托琳，这是他们自1911年在贝德福44号相识以后的第1775封信，不料发信后的第十天，奥托琳病逝，伯特兰为此难过不已，从此失去了一位可以倾诉心声的知心好友。

不久后，伯特兰把位于牛津附近金林顿的房子卖掉了，但一时又无处栖身，于是雇了一辆旅行大篷车到布洛克索的海边度过了将近半个月的流浪生活。那个地方经常下雨，他们一家五口（包括约翰、凯蒂及最小的康拉德在内）只好挤在一堆，蓓蒂为大家做饭。8月底，约翰兄妹回到学校，伯特兰、蓓蒂和康拉德则启程赴美了。

到达美国后，伯特兰本来准备在芝加哥大学讲授“语言和事实”，但是当他听说美国人不喜欢课程是单音节的字，因此就把它改为了“口语与身体运动习惯的关系”，但内容却没有改变。

伯特兰在此教学期间，有两件事令他困扰。第一是芝加哥的气候不适、环境杂乱，令人非常地不舒服；其次是芝加哥大学的校长赫钦斯先生整天忙着编辑“一百本最佳书籍”，而且他们之间在哲学上的见解不同，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冷淡，只要聘约期满，一定不会续聘。

幸运的是，在聘约到期之前，伯特兰接到了加州大学为期三年的新聘约。

在他来美的同时，慕尼黑危机升到最高点，有人问他关于张伯伦准备跟希特勒会晤的意见，他先谈论欧洲情况，做了一番分析。他认为希特勒的势力无法抗拒，与其生灵涂炭、让无辜的人民死于毒气或炸弹，倒不如对德军欢迎。这种论调，招致了不少攻击。他在《如何达成和平》这本书中，竟建议波兰由德、俄瓜分，也许能使得德俄两国因而和解，他又说，即使德、俄开战，英国也可以维持中立。

1939年3月，当他们离开萧瑟凄清的芝加哥时，那儿仍然很寒冷，而加州却已是冬尽春来的好季节了。

当年的夏天，约翰和凯蒂利用假期到美国和他团聚。他们抵达后没过几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伯特兰不让他们再回英国去，于是为他们办好移民手续，接着再为他们安排受教育的问题。约翰已经17岁，伯特兰把他送进了加州大学。凯蒂只有15岁，上大学还太早，但是由于 没有合适的学校，只好把她也送进了大学。

加州的气候以及环境虽然很好，但伯特兰对加州大学的一些作风不满意，学生中没有什么杰出的人才，而校长也很可厌，如果教员言论过于奔放，就会被认为教得不好而被开除，各学院如有什么地方令他看不顺眼的，他就会横加干涉。

学年度快结束时，纽约市立学院聘他去任教，他希望马上离开加州大学，于是立刻写了一份辞呈，当辞呈递出不久，他获悉纽约的教席职位还未确定，为了稳妥起见，他又去见了加州大学校长，希望收回辞职书。校长向他表示，已经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