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中国讲学
伯特兰是1920年6月底返回伦敦的。他一回到寓所，立刻忙着拆阅一大堆的函件。其中有一封是来自中国的“中国讲学会”，该会每年都邀请一位外国著名的学者去中国讲学，为期一年。一年以前，该会曾邀请美国的约翰·杜威去讲学。
伯特兰对于“中国讲学会”的邀请，原则上是同意，但是他希望桃拉能和他一起去。问题在于如何在封锁的情况下和桃拉取得联系，幸好教友会有位名叫阿瑟·瓦兹的会员，他经常要到苏俄去连络有关教友会的救济事宜，经由他的协助，总算跟桃拉联络上了。
从8月8日桃拉回来，到他们出发只有短短五天的时间。除了购置衣物、办护照以及向亲友道别外，还有两件事必须办妥：一是向三一学院请假一年；二是希望在中国讲学期间获准与艾丽斯离婚，他花了几个晚上为这件事奔波，他得把一切有利证据交给律师。
桃拉以她高明的技巧使她的父母都到维多利亚车站来送行，好像伯特兰已经是他们的女婿似的。
他们本来准备从法国马赛港乘坐一艘名叫“波托斯”的法国船前往中国，但后来忽然接到通知，说该船出现了传染病例，必须延后三周才能开航。伯特兰为了避免与亲友做第二次道别，决定到法国去等船。
1920年9月初，伯特兰携同桃拉乘上开往中国的船从马赛港起航，全部行程将近一个半月。
10月下旬，英国驻北京的代表向国内请示说，伯特兰偕同一位布莱克小姐抵达上海，据说他们在途中曾有反英及亲布尔什维克的言论。英国外交部研究的结果是 ，询问中国方面的态度，希望中国政府如果发现伯特兰有颠覆行动时，迅速通知他们，以便采取行动。中国政府拒绝这样做，但几星期后，情报当局却把伯特兰列为“可疑人物”，理由是伯特兰在长沙演讲有关社会主义的论题。
伯特兰到达中国的第一站——上海时，竟然没人来接他，使他怀疑是否有人在开玩笑。还好，不久接待人员来了，官方指定的翻译人员是赵元任，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年轻、英语流利，当时正执教于清华大学。
他们在上海停留三天，会见了很多学术界人士，除了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以外，也有欧洲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他们之间多半没有来往，在接待的大厅里，被分别安置在不同的桌子上，伯特兰忙碌地周旋其间。
孙中山先生准备设宴招待他，遗憾的是，预定的日期正好是在伯特兰离开以后，伯特兰只好婉谢。不久，孙先生就到广州去了，由于伯特兰无法到广州，所以从未晤面，这件事一直使伯特兰感到遗憾。
伯特兰和桃拉接着到杭州游玩了三天。伯特兰对西湖风景赞不绝口，他认为那种古代文明之美，远超过意大利。
他们离开杭州后就又回上海，乘火车去南京，再从南京乘船到汉口，又从汉口坐火车去往长沙。
伯特兰和桃拉经过多天的旅途劳顿，当他们抵达长沙时已经筋疲力尽，希望好好休息一下，并尽快地赶往北平。湖南省长诚意地请他们在长沙停留一周，并排定了演讲日程，伯特兰只肯停留二十四小时。为了答谢他们的盛情，在短短二十四小时内，他发表了四次演讲。省长设宴招待，也就是在这次宴席上，伯特兰初次和杜威晤面。几个月后，伯特兰在北平患病，杜威曾尽了最大努力帮他。
离开长沙后，伯特兰乘坐火车去北平。赵元任为他安排了令人满意的住处，那是一幢四合院的平房，有一个略懂英语的男童、一个男厨师和一个人力车夫。伯特兰在北平的前一段时间十分愉快，这座城市有想象不到的美丽，工作也不乏味，他把一切的烦恼都抛诸脑后了。
伯特兰在中国住下来以后，他突然感觉到自己正热心崇拜着中国的文化。他对于一些中国朋友喜欢购置西式家具和崇拜西方思想，大惑不解，因为他十分欣赏中国古老的东西，他选购家具时，都喜欢买中国式的。
他的课排得很紧凑，在北平要举行五次正式讲学，包括数学逻辑、物质的分析、心灵的分析、哲学问题和社会结构，此外还有高年级的研究课程。学生们都是有为的青年，直率聪明，求知欲极强。他们急于多多了解这个世界，从而摆脱旧传统的束缚。
桃拉常被邀请到女子师范学院去演讲。她们提出各种的问题，例如婚姻、自由恋爱等，桃拉都坦率地一一作答。
伯特兰和桃拉也曾邀请一些学生到家里聚会，起先女孩子们都显得很拘谨，躲在另一个房间里，必须把她们请出来并鼓励她们和男孩子坐在一起，几次以后，她们也就习惯了，不再那么不安了。
邀请伯特兰前来讲学的北京大学，是中国的著名学府，校长和副校长热衷于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学校的经济情况有时候会出现困难，在那儿从事教书工作，完全是出自爱心。学生们都有强烈的求知欲，他们吸收了教授传授的知识，准备为国家奉献一切，他们热切希望国家觉醒。
当年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未予丝毫重视，伯特兰却认为在未来世界的政治舞台上，中国将扮演极重要的角色。他深深地了解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他认为中国如要避免外国的侵略，唯一的途径就是激发起民众的爱国心及扩增自身的武力。
概括说来，伯特兰对中国文化极具好感。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艺术家的国度，具有艺术家所希望的优点和缺点，他承认从中国学到的东西，比从他自己的国家所学到的更多。他喜爱中国和中国人，但他对中国人一味力求西化，发出慨叹，他曾忧伤地预言说：“东西方唯一的不同点是，前者将比后者更为西方化。”
至于中国人对伯特兰的感想如何呢？伯特兰身为英国贵族，但他却毫不容情地批评英国帝国主义作风。中国人首次发现这位外国人，甚至还是英国的贵族，竟能以中国人的角度考虑中国的问题。当年的北京大学曾出版一份《罗素》季刊，用以阐述伯特兰的思想、见解，这正显出知识分子对他的崇敬。国父孙中山先生也曾说过，伯特兰是唯一了解中国的英国人。
1921年3月，北平还是很冷，他患了支气管炎，他并未放在心上，3月14日他被邀到保定去演讲，别人穿了大衣还在发抖，他却一如往昔，没有穿大衣就站在台上演讲。演讲完以后，突然全身发抖，准备马上回北平，却不料车子在途中发生故障，先是轮胎爆裂，等轮胎修好，引擎又熄火了，罗素已呈半昏迷状态。大伙儿把车子推上一个小山坡让它自动滑下，总算将引擎发动了，当车子抵达北平时，城门已经关了，又差不多经过一小时的电话联络，才把城门打开。
桃拉立刻把他送进一家德国医院，由德籍医师迪普负责诊断，确诊为急性肺炎。高烧不退，情况十分严重。白天由桃拉照料，晚间则由护士看护。病况严重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伯特兰偶尔清醒的时候，还会跟医生或桃拉开开玩笑，幽默一番。有位医生说他只有衰弱得不能说话时，才像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因为每当他清醒过来，总不免要笑骂一番。
当他度过危险期进入康复阶段躺在病**休养时，获悉桃拉已怀有身孕，这使他倍感欣喜。
其实，他在康复期间，不仅身体虚弱，而且还有一些例如心脏、肾脏、静脉等方面的小毛病纠缠着他，不过由于心情愉快，他把这些都看得无关紧要了。
最令他焦躁难耐的是，由于并发的静脉炎，必须静静地仰卧一个半月之久。医生说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伯特兰预定回国时要前往日本做一次讲学旅行，桃拉必须赶快回国等待分娩，这些事都不能耽误，如此一来，只好把去日本的行程缩短了。